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與 中國人交往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鴉片戰爭日誌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4月18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鴉片販子面臨的另一項指控是他們的行為是違法的走私。1831年7月《廣州紀事報》曾刊登了一位讀者的來信。這位讀者認為，從事鴉片走私的來華英商要有羞恥感，「我們英國商人在善於思考的公眾面前越少突出鴉片貿易越好」，因為這種貿易標誌著「道德上的墮落和病態」。[18]《廣州紀事報》在發表這篇唱反調的讀者來信時，加了一個和來信一樣長的編者按予以反駁。後者認為，只要在中國進行的鴉片走私不觸犯英國的法律就不必在意。這種觀點，後來在1840年被另一位鴉片貿易辯護者加以發揮。這位作者首先認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將鴉片運進中國，而且是在政府沉默的、幾乎是公開的同意之下進行的」，因此，「運送」鴉片並非走私，「不應得到這種汙名」。[17](PP54-55)在鴉片利益集團看來，不僅英國鴉片販子不是走私犯，甚至中國鴉片販子的走私罪名也是很輕微的。

面對英國公眾對鴉片貿易日益高漲的譴責，鴉片利益集團找到的另一塊擋箭牌，就是長期代表英國政府控制著殖民政府的東印度公司從鴉片貿易中也攫取了巨大利益。的確，東印度公司雖從1799年起禁止其船隻攜帶鴉片到廣州，但它作為英國在印度殖民地的代理人，卻控制著鴉片的大部分來源，並對當時印度一些自由邦的鴉片徵收大量過境稅。為了使這一來源穩定並擴大，東印度公司將自己的觸角伸到了鴉片生產的環節。它向印度農民提供種子和貸款，對鴉片生產與銷售實行壟斷。根據需要，東印度公司還強迫印度農民種植罌粟，再將低價從農民手裡收來的鴉片高價拍賣，獲取暴利。東印度公司通過投資和拍賣鴉片可獲得超過其投資一倍的利潤，是印度煙農收入的3倍。(1)

英印政府從鴉片貿易得到的收入，已有多種統計。鴉片戰爭前夕廣州報紙披露的數字是，英印政府從鴉片專賣獲得的利益，是每年8459425盧比，或是981293英鎊。[20]印度學者譚中的統計顯示，從1801到1840年，孟加拉殖民政府從鴉片得到的財政收入為366161809盧比，[21](P88)將近1.5億西班牙元，這個數字還可以折合成1億兩有餘的白銀。其中，在鴉片貿易急劇膨脹的1830年代，該政府平均每年570多萬元的收入來自鴉片貿易。除此之外，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也與鴉片貿易密不可分。它在1834年前，通過出售期票換取鴉片販子手中的白銀，再購買茶葉等運回英國。1834年之後，它在廣州的「財務委員會」則向鴉片貿易投資。所以說，這個公司實際上是鴉片利益集團最為核心的力量之一。

不斷地將它與鴉片貿易的密切聯繫告訴公眾，是英國鴉片商說服英國政府支援他們的一種頗有效率的方法。在英商的輿論工具和其他出版物中，對這方面情況的論述隨處可見，因為這是來華鴉片販子從事鴉片貿易的一種「理由」。故在1839年，當孟加拉英印政府中有人建議，為了道德原則而放棄鴉片生產時，《廣州紀事報》立即憤慨地予以長篇抨擊，指責「一群虛偽的政治道德家，以任何國家政府都不曾依據的理由為基礎，強烈要求放棄(鴉片)生產。……世界上有哪個政府會在一種錯誤地理解、錯誤地解釋的道德的基礎上，曾經放棄，或將會放棄一種對國家的開支必不可少的財源?」(2)

這段文字表露了鴉片貿易辯護者的內心世界。作者的邏輯很簡單:不要談什麼道德，只要看利益，沒有一個國家按照道德原則確定自己的政策，英國人如果基於道德原因而放棄鴉片生產，將是愚蠢的。同樣，要他們放棄鴉片貿易，也是基於「錯誤的道德基礎」上的主張。

四
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在遠離廣州數萬里之遙的倫敦也同樣進行。隨著鴉片問題的日趨擴大，英美社會那些懷有道德心和正義感的人士，也日漸關注這一問題。當時廣州的報紙報導說，「在英國和美國，反對鴉片的宣傳鼓動業已興起，這兩個國家都出版了大量反對這一貿易和吸食行為的出版物，人們還出獎金徵集反對鴉片的最好論文。」[22]在英國的鴉片利益集團和具有道德感的反鴉片團體之間，也很快出現了關於鴉片貿易問題的論戰。

關於在英國發生的鴉片問題的爭論，這裡無法進行詳細論述，僅對可以代表反鴉片力量的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和為鴉片利益辯護的撒母耳·沃倫的《鴉片問題》的論點分別作些介紹。

地爾窪(AlgernonSydneyThelwall)是英國的一名傳教士。他的名字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國並不陌生，因為他作為英國反鴉片人士的代表，出版了著名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其他中國出版物提到過這本書，書名譯為《鴉片論》。這本長達178頁的小冊子內容豐富，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將與鴉片貿易有關的資料加以整理，主要有:各家對鴉片毒性的論述;英國的鴉片生產和對華鴉片輸出情況;對華鴉片貿易方式;中國政府對鴉片貿易以及對英人的看法。在將這些材料系統地加以整理後，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作為「陪審團」，對鴉片問題進行裁決。他認為英國人民的裁決將會證明他的觀點:「作為興奮劑或奢侈品吸食的鴉片，是一種使嗜好者的心靈、身體和財產走向毀滅的毒藥……這種毒藥被我們在東印度的同胞走私到中國，直接地、系統性地違犯並挑釁人類和上帝的法律，並證明中國政府將我們從愜意的、與其巨大的人口進行無限制的商業交往中排斥出去的行為是正當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我們複雜的仇恨、猜疑和蔑視，對待我們蓄意的傲慢和侮辱，都是合理的。」[23](PP129-131)地爾窪要求英國公眾認真思考這些事實，並起來「抗議或阻止這種大規模的謀殺行徑」，「從現在開始，如果你不抗議這種罪行———如果你不竭盡努力阻止他們———你就以自己的方式成了他們的夥伴，並(因你無心的默許)成為你的同胞緘默的同謀。」[23](P133)

這本小冊子的第二部分是地爾窪關於鴉片貿易的進一步評論。他認為英國人從事的這種集體犯罪，玷污了英國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榮譽和尊嚴，而中國禁煙政策對於英國這樣的基督教國家來說是一種嚴重考驗。[23](PP140-143)他再次重申，在華英人所控訴的他們在中國所受的種種「冤情」是鴉片貿易的後果這一觀點。[23](P139)地爾窪認為鴉片貿易表明還有更為值得深思的東西。對鴉片貿易這一罪行的反省「引導我們去考察我們對待印度人和中國人的整個行為」，進而思考英國人在東方犯下的「每一種罪行」;[23](PP148-153)英國人在鴉片貿易的狂熱中表現出來的「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精神特質，既使他們在將近200年的時間裡未能成功地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也使他們陷入到瘋狂進行鴉片走私的道德低谷，而「鴉片貿易的罪行在與中國人交往的過程中被當作我們的行為與性格的樣本」，這是英國人在對華交往中所遇困難的原因所在。[23](PP153-158)應該說，地爾窪揭示了英國鴉片商那種「犧牲一切去滿足貪欲」的特點，的確在較深的層次上挖掘了鴉片問題的本質。

作為一名神職人員，地爾窪的言論可以說代表了基督徒的道德和良心，理應得到尊重。他的呼籲在英國社會也得到了熱烈回應，一時間湧現了大批的地爾窪擁護者。在1839-1840年，大量討論鴉片貿易是非的小冊子問世。以《對華鴉片罪案》為開端，在英國形成了頗具規模的關於鴉片問題的討論，也在一定範圍內形成了聲討鴉片貿易的社會氣氛。1840年2月13日，在英國政府加緊策劃侵華戰爭之際，倫敦的一批反鴉片人士成立了一個反鴉片協會。該協會在成立會議上通過了幾項決議，包括:「英國商人對華鴉片貿易侵犯了中華帝國的法律，為此目的在英屬印度公開進行的鴉片種植損害了英國的聲譽，對基督教的品格造成傷害」;同時，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它也是非常有害的，它干擾了英中之間的合法貿易，使這一貿易陷入危險;為此，應立即採取措施，在英國發起各種形式的反鴉片運動。[24]

但是，鴉片利益集團也不乏支持者，這些出版物中也包括為鴉片貿易辯護的作品，他們與反鴉片人士之間的交鋒，構成了鴉片戰爭前夕英國社會一場道德與利益之間的論戰。

在反對地爾窪觀點的人士中，撒母耳·沃倫(SamuelWarren)是比較突出的一位。他的《鴉片問題》(TheOpiumQuestion)也是具有一定影響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作於1839年底，在次年1月又進行了一些補充。它的主旨，是論證英國政府必須為義律繳給林則徐的2萬多箱鴉片承擔賠償或索賠的責任。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鴉片貿易的性質及評價的問題。由於站在鴉片利益集團的立場上，沃倫在談到地爾窪的書時說:「它對這一問題似乎確實採取了一種狹窄的、片面的觀點;完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實和由此可以產生的推論，而這本來是他和英國公眾都應明確予以關注的。」[25](P62)

沃倫認為地爾窪和反鴉片的英國公眾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實」。首先，中國政府和道光帝反對鴉片貿易，是為了中國的財政考慮，而不是為了道德問題。[25](P64)他引用了大量上諭和奏摺，來證明白銀問題才是禁煙的真正原因，而這又是不懂「政治經濟學」的結果。[25](PP72-73)其次，英國鴉片商人並非「走私者」。就像前面提到過的《廣州紀事報》的觀點一樣，沃倫認為「走私者」的定義不符合那些「最為傑出的英國商人———他們的名字在大不列顛、在印度，簡言之，在世界上每一個知道商業精神、榮譽和創新精神的地方都會受到尊重」。[25](PP77-78)他認為英商的行為都是在中國政府瞭解的情況下進行的。再次，鴉片不應僅僅被看作毒品，相反，「鴉片擁有最為不可估量的藥用品性」。而且它對中國人的毒害並非特別嚴重。在他看來，「我們在三億五千萬中國人中銷售的2、3萬箱鴉片，所產生的身體痛苦，決不會比在我們這個道德高尚的、幸福的國家公開地、不受指責地銷售的烈性酒所產生的痛苦多。」[25](P85)第四，對於地爾窪和其他人對英印政府策劃和管理的英屬印度的鴉片生產所產生惡果的抨擊，沃倫也進行了否認。[25](PP87-91)從這些方面來看，《鴉片問題》是一本全面反駁地爾窪的《對華鴉片貿易罪案》的作品，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鴉片利益集團對於鴉片生產和鴉片貿易的辯護。

無論在廣州還是倫敦，這都是一場沒有結果的辯論。即是說，良心和道德並沒有從實質上影響鴉片貿易。就在英美反鴉片勢力起而抗爭之時，對華鴉片輸出仍在急劇增長之中。這個事實說明，傳教士們引為自豪的基督教道德，在鴉片利益面前是蒼白無力的，巨額利潤的誘惑使鴉片販子克服了對上帝的敬畏。《廣州紀事報》的一位作者厚顏地寫道:「在商業上正確的東西在道德上就不會錯:這是倫敦的一位商人領袖最近確立的基本準則」，(1)集中表達了鴉片販子的價值觀。在這場道德與利益的較量中，後者明顯占了上風。當英國炮艦在中國海岸挑起鴉片戰爭後，甚至一向譴責鴉片貿易的英美傳教士也放下他們一度認為至關重要的這場爭論，而將其輿論的矛頭對準他們原本認為較有道德的清政府。不過，儘管如此，在1830年代發生的這場道德與利益之爭仍然有其意義。它使肆無忌憚的鴉片貿易受到道德原則的鞭笞，使其骯髒的面目暴露在英美民眾的視野之中。在鴉片戰爭的硝煙散盡之後，英國正義輿論繼續對鴉片貿易進行撻伐。而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的反鴉片行動，在晚清時期迄未中斷，並在19世紀末匯為頗具規模的社會運動，對煙毒氾濫的中國社會形成值得重視的影響。」

註解：
[18]Veritas，TotheEditoroftheCantonRegister[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19]OpiumTrade[N].TheCantonRegister，August2nd，1831.
[20]OpiumMonopoly[N].TheCantonRegister，December3rd，1839.
[21]TanChung，ChinaandtheBraveNewWorld，AStudyoftheOriginsoftheOpiumWar(1840-42)[M].Durham，NorthCarolina:CarolinaAcademicPress，1978.
[22]TheOpiumTrade[N].TheCantonPress，January18th，1840.
[23]A.S.Thewall，TheInquinitiesoftheOpiumTradewithChina[M].Wm.H.Allen&Co.，1839.
[24]Opium[N].TheCantonRegister，June9th，1840.
[25]SamuelWarren，TheOpiumQuestion[M].London:JamesRidgway，1840.

（知史討論中的文章來源：
吳義雄：《基督教道德與商業利益的較量——1830年代來華傳教士與英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明清海防研究》第一輯，網址：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知史 #長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鴉片戰爭 #林維喜案 #林維喜 #林則徐 #禁煙 #禁毒 #日誌 #知史討論

【應付與國安喝茶的建議】

1、接到約談的電話時，問清楚對方的身份和部門，談話需要瞭解什麼，要對方給出一個可信的理由。

不要當時就同意談話，要說自己先安排一下時間。

有條件的話請將通話內容錄音，事後請根據掌握的知識和自己的經歷，冷靜思考國安找你的動機。

2、電話不能作為正式的邀約，你可以表示不能確認陌生人的身份，拒絕見面；也可以一再表示自己沒有時間。

國安沒有辦法像公安那樣強制傳喚你喝茶，也通常沒有精力上門找你。你的拒絕也許可以避免談話，這其實是最佳的策略。

3、國安的主要武器是話術，它洞察人性的弱點，使用謊言和威脅撬開人的嘴。

你不需要對這個流氓政府有任何信任，你應當提防它說的話和作出的承諾，不要相信哪怕一個標點符號。

4、國安會有意無意地透露一點它所掌握的你的信息，你應當明白這些信息是政府很容易獲得的，並不代表它對你真的很瞭解。

它在試探你，只是為了讓你開口提供更多的信息。

你要做的是盡可能不要提供信息，包括你自己的和別人的，但在沒有把握的時候不要說假話，那會給有經驗的談話者留下可利用的把柄。

5、對自己過去的事，一律表示不記得了；對別人的事，一律表示不知道；對目前在做的事和未來的規劃，一律表示還沒想好。

對國安提出的確實與自己有關的問題，一律以「嗯」作答，不作正面回答。

再高明的談話者也害怕遇到這種沈默的聰明人。

你不提供有效信息並不違法，而你多說的話都有可能作為給你或他人定罪的證言，因此必須惜字如金。

6、對國安提出的非法要求，如當線人，間諜，偷雇主核心機密，竊取商業秘密，攜帶物資資金，充當情報交通員等，要當場明示拒絕，譴責此種行為，切忌不要以曖昧、敷衍的態度答應國安的要求，那樣只會授人以柄，讓其得寸進尺。

7、國安是警察，按照法律規定必須出示警官證。你有權查看談話場所在場的所有人的證件，對沒有出示證件的人，你應該拒絕與他說話。

要仔細查看這些證件，正反面都要看，將照片與本人進行核對，記下談話人的警號，地區和部門，有條件的要復印和拍照。

一般國安看到此情形，氣勢上已輸了七分，因為他的身份信息已被你知曉，他將十分注意談話中的合法性和合規性。

8、有些無良的國安尤其是情報部門會使用假證件，或借用其他公家的辦公場所來談話，以達到混淆身份的目的。

你不應配合此類非法的談話，應當明確指出使用假證件違法並立即報警。

對於以工商、僑聯、外聯、學公辦等掩護身份的談話者，你應當拒絕對話，不能因為談話場所的性質而相信其身份，更何況普通公務員無權過問敏感的問題。

9、保密是國家安全工作的生命線，洩密是國安最害怕的事。因此盡可能在談話時錄音，與其讓他問你問題，你不如多問他問題，問他的個人家庭情況，問他的單位是幹什麼的，問國安找人談話的依據等等，這些都可以讓談話者難堪甚至害怕，以至於談話無法繼續下去。

當國安害怕你的時候，他就沒有勇氣和把握來利用你。

10、情報機關談話的方式更加隱秘，即使訓練有素的人也很難察覺，國安在海外有數量龐大的情報人員、情報站和線人網絡，在方方面面都有廣泛的滲透。

在海外的同學們務必注意安全，如果自己本身在西方政府、軍隊、科研院所等敏感部門工作，就要注意別與身份背景不明或有明確官方背景的中國人交往，尤其不要相信熟人介紹交友，以防被拖入罪惡的深淵。

https://www.iyouport.org/簡易指南：如何應對被國安喝茶/

【盧斯達：論帝國主義，中國是西方的前輩 | SOSreader】

香港的舊高中，有一科叫「中國文化科」(下稱「中化科」)，很多代的香港人，雖然與中國本部隔絕，卻能透過中化科神遊美好的「文化中國」，這也成為現代香港人愛國主義的根源。中化科可能是最早，也最強大的「洗腦教育」，它透過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的歌頌，建立了香港人心目中的中國本質——縱然它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夢像。

超國民教育

中化科的立場，是基建於五四運動之後全盤西化思潮的逆反和反動。你要放棄，我要拯救。在香港，「中華復興主義」是一班流亡香港，矢志復興「真中華」文人學者的小眾玩意。他們透過與港英政府的某種共謀共治，使這套特定的意識形態得以長期主導中國文化科、舊中史科和中國文學這類「超國民教育」。今人反「洗腦教育」，卻振振爭論錢穆唐君毅會不會反對港獨云云。大概是一種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情深，無法省察在香港的立場而言，香港教育中的「中國學」，乃至所謂「新亞系統」的殖民性

中化科經常提出一些中西對立的命題，其產生之時，是中國積弱動亂之時。例如「中國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應該是出自五四時的文化保守派杜亞泉)、「中國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的文明」(見張君勸及梁漱溟) ，這些現在讀來都令人尷尬的命題。在他們的論述中，中國是美好的，和平的，是仁義禮智之邦。上一代認為「中國古往今來沒有帝國主義」，到了19世紀，「西力東漸」，所以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

中國是西方的前輩

然而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19至20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帝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

殺人和戰爭，滅族和屠殺，古往今來皆有，但是「帝國主義」的特徵，是事後的文飾。白人的侵略，是帶來文明和基督教；華人的侵略，是帶來中國古往今來的聖人之教，治理野蠻，是移風易俗以夏變夷，之後是披上共產主義大同世界的外衣。中華文明的內核，是文明等差論。黃仁宇曾經說中國文明早熟，而到今天仍為此付出代價。不能不感嘆，中華文明之早熟，在我而言乃是其早就發明了帝國主義。一個文明要不是義理深奧，也不能在原始本能的侵略和暴力之上，建立起奉天承運、上帝選中的價值系統。

戰爭並不一定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戰爭之上閃耀裝襯的理念。帝國是(自命)關於價值的。不論是羅馬帝國還是中國。羅馬帝國分開了文明人和野蠻人，中國分開了夷和夏、無秩序和秩序、無明和王治。三千年來，中國不是連續的政體或文明(因為外族的不斷進入殖民並假裝成「華」)，但它肯定有連續的帝國主義和文飾系統。

帝國主義傳在東亞的傳播

看中華文明的帝國主義侵略性，看越南和日本就知道。這兩個曾經多少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一切習得之事都可以拋棄，但最核心的傳承，就是那帝國主義的DNA。「中華」是文明等差論，化為實質，是戰爭時的侵略，和平時的朝貢。越南和日本目睹中華帝國的強大，也學習這種文明，即帝國主義。越南和日本都迫附近小國朝貢，越南的欺凌對像是占婆、暹羅、老撾；日本的對像則是琉球、朝鮮乃至文明的本部——「支那」。

事實上他們都是「華化」的，因而也是帝國主義的信徒。大中華是侵略而成的，而受「王化」感生而成的小中華，也是侵略性的。因為小中華憧憬變成中華，他們的內核一致。不夠打，成王敗寇，只能屈就，做小中華。中國的國際觀實際上沒有改變，亦不會改變，就是不夠打的時候扮反帝，裝和平，羽翼長成時回復帝國的面貌。近十年來中國的國際行為，以至香港承受的一切，都反映了中國的文明本質，一點也不值得驕傲和歌頌。

中國不擴張時，只是因為力衰，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不是他們信仰「多元文化」，不是尊重每一種文化和民族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因為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近乎神秘的迷信，認為那是人類歷史以來最悠久和強大的文化，如果有能力，他們會強迫世界六十億人接受自己的體制和文化。這就是帝國主義。所以中國是不是被共產主義改變了，或者學習了歐洲的帝國主義，因而「變質」了呢？中國文化的信徒會這樣相信，但他們不願面對中國文明悠久的帝國主義脈絡。

東亞的「文明」與歐美的定義不一樣

中國人古往今來，大體上就是帝國主義的信徒。他們承受侵略的時候呼天搶地，但他們只是不值向來欺負人的自己，今天竟淪落到被人欺負，而不是根本否定「欺負他人」這行為。只要你和中國人交往，不論是販夫走卒，還是高級識知份子，乃至黨員官員，你會驚訝成份紛雜的他們，卻有一個極為一致的世界觀，就是弱肉強食，叢林法則、成王敗寇，他們也認定「國際社會」從來力量至上，他們不相信哪怕是一點點的規則和公義。

雖然他們在官方的指揮捧和教育下，仍然對日本侵華痛心疾首，義憤填膺，可他們心底裡認同的那一套成王敗寇的東西，和日本人在勢力強大時所做的，其實並無二致。他們所相信的是同一套秩序觀——我比你強，比你「文明」，我就有了侵略和擴張的天命。中國人70年來的呼天搶地，只是投訴為甚麼自己被人侵略，「為甚麼不是我侵略人啊？」

認識一個帶日本團的香港導遊，五六十歲了，他年輕時在日本留學，娶了個日本妻子，生了兩個女，但說到日本，他還是相信，日本也是古中國人(徐福)的後代，日本都是中國一部份。我當然笑而不語，這就是中國的大體現實，這裡的歷史根源太悠久了，不是我能夠改變。那不是中化科所說的童話故事。中國的歷史是不是仁義禮智呢？魯迅半夜睡不著，翻來翻去，發現字裡行間全部都是吃人。

文明人會將刀兵傳到普天下去

歐洲進入了西伐利亞系統，再打了三百幾年，才偃武修文，變成左膠國聯二世。中國文明只是假裝進入西伐利亞系統﹛但實際上不是。中國仍然信仰文明等差論，相信「文明」，而且在反美反歐知識份子的理論庇護之中成長。文明人會將刀兵傳到普天下去，歐洲已經沒落，中國還有，不論是內戰還是將戰爭輸出去，中國仍然將古代的殘暴保存得很精緻。

===================
付費連結：https://sosreader.com/project/indiehongkong/
網購盧斯達的新書：https://goo.gl/6W4tN8
或到三聯、商務、中華書局找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