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英法殖民帝國如何被美蘇取代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盧斯達：港台那麼多人挺川普—一個全球化陰影下的「反動」解釋 -- 上報 / 評論】

為甚麼香港有很多人雖然無票，但也想 Donald Trump 選贏，是一個涉及全球化陰影的問題。在當代全球範圍的進步史觀裡面，香港這些人和美國中西部白人一樣，是「反動」 (re-actionary) 的；但中國的進步主義實踐 (國民黨及共產黨) 已經說明，被指控為「反動」的好多都只是一般人甚至高潔之士。

簡單來說，為甚麼香港有川粉，是因為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裡面，感到巨大的失敗感和威脅感，而「一國兩制」在 1997 年至大約 2019 年中間，都是「全球治理」的一個實驗，得到幾乎所有國家的背書。這個實驗的高層結構，是華爾街跨國資本和工業家和中國市場的共謀、以及美國拉攏中國圍堵蘇聯的大政治；其下層結構才是英國交還香港，並得到美國祝福維持所謂金融中心的香港政治。

在此政治秩序下，一般香港人感到被出賣，不只是對中國怨恨，更對西方拋棄道義和偽善敢怒不敢言。香港人骨子裡親西方，就將這一層怨恨收藏得很深。甚至是因為長期受西方思想殖民，而「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乾脆否認了就當不存在。

這件事我是由實際的本地經驗學習得到，在 2010 年左右香港出現了中國人哄搶香港物資、水貨行業成行成市擾亂民生的問題，最後組織力完全廢弛的香港人也嘗試組織了非道德政治 (如紀念中國的六四) 而進入實際政治的示威，針對此種外來的經濟和文化干預，但這些初期嘗試遭受國際上的絕對逆風。很多西方主流媒體，都在第三世界情結的白人以及中國員工、作者的操持之下，將香港人的自救運動妖魔化，鞭韃他們為排外法西斯、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抱持西殖優越感諸如此類；甚至出現了專門分析西媒如何鞭韃香港人的專頁。

全球治理陰暗的一面

那個時刻對很多人都是覺醒時刻，覺醒到「西人跟中國人站在一起」的空間不只存在，而且利益巨大。慢慢就發現所謂的全球化政治、全球治理的陰暗一面。肯定早過那些後知後覺的人，甚至比 Trump 和共和黨更早。那些年中國在香港搞的倒退式政改，即香港民主黨變節支持那個，就得到美國透過駐港領事大力祝福；不論香港發生甚麼事，「國際」對香港仍然是抱持固有的 line to take。

那個時候開始很多香港人就已經對國際大台不抱好感，Trump 拆國際大台的行為，自然會得到他們打從心底裡的支持。而香港人是一早分化為「國際治理 (中美合謀的全球化 equilibrium) 受益者」和「國際治理受害者」兩個階層。今日的站位，在 2010 年代已經基本劃分了出來。對於水貨問題——經濟及文化殖民——咬牙切齒的受害者，多數會傾向 Trump；而當日狠批示威者法西斯、排斥內地人、為何不爭取中國新移民選票的人，則多數傾向拜登。

因為他們會說「海怡不是廣東道」，因為他們住在港島的高尚地區，歲月靜好，是知道有擾亂問題的，但他們沒有感受到切遍之痛，放假也可以出國而不用面對本地社區街道商場被佔據的問題，社會階梯與國際高度聯繫 (商業、學術、政治、NGO 網絡之類)，由於一切都已經離岸化，所以對移民問題通常採取寬容態度，因為他們連子女都不在香港讀書的了；中美合謀的現存秩序對他們還是利多於弊；

他們就像紐約或者加州人一樣，肯定是支持拜登多一點，因為拜登承諾會恢復被 Trump 傷害了的「大體制」，拜登說「要讓中國按照國際規則行事」，但事實上所謂國際規則就是中俄等國執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是世衛幫手淡化消息導致西方錯失防疫時機、就是香港根據國際規限變成現在這樣，這一切都是國際規則，而在各種聯合國式體制裡面，近年已經有「第三世界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

這些事情發生之後，不只香港人連其他地方的人，都開始覺得現存的「國際規則」本身就是問題根源。港台人和中西部 Redneck 在這個問題的意外連結，是因為港台人是國際秩序的受害者，而中西部 Rednect 近年則發現國際秩序開始不再 favour 自己——他們都發現自己的國家變成了不為自己服務的「異己」。

「友台」只是個壟統的說法

為甚麼台灣人很多都支持 Trump，因為他比較「友台」是一個壟統的說法，事實上香港如果說是國際規則的受害者，台灣則是國際體系的被逐出者。他們也說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也就是世界秩序沒他們份的。因此他們基本上都是天然地明白被大體制迫害的感受，Trump 將自己定位為華盛頓建制的挑戰者、國際大台的拆毀者，自然得到被那個大台多年無視和迫害的台灣鄉民喜歡。

支持拜登的也有不少親中者，因為親中和親西在那個意義上是一體的，他們認為跟中國講和就可以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和生存空間。所以支持國民黨就是跟中國緩和關係，支持美國民主黨則是渴望恢復中美交往然後中介發大財的好日子。

所謂國際秩序的基石，包括聯合國、北約之類，就是二戰體制和冷戰格局的遺緒。冷戰是為了圍堵蘇聯，而香港其實是二戰後秩序的受害者，因為中國變得重要，所以英國也不能在這裡搞民主，香港也在聯合國失去了殖民地自決資格；而台灣同樣是冷戰的受害人，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是基於美國因為冷戰需要的盲目支持，而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代價就是失去國際地位，從此成為國際孤兒——因為美國不再需要中華民國，他們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去圍堵蘇聯，因此台灣不再重要，也因此可以民主化。所以兩個地方的人都很有理由對敵視 Trump 的國際大台不抱好感。

香港雖然在國際秩序的「祝福」下似乎得到國際能見度和參與權，但大家很快就發現其實只是中國在國際投票的時候多了一票，並不代表國際人提倡的各種人權公義在這裡可以實踐得到。而兩地的拜登/民主黨支持者則是性質類似的，他們的權力和話語權來自「國際聯繫」，得益於二戰以來人類試圖進行各種國際整合的努力，不管是實際資源或者意識形態話語權。而一般人對拜登的懷疑態度絕對不只是因為他和他家族的私德成疑，更是原則性不認可他「要重回跟中國又傾又砌」的多邊主義路線。

國際整合和治理的基本前設，是以合作取代對抗。因此拜登陣營的講法，就是跟中國要在國防、科技、經濟、知識產權等範疇變成競爭，但又要在環保、衛生、國際合作等領域保持溝通合作。對中國認識深的人，就會看到「又傾」的那個環節肯定會被操作至死，變成抵消「又砌」的結構性臭蟲，最後等於甚麼都沒改變。

而冰山崩潰的指標性事件，當然是 2019 的武漢肺炎大流行，香港是因為不信任中國，繼而不信任中國控制的世衛，最後民間自救，在世衛在淡化疫情的時候，已經不等待指揮而自發全民戴口罩，最終將傷亡控制在較低範圍；台灣就根本不是世衛合資格會員，也是國際社會棄兒，但最終也因為「不聽中央指令」而自行動員最終成為防疫模範。拜登批評 Trump 防疫政策不佳，應派員到中國取防疫經，更是貽笑大方，也是迷信「國際合作」的典型。不要說美國，就算是世衛的調查員，也是被拒入境武漢的 ，根本不會有東西查得出。

這些諷刺而弔詭的全球事件便是不斷提醒人們，現存的國際秩序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究竟是幫助到人的秩序還是剝削性的秩序。而很大力支持拜登的港台人，基本上就是渴望恢復 Good old days 而無視一般人生活和情緒的孤立階級。

Samuel Huntington 視出席達沃斯論壇的全球跨國精英為「達沃斯人」，「這是一群跨國別的國際化精英，來自高科技界、金融業、跨國公司、學術圈和非政府組織。亨廷頓認為，達沃斯人『幾乎沒什麼對國家保持忠誠的需要』，他們彼此間存在着比跟自己的同胞間更多的共同點。他們也有能力從新的市場全球化和信息技術中獲取不成比例的好處。」他們的動機千頭萬緒也是一條，減少國家權力、拆除邊界，進行跨國統治和經濟政治學術殖民。

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

在香港或者台灣的第三世界人口，其最高階段便是成為達沃斯人的外圍和次級模仿者，對他們的意識形態，如環保政策、移民歡迎主義、性小眾學術、環球金融、中國友善傾向等等，進行再生產；具體路徑便是移民外國，再回來教訓家鄉的人不懂得國際秩序，由於他們是次級模仿者於是就將事情道德化起來。就像紐約人嘲諷中西部人是大鄉里、台北人認為南台灣很落後之類。而香港也有人去了外國之後就急不及待教訓支持 Trump 的香港人是極右、沒國際見識、會被外國人嘲笑一樣。

「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是明末思想家李贄的講法，他認為他那個年代的人，只會僵化地以孔子標準行事，但孔子那個年代跟他們那個年代極不一樣，所以主張不能死搬硬套。只有孔子的是非，就等於沒有從來自己的是非。

在這個由聯中反蘇、外資入中、美國帶領中國進入世貿為起點的中國式全球化系統，中國的殖民性驅動力，也是由世界體系所供養，現在西方人被反客為主；中華帝國在歷史上的邊緣地區如香港台灣，則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大中國主張和跨國建制派仍然極具能量，以進步的名目，行殖民之實。他們同樣想用中國/外國的是非，取代本地人的是非。

【盧斯達：港台那麼多人挺川普—一個全球化陰影下的「反動」解釋 -- 上報 / 評論】

為甚麼香港有很多人雖然無票，但也想 Donald Trump 選贏，是一個涉及全球化陰影的問題。在當代全球範圍的進步史觀裡面，香港這些人和美國中西部白人一樣，是「反動」 (re-actionary) 的；但中國的進步主義實踐 (國民黨及共產黨) 已經說明，被指控為「反動」的好多都只是一般人甚至高潔之士。

簡單來說，為甚麼香港有川粉，是因為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裡面，感到巨大的失敗感和威脅感，而「一國兩制」在 1997 年至大約 2019 年中間，都是「全球治理」的一個實驗，得到幾乎所有國家的背書。這個實驗的高層結構，是華爾街跨國資本和工業家和中國市場的共謀、以及美國拉攏中國圍堵蘇聯的大政治；其下層結構才是英國交還香港，並得到美國祝福維持所謂金融中心的香港政治。

在此政治秩序下，一般香港人感到被出賣，不只是對中國怨恨，更對西方拋棄道義和偽善敢怒不敢言。香港人骨子裡親西方，就將這一層怨恨收藏得很深。甚至是因為長期受西方思想殖民，而「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乾脆否認了就當不存在。

這件事我是由實際的本地經驗學習得到，在 2010 年左右香港出現了中國人哄搶香港物資、水貨行業成行成市擾亂民生的問題，最後組織力完全廢弛的香港人也嘗試組織了非道德政治 (如紀念中國的六四) 而進入實際政治的示威，針對此種外來的經濟和文化干預，但這些初期嘗試遭受國際上的絕對逆風。很多西方主流媒體，都在第三世界情結的白人以及中國員工、作者的操持之下，將香港人的自救運動妖魔化，鞭韃他們為排外法西斯、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抱持西殖優越感諸如此類；甚至出現了專門分析西媒如何鞭韃香港人的專頁。

全球治理陰暗的一面

那個時刻對很多人都是覺醒時刻，覺醒到「西人跟中國人站在一起」的空間不只存在，而且利益巨大。慢慢就發現所謂的全球化政治、全球治理的陰暗一面。肯定早過那些後知後覺的人，甚至比 Trump 和共和黨更早。那些年中國在香港搞的倒退式政改，即香港民主黨變節支持那個，就得到美國透過駐港領事大力祝福；不論香港發生甚麼事，「國際」對香港仍然是抱持固有的 line to take。

那個時候開始很多香港人就已經對國際大台不抱好感，Trump 拆國際大台的行為，自然會得到他們打從心底裡的支持。而香港人是一早分化為「國際治理 (中美合謀的全球化 equilibrium) 受益者」和「國際治理受害者」兩個階層。今日的站位，在 2010 年代已經基本劃分了出來。對於水貨問題——經濟及文化殖民——咬牙切齒的受害者，多數會傾向 Trump；而當日狠批示威者法西斯、排斥內地人、為何不爭取中國新移民選票的人，則多數傾向拜登。

因為他們會說「海怡不是廣東道」，因為他們住在港島的高尚地區，歲月靜好，是知道有擾亂問題的，但他們沒有感受到切遍之痛，放假也可以出國而不用面對本地社區街道商場被佔據的問題，社會階梯與國際高度聯繫 (商業、學術、政治、NGO 網絡之類)，由於一切都已經離岸化，所以對移民問題通常採取寬容態度，因為他們連子女都不在香港讀書的了；中美合謀的現存秩序對他們還是利多於弊；

他們就像紐約或者加州人一樣，肯定是支持拜登多一點，因為拜登承諾會恢復被 Trump 傷害了的「大體制」，拜登說「要讓中國按照國際規則行事」，但事實上所謂國際規則就是中俄等國執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是世衛幫手淡化消息導致西方錯失防疫時機、就是香港根據國際規限變成現在這樣，這一切都是國際規則，而在各種聯合國式體制裡面，近年已經有「第三世界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

這些事情發生之後，不只香港人連其他地方的人，都開始覺得現存的「國際規則」本身就是問題根源。港台人和中西部 Redneck 在這個問題的意外連結，是因為港台人是國際秩序的受害者，而中西部 Rednect 近年則發現國際秩序開始不再 favour 自己——他們都發現自己的國家變成了不為自己服務的「異己」。

「友台」只是個壟統的說法

為甚麼台灣人很多都支持 Trump，因為他比較「友台」是一個壟統的說法，事實上香港如果說是國際規則的受害者，台灣則是國際體系的被逐出者。他們也說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也就是世界秩序沒他們份的。因此他們基本上都是天然地明白被大體制迫害的感受，Trump 將自己定位為華盛頓建制的挑戰者、國際大台的拆毀者，自然得到被那個大台多年無視和迫害的台灣鄉民喜歡。

支持拜登的也有不少親中者，因為親中和親西在那個意義上是一體的，他們認為跟中國講和就可以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和生存空間。所以支持國民黨就是跟中國緩和關係，支持美國民主黨則是渴望恢復中美交往然後中介發大財的好日子。

所謂國際秩序的基石，包括聯合國、北約之類，就是二戰體制和冷戰格局的遺緒。冷戰是為了圍堵蘇聯，而香港其實是二戰後秩序的受害者，因為中國變得重要，所以英國也不能在這裡搞民主，香港也在聯合國失去了殖民地自決資格；而台灣同樣是冷戰的受害人，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是基於美國因為冷戰需要的盲目支持，而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代價就是失去國際地位，從此成為國際孤兒——因為美國不再需要中華民國，他們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去圍堵蘇聯，因此台灣不再重要，也因此可以民主化。所以兩個地方的人都很有理由對敵視 Trump 的國際大台不抱好感。

香港雖然在國際秩序的「祝福」下似乎得到國際能見度和參與權，但大家很快就發現其實只是中國在國際投票的時候多了一票，並不代表國際人提倡的各種人權公義在這裡可以實踐得到。而兩地的拜登/民主黨支持者則是性質類似的，他們的權力和話語權來自「國際聯繫」，得益於二戰以來人類試圖進行各種國際整合的努力，不管是實際資源或者意識形態話語權。而一般人對拜登的懷疑態度絕對不只是因為他和他家族的私德成疑，更是原則性不認可他「要重回跟中國又傾又砌」的多邊主義路線。

國際整合和治理的基本前設，是以合作取代對抗。因此拜登陣營的講法，就是跟中國要在國防、科技、經濟、知識產權等範疇變成競爭，但又要在環保、衛生、國際合作等領域保持溝通合作。對中國認識深的人，就會看到「又傾」的那個環節肯定會被操作至死，變成抵消「又砌」的結構性臭蟲，最後等於甚麼都沒改變。

而冰山崩潰的指標性事件，當然是 2019 的武漢肺炎大流行，香港是因為不信任中國，繼而不信任中國控制的世衛，最後民間自救，在世衛在淡化疫情的時候，已經不等待指揮而自發全民戴口罩，最終將傷亡控制在較低範圍；台灣就根本不是世衛合資格會員，也是國際社會棄兒，但最終也因為「不聽中央指令」而自行動員最終成為防疫模範。拜登批評 Trump 防疫政策不佳，應派員到中國取防疫經，更是貽笑大方，也是迷信「國際合作」的典型。不要說美國，就算是世衛的調查員，也是被拒入境武漢的 ，根本不會有東西查得出。

這些諷刺而弔詭的全球事件便是不斷提醒人們，現存的國際秩序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究竟是幫助到人的秩序還是剝削性的秩序。而很大力支持拜登的港台人，基本上就是渴望恢復 Good old days 而無視一般人生活和情緒的孤立階級。

Samuel Huntington 視出席達沃斯論壇的全球跨國精英為「達沃斯人」，「這是一群跨國別的國際化精英，來自高科技界、金融業、跨國公司、學術圈和非政府組織。亨廷頓認為，達沃斯人『幾乎沒什麼對國家保持忠誠的需要』，他們彼此間存在着比跟自己的同胞間更多的共同點。他們也有能力從新的市場全球化和信息技術中獲取不成比例的好處。」他們的動機千頭萬緒也是一條，減少國家權力、拆除邊界，進行跨國統治和經濟政治學術殖民。

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

在香港或者台灣的第三世界人口，其最高階段便是成為達沃斯人的外圍和次級模仿者，對他們的意識形態，如環保政策、移民歡迎主義、性小眾學術、環球金融、中國友善傾向等等，進行再生產；具體路徑便是移民外國，再回來教訓家鄉的人不懂得國際秩序，由於他們是次級模仿者於是就將事情道德化起來。就像紐約人嘲諷中西部人是大鄉里、台北人認為南台灣很落後之類。而香港也有人去了外國之後就急不及待教訓支持 Trump 的香港人是極右、沒國際見識、會被外國人嘲笑一樣。

「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是明末思想家李贄的講法，他認為他那個年代的人，只會僵化地以孔子標準行事，但孔子那個年代跟他們那個年代極不一樣，所以主張不能死搬硬套。只有孔子的是非，就等於沒有從來自己的是非。

在這個由聯中反蘇、外資入中、美國帶領中國進入世貿為起點的中國式全球化系統，中國的殖民性驅動力，也是由世界體系所供養，現在西方人被反客為主；中華帝國在歷史上的邊緣地區如香港台灣，則發現自己面對雙重殖民。大中國主張和跨國建制派仍然極具能量，以進步的名目，行殖民之實。他們同樣想用中國/外國的是非，取代本地人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