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提醒三年前的今天去看常玉展覽。
常玉畫裸女,畫盆栽,也畫動物,他筆下的那些動物們似乎都有僵直性脊椎炎,蒼茫大地裡孤單地行走或者跌倒,非常哀傷。
這次展覽,史博館在新聞稿把重點畫在"花30塊門票看50億元常玉49件油畫",既然是50億的珍寶,史博館是怎麼對待的呢? 聯合報的新聞寫道:"1966年,長年旅法的常玉計畫來台展覽,自選畫作從法國寄來當時教育部,不幸人還沒啟程,就因瓦斯中毒客死巴黎。這批失了主的畫作就此存放教育部,分別於1968、1986年移撥史博館,史博館館長張譽騰感嘆,當時部分畫作據說還被水浸過,雖有修復,但限於經費,並不徹底。去年博物館法通過,條文中規定「博物館應修復重要典藏,並得申請事業主管機關補助」;再加上常玉辭世達50年,著作財產權成為公共財,畫作圖像將可供公眾自行拍攝、製作文創商品,史博館向文化部申請500萬元修復經費,終讓名畫回春。"
展覽牆上的大事紀寫常玉持中華民國護照,但終身未曾來過台灣,好奇那段歷史,上維基百科查了發生甚麼事:"常玉先將40幅畫作送到台灣,也拿到了國民政府所發的中華民國護照,並打算辦完畫展後定居台灣。常玉準備動身前,突然動念赴埃及一遊。但當時駐巴黎的埃及領事不肯在中華民國護照上蓋上簽證,缺乏政治敏感度的常玉竟趕往中共駐法領事館申請護照。他誤以為中華民國護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可以互換,把中華民國護照留在中共領事館「抵押」。看完金字塔,他當然「換」不回那本中華民國護照。"
換言之,他的畫到台灣了,人來不了,瓦斯中毒,死了,這批畫就一直留在教育部的倉庫泡水發爛,然後就莫名其妙變成中華民國史博館的館藏了。
這是侵占吧?
一進展場,迎面是常玉照片,神似村上春樹的男人,手上一枚玉戒子,養尊處優的貴公子耽美,純真,似乎沒甚麼生活能力,晚年潦倒,客死異鄉,"1966年8月12日凌晨,人們發現常玉在巴黎的蒙帕納斯工作室中去世,因煤氣洩漏,胸口還橫放著一本書,生前經常戴的一隻通體碧綠翠玉指環隨著主人去世也神秘消失。"
照片中的小象是常玉最後的畫作,他和好友通電話,說自己要畫一張畫。友人問要畫甚麼。他說你將會看到。友人又問那要等到幾時?"再過幾天之後......我先畫,然後再簡化它......再簡化它......那是只小象,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中奔馳⋯⋯那就是我。”
常玉像寶玉,貴公子潦倒一生,寶玉最後一襲紅袍消失白雪地,而常玉化身一隻小象,野地裡孤單地行走,轉眼就要消融於那片巨大的孤單,蒼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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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倉房的怪癖】
前陣子看了之前的一部韓國電影《燃燒烈愛》,後來在找相關討論時,才發現是由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燒倉房〉改編。
以村上的風格來說,這部短篇小說的隱喻算是比較明顯的。雖然最後還是留下懸念,但讀者大都能猜到,故事的最後可能是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發生了什麼呢?來看看這部〈燒倉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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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倉房 / 村上春樹
三年前,我和她在一個熟人的婚禮上相遇,要好起來。年紀我和她幾乎相差一輪,她20,我31。但這不算什麼大問題。當時我傷腦筋的事除此之外多的是。老實說,也沒工夫一一考慮什麼年齡之類。她一開始就壓根兒沒把年齡放在心上。我已結婚,這也不在話下。什麼年齡、家庭、收入,在她看來,都和腳的尺寸聲音的高低指甲的形狀一樣,純屬先天產物。總之,不是考慮便能有對策那種性質的東西。
她一邊跟一位有名的某某老師學默劇,一邊為了生計當廣告模特。不過,因她嫌麻煩,時常把代理人交待的工作一推了之,所以收入實在微乎其微。不足部分似乎主要靠幾個男人好意接濟。當然具體情況我不清楚,只是根據她的語氣猜想大概如此。
話雖這麼說,可我並非暗示她為錢而同男人睡覺什麼的。偶爾或許有類似情況。即使真有,也不是本質性問題。本質上恐怕單純得多。也正是這種無遮無掩不拘一格的單純吸引了某一類型的人。在她的單純面前,他們不由想把自己心中盤根錯節的感情投放到她身上去。解釋固然解釋不好,總之我想是這麼回事。依她的說法,她是在這種單純的支撐下生活的。
當然,如此效用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這同「剝橘皮」是同一道理。
就講一下「剝橘皮」好了。
最初認識她時,她告訴我她在學默劇。
我「哦」了一聲,沒怎麼吃驚。最近的女孩都在搞什麼名堂。而且看上去她也不像是一心一意磨練自己才能的那種類型。
而後她開始「剝橘皮」。如字面所示,「剝橘皮」就是剝橘子的皮。她左邊有個小山般滿滿裝著橘子的玻璃盆,右邊應該裝橘皮的盆—這是假設,其實什麼也沒有。她拿起一個想像中的橘子,慢慢剝皮,一瓣一瓣放入口中把渣吐出。吃罷一個,把渣歸攏一起用橘皮包好放入右邊的盆。如此反復不止。用語言說來,自然算不了什麼事。然而實際在眼前看十分、二十分鐘—我和她在酒吧高臺前閒聊時間裡她一直邊說邊幾乎下意識地如此「剝橘皮」—我漸漸覺得現實感被從自己周圍吮吸掉。這實在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心情。過去艾科曼在被送上以色列法庭時,有人建議最合適的刑法是將其關進密封室後一點點將空氣抽去。究竟遭遇怎樣的死法,詳情我不清楚,只是驀然記起這麼回事。
「你好像滿有才能嘛。」我說。
「哎喲,這還不簡單,哪裡談得上才能!總之不是以為這裡有橘子,而只要忘掉這裡沒橘子就行了嘛,非常簡單。」
「簡直是說禪。」
我因此中意了她。
我和她也不是常常見面。一般每月一回,頂多兩回。我打電話給她,約她出去玩。我們一起吃飯,或去酒吧喝酒,很起勁地說話。我聽她說,她聽我說。儘管兩人之間幾乎不存在共同話題,但這無所謂。可以說,我們已經算是朋友了。吃喝錢當然全由我付。有時她也打電話給我,基本是她沒錢餓肚子的時候。那時候她的確吃很多,多得叫人難以置信。
和她一起,我得以徹底放鬆下來。什麼不情願幹的工作啦,什麼弄不出頭緒的雞毛蒜皮小事啦,什麼莫名其妙之人的莫名其妙的思想啦,得以統統忘卻腦後。她像是有這麼一種本事。她所說的話沒有什麼正正經經的含義,有時我甚至只是哼哈作答而幾乎沒聽。而每當側耳傾聽,便仿佛在望遠方的流雲,有一股悠悠然的溫馨。
我有跟她說了不少。從私人事情到泛泛之論,都可以暢所欲言。或者她也可能同我一樣半聽不聽而僅僅隨口符合。果真如此我也不在乎。我希求的是某種心緒,至少不是理解和同情。
兩年前的春天她父親心臟病死了,一筆稍微湊整的現金歸她所有。至少據她說來是這樣。她說想用這筆錢去北非一段時間。何苦去北非我不清楚,正好我認識一個在阿爾及利亞駐京使館工作的女孩,遂介紹給她。於是她去了阿爾及利亞。也是因勢之所趨,我到機場送她。她只拎一個塞有替換衣服的寒傖的波士頓旅行包。外表看去,覺得她與其說去北非,不如說是回北非。
「真的返回日本?」我開玩笑問道。
「當然返回呀!」她說。
三個月後她返回日本。比走時還瘦了三公斤,曬得黑漆漆的,並領回一個新戀人,說兩人是在阿爾及利亞一家餐館相識的。阿爾及利亞日本人不多,兩人很快親密起來,不久成了戀人。據我所知,此人對她是第一個較為正規的戀人。
他二十七八歲,高個子,衣著得體,說話斯斯文文。表情雖不夠豐富,但長相基本算是漂亮那類,給人的感覺也不壞。手大,指很長。
所以瞭解這麼詳細,是因為我去機場接兩人來著。突然有電報從貝魯特打來,上面只有日期和飛機航班。意思像是要我接機。飛機一落地—其實由於天氣不好飛機誤點四小時之久,我在咖啡屋看了四本週刊—兩人便從艙門挽手走出,儼然一對和和美美的小夫妻。她將男方介紹給我。我們幾乎條件反射地握手。一如在外國長期生活之人,他握得很有力。之後我們走進餐館。她說她橫豎得吃蓋澆飯,我和他喝啤酒。
他說他在搞貿易。什麼貿易卻沒說。至於是不大喜歡談自己的工作,還是怕談七來只能使我無聊故而客氣不談,情由我不得而知。不過老實說,對於貿易我也不是很想聽,就沒特意打聽。由於沒什麼好談的,他講起貝魯特治安情況和突尼斯的上水道。看來他對北非到中東的局勢相當熟悉。
吃罷蓋澆飯,她大大打個哈欠,說困了,樣子簡直像當場就能睡著似的。忘說了,她的毛病就是不管什麼場所都困。她提出用計程車送我回家,我說電車快自己坐電車回去。搞不清自己是為什麼特意來的機場。
「能見到你真高興。」他懷有歉意似的對我說。
「幸會幸會。」我也回道。
其後同他見了幾次。每當我在哪裡同她邂逅,旁邊肯定有他。我和她約會,他甚至開車把她送到約會地點。他開一輛通體閃光的銀色德國賽車。對車我幾乎一無所知,具體無法介紹,只覺得很像費裡尼黑白電影中的車,不是普通工薪人員所能擁有的。
「肯定錢多得不得了。」一次我試探她。
「是的。」她不大感興趣似的說,「肯定是的,或許。」
「搞貿易能賺那麼多?」
「搞貿易?」
「他那麼說的,說是搞貿易工作。」
「那麼就是那樣的吧。不過……我可不太清楚的。因為看上去他也不像怎麼做事的樣子,總是見人,打電話。」
這簡直成了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我想。做什麼不知意,反正就是有錢,謎一樣的小夥子。
十月間一個周日下午,她打來電話。妻一清早就去親戚家了,只我自己在家。那是個天氣晴好的愜意的周日,我邊望院子裡樟樹邊吃蘋果。僅那一天我就吃了七個蘋果。我不時有這種情況,想吃蘋果想得發瘋。也許是一種什麼預兆。
「就在離你家不遠的地方,兩個人馬上去你那裡玩好麼?」她說。
「兩個人?」我反問。
「我和他呀。」
「可以,當然可以。」我回答。
「那好,30分鐘後到。」言畢,她掛斷電話。
我在沙發上發了一會呆,去浴室沖淋浴刮鬍子。等身體風乾時間摳了摳耳朵。也思忖是不是該理一下房間,終於還是作罷。因為統統理好妥當時間不夠用,而若不能統統理好妥當就莫如乾脆不動為好。房間裡,書籍雜誌信件唱片鉛筆毛衣到處扔得亂七八糟,但並不覺得怎麼不乾淨。剛結束一件工作,沒心思做什麼。我坐在沙發上,又看著樟樹吃個蘋果。
兩點多時兩人來了。房間傳來賽車刹車聲。出門一看,見那輛有印象的銀色賽車停在路上。她從車窗探出臉招手。我把車領到後院停車位那裡。
「來了。」她笑吟吟地說。她穿一件薄得足已窺清楚乳峰形狀的短衫,下面一條橄欖綠超短裙。
他穿一件藏青色輕便西服,覺得與以前見面時印象多少有所不同—至少是因為他長出兩天左右的鬍鬚。雖說沒刮鬍鬚,但在他全然沒有邋遢感,不過陰翳約略變濃一點罷了。下了車,他馬上摘下太陽鏡,塞進胸袋。
「您正休息突然打擾,實在抱歉。」他說。「哪裡,無所謂。每天都算休息,再說正一個人閑得無聊呢。」我應道。
「飯食帶來了。」說著,他從車座後面拿出一個大白紙袋。
「飯食?」
「也沒什麼東西。只是覺得星期天突然來訪,還是帶點吃的合適。」他說。
「那太謝謝了。從早上起就光吃蘋果了。」
進了門,我們把食物攤在桌子上。東西相當可觀:烤牛肉三明治、沙拉、熏鮭魚、藍漿果冰淇淋,而且量也足夠。她把東西移往盤子時間裡,我從冰箱取出白葡萄酒拔出軟塞。儼然小型宴會。
「好了,好吧,肚子餓壞了。」以久饑腸轆轆的她說。
我們嚼三明治,吃沙拉,抓熏鮭魚。葡萄酒喝光後,又從冰箱拿啤酒來喝。我家冰箱惟獨啤酒總是塞得滿滿的。一個朋友開一家小公司,應酬用的啤酒券剩下來就低價格分給我。
他怎麼喝臉都毫不改色。我也算是相當能喝啤酒的。她也陪著喝了幾瓶。結果不到一個小時空啤酒罐就成排成行擺滿桌面。喝得相當可以。她從唱片架上挑出幾張,放在自動轉換唱片的唱機上。邁爾斯·迪巴思的《空氣精靈》傳到耳畔。
「自動轉換唱片的唱機—你還真有近來少見的東西。」他說。
我解釋說自己是自動轉換唱機迷。告訴他物色好的這類唱機相當不易。他彬彬有禮儀地聽著,邊聽邊附和。
談了一會唱機後,他沉默片刻。然後說:「有煙草葉,不吸點兒?」
我有點猶豫。因為一個月前我剛戒煙,正是微妙時期,我不清楚這時吸大麻葉對戒煙有怎樣的作用。但終歸還是決定吸了。他從紙袋底部掏出包在錫紙裡的黑煙葉,放在捲煙紙上迅速卷起,邊角那兒用舌頭舔了舔。隨即用打火機點燃,深深吸幾口確認火著好後轉給我。大麻葉品質實在是好。好半天我們一聲不響,一人一口輪流吸著。邁爾斯·迪巴思終了,換上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集。搭配莫名其妙,不過不壞。
吸罷一支,她說困了。原本睡眠不足,又喝了三瓶啤酒吸了大麻的緣故,她確實說困就困。我把她領上二樓,讓她在床上躺下。她說想借T恤。我把T恤遞給她。她三兩下脫去衣服只剩內衣,從頭頂一下子套進T恤躺下。我問冷不冷時,她已經噝噝睡了過去。我搖頭下樓。
客廳裡她的戀人已卷好第二支大麻。小子真是厲害。說起來我也很想鑽到她旁邊猛猛睡上一覺。卻又不能。我們吸第二支大麻。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仍在繼續。不知為何,我竟想起小學文藝匯演上演的劇來。我演得是手套店裡的老伯,小狐狸來店找老伯買手套。但小狐狸帶來的錢不夠。
「那可不夠買手套噢。」我說。角色有店不地道。
「可我媽媽冷得不得了,都紅紅的凍裂了。求求您了。」小狐狸說。
「不成,不行啊。攢夠錢再來。那樣……」
「……時常燒倉房。」他說。
「失禮?」我正有點心不在焉,恍惚自己聽錯了。
「時常燒倉房。」他重複道。
我看著他。他用指尖摩挲打火機花紋,爾後將大麻狠狠吸入肺裡憋10秒鐘,再徐徐吐出。煙圈宛如actoplasm(心靈科學上假設由靈媒釋放出的一種物質)從他口這飄散出來。他把大麻轉遞給我。
「東西很不錯吧?」他問。
我點頭。
「從印度帶來的,只選特別好的。吸這玩藝兒,會莫名其妙想起好些事來。而且都是光和氣味方面的。記憶的質……」說到這裡,他悠悠停了一會,尋找確切字眼似的輕打幾個響指。「好像整個變了。你不這麼認為?」
「那麼認為。」我說。我也恰好想起文藝匯演時舞臺的嘈雜和做背景用的厚紙板上塗的顏料味兒。
「想聽你講講倉房。」我說。
他看我一眼。臉上依然是沒有堪稱表情的表情。
「講可以麼?」他問。
「當然。」
「其實很簡單。澆上汽油,扔上擦燃的火柴,看它忽地起火—這就完事了。燒完15分鐘都花不上。」
「那麼,」我銜住煙在口,竟找不出下一個詞來。「幹嗎燒倉房呢?」
「反常?」
「不明白。你燒倉房,我不燒倉房。可以說這裡有顯而易見的差別。作為我,較之是否反常,更想弄清這差別是怎麼個東西。再說,倉房是你先說出口的。」
「是啊,」他說,「的確如你所說。對了,可有拉比·沙卡爾的唱片?」
沒有,我說。
他愣怔了一會。其意識仿佛拉不斷扯不開的橡膠泥。抑或拉不斷扯不開是我的意識也未可知。
「大約兩個月燒一處倉房。」他說,繼而打個響指,「我覺得這個進度最合適不過。當然我指的是對我來說。」
我不置可否地點下頭。進度?
「燒自家倉房不成?」我問。
他以費解的眼神看我的臉。「我何苦非燒自家倉房不可呢?你為什麼以為我會有幾處倉房?」
「那麼就是說,」我說,「是燒別人的倉房嘍?」
「是的,」他應道,「當然是的,別人的倉房。所以一句話,這是犯罪行為。如你我在這裡吸大門,同屬犯罪行為。」
我臂肘拄在椅子扶手上不做聲。
「就是說,我是擅自放火燒所以的別人的倉房。當然選擇不至於發展成嚴重火災 來燒。畢竟我並非存心捅出一場火災。作為我,僅僅是想燒倉房。」
我點下頭,碾死吸短的大麻。「可一旦給逮住就是問題喲。到底是放火,弄不好可能吃刑罰的。」
「哪裡逮得住!」他很自若地說,「潑上汽油,擦燃火柴,轉身就跑,從遠處用望遠鏡慢慢欣賞。根本逮不住。何況燒的不過是小得不成樣子的倉房,員警沒那麼輕易出動。」
其言或許不差,我想。再說,任何人都不至於想道如此衣冠楚楚的開外國車的小夥子會到處燒人家倉房。
「這事她可知道?」我指著二樓問。
「一無所知。說實話,這事除你,沒對任何人講過。畢竟不是可以對誰都講的那類事。」
「為什麼講給我聽呢?」
他筆直伸出左手指,蹭了蹭自己的臉頰,發出長鬍鬚沙沙作響那種乾澀的聲音,如小蟲子爬在繃得緊緊的薄紙上。「你是寫小說的,可能對人的行動模式之類懷有興趣,我想。並且猜想小說家那種人在對某一事物做出判斷之前能夠先原封不動地加以賞玩。如果賞玩措辭不合適,說全盤接受也未嘗不可。所以講給了你。也很想講的,作為我。」
我點頭。但坦率地說,我還真不曉得如何算是全盤接受。
「這麼說也許奇怪,」他在我面前攤開雙手,又慢慢合在一起,「我覺得世上好像有很多很多倉房,都在等我點火去燒。海邊孤零零的倉房,田地中間的倉房……反正各種各樣的倉房。只消15分鐘就燒得一乾二淨,簡直像壓根兒不存在那玩藝兒。誰都不傷心。只是—消失而已,忽地。」
「但倉房是不是已沒用,該由你判斷吧?」
「我不做什麼判斷。那東西等人去燒,我只是接受下來罷了。明白?僅僅是接受那裡存在的東西。和下雨一樣。下雨,河水上漲,有什麼被沖跑—雨難道做什麼判斷?跟你說,我並非專門想幹有違道德的事。我也還是擁護道德規範的。那對人的存在乃是誒廠重要的力量。沒有道德規範,人就無法存在。而我覺得所謂道德規範,恐怕指的是同時存在的一種均衡。」
「同時存在?」
「就是說,我在這裡,又在這裡。我在東京,同時又在突尼斯。予以譴責的是我,加以寬恕的是我。打比方就是這樣,就是有這麼一種均衡。如果沒有這種均衡,我想我們就會散架,徹底七零八落。正因為有它,我們的同時存在才成為可能。」
「那就是說,你燒倉房屬於符合道德規範的行為。不過,道德規範最好還是忘掉。在這裡它不是本質性的。我想說的是:世界上有許許多多那樣的倉房。我有我的倉房,你有你的倉房,不騙你。世界上大致所以地方我都去了,所以事都經歷了。好幾次差點兒沒命。非我自吹自擂。不過算了,不說了。平時我不怎麼開口,可一喝酒就喋喋不休。」
我們像要要驅暑降溫似的,就那樣一動不動沉默良久。我不知說什麼好。感覺上就好像坐在列車上觀望窗外連連出現又連連消失的奇妙風景。身體鬆弛,把握不准細部動作。但可以作為觀念真切感覺出我身體的存在。的確未嘗不可以稱之為同時存在。一個我在思考,一個我在凝視思考的我。時間極為精確地燒錄著多重節奏。
「喝啤酒?」稍頃,我問。
「謝謝,那就不客氣了?」
我從廚房拿來四罐啤酒,卡門貝乾酪也一起拿來。我們各喝兩罐啤酒,吃著乾酪。
「上次燒倉房是什麼時候?」我試著問。
「是啊,」他輕輕握著空啤酒罐略一沉吟,「夏天,八月末。」
「下次什麼時候燒呢?」
「不知道,又不是排了日程表往日曆上做記號等著。心血來潮就去燒。」
「可並不是想燒的時候就正好有合適的倉房吧?」
「那當然。」他沉靜地說,「所以,要事先選好適合燒的才行。」
「做庫存記錄嘍?」
「是那麼回事。」
「再問一點好麼?」
「請。」
「下次燒的倉房已經定了?」
他眉間聚起皺紋,然後「噝」一聲從鼻孔深吸口氣。「是啊,已經定了。」
我再沒說什麼,一小口一小口啜著剩下的啤酒。
「那倉房好得很,好久沒碰上這麼值得燒的倉房了。其實今天也是來做事先調查的。」
「那就是說離這兒不遠嘍?」
「就在附近。」他說。
於是倉房談道此為止。
五點,他叫起戀人,就突然來訪表示歉意。雖然啤酒喝得相當夠量,臉色卻絲毫沒變。他從後院開出賽車。
「倉房的事當心點!」分手時我說。
「是啊。」他說,「反正就這附近。」
「倉房?什麼倉房?」她問。
「男人間的話。」他說。
「得得。」她道。
隨即兩人消失。
我返回客廳,倒在沙發上。茶几上所以東西都零亂不堪。我拾起掉第的雙排扣風衣,蒙在頭上沉沉睡了過去。
醒來時房間一片漆黑。七點。
藍幽幽的夜色和大麻嗆人的煙味壅蔽著房間。夜色黑得很不均勻,不均勻得出奇。我倒在沙發上不動,試圖接著回想文藝匯演時那場戲,卻已記不真切。小狐狸莫非把手套弄到手了?
我從沙發起身,開窗調換房間空氣。之後去廚房煮咖啡喝了。
翌日我去書店買一本我所在街區的地圖回來。兩萬分之一的白色地圖,連小胡同都標在上面。我手拿地圖在我家周圍一帶繞來轉去,用鉛筆往有倉庫的位置打X。三天走了方圓四公里,無一遺漏。我家位於郊區,四周還有很多農舍,所以倉房也不在少數:一共16處。
他要燒的倉房必是其中一處。根據他說「就在附近」時的語氣,我堅信不至於離我家遠出多少。
我對16處倉房的現狀一一仔細查看一遍。首先把離住宅太近或緊挨塑膠棚的除外。其次把裡邊堆放農具以至農藥等物尚可充分利用的也去掉。因我想他決不想燒什麼農具農藥。
結果只剩五處,五處該燒的倉房,或者是說五處燒也無妨的倉房—15分鐘即可燒垮也無人為之遺憾的倉房。至於他要燒其中哪一處我則難以確定。因為再往下只是喜好問題。但作為我仍想知道五處之中他選何處。
我攤開地圖,留下五處倉房,其餘把X號擦掉。準備好直角規、曲線規和分線規,出門圍五處倉房轉一圈,設定折身回家的最短路線。道路爬坡沿河,曲曲彎彎,因此這項作業頗費工夫。最後測定路線距離為7.2公里。反復測量了幾次,可以說幾乎沒有誤差。
翌晨六時,我穿上運動服,登上輕便鞋,沿此路線跑去。反正每天早晨都跑6公里,增加1公里也沒什麼痛苦。風景不壞。雖說途中有兩個鐵路道口,但很少停下等車。
出門首先繞著附近的大學運動場兜了一圈,接著沿河邊沒人走動的土路跑3公里。中途遇第一處倉房。然後穿過樹林,爬徐緩的坡路。又遇一處倉房。稍往前有一座賽馬用的馬廄。馬看見火也許多少會嘶鬧。但如此而已,別無實際損害。
第三處倉房和第四處倉房酷似又老又醜的雙胞胎,相距也不過200米。哪個都那麼陳舊那麼髒汙,甚至叫人覺得要燒索性一起燒掉算了。
最後一處倉房在鐵道口旁邊,位於6公里處。已完全被棄置不管。朝鐵路那邊釘已塊百事可樂鐵皮招牌。建築物—我不知能否稱其為建築物—幾乎已開始解體。的確如他所說,看上去果真像在靜等誰來點上一把火。
我在最後一處倉房前稍站一會,做幾次深呼吸,之後穿過鐵道口回家。跑步所需時間為31分30秒。跑完沖淋浴吃早餐。吃完歪在沙發聽一張唱片,聽完開始工作。
一個月時間裡每天早上我都跑這同一路線。然後倉房沒燒。
我不時掠過一念:他會不會叫我燒倉房呢?就是說,他往我腦袋裡輸入燒倉房這一圖像,之後像往自行車打氣一樣使之迅速膨脹。不錯,有時我的確心想,與其靜等他燒,莫如自己擦火柴燒乾淨來得痛快。畢竟只是個破破爛爛的小倉房。
但這恐怕還是我想過頭了。作為實際問題,我並沒有燒什麼倉房。無論我腦袋裡火燒倉房圖像如何擴張,我都不是實際給倉房放火那一類型的人。燒倉房的不是我,是他。也可能他換了該燒的倉房。或者過於繁忙而找不出燒倉房時間亦未可知。她那邊也杳無音信。
十二月來臨,秋天完結,早晨的空氣開始砭人肌膚了。倉房依然故我。白色的霜落在倉房頂上。冬季的鳥們在冰冷的樹林裡啪啦啪啦傳出很大的振翅聲。世界照舊運轉不休。
再次見到他,已是去年的十二月中旬了,耶誕節前夕。到處都在放聖誕讚歌。我上街給各種各樣的人買各種各樣的聖誕禮物。在乃木阪一帶走時,發現了他的車。無疑是他那輛銀色賽車。品川編號,左車頭燈旁邊有道輕傷。車停在一家咖啡館停車場內。當然車沒以前見過那麼神氣活現閃閃發光。也許我神經過敏,銀色看上去多少有些黯然。不過很可能是我的錯覺。我有一種把自己記憶篡改得于子有利的傾向。我果斷走入咖啡館。
咖啡館裡黑麻麻的,一股濃郁的咖啡味兒。幾乎停不到人語,巴羅克音樂靜靜流淌。我很快找到了他。他一個人靠窗邊坐著喝牛奶咖啡。儘管房間熱得足以使眼鏡完全變白,但他仍穿開司米斜紋呢大衣,圍巾也沒解下。
我略一遲疑,決定還是打招呼。但沒有說在外面發現他的車—無論如何我是偶然進入這家咖啡館,偶然見到他的。
「坐坐可以?」我問。
「當然。請。」他說。
隨後我們不鹹不淡聊起閒話。聊不起來。原本就沒什麼共同話題,加之他好像在考慮別但是們。雖說如此,又不像對我和他同坐覺得不便。他提起突尼斯的港口,講在那裡如何捉蝦。不是出於應酬地講,講得滿認真。然而話如此細涓滲入沙地倏然中止,再無下文。
他揚手叫來男侍,要了第二杯奶油咖啡。
「對了,倉房的事怎麼樣了?」我一咬牙問道。
他唇角泌出一絲笑意,「啊,你倒還記得,」說著,他從衣袋掏出手帕,擦下嘴角又裝回去,「當然燒了,燒得一乾二淨,一如講定的那樣。」
「就在我家附近?」
「是的,真就在附近。」
「什麼時候?」
「上次去你家大約10天後。」
我告訴他自己把倉房位置標進地圖,每天都在那前面轉圈跑步。「所以不可能看漏。」我說。
「真夠周密的。」他一副開心的樣子,「周密,合乎邏輯,但肯定看漏了。那種情況是一定。由於過於切近而疏忽看漏。」
「不大明白。」
他重新打好領帶,覷了眼表。「太近了。」他說,「可我這就得走了。這個下次再慢慢談好麼?對不起,叫人等著呢。」
我沒理由勸阻他。他站起身,把煙和打火機放進衣袋。
「對了,那以後可見她了?」他問。
「沒有,沒見。你呢?」
「也沒見。聯繫不上。宿舍房間沒有,電話打不通,默劇班她也一直沒去。」
「說不定一忽兒去了哪裡,以前有過幾次的。」
他雙手插衣袋站著,定定注視桌面。「身無分文,又一個半月之久!在維持生存這方面她腦袋可是不太夠用的喲!」他在衣袋裡打幾個響指。「我十分清楚,她的的確確身無分文。像樣的朋友也沒有。通訊錄上倒是排得滿滿的,那只不過是人名罷了。那孩子沒有靠得住的朋友。不過她信賴你來著。這不是什麼社交辭令。我想你對她屬於特殊存在。我都有點嫉妒,真的。以前我這人幾乎沒嫉妒過誰。」他輕嘆口氣,再次覷了眼表,「我得走了,在哪裡再見面吧!」
我點下頭,話竟未順利出口。總是這樣。在這小子面前語句難以道出。
其後我給她打了好多次電話。電話因未付電話費已被切斷。我不由擔心起來,去宿舍找她。她房間的門關得嚴嚴的,直達郵件成捆插在信箱裡。哪裡也不見到管理人,連她是否仍住在這裡都無從確認。我從手冊撕下一頁,寫個留言條:「請跟我聯繫」,寫下名字投進信箱。但沒有聯繫。
第二次去那宿舍時,門已掛上別的入居者名牌。敲門也沒人出來。管理人依然不見影。
於是我放棄努力。事情差不多過去一年了。
她消失了。
每天早上我仍在五處倉房前跑步。我家周圍的倉房依然一個也沒被燒掉。也沒聽說哪裡倉房給燒了。又一個十二月轉來,冬鳥從頭頂掠過。我的年齡繼續遞增。
夜色昏黑中,我不時考慮將被燒毀的倉房。
莫名其妙倉庫電話 在 粘拔的幸福碎碎念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歷史課本裡不會提到的豐功偉業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講到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我先來講一個丈夫被綁架、妻子被輪姦、財產被搬光的悲慘故事好了。為什麼我要把這個看起來不相關的悲慘故事跟國民黨不當黨產相提並論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葉廷珪(ㄍㄨㄟ)這名字或許對老一輩的台南人還算熟悉,但是對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這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葉廷珪其實就是台南市第一屆的民選市長(1951年),也是早期極為少數的黨外政治人物。(有人說他曾經加入國民黨,但是他的女兒葉秀英指證他的父親從未加入國民黨,是葉廷珪選上民選台南市長之後,才被國民黨不要臉地單方面宣稱而「被加入」國民黨。)
葉廷珪在日本時代就曾經當選台南市的民選議員,他同時也是戰前東亞信託株式會社的社長,戰後則是台南扶輪社的第一屆社長。就是因為他的富裕背景,讓他在戰後因為被中國國民黨盯上而遭遇極大的不幸。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葉廷珪在台南市開山路的家中接到一通電話而外出,然後就被國民黨人綁架帶走,一路押到中國南京,然後再轉押到上海。如果國民黨要定葉廷珪是什麼叛亂暴民、共產黨徒或是日本倭寇的罪,那他們大可像抓湯德章一樣抓去大正公園槍斃不就好啦,連法院判決令都不用,幹嘛要大費周章把葉廷珪抓去中國上海呢?
「肉票換鈔票」就是葉廷珪被中國國民黨抓去上海的唯一原因,俗稱擄人勒贖。擄人勒贖這種事情在二二八抗暴事件發生後與白色恐怖時期特別多,一堆人莫名其妙被國民黨抓去監牢,然後苦主的家門口就會多出一堆莫名其妙的人跟你說要拿錢來「打通關係」或是「安排見面」。(被槍斃的台灣金融先驅陳炘即是另外一例,陳炘被捕後,他家也出現一堆人跟他太太要錢說可以幫忙打聽消息,讓他太太花了一堆錢而導致家庭經濟困頓。)
現在的詐騙集團是打電話騙你說你的小孩被綁架,1947年的國民黨是打電話騙你外出然後直接綁架你。國民黨,你贏了。一堆台灣人就這樣散盡家財只為了把一個本來就無辜無罪的人給贖回來,結果通常多是錢出去了,人還是沒回來。你們國民黨人若是要上台講你們這個黨是如何創業發達致富的故事,記得要把這段「篳路藍縷」的白手起家過程給說出來,哥倫比亞毒梟都會跟你們磕頭。
葉廷珪被國民黨抓去當肉票之後,葉廷珪的妻子劉瓊瑛趕緊把家中的大片土地變賣,換取了一船黃金,然後依照綁匪指示坐著船到上海的碼頭交付贖款。當然,如果國民黨當場就拿錢放人,那它就不叫國民黨了。天真的劉瓊瑛坐著船到上海交付黃金之後,她就被這群國民黨官兵給拖去輪姦,然後被丟到上海又臭又髒的後巷等死,直到被人發現才送去醫院急救。
葉廷珪本人呢?當然繼續被綁匪押著啦!這群國民黨綁匪因為幹了拿錢不放人還輪姦他太太的事情,卻又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定他的罪,就羅織了一個葉廷珪在日本時代改日本名叫「葉山岩」,說他是皇民的極爛理由來定罪。我是不知道中山樵跟石岡一郎會怎麼想這件事啦。然後國民黨偽造一堆文書就把葉廷珪丟進專關日本戰犯的上海高境廟監獄,隨便用一個中國愛國流氓最愛用的「漢奸」名義來說他是二戰戰犯,丟給國際戰犯法庭就烙跑閃人了。
還好國際戰犯法庭不是由這群桑斯奧福畢曲的中國人在主導,不然大概又會出現一堆胡判亂判的枉死冤獄。凡事講求證據的國際戰犯法庭根本找不到葉廷珪有犯下任何戰爭罪行的證據,所以就以抓錯人的原由無罪釋放葉廷珪。
好笑的是,戰犯法庭已經宣布無罪釋放葉廷珪,但是中國監獄的獄卒仍然不願意釋放他,原因是葉廷珪出獄前想跟獄卒要回他的Parker牌金筆,結果獄卒不想還他,就硬是把他多關了一個月。你還真以為中國國民黨會這麼輕易放棄他們的不義之財啊。
葉廷珪大難不死返回台灣後,就開始以黨外身分競選公職,由於他人氣超高,為人清廉不貪污又眼光遠大勤建設,前後當選了三任台南市長,包括第一屆、第三屆與第五屆台南市長,這種黨外跳屆當選三次的也算台灣政壇奇葩啦。其中1960年第四屆台南市長競選時,葉廷珪之所以敗給了國民黨的辛文炳,原因是國民黨大量作票,還把廢票灌進國民黨的票數裡。
國民黨在台南作票這件事還被「自由中國」雜誌在社論中拿出來痛罵並要求選舉無效。葉廷珪謝票的時候因此受到數萬名鄉親的英雄式歡迎,加上葉廷珪一度想要呼應「自由中國」的主張來籌組新的在野黨,這些事情讓國民黨高層相當憤怒,決定要用謀殺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大受人民愛戴的政敵。(「自由中國」雜誌也在該年被國民黨查禁停刊。)但是葉廷珪那麼受台南鄉親的歡迎與矚目,當然不能直接殺他,所以國民黨的邪惡腦筋就動到了葉廷珪的妻子劉瓊瑛身上。
你應該知道電影中那種最下賤的反派總是愛把腦筋動到主角的家人身上的劇情吧!有想起林宅血案嗎?有想起楊清化血案嗎?曾經遭國民黨兵在上海輪姦的葉廷珪妻子劉瓊瑛,雖然九死一生逃過一劫,但是國民黨人在1961年再次派人在她吃的西瓜裡面下毒,她終究還是被國民黨給毒殺致死。下毒的市長公館煮飯佣人連夜打包逃走,連下毒者的戶籍資料都全部被銷毀,非常有國民黨特務的行事風格。葉廷珪的女兒也差點被國民黨派來的人給用刀刺死,還好葉廷珪即時出現救了他女兒一命。(劉瓊瑛遭毒死的公園路市長官邸後來也傳出鬧鬼事件。)
國民黨殺完人之後哩?當然接著就是劫財啦。葉家在台南有許多房產,連美軍顧問團都曾經跟葉廷珪承租房子,後來全部被國民黨人用你會在詐騙集團判決書裡看到的各種手法給偷光光,連他的古董金庫都搬光光,逼得葉家人只好在外租屋,甚至逼到他們家宣布破產。葉廷珪一家人被國民黨迫害劫財污名的經歷直到2004年才獲得陳水扁頒發恢復名譽證書而得以平反,還為他在湯德章紀念公園(湯德章遭槍殺的地方,湯德章也是葉廷珪的好友)種下苦楝樹以紀念他悲苦堅毅的一生。(葉廷珪於1977年逝世)連立法院都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來增列「葉廷珪條款」。
好啦!我故事說完了。我知道你接著會想問說:「這跟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有什麼關係呢?」、「葉廷珪這種個案式的搜刮貪污未必會與政黨集團侵佔公產有什麼關連性。」或是「這些個人侵佔劫掠的財物絕對不會流到集團的黨產當中啦。」抑或是「葉廷珪的個案有白色恐怖時期的補償條例去賠償,該賠的也賠啦,不要跟國民黨侵佔國產的黨產扯在一起啦。」你如果會想這樣子問,就代表你可能不是很了解問題的本質,或是想要鋸箭切割。
曾經在二戰後駐台的美國領事館官員葛超智,又名喬治˙柯爾(George Kerr),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將中國國民黨在戰後1945年開始對台灣的貪腐劫財情形分成了三個等級:
=================
「財物掠奪的程度可分為三個等級。(中華民國)軍人的財物掠奪屬於最低的一級。任何可以移動的東西,任何不經心放著,或沒人看管的東西,片刻間便會被那些衣衫襤褸、無紀律的軍人奪走。
掠奪的第二級則在於軍隊裡較高層軍官。他們與承攬商在各港口設置倉庫,然後從那裡轉運出口大宗的軍事及民生物資。
最高層級則是陳儀及其徒黨牢牢掌控了所有的工業原料、儲備的農產品、及戰後日本人移交或充公的房產等。」
=================
就連當時國民黨籍省主席魏道明都曾經在1948年轉述美國將軍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曾於二戰擔任美軍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在台灣巡視一圈後所說的話:「國民黨接收台灣拿走的多,給的少。(give less than take)比日本還不如。」拿走的多是什麼意思,你不會還不懂吧?
如果你不相信美國官員說的話,那這位中華民國高官汪彝定(中國安徽人,國民黨籍,曾任中華民國國貿局長、經濟部次長、台糖董事長)在他的回憶錄「走過關鍵年代」中說的話你總該信吧:「大陸來台的接收人員沒有是非觀念。極少有人把台灣看做是一塊需要用心好好建設的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抱著搶地盤、揩油水的心理而來。」
你可以說一兩個黨員的貪腐未必跟整個黨有關係。但是如果整個黨從上到下都在貪腐呢?這種中國黨國政治文化所帶來的結構性集體貪腐問題,你要怎麼切割來看呢?你要怎麼把劫掠個案私產與劫掠集體公產的原因切開來看呢?
你前面看到令人髮指的葉廷珪綁票案例若不是由葛超智口中程度最低下的一級,一群結夥的中華民國軍人或是軍官所幹出來的爛事,就是由二、三級的高階軍官或是國民黨高層所籌畫的邪惡計劃。但是不管這件事是由低階或是高階的中華民國黨官所為,它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就是當時國民黨人上上下下兄弟登山各憑本事的集體貪腐劫掠作為。細漢的搬細車,大漢的搬大船,如此而已。
一些低階的中華民國官兵之所以只能搬街上的腳踏車與民家私產,或是幹些偷拔鐵路號誌去賣,導致火車撞車出軌的狗盜之事,只是因為他們沒本事幹到第二級或是第三級那種可以獨攬進出口生意或是獨佔原料與侵佔日本移交公家廠房財產的程度(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國民黨不當黨產的大宗來源)。
我個人相信那些只能在街上搶劫腳踏車的中華民國軍隊,寧可穿著軍服西裝在辦公室裡優雅地批閱文件來下令劫掠,也不想那麼辛苦地流血流汗去挨家挨戶擄人勒贖,因為葛超智口中的二、三級貪腐掠奪所搶來的可不會只有一船黃金跟一枝Parker牌金筆。
不管葉廷珪被勒贖劫掠的財產流向何處,他的悲慘境遇只是各種不幸被劫掠台灣人的濃縮版本而已。他的遭遇不只是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個案,而是指向了國民黨不法謀財的集體犯罪心態,而這個犯罪心態不但造就了國民黨眾多的貪腐個案,也造就了國民黨的龐大不當黨產。最下流的就是,國民黨還會冠以剿匪、平亂、救國、愛心、婦女、慈善之美名,來行劫貨奪產騙財之實,事後想要追討的時候,他們還會罵你清算鬥爭。
你現在搞懂了為什麼在講國民黨不當黨產之前,我要先把葉廷珪的不幸故事講出來的原因了嗎?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中華民國在1945年時才來到台灣六個禮拜的時間,台灣的街頭巷尾就貼滿了「狗去豬來」的標語了嗎?你現在知道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為什麼聽不懂國民黨行政長官陳儀廣播時所說的當官要:「不偷懶,不撒謊,不揩油」的「揩油」是什麼意思?那你現在知道「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財產追蹤為什麼要回溯到1945年嗎?
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國民黨與深藍支持者很愛說二二八事件是鎮壓共產黨徒、平定暴民倭奴的事件,那麼請告訴我,既然二二八是中華民國國軍平亂剿匪的事件,為什麼有一堆被中華民國軍隊屠殺的人身上財物都不翼而飛呢?不是國族家恨的仇殺嗎?怎麼變成了謀財害命的財殺了呢?
一、王石定(高雄市漁業代表):於1947年3月6日遭國民黨軍隊以機槍掃射致死。死後身上的西裝、戒指、手錶全部不翼而飛。
二、郭章垣(宜蘭省立醫院院長):於1947年3月18日遭國民黨軍人槍殺,軍人逮捕郭章垣之前,到他家中翻箱倒櫃的搜刮與搶劫財物,臨走前本想順手牽羊拿走另一位醫師蔡陽昆的風衣,後被蔡陽昆喝止才被丟還。
三、李瑞漢(律師):於1947年3月10日遭國民黨特務帶走,就此失蹤。李瑞漢失蹤後,李瑞漢律師事務所的金庫被洗劫一空。
四、許錫謙(花蓮富商):於1947年3月遭國民黨憲兵槍殺,死後身上錢財、戒指、金鍊、懷錶不翼而飛。
五、張七郎(花蓮縣議會議長):與其子兩人,共三人於1947年4月4日遭國民黨軍槍決,死後父子三人被國民黨軍埋於公墓,身上衣服與物品全部不翼而飛。
六、陳復志(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於1947年3月18日遭國民黨軍人槍殺於嘉義火車站前。死後身上手錶與皮鞋不翼而飛。
凡此劫財殺人事件不勝枚舉。中華民國軍隊從1947年3月20日還開始以「綏靖清鄉」為名進行屠村,不但任意進入民家搜查,許多台灣人被迫交出與「武器」無關的個人財物,將財產奪去後,國民黨軍還可能把原屋主與其家人殺害滅口。若家中有姿色貌美的女人被國民黨軍幹部看上,就會發生男被殺,女被姦殺的慘劇。後來屠殺台灣的中華民國二十一師部隊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一軍在上海殲滅之後,從中華民國軍人的屍體中搜出許多金戒指、金鍊與手錶,這些就是1947年對台大屠殺時所掠奪而來的財物。
如果你們中國黨是為了你們所認為的「仇敵」而殺人,你們所認為的「主義」而殺人,你們所認為的「統一大業」而殺人,不管這個「仇敵」該不該殺,這個「主義」有沒有道理,這個「統一大業」是不是本質就是侵略,我都還會敬你們個三分。但是很明顯的,從眾多的歷史案例來看,你們中國黨的真正動機就只是為了劫財而殺人而已。
你知道電影「終極警探」(Die Hard)第一集裡面麥克連警探的經典名言嗎?我很想說Yippee Ki-yay, Motherfxxker! 但不是這一句,是另外一句:「在那麼多的惺惺作態與禮義廉恥之後,你不過就是個賊而已。」(After all your posturing, all your little speeches, you're nothing but a common thief.)
國民黨,你們不過就是群賊而已。
(圖像繪製PJ McQu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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