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和諧並存的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保存最好的十七世紀城市之一,保留著過去荷蘭黃金年代的光輝之餘,也擁抱進步與開放。漫步在這座扇形運河網構築而成的古典城市裡,除了每個轉角、每座橋樑都是美景外,也有紅燈區、大麻店和世界級的博物館。阿姆斯特丹洋溢著活力卻不喧鬧,是座充滿對比卻又彼此和諧並存的城市。
阿姆斯特丹雖然相較於其他荷蘭城市如鹿特丹等較為年輕,但其重要性卻絕不亞於這些城市。阿姆斯特丹自十四世紀起與漢薩同盟的成員貿易後開始繁榮,十六世紀經歷了八十年戰爭,脫離西班牙支的哈布斯堡王朝獨立後,成立了荷蘭共和國。
十七世紀時,貿易創造了荷蘭的黃金年代,更成就了阿姆斯特丹的巔峰。從阿姆斯特丹出航的船隻可以抵達世界的各個角落,前往包含北美、南美、印度、印尼、日本等地進行貿易。阿姆斯特丹富裕的商人也是荷屬西印度公司與荷屬東印度公司的最大股東,這兩間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貿易據點和殖民地,如南台灣的安平,開展並穩固荷蘭的全球貿易網,為荷蘭賺進大筆財富,更讓阿姆斯特丹成為西方最富裕的城市。熱絡的經濟活動,也讓阿姆斯特丹成立世界首座證券交易所。
而財富就會帶動藝術的發展,要一探此時荷蘭藝術的精華,最佳地點就是荷蘭國家博物館。當時的畫家主要客戶不是國家的君王,而是富裕的民間人士。在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一幅幅描繪十七世紀意氣風發荷蘭富人的畫作中,最著名的就是林布蘭特(Rembrandt)的作品『夜巡』,是最重要的館藏之一。
然而巔峰過後,必然會有下坡。在十八世紀荷蘭共和國經歷了與英格蘭的海權戰爭與拿破侖的法蘭西帝國入侵,前者讓荷蘭失去海權,後者更是讓荷蘭被法國併吞,讓英國趁機奪下荷蘭的海外殖民地、屬地與貿易據點,重挫了荷蘭的經濟實力。荷蘭共和國的覆滅也讓阿姆斯特丹重要性大減,發展陷入有史以來的最低點。直到十九世紀,荷蘭脫離法國成立荷蘭聯合王國,加上通往北海與萊茵河的運河開通,阿姆斯特丹才又逐漸成為歐洲的經濟要角。此時期另一位重要荷蘭畫家梵谷的作品與其一生的成就與掙扎,今日也在阿姆斯特丹的梵谷美術館得到完整的展示。
早在荷蘭共和國時期,阿姆斯特丹的包容性就開始展現,除了庇護當時從歐洲各國逃來的天主教受壓迫教派,也包含了猶太人與其信仰。即便二十世紀初納粹德國佔領荷蘭,阿姆斯特丹仍有許多荷蘭人冒險藏匿猶太人。這些藏匿的猶太人中,最知名的莫過於少女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一家,安妮一家當時的躲藏之處今日依然保存昔日的模樣,是遊客大排長龍的紀念館。
今日阿姆斯特丹的包容性依然存在,而且是走在世界前端。相對於嚴格禁制,荷蘭人似乎更傾向開放且有效管理,性工作者與性表演秀群聚的紅燈區與販售大麻的Coffeshop都是典型的例子。在這個運河波光粼粼、單車頻繁馳騁的詩意城市裡,活力與悠閒有著巧妙的平衡。造訪阿姆斯特丹除了能飽覽美景、名畫外,也能看到更寬廣的處世態度。
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風格與特色,它們都用獨有的方式,訴說自己的故事。然而無法把這些城市的美與故事,適當的紀錄、重現與傳達給他人,是許多人在旅行拍攝時的苦惱。因此,在我的旅行攝影線上課程中,我用事前規劃、攝影敘事技法與特色後製三個面向,來幫助大家拍出更美、更有故事與溫度的旅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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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棒的文章!好棒的角度!
💚 臺灣啊,你是上帝疼痛的海島 / 台大教授 張文亮
「海島和其上的居民,都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他。」(以賽亞書四十二:10)
臺灣不是一個島,而是太平洋大陸棚邊緣,日本千島群島弧與菲律賓呂宋島弧中間的群島。群島是由最大的島嶼「臺灣」,與澎湖、鼻頭角、蘭嶼、龜山、火燒、紅頭嶼等84座島嶼所組成,總面積約36,000平方公里。
獨特的地理位置
這些島嶼與大陸福建相對,但是幾千年來,以黃河文化為主體的大陸,認為那孤懸外海的島嶼,不過是化外之民、落後的地方、蠻族的住處、海盜的居所,是巴望大陸皇帝垂憐施恩的一群賤民。
真的是這樣嗎?
最早認識臺灣重要性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西班牙人。十五世紀初期,西班牙的探險家縱橫四海,他們早就發現,若以臺灣為中心,北到日本橫濱的距離,與南到菲律賓馬尼拉的距離相等,再延展範圍,北到俄國海參威,南到新加坡的距離幾乎一致。原來臺灣是亞洲沿海地理位置的中間點,是東太平洋接觸大陸沿海諸港的門戶。
西班牙人對臺灣的影響
1626年,西班牙人前來北臺灣,占據淡水,固然一時訝異於這島嶼的美、生物相的豐富、原住民的純樸;可惜心中覬覦的,還是島上的黃金、可製炸藥的硫磺,與能賣錢的茶葉,因此西班牙人在淡水附近開採黃金,在大屯山上採硫磺,並在坪林伐木種植茶葉。
西班牙人在臺灣北部設立港口,期待成為馬尼拉與日本貿易的中繼站,卻引起了荷蘭的緊張。荷蘭基於國際海上貿易的競爭,唯恐影響與日本、中國間的貿易,因此於1642年圍攻淡水城,將西班牙人驅離臺灣。
上帝對臺灣的保守,常是經歷了許多外來的破壞,卻總是留下值得讚美的可愛。西班牙開發了「淡水」港,成為進出臺灣的門戶;開發了山坡地的茶園,使「茶葉」成為臺灣北部丘陵地的主要作物。
荷蘭人對臺灣的經營
荷蘭曾被西班牙管轄,1579年獨立後,反成西班牙競爭的對手。1602年,荷蘭在亞洲成立「東印度公司」,經營在亞洲的貿易權。荷蘭人也很早就知道臺灣的特殊性,在1624年前來南臺灣,在臺南鹿耳門登陸,與附近的漢人與平埔族人爭戰,逐漸統轄臺灣西部臺南到彰化之間的廣大平原。荷蘭是世界著名的農業與花卉國家,雖然將臺灣視為殖民地,收取許多稅金,卻給臺灣帶來農業技術,奠定了臺灣的農業基礎,發展出日後有別於大陸的農業特色。
例如荷蘭人為臺灣帶來種植甘蔗與榨汁製糖的技術,如今嘉義以南一片又一片的甘蔗田,是荷蘭人留下的功績。荷蘭人選種甘蔗,是影響臺灣深遠的正確判斷。嘉義以南廣大的平原經常缺水,甘蔗是耐旱的作物,土地愈旱,甘蔗愈甜;海風很強,甘蔗密集生長,根系又深,抓地力強,還可以為人擋下海風;土壤貧瘠,甘蔗需要的是排水良好的沙土地,能在貧瘠地區生長良好。
迫害的再臨
此外,荷蘭還在臺南沿海低窪區教人養殖虱目魚,在山坡地種植增加穩定水土的銀合歡,為花園引進蜜源植物馬纓丹與含羞草,為果園引進芒果、釋迦與蕃茄,為農地引進豌豆(又稱荷蘭豆)、胡椒、蔥、薄荷、高麗菜與蕃薯。
荷蘭的宣教士在臺南地區還帶領約5,900位平埔族人信耶穌,並為他們設立學校與神學院,也為臺灣畫下第一張準確性高的地圖。
可惜,1661年,鄭成功自中國帶領十萬個士兵前來,毀去所有學校與神學院,殺光基督徒,還將宣教士的孩子分給將領為奴隸。動刀的一定會被刀所滅,22年後,滿清政府滅了鄭氏王朝。
臺灣人的標誌
此後,約有十萬的漢人隨著軍隊湧入,先是泉州人,後是漳州人。泉州人與漳州人多次械鬥,死傷眾多。而後客家人來,泉州人與漳州人聯合,驅趕客家人。
1662年到1895年期間,臺灣大小械鬥不斷,幾乎是三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導致死傷無數、田園破壞、鄉舍塌毀,加上颱風、水災、旱災、地震連連,漢人大量墾地種稻,但稻田水流遲緩時,容易成為瘧蚊與鼠疫滋生的場所。從此天災與人禍連連,臺灣人的生命深處深深烙印一個標誌——「不平安」。
因著不平安,臺灣人出海怕沉船、出外怕瘴癘、蓋屋怕路衝、婚喪喜慶怕忌諱、蓋墳怕風水、祭祀怕冒犯,生死都不得安寧。百姓需要討好各路的神明,敬拜各樣的偶像,祭祀各式的鬼魂。這也影響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的發展,神鬼既然可以「賄賂」,人更可以用金錢、色情來打通,結果產生了臺灣人好賄賂、好賭、好鬥與好色的習性。
福音的腳踪
上帝沒有放棄這個島嶼。臺灣人心改變的契機,由黑暗看到光明,是清朝末年,外國宣教士不斷的前來,1865年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1836~1921)、1871年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1872年馬偕(George L. Mackay, 1844~1900)、1875年巴克禮(Thomas Barclay, 1849~1935)、1895年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等福音的使者,像一粒又一粒的種子埋在這裡,並將福音傳到臺灣各鄉鎮,從此臺灣人才開始擁有真正的平安――「耶穌的救贖」。
宣教士們有著屬天的樂觀,因著信,將臺灣轉換為福音能夠發芽生長的所在,例如馬偕就寫道,臺灣人在聽信福音上,有四個特點:
1. 臺灣人的學習慾望強,學習慾望高的人,常成為最先信耶穌的一群人。所以將文化、科學轉化為教育材料時,可以將福音放入。
2. 臺灣人尊重以身作則的人。傳福音的人必須先贏得聽眾的尊敬,臺灣人才聽得進。所以傳福音的人所受的教育,或從事有益於人的職業,能成為傳福音的管道。
3. 臺灣人較聽得進臺灣事,有效率的工人收割禾場,懂得用正確的鐮刀與合宜的畚箕。因此,需要有智慧地了解臺灣的文化、種植、食物、地理、地質、動物、音樂、氣候、習俗、社會等,以臺灣本土的材料,作為傳福音的素材。
4. 臺灣人聽得進朋友的話,有熱忱融入一般人的生活,就能讓臺灣人接受福音。但要保持自身的潔淨,不同流合污。
原住民福音的復興
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日本占領臺灣,給臺灣帶來數十萬人的傷亡。尤其持續與原住民爭戰,封鎖山區,不讓外人進入。沒想到上帝藉著太魯閣族的基督徒姬望,將福音傳給原住民。迄今,原住民仍是臺灣基督徒比率最高的族群。
在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地區或島嶼,有像臺灣這麼多樣、多種的原住民,使臺灣更具文化的多樣。目前人類考古學還無法確定臺灣原住民的來源,是南海島嶼的居民在不同時間前來形成不同的族別,還是由臺灣分散到南海各島嶼。原住民使臺灣人的血源更多樣,長期的通婚生子,使臺灣人的血緣漸與大陸的漢人迥別。在上帝的救恩中,不同種族共享同一救恩之源,在基督裡合一。
日據的年代
日本據臺期間,帶來工業化,開發大型的烏山頭水庫,建造桃園大圳,引入西式教育,並育種與推廣優質的「蓬萊米」,使得臺灣「北茶葉、中水稻、南甘蔗」三足鼎立。但是日本厲行天皇崇拜,與軍事管轄的壓力,使臺灣的基督徒飽受壓制。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曾傳日本官方擔心盟軍可能登陸臺灣,將下令囚禁與殺害全臺灣的基督徒,以免替盟軍帶路。幸好盟軍後來越過臺灣。
1945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撤出臺灣,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接收軍隊紀律不佳,形象很差,與接收政府的貪污無能,不只是國民政府即將在大陸全面潰敗的預象,更引發了廣泛的民怨。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造成許多臺灣菁英的死傷,不少無辜的死難份子是基督徒。1949年大陸戰爭失利,國民政府全部撤退來臺,超過一百萬大陸各地的百姓逃來臺灣。那是風雨飄盪、人心惶惶的危機年代。
共產黨占據大陸後,迫害基督徒,關掉教會,趕走宣教士,一樣的方式應該可以在臺灣炮製。1949年大陸派軍攻打金門古寧頭,實在稀奇,共產黨軍隊在大陸連戰連勝,幾乎是四處追趕著國民政府的軍隊,沒想到在臺灣海峽的一個小小島嶼上,竟然吃了大敗戰
。1950年韓戰爆發,共產黨軍隊大量北調,喪命在北韓陌生的土地上,也消耗了武力侵略臺灣的力量。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不久中共與蘇俄交惡。1966年,又爆發文化大革命與一連串權力鬥爭的內耗,大大消減臺灣軍事的危機,也免去臺灣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火煉。
避難地反成燃起福音之火的起點
當二千個宣教士自大陸撤返來臺,在1950~1960年,臺灣興起一波福音的復興,可見上帝保守臺灣的手,依然沒有退縮。
1960~1980年期間,政治的不穩定,使得臺灣許多年輕學子與移民,遠赴美國、巴西、阿根廷、南非、歐洲、新加坡等地,漂泊的異鄉人反而更易蒙受救恩,四處建立查經班與教會。臺灣的基督徒比率雖少,只有3%,但是在普世華人當中,卻是上帝國度人才重要的供應處,也是文字出版的中心。
1990年代初期,大陸留學生開始大批出國,上帝藉臺灣人所建立的教會,成為他們蒙受救恩的所在。大陸雖然號稱有8~10%的基督徒,隨著兩岸的逐漸開放,臺灣的基督徒前往培訓、支持、幫助、教導,仍是上帝在華人事工的主力。原來上帝保守臺灣,是要使臺灣成為普世華人蒙恩的祝福,甚至未來更能成為其他種族的祝福。有誰想到時代的變化,是如此的奇妙呢?
新時代的使命
1970年,臺灣因著人口的集中、工商業的發展,環境污染急遽嚴重。1980年代,山坡地的開發,凸顯臺灣地質不穩定,導致土石流災害橫行。1990年代之後,臺灣仍然承受百年來最大的「集集大地震」,又承受接二連三挾帶雨量超過1,000公釐的超大颱風。我們沒有退後,不只投入污染淨化的工作,環境倫理的提倡,災難重建的工作,並在災區建立新的佈道所。上帝的保守依舊在,我們就沒有退後的理由。
進入二十一世紀,臺灣依然面對許多的危機:國際上孤立的危機、氣候變遷的危機、糧食與能源不足的危機、新傳染病流行的危機,與更重大、更核心的危機――不認識耶穌的救贖、生命沒有終極意義的危機。每一個世代,真正愛臺灣的人,都要像先知哈該領受上帝的吩咐:「你們要上山取木料,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哈該書一:8)
上帝的殿在哪裡?那是人的心田。上山取什麼木料來建造?是對所信的耶穌,更深的認識,好用各樣的智慧,將救恩傳開,也許這是滿足上帝眷顧臺灣的心意。
時代在改變,上帝的保守不改變。四百年來,我們的祖先在懵懵懂懂間被分別出來,到這裡定居,大多數人依然不知道要事奉真神,我們不過是蒙恩的餘數,卻成為影響普世華人福音的關鍵,甚至將禾場拉得更寬廣。海島的居民啊!你們要讚美主。
末了,憶起馬偕在1896年所寫的《臺灣~我心的所愛》以共勉。
「臺灣,我心的所愛,
值得我一生最佳年日的付出,
是我生命、負擔的中心。
我愛,站在緩緩起伏的山上,
看著下方深深的海灣,與
拍打岸邊的浪濤。
我愛,那些棕黑膚色的中國人、平埔族與原住民,
二十三年之久,對他們傳講耶穌的福音,
為著讓他們得著福音的緣故,
值得我生命一千次的給予。
當我寫到這裡,我心依然遙望,
那遠在太平洋上的島嶼—福爾摩沙
我心的所愛。
但願餘生,力量微薄之時,
能在那拍打的浪濤聲中,
不斷搖曳的竹葉蔭下,
安歇。」
(我在青宣的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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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北馬鲁古,特爾納特 (拍肉荳蔻)
印尼語:Ternate又譯德那第,是印度尼西亞北馬魯古省的最大城市,也是馬魯古群島的第二大城市,人口約20萬。
位於馬魯古群島北部的特爾納特島上。特爾納特曾是北馬魯古省的首府,2010年北馬魯古省首府遷到哈馬黑拉島新建中的城市索菲菲
網路資訊:
令人心醉的果子”肉荳蔻
肉荳蔻和丁香一樣,原產於印尼的馬魯古群島,同樣也被捲入了中世紀以來的香料貿易中。
1511年,葡萄牙人的船隊首先發現了這兩種香料的原產地馬魯古群島。葡萄牙簿記員托梅·皮萊資( Tomé Pires) 為這一次航行撰寫了《東方列國志》( Suma Oriental) ,他在書裡記載:
“馬來商人說,神為檀香造了帝汶,為肉荳蔻皮造了班達,為丁香造了馬魯古,這些商品在世上其他地方聞所未聞; 而我非常努力地詢問他們,是否其他地方有這些商品,所有人都說沒有。”
這些歐洲人夢寐以求的香料,為初次到訪的葡萄牙船隊帶來了巨額利潤,同時也招致了歐洲其他殖民國家的覬覦。伴隨著香料貿易的日益繁盛,此後三百年間,葡萄牙、荷蘭、西班牙、英國和法國為了獨占香料貿易與搶奪殖民據點,圍繞這個小島展開長期、激烈的鬥爭。
肉荳蔻Myristica fragrans Houtt. 為肉荳蔻科肉荳蔻屬常綠喬木植物,為著名的香料和藥用植物。肉荳蔻原產於馬魯古群島中部,主要的栽培地位於班達島及其鄰近小島,因其生長條件有特殊限制,肉荳蔻很難移植,18世紀以前僅產於馬魯古群島。
在中國,“肉荳蔻”一詞至唐代以後才出現,唐代《本草拾遺》和《藥性論》等藥典中都有肉荳蔻詞條,《本草綱目》引《本草拾遺》曰:“肉荳蔻生胡國,胡名迦拘勒,大舶來即有,中國無之”。但根據其他更早的草本古籍記載,肉荳蔻應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肉荳蔻是世界名貴的天然香料原料,成熟的種仁、假種皮和生長充實的葉片都可以採收加工成優質天然香料。
同丁香一樣,歐洲人最早也是通過印度獲得肉荳蔻,阿拉伯商人成為最早從這一貿易中獲利的群體。肉荳蔻中所含的肉荳蔻醚有令人興奮和致幻作用,從古羅馬時代開始就一直把這充滿異國情調的香料當做催情劑,因此被稱為“令人心醉的果子”。羅馬人還將肉荳蔻磨碎後製成香粉用於熏香或在大型儀式上用點燃的方式以示隆重。為了維持他們的地位,阿拉伯商人對香料的產地守口如瓶,甚至編造出一些關於香料產地的奇異荒謬的故事以隱藏他們的行踪。
到了中世紀後期,歐洲文藝復興的中心,威尼斯和熱亞那的商人因為投資香料貿易和獲利豐厚。那時出現的很多菜譜都重點突出了香料的應用,以至於香料變得愈發昂貴,有一段時期,一頭牛隻能換兩磅肉荳蔻。肉荳蔻的價值不僅在於其甘甜和堅果香味,歐洲人還曾用它預防黑死病。歐洲人把肉荳蔻裝進小布袋裡,掛在脖子上——這可能真的能預防傳染病,因為肉荳蔻的氣味能驅除跳蚤!
雖然肉荳蔻的產地最初是由葡萄牙人發現的,但荷蘭人最終如願以償佔領了馬魯古群島,也就壟斷當時世界上僅有的肉荳蔻生產地,並且熱火朝天地開展了獨占貿易。作家奧利弗·思林對當時的情形是這樣描述的:
“這些壟斷偏執狂的手段很殘忍,他們禁止出口任何木材;每次發貨前都會在每顆肉荳蔻上淋上石灰,使其不育;凡是任何人有偷竊、種植、銷售肉荳蔻或者進口枯萎肉荳蔻嫌疑的人一律處死。”
只要島上有任何居民膽敢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老闆就會“命令手下將所有班達亞齊群島15歲以上的男子全部抓來斬首示眾。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人踏上這座島嶼的時候島上的原住民大約有15000人,僅僅過了15年,島上的居民就只剩下600人了。”事實上,肉荳蔻的名貴並沒有給島上的居民帶來財富,相反是災難。
荷蘭人無所不用其極地想長期保有肉荳蔻的獨家貿易權,當時荷蘭人掌握了幾乎所有產肉荳蔻的島嶼,但是唯獨有一個產肉荳蔻的島嶼一直由英國人把控著,這座島名叫嵐島(Run Island)。幾十年間,兩家公司為此一直小衝突不斷。直到17世紀中葉,雙方終於達成協議將該島轉讓給荷蘭人,作為交換代價英國人得到了一個西部的一個貿易港口新阿姆斯特丹——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紐約曼哈頓島。正如歷史學家爾斯·米爾頓所說——荷蘭人在這場戰爭中“搶走了英國人的肉荳蔻,卻送給他們一個最大的蘋果。”
很明顯,只要肉荳蔻的價值還在,荷蘭人的隔絕政策就總有出現紕漏的一天。1769年,法國園藝家皮埃爾·普瓦夫爾成功從班達島走私了一些肉荳蔻種子到毛里求斯,最終結束荷蘭人壟斷肉荳蔻的歷史。英國東印度公司後來在檳城、新加坡、印度、西印度群島和格林納達都進行了肉荳蔻種植,格林納達現在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肉荳蔻產地。儘管並非原產地,但肉荳蔻對於這個加勒比海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肉荳蔻甚至作為重要的標誌出現在格林納達的國旗上。
在中國傳統中醫理論中,肉荳蔻“辛,溫,無毒。”“開胃,解酒毒”(《大明本草》)。肉荳蔻具有的開胃、消食等作用,正是其作為調味料使用的基礎。中餐烹飪主要用肉荳蔻的干燥種仁,常用於滷汁、火鍋中,但很少單獨使用,常常與其他香料一起為動物性食材除味增香,如粵菜的“鹵水”、川菜“樟茶鴨”、甘肅“黃燜羊肉”、遼寧風味名吃“海城餡餅”、魯菜“香酥雞”及“五香熏驢肉”、江蘇小吃“靖江牛肉乾”等都少不了肉荳蔻。也是中國傳統綜合香料“五香粉”和“十三香”的主要香料之一。
對於西餐而言,肉荳蔻和其假種皮都散發著甘甜而刺激的芳香,是地中海、北非、阿拉伯和印度菜系的重要香料。但由於肉荳蔻質地堅硬,需要研磨成粉才可使用。肉荳蔻粉其香氣濃厚,只要放一點就味道十足。西餐烹飪中,肉荳蔻粉被廣泛用於清湯、少司、牛羊肉、魚類、蔬菜、香腸、肉餡等菜餚的增香;亦可製作水果布丁、巧克力、餅乾、麵包、蛋糕、冰淇淋等糕點、甜品,甚至可作為某些種類的雞尾酒的常用賦味料,同時還是配製咖哩粉不可缺少的配料。
肉荳蔻在北非及中東等阿拉伯國家中特別流行。摩洛哥人吃橙子等水果時,喜歡撒一點肉荳蔻粉提味。在這些地方,肉荳蔻粉也常與羊肉搭配,如沙特的“羊肉燴飯(Kabsah Lamb)”離不開肉荳蔻調味。馬來西亞的檳城也是肉荳蔻產地之一,肉荳蔻假種皮是當地獨有的“紅豆冰(Ais kacang)”及“煲老鴨湯”不可或缺的香料。用肉荳蔻的杏黃色果肉製作的果醬、蜜餞及糖果也是檳城特色。
在肉荳蔻的原產地印尼,它的名字是“Pala”,印尼很多菜中也會到肉荳蔻調味。如“烤雞(Ayam Betutu)”、“牛肉餡包炸煮雞蛋(Telur Tersembunyi)”等。
#北馬魯古 #特爾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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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新書介紹
專訪企劃:林進韋
本書特色:
這場戰役,改寫了台灣百年的命運
開創中西軍事史的新領域,史景遷高徒歐陽泰,以嚴謹的考據、活潑的論述,揭開近代史上第一場中國戰勝西方的故事。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復明事業受挫,從南京撤退回廈門,準備攻打台灣。他寫信給駐台的荷屬東印度公司長官揆一,表明希望收回父親鄭芝龍「租借」給東印度公司的土地。時值東印度公司統治台灣三十餘年,台灣成為荷蘭海外最大殖民地,作為台灣長官的揆一當然不願拱手相讓。雙方衝突一觸及發,展開長達一年的台荷之戰。
當時,荷蘭在與英國的競爭中勝出,並擊敗西班牙與葡萄牙,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
然而受過嚴格軍事訓練、架駛技術優良、船艦配備大砲的荷蘭精兵,卻輸給他們眼中由海盜與海商組成的鄭軍。原因究竟為何?
聲名鵲起的漢學家歐陽泰,在挑戰全球史領域的重大議題:「為何西方主宰了近代世界的形成?而非中國?」之中,發現了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的重要性。歐陽泰以此戰為主軸,詳細地描述了這場十七世紀中最具世界史意義的戰爭細節,以及台荷雙方在軍事科技及戰略的差異,如何讓鄭成功翻轉本來可能失敗的結局。
透過這場影響東西未來百年布局之戰,我們得以一窺火藥科技發展的堂奧,以及科技對戰爭成王敗寇之影響,並打破過往「十五世紀後西方突飛猛進」之推論,驗證了十七世紀中西實力尚在勢均力敵的年代。
本書融合歐洲軍事卓越主義與歷史修正主義學派的優點,為軍事史研究中的傑作。更難能可貴的是,歐陽泰挖掘大量的文獻,化繁為簡,還原台荷大戰的現場,使讀者彷彿身臨其境,鳥瞰全局。是研究台灣史的學者及一般大眾不可錯過的精彩作品。
作者介紹:歐陽泰 Tonio Andrade
西方漢學界的著名學者,近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史學者之一。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西方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曾任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東亞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及中國史與全球史。著有《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決戰熱蘭遮》(Lost Colony)等。
新書《火藥時代》寫作時間原本在《決戰熱蘭遮》之前,以「西方為何能取得現代世界的主導權?中國為何衰落?」為題,探討東西方在軍事發展上的分野與西方為何能產生軍事優勢。描述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的《決戰熱蘭遮》,提供了十七世紀歐洲經歷軍事革命時,雙方實力尚在均勢的最佳證明。《火藥時代》則給予更寬廣的視野,把此問題延伸到「為何西方的軍事優勢產生於工業革命之後?」透過論述西元九一○年至一九○○年東西兩方的軍事科技演變,解答歐洲能撼動近代世界版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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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新書介紹
專訪企劃:林進韋
本書特色:
中國和歐洲強權勢均力敵的狀態為何被打破,
就此進入武力上的「大分流時代」?
挑戰傳統軍事史觀 引發學界熱議論戰
漢學大師歐陽泰 改寫中西軍事革新史的關鍵之作
「中國發明了火藥、槍砲與炸彈,但何以西方人會在十九世紀超越、擊敗並且羞辱了中國?」——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大崩壞》作者
——軍事科技史上最令人費解的歷史謎團——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是由西方人主宰近代世界版圖?
漢學家歐陽泰以火器發展切入,重新剖析東西方軍事科技史的變革,破解近代西方崛起、東方衰落的真正關鍵。
十世紀時,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並應用在軍事用途上,幾百年後,火藥科技才逐漸西傳;但到了十九世紀,中國卻在鴉片戰爭中遭逢英國痛擊。
為何曾是世界第一個火藥帝國的中國失去了領先優勢,而過去無足輕重的西方國家卻成為宰制世界的強權?
十六世紀以降,西歐各國躍居全球強權的角色,但中國卻開始一路落後。長久以來,史家往往主張火器幫助歐洲人建立了全球霸權;不過,中國人不僅在九世紀時就率先發明了火器,直到十八世紀初期仍然持續進行火藥科技的創新——這段火藥科技發展史遠比原先許多人認定的還要更長。
但中國在近代何以變得如此積弱不振?主因之一即為從一七六○年代乾隆朝開始,中國開啟了將近一世紀的承平盛世,「天朝無戰事」造成了火藥科技發展的停滯落後。
在此之前,中國與歐洲同樣深具軍事創新能力,雙方武力的「均勢狀態」卻在鴉片戰爭正式宣告終結,軍事上的「大分流時代」就此降臨。然而,長久以來史家為何又對勢力此消彼長的原因爭論不休?本書透過比較東西方軍事史的研究,不僅要探詢「何以中國會走上不同於西方的道路?」更要叩問「西方為何能取而代之成為近代世界的霸主?」歐陽泰以火藥戰事貫穿全書,打破傳統軍事史研究的地理邊界,還原東西方火器發展的面貌,翻轉了史學界對於軍事革新的傳統論述。
作者介紹:歐陽泰 Tonio Andrade
西方漢學界的著名學者,近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史學者之一。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西方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曾任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東亞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及中國史與全球史。著有《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決戰熱蘭遮》(Lost Colony)等。
新書《火藥時代》寫作時間原本在《決戰熱蘭遮》之前,以「西方為何能取得現代世界的主導權?中國為何衰落?」為題,探討東西方在軍事發展上的分野與西方為何能產生軍事優勢。描述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的《決戰熱蘭遮》,提供了十七世紀歐洲經歷軍事革命時,雙方實力尚在均勢的最佳證明。《火藥時代》則給予更寬廣的視野,把此問題延伸到「為何西方的軍事優勢產生於工業革命之後?」透過論述西元九一○年至一九○○年東西兩方的軍事科技演變,解答歐洲能撼動近代世界版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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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後記
臺灣被奪在歐洲造成何種影響呢?《荷蘭信史》是一本大事紀,由卡斯泰蘭(Pieter
Courantier)所出版,為今日《哈倫日報》之前身。1663年出版的《荷蘭信史》第13冊,
就描寫有個邪惡、殘忍、不信神的東方異教徒暴君(鄭成功)占了我們的城堡(熱蘭遮城
),這引起了歐洲大眾的好奇與忿慨,但僅只是添加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而已。連《被遺
誤的臺灣》這本可能是當事人出版的"回憶錄",為了迎合大眾對東方的刻版印像,還把鄭
成功畫成奧圖曼大公的模樣,除了當事人荷蘭念念不忘,兩次找上滿清政府,希望收復臺
灣討回損失以外,但在其他歐洲人的心中,這只是一個遙遠的東方故事,一個東方式的獵
奇,遠不如當時奧圖曼帶給歐洲的影響大,畢竟奧圖曼帝國帶給歐洲的威脅是直接的,直
到18世紀,奧圖曼帝國才衰弱下去。
且荷蘭人會退出臺灣,絕不是因為鄭軍乃中原王師,打敗夷人,取回”中國自古領土”乃
天命所歸的這等政治言詞。荷蘭人失敗,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內部高層不合是為首因。
尼可拉斯‧富爾堡(Nicolaas Verburgh)為臺灣第十任長官,在任內因為倪但理牧師
(Daniel Gravius)事件(注14)與揆一交惡。當揆一接任臺灣第十二任長官時,富爾堡於
1654年已貴為巴達維亞東印度議會的特別委員。他利用職權,處處指責揆一執政不當,也
影響巴達維亞當局對揆一的看法。當1660年陸續傳出鄭成功在中國戰爭失利的消息,揆一
便判斷前來臺灣是鄭成功的下一個選擇。臺灣島內大戶的離去、前來貿易的船隻銳減與華
商們的情報更加深他的認定,鄭成功一定會來,只是何時會來罷了。1660年3月,他開始
進行準備;要求各地加強偵察與武裝,逼迫士紳大戶遷往大員市鎮監控。堅清壁野,焚燒
稻田,未及收割的稻穀一律消毀,共有7~8000袋之多,且在衝突中造成華人生命財產的損
失,並派人前往巴達維亞求援;但當局卻認定揆一乃神經過敏,小題大作。雖7月16日,
“固執約翰”范德蘭(Jan van der Laan)率領12艦,載運600人前往臺灣,但范德蘭並不
認為鄭成功會前來攻打臺灣,抵台不久便堅持要去攻打澳門,與大員方面爆發數次激烈爭
執。為此,大員評議會竟出一招臭棋,於10月22日決議派遣使者前往廈門會見鄭成功,一
探虛實,鄭成功當然極言否認即將攻台。但評議會根據種種跡象,判斷鄭成功攻台的危機
並未解除。范德蘭對此大為不滿,於次年2月27日率領兩艘船隻,以及所有隨行軍官返回
巴達維亞,若干船隻被分頭派往各地,只留下4艘船和不到600名沒有軍官率領的士兵。這
時大員地區的總兵力只有1500人。
范德蘭回到巴達維亞,與富爾堡一鼻孔出氣,編排揆一的不是,巴城更加認定鄭成功攻
台是子虛烏有,並責怪揆一的強烈措施讓公司財產損失,並造成民心動盪。所以當馬利亞
號帶來熱城被圍的消息時,巴城的震驚是可想而知。但巴城又犯了另一個錯誤,因范德蘭
拒不受命,他們只好派一個不黯軍事的法院副院長考烏率軍前往臺灣支持。任命不對的人
,加上天氣的不幫忙,作戰被迫延遲,讓鄭軍有所準備,荷蘭人最有可能翻盤的機會就這
樣從自己手上溜走。鄭軍分兵在距赤坎南北80公里處的各個原住民村社屯田,有些更是到
更遠的地方,短時間內根本趕不回來。赤坎只有區區不到300人駐守,如果赤坎被攻破,
鄭成功被虜或陣亡,臺灣與金廈鄭經派的接班的矛盾會提前上演,鄭軍一內亂,可能被迫
與荷蘭人談和,荷蘭人肯定會得到一個比歷史上還要良好的結果,可能是荷鄭共治,或可
能是其它無限種可能。
如果荷蘭人如果上下齊心,將士用命,就真能勝嗎?答案也並不樂觀。17世紀,VOC在亞
洲各地仍有戰事,盛產香料的摩鹿加(Maluku)群島直到50年代才被平熄。與葡萄牙爭奪印
度南部與錫蘭在1660年才獲得完美的解決,雖然VOC在東印度的總兵力有7800人,但各殖
民地皆需派兵駐守,以鎮壓當地土著,每次公司進行遠征,例如針對爪哇、錫蘭、印度南
部的軍事行動,只能調動1500~2000人,然後配合數倍的土著聯合軍進行攻擊,其兵力是
無法全數派來臺灣的。區區一兩千人,面對鄭軍的2萬5000人大軍,在陸戰上得勝希望渺
茫。雖然17世紀歐洲經歷了軍事事務革新,新型棱堡的出現,近代化的戰術與紀律,大炮
加帆船方面的優越讓他們的軍事素質不同於其它非歐洲的強權,但此質變並無法完全抵消
數量上的差距,面對能輕鬆派出幾十倍以上兵力的東方國家,想要以一抵數十,是辦不到
的。
在海戰方面,17世紀的荷蘭人以混戰、近距離、登舷肉搏而聞名,而不是如英軍一樣,雙
方拉開距離,依靠火力、紀律與戰列線戰術(海上戰列線訓令出現於1653年)。雖然混戰也
是鄭海軍的基本戰術,但荷船大鄭船小,如果戰場是在大洋,大洋的活動範圍廣,荷人的
火力與堅固巨艦得以充份發揮,鄭船也難以圍攻。但大員的環境不同,水淺道窄,荷蘭大
船活動不便,反而極有可能敗于鄭軍的小船圍攻戰術與火攻船下。且接舷肉搏拼的就是兵
力,而遠道而來的荷蘭人最缺的就是兵力。
但怪巴城當局目光如豆,見視短淺也不能說全對,畢竟巴城與揆一的爭執更多是來自立
場上的不同。揆一是大員的長官,他的首要目標是福爾摩沙的安全,他當然希望公司對大
員投資越多越好;增加更多的守軍,修復熱勿非律砦,築石牆保護大員市鎮以免隨意被敵
軍登陸。且熱城與普城在防禦上也有諸多弱點,四周都有山丘,影響了大大炮的射界,向
敵軍炮擊的效果都大大的降低。熱城城南還有一個高於熱城的山丘,雖築有烏勒特支堡增
加防禦,但如果山丘被敵軍所奪,便會發生史實一樣的狀況。以上的防禦弱點大員評議會
都知道,但鏟平山丘、修堡築牆、加派兵員都需要錢,在臺灣年年虧損的大環境下(1660~
1661年,臺灣虧損高達12萬9000荷盾),巴城根本不願意出這些錢。
原因為何?為何巴城不願意出這些錢?因為大員的貿易地位被弱化了。在大明對日海禁
下,中國人不可以直接對日貿易,需透過第三地轉口,大員就是做為中日轉口貿易的存在
。在早期,VOC與鄭芝龍合作,可以比較穩定的向華商購買生絲然後賣到日本去。但明清
戰爭起,中國絲供應時好時壞,VOC被迫另外尋找生絲來源,最後找到了孟加拉絲。
1651年,孟加拉絲在日本獲利是126%,中國絲25%,東京(越南河內)絲72%。1671年在日本
市場的獲利更高達192%。1661年,VOC在日本的營利是90萬荷盾,而孟加拉國絲占了對日
貿易的4/5(1654~1672年),大員是否能轉口中國絲已經不重要了。
除了孟加拉絲讓臺灣商業地位被弱化以外,更重要的是來臺灣經商不便。大員水道受潮汐
影響,時淺時深,大船難入,水文混亂,稍有不慎,便容易觸礁。而且水道易淤,短短30
年,北水道就淤積到無法行走大船,鹿耳門水道更是在道光3年(1832年)消失於一場山洪
中。上圖就是1661年與現今台南市地理比對圖,淺藍色是過去的台江內湖,深藍色是現在
的海岸。由此可知台江、七鯤鯓如今都已經消失,與臺灣連在一起。
大型船隻能停在北南泊口,運貨要靠舢舨或小船才能進港,颱風來時甚至要跑去澎湖避難
,並不算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貿易基地。VOC畢竟是一間公司,公司的首要目標就是獲利,
在利潤掛帥的心態下,要公司持續花大錢投資一個年年虧損的地點是不被高層接受的,忽
略大員是可以被理解的。
此外,在大家的刻板印像中歐州殖民者一頭紅發,手持火槍,駕者巨艦前來東亞,一陣
摧枯拉朽,當地政權紛紛不敵,拱手讓出特權,殖民者獲得暴利。這可能是在十九世紀時
的狀況,但在十七世紀早期,東亞海域的歐州人不跟既存勢力一起合作,根本賺不到錢,
還有被滅的可能。
進來亞州海域的歐洲人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強大,其實在他們有能力開始在亞洲大陸「干
涉內政」之前,基本上都是很辛苦的。荷蘭人花了15年才擊敗麻六甲蘇丹國,肢解成眾多
小蘇丹國,使自己終於能在巴達維亞站穩腳跟。平定東印度群島則花了一個世紀,而亞齊
,巴厘島,龍目島和婆羅洲則是花費更久的時間。巴厘島大概是在1849,婆羅州的蘭芳共
和國是在1884,龍目島則是在1894年成為荷屬東印度一員,亞齊甚至要到1912年才投降。
面對小蘇丹國與土著,荷蘭人就要如此費力,更別說是亞洲大陸那些那些裝備、訓練都有
一定的水準,跟數量遠超過他們的軍隊了。所以面對當地強權:例如 暹羅國、印度莫臥
兒帝國、波斯沙阿(Safavid) ,荷蘭人仍是不敢妄動,避免發生衝突。
在商業方面,當地商人掛了歐洲旗幟自行運作,歐洲人還是只能拿到少量的稅,利潤一點
也無,更別提其它歐洲人管不到的地方,如中國與日本。像荷蘭人在中國叩關多次,希望
如葡人一樣有個永久駐地可以進行貿易,但不管來硬(軍事上)來軟(通商請求)皆是失敗。
且德川幕府對長崎的通商口說關就關,主管必需年年更換,東印度公司一點辦法都沒有。
就算海戰得到局部勝利,面對當地政權相對於近乎無限的人力物力,歐州殖民者在陸戰上
也無法保有其戰果,母國根本遠水救不了近火。就像德川幕府的海軍實力弱小,但朱印船
還是能在海上通行,荷蘭人根本不敢去搶,因為只要一搶,幕府就對荷蘭商館進行陸上報
復(切斷補給或派兵攻打) ,省錢又有效。
交易的許可須仰賴當地君主的默許,在財力上,歐洲商人常常必須仰賴當地資金(EX:印
度商人的黃金),而且還面臨當地商人的挑戰。在大明海禁時,VOC在成本上就已經高於走
私的華商,面對華商在日本傾銷中國生絲,根本競爭不過,而這些華商又以鄭家為首。據
日本岩生成一博士的研究,1642到1662年間來到長琦的中國船,大部份都來自鄭家,以
1650年來說,來長琦的70艘商船,鄭家的船隻就有59艘之多,占了84%,這也是為何荷蘭
人視鄭芝龍為最大競爭對手的原因。更別說1685年滿清開放與日貿易後,華商更可以合法
的往來以1685年為例,到達日本的中國船達85艘,比VOC每年的2~30艘商船多出了3~4倍。
歐洲人很快察覺,融入所謂的港腳貿易(country trade),也就是亞州區的內部貿易
才能真的賺到錢。西、葡、荷如此,稍後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是要靠港腳貿易維持公司運
作,這種貿易比亞洲-歐洲的貿易有利可圖多了,當然,亞洲區早就有既存的貿易網路,
歐洲人只是加入,也沒辦法主導,畢竟,當地商人早以存在,他們對當地的市場運作有著
更全面的瞭解。
歐洲商人絕大多數並不會本地話,必定要依賴當地人,如果沒有人充當嚮導、翻譯,
貿易跟本無從談起。例如一個荷蘭商人從荷蘭出發前往中國,途中會經過麻六甲,那他就
需要帶位元通馬來文的南印度人翻譯。之後再帶一位通中文方言(閩或粵)的馬來人或南洋
的華人,如此重重翻譯之後,才能經商。在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軍事、經濟、技術、國力等
全面超越之前,要無視於當地,任意為之,那是不可能的。
攻台戰爭雖然激烈,鄭成功對待荷蘭俘虜某種程度上也稱的上殘忍,鄭成功與馬信事後還
強娶荷蘭女為妾,最初被俘的荷蘭人除了某些高級職員外也幾乎全部死亡(到底是因缺乏
營養生病而死還是被鄭軍虐待殺害已不得而知)。但鄭成功處理戰敗的荷蘭人是寬大的,
體現了某種程度的“商業理性“。農業和遊牧社會出現的屠城和大規模殺戮,從根本上講
源于強烈的生存空間意識,它使人們的衝突帶上“有你無我”的性質。商業社會的基礎是
合作,當雙方構成互相依賴的貿易關係後,雖有衝突,但徹底毀滅對方並非明智之舉,而
意味著自己斷了的一條生路,這或許是“商業理性”的特點。鄭成功的寬大與其像某些學
者所說的是“寬大為懷、仁慈有加”的傳統道德行為,不如說是按“商業理性”行事,荷
蘭人畢竟是他最大的交易夥伴之一。一直到後明鄭時期,臺灣還有持續跟麻六甲進行生意
,甚至進口修理船隻所需要的木頭與零件。
鄭軍艦隊在17世紀是一個國家級海軍的存在。如果以鄭成功攻鎮江為頂點,鄭克塽投降為
最低點,其兩個時期,鄭軍的總噸位分別是9.2萬噸(注4)與6.8萬噸(注5)。若與大約同時
期的西方海權相較,其英、荷兩強權戰列艦總噸位在1655年分別約為9.0萬噸、6.4萬噸,
在1665年則分別為10.2萬噸、8.1萬噸(注6),鄭軍皆可入世界前三甲。明鄭僅控制東南一
隅水域,卻依靠其海權力量,與清廷相持了23年之久,而李自成、張獻忠、李定國、吳三
桂、耿精忠等勢力皆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消滅。在此期間,明鄭利用其海權力量,不斷的投
射兵力到大陸進行騷擾,清廷無可奈何,對明鄭的憂慮不是沒有道裡的。最後清廷被迫實
施海禁,並大規模營造水師,啟用降將施琅,經過海上會戰,控制了臺灣海峽的制海權,
才迫使鄭氏集團投降,由此可知海權力量的優勢存在。
九.附錄
1. 荷蘭東印度公司簡介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荷蘭文為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為VOC。前身為荷
蘭七省各自成立的貿易公司,基於競爭需要,於1602年3月20日合併,其總部設在阿姆斯
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熱蘭、鹿特丹、德爾夫特、荷恩、恩克豪森各有其辦公室,是全世
界第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會由國會指定的17人負責,被稱為17紳士(Heren XVII),
他們是VOC最高的權力決策機構。
1621年,VOC在巴達維亞設立東亞商館總部,作為東印度地區發號司令的中樞。經由國會
許可,除了可以獨攬一切東印度貿易的特權以外,它也被特許可代表荷蘭在東印度實行主
權國家的權力(締約、宣戰、媾和、抽稅、統治)。在17世紀,VOC有雇員10萬、士兵1萬、
商船數千艘、軍艦41艘,是當時最富有的公司。而派駐在臺灣的最高負責人被稱為臺灣長
官,總攬商務、行政事務。大員評議會為最高決議機構,主席為臺灣長官,他們開會共同
決議事項並交由臺灣長官執行。
1.VOC的造船工業與其船艦種類
在15世紀的歐洲,於船型設計上最大的成就,莫過於發展出全帆纜船 (full-rigged
ship)。全全帆纜船設置三根桅杆,首桅、主桅與尾桅。首桅與主桅掛載橫帆,尾桅則掛
載斜掛大三角帆。
橫帆是一種簡單而古老的帆具,將帆系在橫桁上,再以其中心懸於桅杆,形狀為長方形。
此外,雖然橫桁可繞桅杆大幅度轉動,卻仍只有相同的一面受風。三角帆是後來出現的縱
帆之雛形,在桅頂斜懸掛一根長桁,上端遠高過桅頂,下端接近甲板,如此可使系於其上
的帆二面受風。
此種設計最大的優點是速度與靈活兼固;橫帆易於製造且受風面積大,而斜掛大三角帆則
有助於適應風向,不必如從前一般,必須等待最合適的微風出現才能航行,增加了船隻的
靈活度。船帆面積的擴大,意味著船體尺寸可隨之增加,速度的提升與裝載容量的增加,
使得當時船艦的航程與性能急遽上升。
當全帆纜船由伊比利半島傳至低地國後,荷蘭人還在船首斜桅加上一張斜桅帆。在1570年
到1630年間,荷蘭造船業的發展進入了最高期。1630年後,設計大型海船的步調相對停滯
,但船隻設計已經標準化且廣為運用,這些設計並使用到18世紀。對降低營運成本與推廣
航運有很大的幫助。
荷蘭在17世紀有海上馬車夫之稱,擁有各式商船1萬6000多艘,商船總噸位在58萬噸左右
,比英法加起來還多,各國商船總噸位見下表。
單位:噸
1570年 1670年
荷蘭 232000 568000
英國 110000 104000
法國 51000 260000
意、葡、西 80000 80000
而VOC旗下有六大商會,各有自己的造船廠,其船隻產量如下表
相對於18世紀而言,17世紀的船型與規格是混亂的,並沒有相對統一的標準。以VOC為例
,初期並沒有對船隻制定一個規範,雖然在1609年規定尺寸與船隻噸位的關係,但規則缺
乏一致,紀錄所以也不可靠。例如1637,140呎的船隻應該有200荷噸(1荷噸=2公噸),但
到了1667年,140呎的船隻降為140荷噸。甚至連度量衡都沒有統一;不同的荷蘭呎同時被
使用,直到1697年,17人董事會才規定,長是從下甲板由船首到船尾的長度,寬是沿下甲
板船量船衍的寬度,高是龍骨到下甲板的底側,然後長度使用阿姆斯特丹呎,統一計算尺
寸的公式是重要的,因為這樣才能推算出船的噸位數與運載量。
在船型方面,也是沒有一個標準。旗下六大商會生產各具特色的船隻,有時造船匠也經常
根據經驗,或甚至因一時興起而改變設計,畢竟,當時的造船是不倚靠任何設計圖的,設
計圖全在船匠的腦子裡。VOC在亞洲使用的主要船型有亞哈特船、東印度船、笛型船。
亞哈特船
亞哈特是Jaghd的音譯,在荷蘭文獻裡被稱為快艇。在荷蘭人的習慣裡,稱後桅僅有縱帆
或全是縱帆的尖頭方尾三桅帆船叫Jaghd。Jaghd為了省錢,省去了艏艉樓,其特點就是速
度快且造價便宜。
亞哈特也是遊艇yacht的詞源,荷蘭人也稱單桅三角帆漁船/近岸快艇叫亞哈特,所以單看
單字,是無法分辨是指哪種,半月號與五月花號就是典型的三桅亞哈特船。
東印度船
也被稱為歸國大船(retour-schepen, return ship)或pinas,但
retour-schepen 並不特指一種船型,而是就其用途而言;它主要用途為載運貨物往返于
荷蘭與東印度地區,通常體型較大,也較為堅固,而亞哈特船則服務於東印度地區的區域
水域,並不返回荷蘭。
東印度船排水量為2000噸。1697年,VOC規定東印度船長度為130、145與160阿姆斯特單呎
。其武裝可以搭載40門以上的火炮,其火藥與火炮總重可達100公噸。
笛型船
笛型船(Fluit)是一種發源于荷蘭的特殊船型,其特徵就是西洋梨型船底、球型船
尾。從底部到下甲板,與一般船隻無異,但再往上,則發現它寬度急速收縮,上甲板極窄
,寬度只有100呎到140呎之間,是個口小(上甲板)但胖肚的船,船長與船幅比為4:1,顯
得十分狹長。
笛型船是由荷蘭商人Pieter Janz. Liorne於1595年所設計,傳說此種設計是為了降低營
運成本;因為當時歐洲各國的入港關稅是以上甲板面積來計算,所以其西洋梨型的船體可
以搭載大量的貨物且關稅又少。且Fluit只需少數人就可以操縱,人力只要英國船的
1/2~1/3,在營運上更為經濟。Fluit因優異的運載能力,被歐洲各國大量的使用,是東印
度公司在亞洲最常見的船,在它之後,商船與戰船才分開。
歐洲船以華麗著稱,船體裝飾雕工精美。舉例來說裝飾用的材料占總成本的0.5%,但支付
刻工的薪資就達到總成本的2.5%。船頭的喙首多半都是是一隻金毛的紅色獅子,但不像英
國的獅子一樣有皇冠。船側的腰板繪以灰藍色或綠色,而圍欄常雕為海豚或蛇的形狀,且
海豚也常被用來裝飾窗戶。其甲板上的錨欖柱也有怪獸或金獅頭來裝飾。
不同于英國船尾的曲型,其荷蘭的船尾是垂直於水面上。船尾第一層甲板與第二層甲板之
間,有雕以Hermes裝飾,第二層甲板做以波浪狀,被稱為曲板,曲板上有窗戶,根據船隻
大小,約三到六個。而船尾的上部是第三層甲板,盾型徽章被置於此,船名也被刻在上頭
,有時還會畫上花朵圍或布幔圖型繞做為裝潢。以下圖為例,船尾上金色的盾牌上有三個
X,那是阿姆斯特丹的盾型徽章。而VOC(荷蘭東印度公司)標誌上有個A,表示該船屬於阿
姆斯特丹商會。
在色彩上,荷蘭人喜歡使用自然色用於裝飾的配色上。如果雕像是獅子、盾型徽章就使用
金色,如果是海豚,就漆上藍灰色,如果是人型雕像,就使用原木色。
注釋
注1 楊英《從征實錄》。“藩驚乏糧,又恐北風無期,隨於三十晚傳令開駕。時風暴未息
,風雨陰霧,管中軍船蔡翼並陳廣等跪稟:『暫候風雨開駕』。藩諭曰:『冰堅可渡,天
意有在,天意若付我平定臺灣,今晚開駕後,自然風恬浪靜矣。不然,官兵豈堪坐困斷島
受餓也?』是晚一更後,傳令開駕,風雨少間,然波浪未息,驚險殊甚。迨至三更後,則
雲收雨散,天氣明朗,順風駕駛。”
注2 鹿耳門被認為是臺灣門戶,鄭成功降荷、施琅登臺、朱一貴事變清水師來援、蔡牽之
亂,都由此出入,但道光3年洪流瘀塞水道,變成廢港。其位置在台南市顯宮裡,媽祖廟
遺址附近。
注3 鄭軍攻台的兵力、部署、損失,鄭方文獻無任何資料或描述,一切資料皆來自荷人文
獻與滿文老檔。《清初鄭成功家族滿文檔案譯編》《李率泰題為報鄭成功率眾進軍臺灣情
形事本》中提到,鄭成功首程為13鎮12600餘人,農曆5月初5則遣其它各鎮將士與家眷從
金廈至台,約有1萬人,與荷蘭人所得情報大至無誤。
據荷人文獻與滿文老檔所稱派去臺灣的2萬多人中,鄭軍損失約一半(戰、病、餓死、逃跑
)。
注4
江日升《臺灣外記》雲1658年4月,賜姓欲北伐,集舟師於廈門,其艦隊估計有:148(大
熕船50 + 大戰船30 + 鳥船20 + 大型艦估計48) × 540(噸) + 68(趕繒20 +中型艦估計
48) × 160(噸) + 44(20 +小型艦估計24) × 44(噸)
= 92,736(噸)
注5
https://cimon.pixnet.net/blog/post/3434070
注8
我們要把海上強權分為海洋大國與海軍大國兩種,前者是指依靠海洋得以生存,後者是依
靠海軍來提升國家實力,在海洋中沒有實際的利益。前者以英荷、明鄭政權為代表,後者
是以俄羅斯、一戰德國為代表。當然這個只是一種理論,大部份的國家介於這兩個概念之
間。在此強調的是,如果在海洋中沒有實際的利益,海軍容易淪為”昂貴的玩具”,所以
滿清拆去大艦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
注9
例如在1514年下水的大亨利號排水量約有1000噸,搭載700人,有43門大大炮與141門輕炮
。在亨利八世死時的1574年,英國海軍共有53艘船,其中12艘超過400噸以上,總噸位約
為1萬噸。
注10
這邊所謂的洋船,不是指洋人的船,而是指能橫越海洋進行遠洋貿易的大型商船,此等商
船可往來日本、中國、麻六甲;而當代人對洋人的船則稱為夷船。
注11
該和約是1630年2月13日臺灣長官朴特曼與鄭一官於廈門所遷訂的自由貿易協
約Accoort Tusjchen den Gouverneur Putmans ende den Madorijn Iquan,
getroffen,13,Feb, 2630
注12
巴達維亞認為丟掉臺灣,揆一要負最大的責任。因為揆一輕易的讓羅岷西亞城落入敵手,
失去它在防禦上的效用,且揆一也沒有處理熱城上防禦的弱點,EX:鏟平烏堡座落的那個
山丘。
烏考並提供證詞指責熱城評議會庸碌無能、武備不修許多。大炮炮架損壞且生銹不能發射
,榴彈保存不良因潮濕無法爆炸。且2月時還運走火藥8000磅與許多炮彈回巴達維亞,在
糧食儲存上守軍竟只有數日儲備。
再者沒有即時燒毀藏在大員市鎮的稻穀20萬袋,全被敵軍所獲。此20萬袋稻穀在熱城日記
中沒有記載,我也認為沒此20萬袋稻穀。如果有此批糧食,我相信鄭軍不會到六月就缺糧
缺的利害。因為之前在赤崁所得的3~4000袋稻穀就夠鄭軍半月之食,20萬袋稻穀夠鄭軍食
用100日。
注13
當時荷蘭人並不直接向原住民村社的交易活動課稅,而是交給承包商經營。擁有徵稅權的
商人,即可獨佔村社內一切交易,惟每年須繳納一定稅額(贌金)給荷蘭人,其餘的收益才
歸商人自己所有。此經營權是每年由承包商們競標所取得,一直延用到清朝。以1655年為
例,鳳山8社平均每人負擔的贌金是0.14里爾,而1682年,平均每人負擔的贌金是1.71石(
明鄭時期改征米糧),折算金額約為1.71里爾,負擔比以前更重。要注意的是,相比原住
民的負擔變重,中國人的負擔反而是較為減輕的,應該說,兩者負擔的差距是變近了。
注14
1650年,維堡、史諾克為首的行政派,和揆一、倪但理(Daniel Gravius)為首的教會派
,因牧師是否可以核發稅單發生爭執。倪但理認為牧師核發稅單是當地慣例,但維堡認為
此乃藐視長官的權威。雙方各有人支持,不停地寫信到巴達維亞控訴對方,最後巴達維亞
當局裁決倪但理無罪,不過也取消了牧師的政治權力,才平息爭執,維堡也從此和揆一結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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