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全文: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02/76ZXRNCDZNCQRGCFFIG3JRLV4I/?fbclid=IwAR1q3J3VgMPs-zx4YFmL24wFh6oUf7h8ydOfjeWX_vIhW2-x3R3ccXEjyHw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60萬的網紅飲食男女,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有不少讀者來信問:「你的《千年古方治失眠》,說不適合高血壓和血脂高的患者,請你也介紹一個適合我們的失眠方嘛!」我於是又登上《搖籃曲》裏面那艘小船,搖呀搖,搖到外婆橋,問外婆討另外一個失眠方,但是外婆說,要討另外一個失眠方,必須先聽她說另外一個故事。 從前有一個國王,喜歡與宰相微服私訪,宰相是老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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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
Hard work.Translated
李安:風浪中的掌舵手
像漂流在狂風巨浪裡的少年派,李安出任金馬主席第一年便遭遇險境。他只能奮力補好破損的甲板,重新撐起華語電影的風帆。當畢生追求精神家園受到侵犯,李安一向溫和從容的臉上,第一次浮現出深深的無力感。
上屆金馬執委會主席張艾嘉卸任前,搞定的最後一件大事就是成功邀請到李安接任這個職位。張艾嘉再三勸說,若干大導演聯名寫信,才使得李安的口氣從堅定的“不可能”變為遲疑的“很難”。
李安非常忙碌。他正在籌備另一部非常有挑戰的新片,且常年在海外。對於張艾嘉和金馬組委會的盛情邀請,李安糾結了兩個月才最終答應下來。按照約定,他至少要與組委會保持遠程溝通,做一些大方向和重要人選上的決定,並在金馬獎開始前半個月左右飛回台北,全身心投入到主席的工作中。李安表態稱,希望能延續金馬平順的狀態,保持公正與開放,給所有華語電影工作者機會和鼓勵。
11月17日晚金馬獎揭曉前,李安興致勃勃踏上紅毯,笑言自己做這麼大主席還是不大習慣,從貴賓變為主人身份,希望這屆金馬獎可以順利舉辦。他還放下身段錄了一段自己邊洗頭邊吐槽的幽默視頻,給頒獎典禮做熱場彩蛋,觀眾都被逗樂了。
羅家英又唱起了“Only You”,廖慶松把獎杯回塞給老搭檔侯孝賢,老導演張藝謀給新導演文牧野頒獎,一切都其樂融融。突然,局面開始朝不可控的方向駛去,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導播也將這個燙手的山芋拋給了主席李安。畫面第一時間切到他充滿震驚、失望、無奈的複雜表情,他拱握著的雙手膠著了,眼神無助地滑向鄰座方向。那裡其實並沒坐著什麼人,劉德華剛好出去了不在。
壓軸環節,原本該上台頒獎的鞏俐穩坐不動,李安只得一人上去救火。他說:“我參加金馬獎30年了,相信在座都是跟我一樣的心情。在華語電影生態環境裡,我們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我們一起競爭激勵,也互相扶持關照,我們每一年聚在這裡好像在慶祝豐收,感覺特別好。”言辭懇切,舉重若輕。
頒獎結束後,鞏俐繼續缺席評審見面會。李安再度嚴肅表明立場:“藝術是很純粹的。今天金馬獎有95%以上的影人都出席了,在華語區沒有一個影展可以這樣,所以金馬在大家心裡是有分量的,請大家給電影人一點尊重。”
此前幾十年,李安從未擔任過拍電影以外的工作,他自認笨手笨腳,表達能力欠佳。這是一個被推上風口浪尖的老實人,所能做出的最不卑不亢的回擊。
若不是這件意外,李安主席的金馬元年本可稱完美。他落寞地轉身準備離開,一個回眸讓攝影師捕捉到苦笑和疲憊的眼神。惜別酒會上,鞏俐握了握李安的手臂,而李安像個犯錯的小孩一樣,沮喪地垂著頭。
華語世界的精神燈塔
為這個主席,李安付出過不少心力。
比如親自出面邀請最不可能的人選——四年前剛砲轟過金馬不公、放話說永遠不會再來的鞏俐,出任了評審團主席;比如拉來他的老友、多次合作過的作曲家麥克唐納,圍繞《冰風暴》為影迷增設了放映和座談活動;就連壓軸表演嘉賓莫文蔚,也是靠李安刷臉請來的。
他用自己多年積攢的資源,努力擔任起華語電影圈的粘合劑。李安的個人魅力確實為金馬帶來了更大的凝聚力——今年報名金馬角逐的作品共有667部,比去年創下的紀錄又多出近100部。
在影展期間,李安無時無刻不受到巨星般的追捧。《我不是藥神》導演文牧野稱自己有三個“奉若神明”的導演偶像,第一個就是李安。在金馬的活動上,他和李安並排坐在一個三人沙發上,如此近的距離讓他激動得說不出話。被問有無信心拿獎,文牧野喃喃重覆:“見到李安了,足矣,足矣。”《誰先愛上他的》的導演徐譽庭也說,這次來金馬最大的心願不是獲獎,是能跟李安合張影。
李安身體力行地走到年輕人中間。今年64歲的他不顧白天黑夜,出席了每一場首映禮,鼓勵了每一個劇組,盡可能多地在公開場合亮相,讓影迷能夠看到他,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
李安去了金馬創投的結業禮,用老父親般的口氣對青年導演們感慨道:“如果我那個時候就有金馬創投,我就不會在家做六年家庭煮夫了。那時候真的非常困苦,覺得懷才不遇。我希望大家都有機會找到彼此,好像一群企鵝找到彼此最好的對像,然後孕育出更多更美好的電影,希望華語電影能更加發光發熱。”
當代台灣青年導演生在一個尷尬的時代,既錯過了楊德昌、侯孝賢引領的那批新浪潮,又看不到台灣電影工業的未來。來自台灣的媒體人、電影人鄭偉柏坦言,做電影很難,總需要一些東西來支撐我們堅持下去,金馬獎是一個,李安也是一個。
李安自身——他的奮鬥史和他的成功,就是照給華語電影後來者們的一座精神燈塔。
與台灣和金馬的當年情
“他不可思議地接下(金馬主席)這個重任,說明他對台灣電影仍懷揣著使命感跟愛,他要硬生生推掉很多工作,要從很遠的地方飛回台灣。就像李屏賓接任台北電影節主席一樣,能跟大師直接面對面接觸,就是對年輕電影人最大的激勵。”曾任金馬獎評審的台灣影評人張士達向我們講述。
張士達是做電影記者出身,2005年他在威尼斯電影節當場見證了《斷背山》斬獲金獅獎,這對一名電影記者來說是職業生涯中最激動的時刻。據張士達回憶,李安在接受完輪番轟炸的訪問後,特意囑咐要留給台灣媒體一段時間,非常貼心。鄭偉柏也證實了李安的這個小習慣——《色·戒》在威尼斯獲獎那年,李安同樣通過工作人員告訴家鄉的記者們等他一下,他會抽空過來交流,沒多一會他果然來了,帶著張震,張震又帶著香檳。
李安對台灣感情很深。他在台灣出生成長,直到二十三歲當完兵才離開去往紐約。在美國的時候,李安也天天看中文報紙,關心台灣的發展情況,他的父母親友也一直都在台灣。
從紐約大學畢業後,李安度過了眾所周知的六年煎熬時期,新片屢試屢敗,鬱鬱不得志。在《推手》之前,李安窮困潦倒到極點,存褶只剩下43美元,兒子李淳又剛剛出生,全家都靠太太勉強養家糊口。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是來自台灣的一筆獎金拯救了他——李安的《推手》劇本獲台灣新聞局海外劇本徵集首獎,獎金40萬,《喜宴》獲得二等獎,獎金20萬。不僅如此,新官上任的“中影”徐立功又大膽批給李安1350萬預算,鼓勵這個籍籍無名的學生把《推手》拍出來。
李安自己都說,當初寫《推手》其實就是為了贏劇本獎金,壓根沒想過還可以拍出來——他覺得像《推手》、《喜宴》這樣老頭子的故事不可能有市場。
《推手》上映日跟金馬獎頒獎是同一天。《推手》獲得9項提名,頒獎前還沒什麼票房,拿到最佳男主角、女配角和特別獎之後,第二天票房立即暴漲,投資方不但沒虧還小賺一筆。也正是因為要去金馬領獎,窮得連張機票都買不起的李安得以回了趟久違的、朝思暮想的家鄉。
曾做過《冰風暴》發行的發行人李良玉回憶,即便後來去了美國發展,李安也對華語電影十分關心。每次回到台灣,他從早上七八點到很晚都會排滿要見面的記者、同行,甚至兩個地方中間坐車的時間都要安排,他願意帶著極高的熱情跟人分享。
籌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李安特意找到李良玉,仔細詢問她台灣後期特效公司的情況,最後就在台中建了一個巨大的造浪池,請台灣的特效公司參與,拍完也請求有關部門保留設施,為的就是能對台灣的電影工業有一些帶動作用。
飲水知源,知恩圖報。今天的李安還願意回到台灣,願意扛起金馬獎的精神大旗,是他對當年情的厚重回饋。
李安愛台灣,但這份愛又有些複雜。他從來不是什麼激進的參與者,但也不是作壁上觀的局外人,他會站在多重角度冷靜地思考。他的電影中常充斥著的失敗者氣息,以及他對父權地位的探討,無一不映射著這份複雜的情感。
從《喜宴》開始,李安的電影進入中西方跨界地帶,但《喜宴》因其“混血”屬性在台灣熱度下降,《飲食男女》在金馬獎更是一無所獲。李安開始陷入有關身份的困擾與反思。他去好萊塢拍了《理性與感性》、《冰風暴》、《與魔鬼共騎》、《綠巨人浩克》,口碑褒貶不一,而回歸中國傳統的《臥虎藏龍》卻讓他收獲奧斯卡四項大獎。
因為家庭關係,李安沒有侯孝賢那樣與生俱來的歸屬感,直到小學轉學才開始感受到自己身上來自不同文化的力量拉扯,他不得不學會在夾縫中尋求平衡。對於台灣來說,他是外省人;對於大陸來說,他是台灣人;對於美國來說,他同樣是異鄉人。在不斷的成長和遷徙中,李安漸漸成了一個失去“根性”的人,無法定義,無法歸類。
在李安的電影裡,有一整片泛化的中華故土。“父親三部曲”裡的海外華人,《臥虎藏龍》裡的古代俠士,都是中國人。李安說過,你必須得有自己的根,那就是你的文化,你的脊樑,你是誰,你不能放棄這些。
李安對家鄉的地理認知是模糊的,但情感歸屬漸漸變得十分明晰。無論中華大地的完整性在現實世界遭遇了怎樣的挑釁,在精神文化層面上,任何人都無法割斷千百年傳承的情感紐帶。李安終於找到了他的“根”——答案指向的不是某一個地域,而是一個文化。因此當他的精神故土受到侵犯時,他瞬間變回一個失去家的遊子,心碎的表情讓人心疼。
“對於現實人生,我似乎一向心不在焉應付著,有一搭沒一搭,藕斷絲連聯繫著。而在電影夢境裡,反倒比較能專心致志。我一遍一遍去到那個地方,它是一個夢,是我企圖尋回的樂園。”對於李安這樣純粹的創作者來說,保護好文化藝術的淨土,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李安導演一生都在打破舒適圈,不斷挑戰題材和技術的高峰,游刃有餘遊走於中西方文化之間,這份對藝術的虔誠和敬畏不容褻瀆。他對金馬獎未來的期許,亦是全體華語電影人的心願。
金馬獎不是沒有遭遇過外來因素的阻撓,是在一代一代電影人的努力保護之下才能走到今天。最好的華語電影都能被看到,幾乎所有主創都能輕鬆、舒適、自由、坦誠地相聚一堂,這是一件多麼來之不易的事情。
金馬歷任主席裡,侯孝賢創立了金馬學院,以真才實幹薪火相傳;張艾嘉為金馬融入一份女性柔情,春風化雨多方周全。到了李安這裡,沒想到一上來就是絕處求生的險境,我們期盼精通“推手”的李安能以柔克剛,逢凶化吉,帶領華語電影人重新團結一致站起來。此時李安的上任,別無他選,恰逢其時。
放下成見,回歸藝術,尊重創作。就像李安最後給胡波媽媽的擁抱,那才是本屆金馬獎最溫暖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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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看到這裡,我想分享,本篇文章是新浪娛樂二十歲世代記者何小沁採訪撰文、攝影宮德輝
原文網址
http://ent.sina.com.cn/original/qihua/angle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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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屆金馬獎主席李安真的辛苦也為難他了
這篇文章寫的真好:
李安:風浪中的掌舵手👍
李安:風浪中的掌舵手
像漂流在狂風巨浪裡的少年派,李安出任金馬主席第一年便遭遇險境。他只能奮力補好破損的甲板,重新撐起華語電影的風帆。當畢生追求精神家園受到侵犯,李安一向溫和從容的臉上,第一次浮現出深深的無力感。
上屆金馬執委會主席張艾嘉卸任前,搞定的最後一件大事就是成功邀請到李安接任這個職位。張艾嘉再三勸說,若干大導演聯名寫信,才使得李安的口氣從堅定的“不可能”變為遲疑的“很難”。
李安非常忙碌。他正在籌備另一部非常有挑戰的新片,且常年在海外。對於張艾嘉和金馬組委會的盛情邀請,李安糾結了兩個月才最終答應下來。按照約定,他至少要與組委會保持遠程溝通,做一些大方向和重要人選上的決定,並在金馬獎開始前半個月左右飛回台北,全身心投入到主席的工作中。李安表態稱,希望能延續金馬平順的狀態,保持公正與開放,給所有華語電影工作者機會和鼓勵。
11月17日晚金馬獎揭曉前,李安興致勃勃踏上紅毯,笑言自己做這麼大主席還是不大習慣,從貴賓變為主人身份,希望這屆金馬獎可以順利舉辦。他還放下身段錄了一段自己邊洗頭邊吐槽的幽默視頻,給頒獎典禮做熱場彩蛋,觀眾都被逗樂了。
羅家英又唱起了“Only You”,廖慶松把獎杯回塞給老搭檔侯孝賢,老導演張藝謀給新導演文牧野頒獎,一切都其樂融融。突然,局面開始朝不可控的方向駛去,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導播也將這個燙手的山芋拋給了主席李安。畫面第一時間切到他充滿震驚、失望、無奈的複雜表情,他拱握著的雙手膠著了,眼神無助地滑向鄰座方向。那裡其實並沒坐著什麼人,劉德華剛好出去了不在。
壓軸環節,原本該上台頒獎的鞏俐穩坐不動,李安只得一人上去救火。他說:“我參加金馬獎30年了,相信在座都是跟我一樣的心情。在華語電影生態環境裡,我們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我們一起競爭激勵,也互相扶持關照,我們每一年聚在這裡好像在慶祝豐收,感覺特別好。”言辭懇切,舉重若輕。
頒獎結束後,鞏俐繼續缺席評審見面會。李安再度嚴肅表明立場:“藝術是很純粹的。今天金馬獎有95%以上的影人都出席了,在華語區沒有一個影展可以這樣,所以金馬在大家心裡是有分量的,請大家給電影人一點尊重。”
此前幾十年,李安從未擔任過拍電影以外的工作,他自認笨手笨腳,表達能力欠佳。這是一個被推上風口浪尖的老實人,所能做出的最不卑不亢的回擊。
若不是這件意外,李安主席的金馬元年本可稱完美。他落寞地轉身準備離開,一個回眸讓攝影師捕捉到苦笑和疲憊的眼神。惜別酒會上,鞏俐握了握李安的手臂,而李安像個犯錯的小孩一樣,沮喪地垂著頭。
華語世界的精神燈塔
為這個主席,李安付出過不少心力。
比如親自出面邀請最不可能的人選——四年前剛砲轟過金馬不公、放話說永遠不會再來的鞏俐,出任了評審團主席;比如拉來他的老友、多次合作過的作曲家麥克唐納,圍繞《冰風暴》為影迷增設了放映和座談活動;就連壓軸表演嘉賓莫文蔚,也是靠李安刷臉請來的。
他用自己多年積攢的資源,努力擔任起華語電影圈的粘合劑。李安的個人魅力確實為金馬帶來了更大的凝聚力——今年報名金馬角逐的作品共有667部,比去年創下的紀錄又多出近100部。
在影展期間,李安無時無刻不受到巨星般的追捧。《我不是藥神》導演文牧野稱自己有三個“奉若神明”的導演偶像,第一個就是李安。在金馬的活動上,他和李安並排坐在一個三人沙發上,如此近的距離讓他激動得說不出話。被問有無信心拿獎,文牧野喃喃重覆:“見到李安了,足矣,足矣。”《誰先愛上他的》的導演徐譽庭也說,這次來金馬最大的心願不是獲獎,是能跟李安合張影。
李安身體力行地走到年輕人中間。今年64歲的他不顧白天黑夜,出席了每一場首映禮,鼓勵了每一個劇組,盡可能多地在公開場合亮相,讓影迷能夠看到他,滿足他們的各種需求。
李安去了金馬創投的結業禮,用老父親般的口氣對青年導演們感慨道:“如果我那個時候就有金馬創投,我就不會在家做六年家庭煮夫了。那時候真的非常困苦,覺得懷才不遇。我希望大家都有機會找到彼此,好像一群企鵝找到彼此最好的對像,然後孕育出更多更美好的電影,希望華語電影能更加發光發熱。”
當代台灣青年導演生在一個尷尬的時代,既錯過了楊德昌、侯孝賢引領的那批新浪潮,又看不到台灣電影工業的未來。來自台灣的媒體人、電影人鄭偉柏坦言,做電影很難,總需要一些東西來支撐我們堅持下去,金馬獎是一個,李安也是一個。
李安自身——他的奮鬥史和他的成功,就是照給華語電影後來者們的一座精神燈塔。
與台灣和金馬的當年情
“他不可思議地接下(金馬主席)這個重任,說明他對台灣電影仍懷揣著使命感跟愛,他要硬生生推掉很多工作,要從很遠的地方飛回台灣。就像李屏賓接任台北電影節主席一樣,能跟大師直接面對面接觸,就是對年輕電影人最大的激勵。”曾任金馬獎評審的台灣影評人張士達向我們講述。
張士達是做電影記者出身,2005年他在威尼斯電影節當場見證了《斷背山》斬獲金獅獎,這對一名電影記者來說是職業生涯中最激動的時刻。據張士達回憶,李安在接受完輪番轟炸的訪問後,特意囑咐要留給台灣媒體一段時間,非常貼心。鄭偉柏也證實了李安的這個小習慣——《色·戒》在威尼斯獲獎那年,李安同樣通過工作人員告訴家鄉的記者們等他一下,他會抽空過來交流,沒多一會他果然來了,帶著張震,張震又帶著香檳。
李安對台灣感情很深。他在台灣出生成長,直到二十三歲當完兵才離開去往紐約。在美國的時候,李安也天天看中文報紙,關心台灣的發展情況,他的父母親友也一直都在台灣。
從紐約大學畢業後,李安度過了眾所周知的六年煎熬時期,新片屢試屢敗,鬱鬱不得志。在《推手》之前,李安窮困潦倒到極點,存褶只剩下43美元,兒子李淳又剛剛出生,全家都靠太太勉強養家糊口。在人生最低谷的時候,是來自台灣的一筆獎金拯救了他——李安的《推手》劇本獲台灣新聞局海外劇本徵集首獎,獎金40萬,《喜宴》獲得二等獎,獎金20萬。不僅如此,新官上任的“中影”徐立功又大膽批給李安1350萬預算,鼓勵這個籍籍無名的學生把《推手》拍出來。
李安自己都說,當初寫《推手》其實就是為了贏劇本獎金,壓根沒想過還可以拍出來——他覺得像《推手》、《喜宴》這樣老頭子的故事不可能有市場。
《推手》上映日跟金馬獎頒獎是同一天。《推手》獲得9項提名,頒獎前還沒什麼票房,拿到最佳男主角、女配角和特別獎之後,第二天票房立即暴漲,投資方不但沒虧還小賺一筆。也正是因為要去金馬領獎,窮得連張機票都買不起的李安得以回了趟久違的、朝思暮想的家鄉。
曾做過《冰風暴》發行的發行人李良玉回憶,即便後來去了美國發展,李安也對華語電影十分關心。每次回到台灣,他從早上七八點到很晚都會排滿要見面的記者、同行,甚至兩個地方中間坐車的時間都要安排,他願意帶著極高的熱情跟人分享。
籌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李安特意找到李良玉,仔細詢問她台灣後期特效公司的情況,最後就在台中建了一個巨大的造浪池,請台灣的特效公司參與,拍完也請求有關部門保留設施,為的就是能對台灣的電影工業有一些帶動作用。
飲水知源,知恩圖報。今天的李安還願意回到台灣,願意扛起金馬獎的精神大旗,是他對當年情的厚重回饋。
李安愛台灣,但這份愛又有些複雜。他從來不是什麼激進的參與者,但也不是作壁上觀的局外人,他會站在多重角度冷靜地思考。他的電影中常充斥著的失敗者氣息,以及他對父權地位的探討,無一不映射著這份複雜的情感。
從《喜宴》開始,李安的電影進入中西方跨界地帶,但《喜宴》因其“混血”屬性在台灣熱度下降,《飲食男女》在金馬獎更是一無所獲。李安開始陷入有關身份的困擾與反思。他去好萊塢拍了《理性與感性》、《冰風暴》、《與魔鬼共騎》、《綠巨人浩克》,口碑褒貶不一,而回歸中國傳統的《臥虎藏龍》卻讓他收獲奧斯卡四項大獎。
因為家庭關係,李安沒有侯孝賢那樣與生俱來的歸屬感,直到小學轉學才開始感受到自己身上來自不同文化的力量拉扯,他不得不學會在夾縫中尋求平衡。對於台灣來說,他是外省人;對於大陸來說,他是台灣人;對於美國來說,他同樣是異鄉人。在不斷的成長和遷徙中,李安漸漸成了一個失去“根性”的人,無法定義,無法歸類。
在李安的電影裡,有一整片泛化的中華故土。“父親三部曲”裡的海外華人,《臥虎藏龍》裡的古代俠士,都是中國人。李安說過,你必須得有自己的根,那就是你的文化,你的脊樑,你是誰,你不能放棄這些。
李安對家鄉的地理認知是模糊的,但情感歸屬漸漸變得十分明晰。無論中華大地的完整性在現實世界遭遇了怎樣的挑釁,在精神文化層面上,任何人都無法割斷千百年傳承的情感紐帶。李安終於找到了他的“根”——答案指向的不是某一個地域,而是一個文化。因此當他的精神故土受到侵犯時,他瞬間變回一個失去家的遊子,心碎的表情讓人心疼。
“對於現實人生,我似乎一向心不在焉應付著,有一搭沒一搭,藕斷絲連聯繫著。而在電影夢境裡,反倒比較能專心致志。我一遍一遍去到那個地方,它是一個夢,是我企圖尋回的樂園。”對於李安這樣純粹的創作者來說,保護好文化藝術的淨土,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李安導演一生都在打破舒適圈,不斷挑戰題材和技術的高峰,游刃有餘遊走於中西方文化之間,這份對藝術的虔誠和敬畏不容褻瀆。他對金馬獎未來的期許,亦是全體華語電影人的心願。
金馬獎不是沒有遭遇過外來因素的阻撓,是在一代一代電影人的努力保護之下才能走到今天。最好的華語電影都能被看到,幾乎所有主創都能輕鬆、舒適、自由、坦誠地相聚一堂,這是一件多麼來之不易的事情。
金馬歷任主席裡,侯孝賢創立了金馬學院,以真才實幹薪火相傳;張艾嘉為金馬融入一份女性柔情,春風化雨多方周全。到了李安這裡,沒想到一上來就是絕處求生的險境,我們期盼精通“推手”的李安能以柔克剛,逢凶化吉,帶領華語電影人重新團結一致站起來。此時李安的上任,別無他選,恰逢其時。
放下成見,回歸藝術,尊重創作。就像李安最後給胡波媽媽的擁抱,那才是本屆金馬獎最溫暖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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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看到這裡,我想分享,本篇文章是新浪娛樂二十歲世代記者何小沁採訪撰文、攝影宮德輝
原文網址
http://ent.sina.com.cn/original/qihua/angle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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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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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2011年856期《飲食男女》)
食譜
小米蓮子百合粥
材料 (二人分量):
小米 100克
百合 20克
紅棗 20克
蓮子 20克
丹參 20克
做法:
小米洗乾淨,紅棗去核。加適量水,所有材料放入煲內,大火煲滾,轉小火煲半小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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