【違法強制處分到證據排除】(6)被告在驗尿同意書寫下「非自願」?--強制處分「同意」的判斷標準
這一回合我們要分析的判決是高等法院去年8月的駁回檢方上訴、維持一審桃園地院證據排除的無罪判決。
為什麼要分析這則判決?
這則判決提出了,在無令狀下,如何判斷被告/犯嫌人是否出於真摯「同意」的標準(本案為驗尿,但在同意搜索情況應該也適用)。
這件案件的案情是,被告和他的朋友從鄭某的租屋處走出來,看到警察來了,於是對著屋內大喊「警察來了」,警察看到門沒關,就走了進去,發現屋裡有毒品和槍枝,鄭某承認東西是自己的。
警方認定當時在門外的被告和朋友不是現行犯,沒有逮捕被告,而是要求被告和他的朋友配合回警局以「關係人身分」接受調查。
製作筆錄時並沒有踐行被告/犯嫌人的三項權利告知,筆錄也是註明「關係人」身分。
☆按:其實「關係人」在刑事訴訟法上並不是正確的用語,但如果沒有進行權利告知,一般認為應該是「證人」,而非「被告」。因此二審判決認定「被告並非經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而係經警方以證人或「關係人」身分一併帶回製作筆錄,足見被告並無配合警方採尿之義務」。
後來警方要求被告驗尿,被告於勘 察採證同意書上「同意人出於自願同意」欄上載明「#非自願」3字。
本案一二審法院均認定被告並非自願同意採尿,因此證據排除而為無罪判決。
💥重點來了:#如何調查被告是否同意?
參見二審判決:
〔原本欠缺授權依據之干預行為,藉同意為名,以「經同意」之合法外衣規避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實則進行對人民基本權之干預與侵害者,其情形絕非不能想像,實際上亦非罕見。故如何能認為受強制處分之人民對於國家機關要求其 接受強制處分,確係基於「真正之同意」而同意,實應予重視。關於強制處分之同意,我國刑事訴訟法除於第131-1條針對同意搜索設有:「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規定外,針對其他基於受處分人同意而 進行之強制處分,如本案警方基於被告「同意」而對其採集尿液送驗之行為,刑事訴訟法則未有相關條文規範其要件及程序。為確認真意並杜絕將來可能之爭議,學者或有認為應以書面同意為之,或認為應事先告知受處分人其並無配合或忍受之義務,固為將來法律修正時可考慮之方向。於法律修正並定有明文規範前,針對自願或同意接受強制處分之認定與證明,並非易事,然法院仍應依據調查證據之結果(如調查被告之供述、詰問承辦員警、調取勘驗警詢錄音光碟等),適度參酌刑事訴訟法關於自白任意性之判斷原則,尤應考慮包含以下因素:其同意或自願是否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有無將同意意旨記載於筆錄由受處分人簽名,或有無出具同意書表明同意之旨;同意者主觀意識之強弱、所處之環境情狀與壓力程度(例如係以何種身分同意接受強制處分、同意當時有無受到身體拘束等)、有無面對類似偵查程序之經驗、接受強制處分事後之反應態度等,予以綜合審查判定。〕
至於檢方的上訴二審理由(詳見圖三):
1.推測被告的策略:
被告如果不願意配合,何必要在採尿同意書上簽寫「非自願」,若遭員警當場發現,必然會令被告再行重新簽其姓名,以免留下不正程序之蛛絲馬跡,如此一來一回往復下,被告自然無從達到其提早離開警局之目的,足見被告所辯與其所採取之應對策略不符。
2.權衡法則大絕招:
被告於採尿同意書上雖簽寫「非自願」,至多僅屬輕微程序瑕疵,無從證明員警有何違背法定 程序之惡劣主觀意圖,且被告於偵審中均坦認施用毒品犯行,足認此證據取得之程序瑕疵...(略)
至於高院駁回檢方上訴的理由,請見圖三。
判決原文:
二審-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上訴字第 1976 號刑事判決:https://bit.ly/2VMzVIK
一審-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7 年審訴字第 1702 號刑事判決:https://bit.ly/3aUHS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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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強制處分到證據排除】系列:
(1)桃園保安大隊連續兩件「跟著學長亂搞」的違法搜索「遮羞布」案:https://bit.ly/3eVf1ic
(2)桃園保安大隊連續兩件「跟著學長亂搞」的違法搜索「遮羞布」案_Part.2 深入桃園保大探討違法誘因:https://bit.ly/2VG7rAE
(3)新北警叱吒桃園:「要讓你痛苦我只要放聲出去,一群人就讓你死了。」:https://bit.ly/358b4T0
(4)派出所所長帶頭無搜索票強闖民宅、抓人逼驗尿:https://bit.ly/2KJhCOw
(5)幽靈拘票:https://bit.ly/35fAEp6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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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不法取證會有證據能力嗎?
https://tw.news.yahoo.com/%E8%80%81%E5%85%AC%E5%82%B3%E8%A8%8A%E5%95%8F%E5%80%99%E5%B0%8F%E4%B8%89-%E8%80%81%E5%A9%86%E6%97%A9%E5%AE%89-%E6%AD%A3%E5%AE%AE%E7%81%AB%E5%A4%A7%E6%B1%82%E5%84%9F100%E8%90%AC-164059814.html
本篇新聞指出:「新北地院開庭時,邱男、謝女認為,蕭女在咖啡廳偷錄音已侵害隱私,並以誘導方式逼人陳述,證據力有瑕疵。」
告狀俠:「記者想說的應該是證據能力有瑕疵啦!至於證據能力跟證據力有甚麼不同?我們在未來的文章內,會再為大家介紹啦!」
回到主題,那到底私人不法取證能不能有證據能力而作為證據使用呢?
以下我們將用簡單的Q&A來為各位介紹!
Q:刑事的私人不法取證,能當證據使用嗎?
A:刑事上私人不法取證原則上可以當作證據使用,但如係出於暴力、脅迫等破壞意思表示之任意性,或具有高度虛偽可能性的情況下,才會有證據排除的適用。
解說: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只有對於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的情況下,有「證據排除原則」的適用,因檢警代表著國家公權力且掌握的資源較多,因此偵查機關違法偵查之不法需要被抑制,且具有憲法上之意義。
相較於私人不法取證基於私人與私人之地位,侵害私權利有別,蓋私人非法取證之動機,或來自對於國家發動偵查權之不可期待,或因犯罪行為本質上具有隱密性、不公開性,產生蒐證上之困窘,難以取得直接之證據,冀求證明刑事被告之犯行之故,而私人不法取證並無普遍性,且對方私人得請求民事損害賠償或訴諸刑事追訴或其他法律救濟機制,無須藉助證據排除法則之極端救濟方式將證據加以排除,即能達到嚇阻私人不法行為之效果。惟如私人故意對被告使用暴力、刑求等方式,而取得被告之自由(性質上屬被告審判外之自白)或證人之證述,因違背任意性,且有虛偽高度可能性,基於避免間接鼓勵私人以暴力方式取證,例外地,應排除該證據之證據能力。
Q:民事上的私人不法取證,是否可以做為證據使用?
A:民事上的私人不法取證原則上也可以做為證據使用,但如違法取證的情節重大(經過法官利益衡量),則例外有證據排除的問題。
解說:
※依據104年度台上字第1455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民事訴訟之目的與刑事訴訟之目的不同,民事訴訟法並未如刑事訴訟法對證據能力設有規定,就違法收集之證據,在民事訴訟法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尚乏明文規範,自應權衡民事訴訟之目的及上述法理,從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違法取得證據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及防止誘發違法收集證據之利益等加以衡量,非可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如果要否定其證據能力,自須以該違法收集之證據,係以限制他人精神或身體自由等侵害人格權之方法、顯著違反社會道德之手段、嚴重侵害社會法益或所違背之法規旨在保護重大法益或該違背行為之態樣違反公序良俗者,始足當之。」
要注意!上面談到的既然是『私人不法取證』,則就私人不法取證的行為,會另外涉有民、刑事責任認定的問題。
所以,以下舉個例子說明:
Q:對方偷錄我跟他的對話,拿來做為他和我打官司的證據,那這樣我可以告對方妨害秘密 (刑法第315條之1窺視竊聽竊錄罪)嗎?
A:這個問題算是私人取證下常見的問題,當事人雙方互相於通話中,且為對話的一方,為了蒐集證據而錄下來,原則上不會有妨害秘密罪的問題。
但如果是「無故」用錄影音工具或設備偷錄他人「非公開」的對話或影像(EX:小三跟老公的對話或影像),則會成立刑法第315條之1之罪。
Q:如果是為了蒐集外遇證據為訴訟上使用呢?
A:在這種情形下,近期多數實務見解仍認為這樣是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仍然符合「無故」的要件,不能藉口保障私人權益或蒐證為由,全面監控他方之日常生活及社交活動,進而侵犯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之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而排除刑罰之適用,仍成立刑法第315條之1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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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被國家偷走 16 年的人生】
3 年前的今天,「十三姨 KTV 殺人案」被告鄭性澤,在死刑定讞十幾年後,第一次為自己出庭辯白,這天,是他失去自由的第 52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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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性澤開槍殺警?
2002 年,鄭性澤與羅武雄等人在台中「十三姨 KTV」唱歌,其中羅武雄帶有手槍,其中幾把槍給鄭性澤保管。後來,羅武雄喝醉,又不滿 KTV 服務人員態度,就對著天花板開槍,KTV 服務人員於是報警。
警察趕到現場後,一名員警蘇憲丕衝入包廂,雙方人馬爆發槍戰,而羅武雄與蘇憲丕皆於槍戰中死亡,鄭性澤則被指控涉嫌殺害員警蘇憲丕。
案件纏訟多年,2006 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鄭性澤死刑定讞。
2016 年,高檢署台中分署向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聲請再審,主張鄭性澤應該受到無罪判決,為鄭性澤的平反露出一絲曙光。4 月 12 日,法院為了審理再審的聲請,傳喚鄭性澤出庭,這是鄭性澤死刑定讞十年後,第一次出庭,也是鄭性澤被羈押的第 5210 天。
5 月 3 日,法院裁定暫時停止鄭性澤死刑的執行,檢察官於是開立釋票釋放鄭性澤。這一天,是鄭性澤被羈押第 5233 天,從 33 歲到 48 歲,終於重獲自由。
2017 年 10 月 26 日,高等法院判決鄭性澤無罪,十幾年的冤案終於獲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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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疑點指向「無罪」的可能?
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發現確定判決有錯,有兩個機制可以去補救,分別是「非常上訴」和「再審」。
「非常上訴」是針對「法律適用錯誤」的糾錯機制,也就是法院適用法律有沒有錯誤,是為了讓司法可以統一解釋法令,以及保障人權;而「再審」則是針對「原判決認定的事實和證據有或可能造成重大錯誤」的糾錯機制,也就是鄭性澤案的情況。
本案能夠開啟再審是因為法院認定的事實和證據有諸多疑點和瑕疵,像是「案發現場被移動」的問題,擊斃蘇憲丕的子彈、火藥殘留的誤判、屍體和兇槍的擺放等;以及法院最初判決,認為員警蘇憲丕身上的兩槍由不同方位擊發,一槍是由羅武雄方向擊出,另一槍則是從鄭性澤方向,但是再審提出的彈道數據,推翻這個說法;「自白任意性」也受到很大的質疑,因為鄭性澤和證人皆主張有遭警「刑求逼供」。
如果經過詳細調查,證據仍然無法證明被告有罪時,就應該做對被告有利的解釋,也就是所謂的「罪疑唯輕原則」,遺憾的是,死刑定讞,偷走了鄭性澤 16 年的的自由。
國家與惡的距離,有多接近?
縱使這樁冤案最後得到平反與賠償,但是鄭性澤在這段過程,如何被冠上「鄭性澤就是殺人兇手」的標籤而含冤,又如何因為死刑定讞感到法律救濟已窮途而沉冤,我們可能無法想像,但鄭性澤是幸運的,還有社會動員和關注,讓他能夠平反。還能夠在重返社會時,有一間人文主題書店雇用他為員工。
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思考,這些冤案的受害者,他們在學習怎麼回歸社會當一個人時,我們又是怎麼看待和接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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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法律歷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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