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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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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ｂｒｏｔｈｅｒ，通篇鬼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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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避重就輕，這就叫避重就輕，雖不知「開槍防疫」是哪門子的防疫方法，阻止民眾看野台戲，是如何能防止以水源和糞便傳染為主要途徑的霍亂，一面說，「陳儀來台才解除禁令」，另一面說「 陳儀禁止慶典聚會的隔離措施」，既說解除禁令，又說下禁令，這根本上是矛盾的，事實上，陳儀自相矛盾也不是新聞，例如，他曾經一面保證不會對台灣用兵，又通告處委會要寬大處理，事實上，一面暗中派兵鎮壓台灣人，連身為調停者的處委會，都加以屠殺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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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文章，充分顯現出中華民國人的無知和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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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看此文，還以為陳儀是陳時中，努力防疫，逮灣郎不知好歹，竟然聚眾反抗，偉大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已才加以鎮壓，然後「防疫靠警察」，日本人也是這樣搞得，所以開槍是對的，然後，偉大的祖國為了「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所以才造成霍亂，彷彿霍亂是台灣人帶來的，然後延燒數年的霍亂，都是台灣人的錯，把黨國政府無能又無衛生觀念的防疫措施，講成是竭力防治的英雄，於是明明是加害者，反而成為救世主了；而明明是被害者，卻被說成了是造成疫情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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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明是黨國政府防疫無能，變成是傳說中「抗疫英雄」，此中謊言的巧妙，與下流，與北京政府美化自身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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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忽略的一個重要事實，霍亂是從中國來的，而且正是黨國政府的軍隊與一干難民，帶來的，此前日本政府，不只將霍亂絕於本土，而台灣人民早已有衛生行為，也有衛生觀念，沒有衛生觀念，行為也不衛生，恰巧是中華民國，這個外來殖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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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中國人搞武漢封城，凡出城的一律射殺，這是不是正確的防疫方式？若有中華民國人拿這種慘無人道，而且失敗的防疫，來譴責陳時中和台灣人，諸位以為如何？這恰巧是本文正在運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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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政府如何「防疫」，詳情可見「布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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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所謂的防疫有多誇張，可以從霍亂從中國溫州來襲時，民報記者對於檢疫總所所長的訪問窺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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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現在本省的檢疫工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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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停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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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因基隆港檢疫分所之失落霍亂由溫州侵入本省，本人為總所長應該負責，但本人到本省來只有兩三星期，檢疫總所之工作亦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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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霍亂病已經進入本省，到底檢疫工作有沒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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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人有說過，在本人到台北前是完全停止工作，但是本人以後一定為本省之衛生工作盡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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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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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防疫，靠得不是警察，而是醫生，日治時代，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 年，發生霍亂，原因正是中國華南一帶，霍亂猖獗，隨著船舶，大肆進入臺灣，而黨國政府攜來的難民和軍閥，以及對於公衛體系的破壞，以及政府的貪汙和無衛生觀念，妄想如本文一般，光靠鎮壓和開槍就能遏止霍亂，使得全台灣島上不只台灣人，原住民也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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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最關鍵的因素，中華人念茲在茲的「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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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霍亂侵襲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福州、上海、南京更為重災區，民眾上吐下瀉，明明中國有這麼嚴重的災情，黨國政府卻加以忽略，只顧著接收，１９４５年，台灣與上海、福州恢復航運，而長官公署居然不管海港檢疫，更嚴重的，竟然將日籍的檢疫人員遣送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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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什麼「民眾對於防疫措施普遍地不配合、走私集團棄大港走偏港使霍亂入台管道地下化、政府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港口檢疫設施在盟軍轟炸中摧毀殆盡」，而是「港口根本沒在檢，漣一般港口的檢疫措施都沒啟動，還大量遣返檢疫人員，只顧著『兩岸交流』」，而駕駛私有船隻穿梭臺南與中國大陸沿海港口，輸運兩岸往來旅客、商人及各式貨物，都是哪些人？自然國民黨軍和想發大財的商人，這些有本事往返兩岸的人，不管是半山也好，軍人也罷，或想逃難來台灣的「旅客」，特別容易遭受中國霍亂感染，然後將細菌帶入境，造成顯著的境外移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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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霍亂嚴重的地方多是貧困地區，有辦法的人跑到沿海地區到中國做生意，傳染給該地環境不佳的居民，例如台東重安部落，這個阿美族部落染上霍亂，沒有醫療資源，政府放任自身自滅，一個部落８０人死亡，屍體只能在海邊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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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到今日來看，就是那些台商和馬英九連勝文等高級外省權貴，整天嚷嚷著小明怎麼不回來，開放兩岸交流，口罩送往中國，為什麼不打中國疫苗等華頭華腦的人物，這些捧中仇台的思維，可以說就是中國細菌傳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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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歷史總不斷重演，再被同一批華國人美化為「都是台灣人的錯，和我們沒關，台灣人好壞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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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要說「政府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這種避重就輕之詞，正確的說法是「大量運回中國東南沿海的中國人」，什麼「走私集團棄大港走偏港使霍亂入台管道地下化」，就連大港的檢疫措施也是乏善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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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港口檢疫設施在盟軍轟炸中摧毀殆盡」這應該也是胡扯，如果港口沒被炸，檢疫設施更不可能消失－而一個簡單的檢疫檢查口，也不是什麼耗費周章的大工程，真正被轟炸的是醫院和大型醫療設施，但同樣的，如果你一點防疫概念也沒有，蓋再多方艙醫院也沒用，１９４３年這些設施即被轟炸過，而日本政府也同樣面臨戰爭時缺乏醫療物資，醫療院所倒塌的窘境，同樣被炸過一輪，戰時日本政府相安無事，霍亂禁絕，差隔幾時，換做國民政府上台，中國人掌權，即萬病齊發，１９４６，霍亂、天花、鼠疫猖獗，從無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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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人無衛生觀念的問題嗎？常理來看，有衛生行為怎會沒衛生觀念？你懂得戴口罩，而沒有口罩能防疫的概念？「人民有衛生行為但無衛生觀念」，這種說法，無疑於貶低台灣人民智商於芻狗，而滿足外省權貴與黨國政府，暴行的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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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一干沒有衛生觀念的中國人，混入台島之中，寡占權位，散播病毒細菌，說成是「台灣同胞」自己害自己；陳儀的無能與外省高官權貴，貪汙腐敗，置防疫於無物，變成是台灣刁民欣賞野台戲，所以不配合防疫，造成疫情蔓延，正常人都知道，有受過一點基本教育的人都知曉，開槍式的防疫，高壓式的統治，認為把垃圾掃成一堆，丟到別處，把人民當成豬狗般囚禁，驅逐，腦袋只有完全封禁，自生自滅，關起門來便無事，這種「要就全要，不要就全不要」，要嘛，連廁所都沒門，讓你門戶敞開，疫病蔓延，不要，就全部關狗籠，不供給飲食、醫療，屎尿落滿大街小巷，出來就開槍，這種中國人式的防疫風格，中國的國民黨封布袋、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封和平醫院、中國的共產黨封省封城，都是野蠻落後的思想，談不上防疫，稱得上是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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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適用於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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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行政長官公署輕視疫疾防治作業，導致霍亂疫情流竄全臺，奪走無數寶貴生命．」－葉永文《臺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賴永祥《傳染病與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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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衛生環境惡劣，加上政府人謀不臧、民心丕變，成為二二八事件導火線．」－鄭志敏〈二二八事件前高屏地區的傳染病防治―以霍亂與天花為中心的探討〉、〈「二二八」前夕雲嘉南地區的傳染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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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４年臺灣傳染病復發，歸因於行政長官公署忽視海港檢疫作業，未重視衛生行政庶務，導致原本可預防災疫在人禍助長下難以收拾，甚至許多在日治時期被有效抑制的傳染病也捲土重來，引起社會浩劫．」－陳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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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歷史學者指出事實，反倒是此文卻稱陳儀好棒棒，台灣人好壞壞，更將二二八事件之元凶，塑造成竭力防疫的陳儀時代，可謂是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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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的防疫概念，古往今來，有三，第一，便是隱匿，第二，便是謊言，第三，便是發大財，綜合三點，造就了第四點，將人為的災禍和枉送人命的代價，栽贓給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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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是４ｖ的錯，是台灣人的錯，１０分防疫的工作，５分靠外國援助，３分靠台灣人，２分靠明理的外省人，全都說成是－１０分外省高官權貴的功勞；外省高官權貴幹的壞事，說成台灣人也有一份，然後全體台灣人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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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伸縮華轉的謬論，從古到今，從中國到現在的中華民國，如同敗壞的基因，不斷傳承，到如今，居然有人拿現在台灣人的成果，去美化過往黨國政府失敗的惡行，可真是物盡其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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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從中國東南而來；鼠疫，從廈門傳入；天花，黑死病，瘧疾，這些的這些，接踵而來的病毒和細菌，全都在１９４６發生，甚至刷新了台灣的歷史紀錄，而這些病症早已在日本政府下防治多年，就算是戰時的滿目瘡痍，疫病仍靜悄悄的，這是巧合嗎？唯一的變因是，中國因子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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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一來舉出這些「中國因子」，如何荼毒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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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時，國際間援助台灣，進口了許多藥物，但這些藥物卻被國民黨官員和軍人中飽私囊，甚至轉賣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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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台灣）軍方正在出售某些藥物...國民政府為防止將藥品轉運到大陸所建立的出口管制措施大部分是順著美國的意思去做的。...但是，國民政府當局進行的實際最終用途檢查顯然很少而且敷衍了事．他們沒有真正的興趣阻止藥物進入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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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過常規管道進口外，醫療用品最近還從被扣押的貨櫃中運入了台灣．雖然所涉確切數量尚未確定，但據信它們相當可觀，而且眾所周知，軍方正在出售某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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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務院密件「福爾摩沙的藥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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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已經絕跡３０年的黑死病出現，肺病的藥和瘧疾的藥都被當時的衛生局長經利彬把持，１９４６年發生２００件以上的霍亂病例，但台灣省衛生處長經利彬竟然拒絕給予收容與治療．在瘧疾治療方面，政府雖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領到幾百萬錠的「阿的平抗瘧劑」（Ａｔａｂｒｉｎｅ　ｔａｂｌｅｔ），實際接受治療的病患卻僅６０人而已。他自己賣藥牟利，天花、霍亂也跟著肆虐，水資源嚴重污染，因為蓄水池的消毒用品被賣到黑市，過去挨家挨戶的水溝消毒變成要自己花錢接洽，水管和水龍頭被拆掉變賣，讓用水設施遭受破壞．隔離營裡的霍亂病人的排泄物被丟進附近的商業魚池，增添了傳染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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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出賣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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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擅長隱匿，訪台的議員、外賓、使者，若要看台灣的實際情況，即被隔絕限制，只讓他們學中國武漢那樣參訪，讓他們看自己想讓他們看的，若有人想問台灣人，或者找美國領事館，座車馬上就壞掉；抽水設備大量被偷，公共用水出了問題，黨國政府對公共衛生沒興趣，對港口檢疫沒興趣，他們只對利益有興趣－只要能發財，災難財，死人財，都會是他們的目標，聯合國救濟物資和醫療用品、藥物，得經過層層關卡，檢查哨不是用來檢查疫病，而是用來檢查有無能揩的油，送到台灣人身上，只有少數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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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法治沒興趣，因為執法者本身就是犯法者，陳儀用許多無知識無經驗的中國人當警察，警局常坐滿被亂抓來的人，他們的家人必須賄賂他們，才能贖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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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與目無法紀，正是黨國使疫情散播的根本原因，怎會說跟「民主自治與法治經驗」無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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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並不是「防疫的枷鎖打開了，台灣人民當然也就變回原形，腦袋裡本來就不在乎防疫的人，自然也不會遵守防疫的禁令．」，而是一群中國人到台灣，獸性的束縛被解放，搞爛了中國以後，跑來搞爛台灣，防疫，靠得並不是警察，或者是什麼後藤新平建築起來的「警察防疫架構」，連坐責任、保甲與壯丁團，陳儀裁減，所以防疫系統崩潰，這完全是個人的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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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靠的是迅速的阻絕境外，港口檢疫，疫苗接種，以及人民的公共意識，日本參照西方經驗，落實海港檢疫系統，廣設傳染病院、隔離病房，並確立民眾通報機制；患者接受妥善的隔離、治療，避免疫情擴散；日本印發霍亂防治宣傳單、舉辦衛生演講會、放映防疫短片與宣導電影，深化民眾正確防治知識與公共衛生觀念．日方還在臺灣研發與量產霍亂疫苗，提供民眾施打，增強抵抗力，以消除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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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措施，與深化的衛生概念，才是日治時期，哪怕是因戰火滿目瘡痍，依然可以阻止傳染病的原因，靠的，並不是警察的打罵，保甲的連坐，高壓的統治，出村的開槍，而是日方人才結合台灣本地人才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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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上台，把檢疫人員，研發疫苗的人，全部驅逐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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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營事件發生在台南，當時，台南居然連一個衛生院都沒有；而台南居然沒有一個啟動霍亂疫苗注射的紀錄，那些疫苗都到哪去了？錢進入誰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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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警察跑到野台上，阻止人們看戲，並開槍掃射，稱，是為了「防疫」，彷彿能聽見那警察的耳語，「你們這群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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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腦袋裡根本不在乎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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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政府的惡行，激起了聯合國官員和醫生們的公憤，他們警告要將此事公諸國際，衛生局長經利彬阻礙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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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利彬回答，「何苦來哉，只有那些窮人才會染到那種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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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所有的痲瘋病人都應該丟到偏僻的島嶼上去，讓他們自生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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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為了某一群人心裡的相對剝奪感，盲目的指稱糞水和清水一樣，所以台灣就必須負擔再一次的風險，這無疑是種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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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名為變態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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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原本有要買５００萬劑的ＢＮＴ疫苗，快簽訂合約，只差最後一哩路，沒想到，被中國復興攔截，因為，「有人不希望台灣太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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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許多媒體責怪他，不把疫苗說清楚，「那時他真是心中擔憂，有苦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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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台灣已經有確定的疫苗了，陳時中這才把當時的狀況說出來，我們來看，那時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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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泛統媒針對疫苗反覆拷問，並責問他態度不一致，他們認為，好像自己不表明真實的意圖，就不會有人懷疑他們的動機了，他們要拷問到台灣疫苗的簽約破局，陳時中說了，就是政治力介入（台灣的，而非中國），搞意識形態，挑釁中國；陳時中不說，就說他瘋了，他說不會是中國製疫苗，明眼人看了就知道一定有問題，搖頭晃腦地說，各國疫苗研發都是多方押寶，看吧，果然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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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泛政治化啦！搞意識形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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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真實意圖是什麼？自然是為了利潤，由一群買辦，大發災難財，就跟當初中國人在台灣搶援助的疫苗然後賣到中國一樣，他們還能如此這般說著「是民進黨想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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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說，「口罩為什麼不出口中國．」、「狗官！」，這就和國務院密件所記述的，政府並不熱衷在防止急需的藥物被運送到中國，因為大陸上的人民「也是中國人」，並且包括逃到福爾摩沙難民的許多親屬一樣，災害來臨時，他們優先想的，是祖國，而不是台灣，要台灣耗盡一切油脂，掏空如孱弱的蟬殼，看到周遭的人都死了，遠方的人活了，自己的口袋飽了，他們滿足地露出微笑－窮盡一切，發出聖母的光芒，撥亂算盤的輕響，只為了自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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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欺騙台灣人，「台灣既然自己做不出疫苗，對國際疫苗就是先搶先贏，所以要來者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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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台灣人要打中國的疫苗，休想讓台灣人拿到真正有效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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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就是拿全台灣２３００萬人的性命，來開惡魔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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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馬英九，初一到初三，說著「不要拒絕中國疫苗」，有柯文哲，「我都可以預測得到，３月台灣的政治攻防就是這樣，台灣買不到英美疫苗．」他訕笑，「中國說要免費要送你，台灣就陷入焦慮．」有陳文茜，「連歐盟都拿不到，你休想！」，有連勝文「民進黨反中意識強烈，否定中國防疫成效跟疫苗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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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旺報，「疫苗輸入台灣，台灣準備好了．」有聯合報，「陳時中鬆口：可推薦中國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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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彷彿知道中國的行徑，胸有成竹的打包票台灣拿不到疫苗，自比為預言和先知，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台灣分不到疫苗，到時要不要買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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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ＳＡＲＳ時，中國打壓台灣不遺餘力，排擠台灣參與ＷＨＯ，面對中國傳來的病毒，他讓台灣分不到資源，得不到資訊，甚至人道救助，都得經由他們中國人之手，就像當初，聯合國的救助醫療資源，都得由陳儀政府來分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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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你聽到台灣兩千萬人民的需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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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員回答，「早就給拒絕了！誰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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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副嘴臉，如今浮現在台灣島上這群中華民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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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是陳時中口中，「不希望台灣太高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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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若有人沉浸在戕害台灣人的喜悅，獲得身為中國人的自滿，四處散播迷思與謬論，恨不得台灣人都染疫，包括他們自己，也許他們告訴他們的子子孫孫，在事過境遷之時，ｓａｙ，台灣防疫，都是馬英九和柯文哲的功勞，陳時中才是加害我們的元兇，病毒來自於美國，台灣人，都是一群刁民，不懂防疫，不在乎防疫，專門製造破口，是我們這些明白人，高級中華民國權貴，攜手其他本省台灣中間的明白人，成功對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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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裡什麼鳥都有，過去的王八蛋，現在依然是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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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王八蛋的行為，講成是自己的光榮事蹟，你們都是我的翅膀，協手迎向美好的未來，檢討被害者，把加害人當成是英雄，被害者當成是兇手，這就是中國思想當中的劣根性，「幻想自己是加害者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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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遇到這樣的人，請不要生氣，也不用罵他是王八蛋，儘管他們可能是的，是王八蛋之中，王八蛋之上的王八蛋，也請你，微笑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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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別忘了對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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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靜靜地和你一起呼吸，請你不要弄髒我們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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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ｏ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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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老師評《香港革新論》。

〈#香港革新論書評〉

余杰評《香港革新論》

//《香港革新論》一書，是一群香港年輕世代的知識精英為香港的前途而戰的思想結晶。從主編方志恒以下的二十四位作者，他們術業有專攻，人生方向也各不相同，但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活力四射的年齡和對香港深沉的愛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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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天朝意識，創造香港價值
—— 評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
(原文刊於2015年10月2日《自由亞洲電台網站》)

在東亞、中亞、中東、北非、南美等地波瀾壯闊地推進的全球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中，香港人的抗爭格外引人注目。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那些長期處於獨裁暴政之下公民素質發育不全的國家不同，香港擁有成熟的公民社會、法治基礎、資訊自由和市場經濟，回歸中國以後這一切卻成為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後快。這些年來，香港民眾經歷的是一個自由逐漸喪失的痛苦過程，其方式甚至從溫水煮青蛙轉換成沸水煮青蛙。於是，以雨傘革命為標誌，香港人發出了“不是天朝同路人”的怒吼。如果僅以體量而論，彈丸之地的香港難以抵禦無比龐大的中國；但若以價值觀而論，香港人擁有進步和文明的價值，北京只有落後而野蠻的價值，香港的抗爭只要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還是有很大的勝算。

《香港革新論》一書，是一群香港年輕世代的知識精英為香港的前途而戰的思想結晶。從主編方志恒以下的二十四位作者，要麼是任教於香港各大學的年輕學者，要麼是活躍在學運和社運前線的先鋒，要麼是泛民政黨的明日之星，要麼仍然在本港或歐美名校攻讀學位的學子。他們術業有專攻，人生方向也各不相同，但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活力四射的年齡和對香港深沉的愛與關懷。所以，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正如本書的綱領《革新保港，民主自治——香港前途宣言》中所說：“我們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最大程度地讓香港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們更需要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根植於社會的自治意識。”

在每一個領域與“土共”和“港姦”貼身肉搏

香港人稱呼中共為“土共”，我很欣賞這個發明，一字之改，頓時傳神繪影、境界全出。說中共是“土共”，絕非城市人對鄉下人的歧視，這裡的“土”，指的是中共罔顧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與人類文明的大方向背道而馳，數十年來，窮兵黷武、殘民以逞，謊話說盡、壞事做絕。張曉明、陳佐洱、強世功之類自以為是香港人的太上皇的妄人，可以用“土”字形容之；那些到香港隨地大小便、瘋狂搶購奶粉和日用品的陸客，可以用“土”形容之；那些將文革舞蹈搬到香港、沒日沒夜地擾民的廣場大媽，也可以用“土”形容之。

除了南下的“土共”，香港本地也出現了一個為數不少的“港姦”群體，從董建華到梁振英，從葉劉淑儀到田北辰，從成龍到王晶，乃至形形色色的“愛字頭”團體和越來越像內地公安的香港警隊高官，都是惟北京馬首是瞻、大膽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港姦”。他們將靈魂出賣給魔鬼，卻不思想日後如何將靈魂贖回來。

香港民主力量需要對抗的是“土共”及其滋養的“港姦”兩大勢力，惟有推翻這兩座大山，香港人才有出頭天。而與“土共”和“港姦”的抗爭，無法單單依靠街頭運動中一決勝負。以街頭運動而論，從紀念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到七一大遊行，從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大遊行到雨傘革命、佔領中環，就動員民眾的數字而言，乃是建制派所組織的反制活動所望塵莫及的。即便建制派派錢派物、請客吃飯，甚至招攬黑社會參與，仍然搗鼓不出數十萬民眾群情激奮、眾志成城地上街抗議的陣勢。這就是人心所向。然而，人心和民意並不一定能轉化成持久而恆定的、支持民主的“群眾基礎”。

以香港的選舉而論，週日東和雷浩昌在論文中指出，奉行天朝主義的北京，利用中聯辦等機構直接操縱香港的選舉，使得立法會的席次跟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沒有民主的普選，香港的選舉已經淪為“選舉專制主義”。區諾軒則更為細緻綿密地分析了建制派如何在從區議會到立法會的選舉中實現“有中國特色的選舉操控”，北京將其傳統的統一戰線策略用於選舉，配以中共精細的組織工作及資源優勢，相比俄羅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選舉專制政體等選舉操控技巧，可謂更加厲害。面對“進化了的獨裁者”掀起的攻城略地狂潮，民主力量難道只能束手待斃嗎？作者指出，如何落地生根，完成“社區改造”，以新思維“在地抗爭”，將是民主派下一步的工作重點。

本書的各位作者，從基礎教育、學術界、媒體界、法律界、工商金融界等香港社會的不同面向展開論述，每一個場域中共的魔爪都已伸了進去，每一個場域都是民主力量寸土必爭的戰場。今天港人對抗“土共”和“港姦”，必須像當年中國以全面抗戰應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那樣，“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用《香港前途宣言》中的話來說就是：“香港人必須喚醒我城的自由靈魂，以力挽狂瀾於既倒。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管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否則，若是民眾繼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面對“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且武裝到牙齒的北京當局，勢單力薄的民主派絕無勝算。

以南方的視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建立香港敘事

本書中最讓我感興趣的篇章，是鄺建銘撰寫的《華南文化圈——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和何偉倫撰寫的《復興我城文化軟實力》。這兩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提及了香港未來的方向，不是“北上”去“朝貢”或“勤王”，而是“南望”去結交更多平等友愛的“兄弟之邦”。前者指出：“南望回顧華南文化圈的歷史背景以及與香港的關係，從而思索香港前途，才可以挑戰以北方視角為基調的官方論述框架。這套官方論述，不足以瞭解過去香港的海洋性格與內涵、放眼四海的網路與活動，亦令香港背負不必要的枷鎖與包袱、猶如為香港劃地為牢。”後者則以支持佔中的藝人杜汶澤遭到中國封殺後，轉向東南亞市場，結果闖出新路為個桉，進而指出：“與其抱殘守缺北望神州，倒不如南看華南粵語區，為香港電影業找到一條自立之路。香港電影業如是，香港流行文化如是，整個香港的發展定位更是如此。”

這兩篇論文啓發我繼續提出一個問題：如何以南方的視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講述香港自己的故事”？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框架下，思考這個具有顛覆性的議題，不僅對香港的民主人士有益，也會讓中國的民主人士在山窮水盡之際又見柳暗花明。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在政治和權力層面，大多數時候都是北方壓倒南方、北方統治南方；但在文化層面，南方從來都比北方更俱生機與活力。比如，春秋戰國時代，南方的楚國文化就比北方的秦國文化更具有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成分。再比如，唐代海洋貿易和國際貿易最繁榮的地方，不是帝國中心的長安、洛陽，而是南方邊陲的泉州和廣州。再比如，被北方史觀視為積弱奢靡的南宋，在歷史學家何炳松看來則是“吾國文化史上最燦爛之時期”，歷史學家陳寅恪也認為宋代文化創造為華夏民族文化之“造極”。而近代以來，南方更是積極汲取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幾度催生“思想北伐”，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和香港兩個小漁村迅速崛起成為國際級的商業文明中心，讓政治中心北京黯然失色。

在北京的根深蔕固的“天朝史觀”中，香港是一個帶有殖民地原罪的“私生子”，是長期滋生西方“反動思想文化”的“反共基地”。在中共經濟困窘的年代，中共對港採取按兵不動、長期利用的政策，香港成為即將溺斃的中共政權的一根通氣的吸管；而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顧盼自雄的中共政權認為香港是一隻被擠乾的檸檬，可以讓上海來取而代之了。

但是，香港不能被動地接受此種殺雞取卵的命運，香港必須通過重構自身的歷史，達成“永續自治”之願景。換言之，香港不是中國的香港，香港是亞太的香港；香港不是大陸的香港，香港是海洋的香港。我到台灣訪問時，常常鼓勵台灣的朋友說，不要以為台灣面對中國是弱不禁風的小國，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迄今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心態封閉的內陸國和製度滯後的專制國；台灣則是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開放國和在民主之路上大步邁進的自由國。如此一比較，在價值上，中國是小國，台灣才是大國。這樣的論述，也可以用在香港和中國的對照上。袁彌昌在《要五十年不變，博弈政策就得變》一文中倡導說，香港其實可以“經略中國”。我欣賞這種開闊的胸襟和宏大的氣魄，香港空間狹小逼仄，但香港人的精神、心靈和理想不能狹小逼仄。當年，小小的英倫三島可以將近代文明傳播到全世界；今天，香港未嘗不可樹立這樣的雄心壯志，孕育這樣的遠大使命。

不過，我不太同意作者文中提出的“把握一帶一路機遇創造空間”，“在其中起主導作用”，這是“為自己爭取談判籌碼的最好機會”。首先，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策略，正是因為中共認為自己在東太平洋方向被美國及其盟友封鎖，不得不尋求一條打通與中亞各國的“陸上絲綢之路”。在這個藍圖中沒有香港的位置，因為它本身就是要拋棄香港。其次在地緣政治的現實中，“一帶一路”完全走不通。中亞各國隸屬泛伊斯蘭世界，因為中國在新疆對少數民族實行的苛政，這些國家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鐵桿盟友。再加上在該區域傳統的強者俄羅斯對中國充滿疑慮，這一路沒有穩定的政治格局，更談不上會發生商貿的神蹟。第三，此前十年中國宣傳得轟轟烈烈的“西部大開發戰略”，至今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如今經濟疲軟的中國更不可能為“一帶一路”注入血本。 “一帶一路”只是習近平的畫餅充飢，港人切莫信以為真。

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

近年來，香港政改停滯甚至倒退，佔中運動無疾而終，似乎讓人沮喪失望；但長遠來看，香港本土意識蔚為大觀，“香港民族論”初露雛形，年輕世代的知識儲備、思想觀念和行動能力，都讓泛民前輩望塵莫及，這一切又讓人感到充滿希望。

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左翼論者擔憂香港形成某種排外（主要是排中）主義，為消除這種憂慮，我們就必須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

在香港，已經有過好幾輪關於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的討論，有關論述還處於“現在進行時”。在香港毫無公信力的親共媒體《大公報》認為：一國兩制是香港最重要、最切實、最可貴的核心價值，並認為「其他普遍的價值只有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或特定的環境中去，才能真正顯示出其不可取代的價值」而最能代表香港民意的是二零零四年，近三百位來自香港不同專業的人士聯署發表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

在這裡，我想引述美國歷史和美國價值之淵源，供香港有識之士參考。美國是多民族國家，從來沒有哪個美國政治家或思想家企圖打造所謂的“美利堅民族”（就像子虛烏有的“中華民族”一樣）的概念。美國人對美國的認同，不是對民族、種族、血緣、文化傳統、宗教、語言等的認同，而是在價值層面的認同。為什麽平時自由散漫的美國人在面臨一戰、二戰、九一一恐怖襲擊時，卻能同仇敵愾，如溷凝土般團結在一起呢？因為他們擁有強大的共同價值，而且這種共同價值就是美國這個多種族國家的“國家鋼筋”和“社會水泥”。

網絡上有一篇文章分析為什麽視人命關天的美國能戰勝官兵個個都視死如歸的日本，文章指出，美國學校有統一的宣誓誓言：“我宣誓忠誠於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忠實於她所代表的合眾國——蒼天之下，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家。”接下來，誓言給出愛國的理由——“在這裡，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

一九四三年，美國在亞洲和歐洲兩線作戰，急需兵源，遂發行題為“美國總是為自由而戰”的徵兵海報。畫家將一九四三年奔赴歐亞戰場的美軍士兵與一七七八年的大陸軍排放在一起，向美國民眾展示這場戰爭的實質與獨立戰爭並無區別：都是為了美國所信仰的自由而戰。日本是“為征服世界而戰”，美國是“為自由而戰”，這是決定兩國勝負的根本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德國投降，美軍即將進攻日本本土，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演說，道出美國與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在價值層面的分歧：“這場戰爭說要消滅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所有居民，而是要消滅這些國家裡的基於征服和奴役其他人民的哲學思想。”當兩種哲學互為天敵，一場戰爭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而“哲學戰爭”的最後勝利者，取決於“大是非”——“終極正義”。

基於同樣的道理，未來得到絕大多數香港人認同的核心價值，乃是公民主體和自由至上。陳智傑在論文中分析了“港式國族主義”如何從種族血緣論發展到公民價值論，作者強調說，愛國並不等同於要以“大中華天朝意識”去壓迫地方的主體性，“惟有北京政府願意以'公民價值論'為主軸，去重塑其在香港的國族論述，以核心價值和現代文明取信於香港人，'香港人身份'及'中國人身份'之間的張力才有機會得到緩解”。對於北京當局的“良心發現”，我從來不抱任何幻想，習近平重提共產主義目標，已然表明中共的意識形態何其僵化；但是，對於香港人和覺醒的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和勇氣，我從來都不會低估，任何一種極權體制都不可能“江山永固”。如聖經所說，“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只要願意為自由而戰，自由終將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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