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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 Rolls-Royce Wraith Eagle VIII】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介紹沒有廁所的房地產了
(阿..不是...)
全球限量50輛
售價新臺幣 2,800 萬元的Wraith Eagle VIII (飛鷹八號)
今天在勞斯萊斯內湖旗艦中心展出其傳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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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飛鷹八號限量典藏版的設計理念
是為了紀念約翰·阿爾科克上尉與亞瑟·布朗中尉
於1919年駕駛搭載兩台勞斯萊斯Eagle VIII引擎的雙翼飛機
橫跨大西洋不間斷飛行1,880英里的輝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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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這一里程碑誕生100周年
勞斯萊斯以這台傳奇引擎為名打造這台Wr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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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部分
21吋暗黑色系的十幅鋁圈，
搭配客製版雙色車身(塞比爾教堂灰+銅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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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裝是本車重點
飛鷹八號限量典藏版的內裝飾板搭配鋁、黃金與銅營造奢華感
重現夜間飛行時的地面景象，
中控台上的車室內時鐘於夜間發出綠色光環，
象徵當時在飛行時挑戰極端氣候！
時鐘邊還刻有當時著陸點的經緯度字樣
與指針設計呼應；打造類似羅盤的樣貌。
車門內側的金屬銘牌還註記了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對兩位飛行員的評價，
內飾以六分儀與飛行為靈感
音響飾板以黃銅材質打造
上面甚至還刻有1,880飛行距離的數字；
中央鞍座雙邊各六條縫線
源自V12引擎的設計靈感！
客製化的星光頂棚，複製1919年6月15日當天的星象
以1,183個星點與雲層刺繡
讓整體飛鷹八號的意象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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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部分
Wraith Eagle VIII採用 6.6 升V12雙渦輪增壓汽油引擎，
搭配8速ZF自排變速箱，
可輸出632匹最大馬力與81.6公斤米最大扭力，
零百加速為4.6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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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完本車Wraith Eagle VIII
海莉的心得是：有錢人的生活，就是如此樸實無華，且____
(又這句XDD)
各種細節打造與要求，還有客製的奢華感營造
真的讓這台Wraith Eagle VIII有著滿滿尊榮感！
且有別於一般版本的Wraith還更有特色了
(by 海莉)

#全民瘋車Bar
#廖怡塵
#海莉
#熊子
#RR
#ROLLSROYCE
#勞斯萊斯
#wraith
#eagle
#viii
#飛鷹八號

【盧斯達：多國議員聲援梁天琦，港人亦應為抗爭者正名】

自由世界國家之了解港情，已逐漸比很多昧於時勢的本地政客還要深入。本月 22 日，來自歐洲、加拿大和亞洲的 11 名議員發表聯合聲明，對梁天琦表示支持，也呼籲檢討「公安條例」。

聲明短短數百字，卻速寫了香港最前沿的政治局勢。聲明關注了兩件事，只是兩件事都有梁天琦在裡面。第一是港人集體喪失了參選權。梁天琦和另外十個參選者，兼六名議員，都被剝奪了參選權和議事權，在原文中稱為「系統性的政治篩選」，是 DQ6，而不是 DQ4。

事實上本地政治圈子，有一直有意無意不提梁頌恆和游蕙禎的。提大小事，都是「DQ4」，非常自己友主義，分門分派，一直延續著選舉時期的比例代表制思維和恩怨情仇，反而用外面人的眼睛去看，沒有那些利益考慮，才能一片澄明。在整個系統性的打擊之中，每個為香港自治和鬥爭而犧牲的人，都應該得到應有的承認。不一定是認同，而是承認。正如本土派從來不會認為 DQ4 不存在，DQ4 那四個人都是無理被剝奪議席，一切的選舉努力都莫名其妙付諸東流，不管我們私底下跟他們的關係如何。

問題是 DQ4 還是 DQ6 的問題，泛民至今仍然不是一個口徑。就算是早前的補選前後，還是聽到 DQ4、DQ4。口徑是否一樣，並不是隊型問題，而是可見發言者有沒有「公心」，也就是單純的可以看到，大家有沒有放開門戶之見和胸懷，去全盤理解現狀，去承認其他派系也有「死傷」這個問題。

當初因為選舉問題、派系之爭，一些泛民中人只顧抹紅，拿《成報》的評論編織陰謀論，言必「共青年新政」、「本土派是中共派來分裂泛民」之類，即使是被控暴動，等於滅黨的本民前，就是最多人說是「鬼」的。流風所及，DQ4 和 DQ6 在本地輿論出現的分眾，也是源於同一種偏見。

個別黨派在政府的金手指攻擊之後，馬上「務實」尋求與特區政府「和解」，或公信力成疑的協調組織內部醞釀「DQ4」如何補選，不是不討論其餘兩個議席、以制度排擠異己，就是食利於本土派必被 DQ 的政治現實，以所謂「不要益建制派」的「大義」禿鷹式啄食本土派議席屍首。食相醜陋，在民心之間種下的惡果，恐怕之後會長出更多問題。畢竟不斷跌票，六四比瓦解，也就是這種「長期經營」下的結果。

而說到底 DQ6 就是 DQ6，這個顯然易見的事實，現在要由一班外國議員提醒香港人，很多議員私下說好話，但卻畏懼公開正面評價。這是值得羞愧的。

另一點就是「公安條例」問題。當年旺角騷亂發生之後，特區政府極速定性事件是暴動，主流傳媒例如 TVB 亦馬上使用「暴動」大肆洗腦、製造輿論。泛民各大黨派本能反應譴責「暴力」，當時又正值新東補選，選舉機器大團結於關鍵一席楊岳橋，對被控暴動的梁天琦及一眾抗爭者落井下石。但泛民主派這些自以為持守正道、守住社會底線的言論和取態，只是成為政權草船借箭，實行系統性打擊異見的政策幫手。

這份外國聲明甚至細緻到知道梁天琦在主要騷亂之前就被拘捕，但梁畢竟沒有與之後的抗爭者割席；而《公安條例》中所謂「暴動」的定義，其實含糊不清（vague and arbitrary），結合特區和北京政府想要令異見者噤聲的議程，最終令梁天琦及大量普通市民，老中青三代，一齊承受多於實際罪行的刑罰。

被拘捕的他們，也許都有抵抗或衝突，但絕不應該用政治定性的暴動罪來控告。這就是事實的本質，社會賢達從來不需要同情或者認同武力抗爭，但卻要理解使用哪一條控罪，就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有法治與政治掛帥之別。

更不要說特區和北京政府的統治手法近年越見殘酷，人口不斷膨漲而民生困苦，雨傘佔領之後警察大量濫權而受到權力包庇，導致一切社會機器的無形契約瓦解，這些統統都是騷亂爆發的火藥庫背景。而這一切一切，都不是口頭上「譴責暴力」就可以解決，當年不少人的取態，只是「令共產黨最開心」，鞭韃受害者、編織陰謀論，變相放生了警察的系統性濫權、北京和特區政府在背後的擴權陰謀，這就是所謂「沒有對準政權」，傷害了抗爭者的有生力量。

隨著案件不斷審訊，一些政客也許覺今是而昨非，也許察覺風向驟變，而作政客本能的轉向，或者要守住「最保守族群」而始終要表示不表認同，這些都是道德化的小眉小眼和別錯用神。旺角騷亂有多暴力或者不暴力，都不是事情重點，事情的重點是政府用《公安條例》的金手指羅織不合理罪名，以收阻嚇和永遠釘死不滿者之效。

這個貌似安定繁榮的社會繁衍自一個共識，也就是自 1967 年長達半年以上的內戰級騷動（所謂暴動）之後，香港內部的一個社會默契，就是「不能暴動」。這種共識，現在被北京政府利用來作為擴權和濫權的掩護。

其實一直以來特區政府打壓尋常示威，都是使用《公安條例》。三年前祭出「暴動」，也就是對升級了的抗爭的升級圍堵。社運界政界應該馬上就嗅到一樣的氣味，而物傷其類才對。政府的權力加大，公民全體的威脅都會增加。梁天琦及一眾被告的喪鐘敲響了，也同樣是敲響了其他人的。而這種認知，很多人似乎沒有。是因為內心的競爭？是因為光環被搶走的不忿？但如果因為爭風呷醋而成為政權打壓他人的自乾五啦啦隊，可不悲哀？

《公安條例》，無論用在誰人身上，都是應該反對到底。一些人不承認 DQ6，也像很多人不承認被檢控的是政治犯，甚至個別人士有意無意向外界暗示「他迷途知返了」的印象，那是可恥的。因為這些自乾五在配合中共對不恭順的香港人進行「懲教」。

香港人最需要的不是懲教，香港人首先需要承認這些人都是被政治迫害，要追認他們是民主抗爭共同體的當然成員。他們是 2014 年之後民主運動的另一波犧牲，是民主運動的一部份。而它不是為了支援另一個地方的，是純粹為自己的，血肉堆在自己的土地上。問題是世界已經見到這些香港人的努力和犧牲，在本地的其他人承不承認也好，歷史自有公論。梁天琦二審的結果，證明由一般市民組成的陪審團，都不認同當權者對當晚事件的「政治定性」。

承認這些人的犧牲，不是為了拯救這些人，而是拯救你們自己。

這聲明的簽署者，包括德國、英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緬甸以及歐洲議會的議員。另外，德國聯邦議會「人權及人道援助委員會」的主席 Gyde Jensen「譴責」（condemn）中國對香港的干預，認為梁天琦的二審脫罪，並沒改變香港繼續受到高壓干預的現實，畢竟之前的控罪已經不合理地耗費其自由和心力。Jensen 對抗爭者的評價是可圈可點的：「……他們面對鎮壓的威脅時表現了勇氣和高貴的政治承擔」。這是外國政界對他們看法，也是公正的看法。

不只是舉足輕重的美國，歐洲和亞洲各國，都在注視香港，也注視著背後的中國。因為第一，中國的野心正在擴張，歐美會在未來以各種手段反制，與中國經貿得不亦樂乎的歐盟亦在最近高調表示，中國是合作伙伴但同時亦是競爭對手﹐可以預計打兩手牌的情況會越來越多；第二是中國的經濟開始下滑，可能會激化在世界和中國在香港或其他「接觸點」的衝突。

總而言之，香港未來前途從來不應該是「一國」框架下的單一問題，中國不斷要將香港問題內政化，是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國際問題，而中共不希望國際插手，更不想香港人的聲音可以傳出去。香港的未來前途，終究是要回到國際去處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