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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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光山當三天「小沙彌」——青年寺院生活體驗營(上)》
#二話不說報名參加#
朋友在佛光大學交換,她說交換回去的同學大力推薦她參加佛光山的「寺院生活體驗營」。
我瀏覽營隊網頁的活動留影,大家在日頭下頭頂書本訓練儀姿,燭光下閉目打坐禪修,在榻榻米上抄寫心經,天啊,這是穿越了嗎?實在新奇!我二話不說也報了名。
端午小長假,我們便一同到了高雄佛光山,體驗為期三日的「小沙彌」生活。
報名網頁上寫,「兩岸學生共同交流」,雖是這麼說,但參加的大多數都是交換生。在台讀書近一年,我觀察到,校園裡許多優質活動,大陸學生參與積極性更高。
雖然台生利用這些時間打工補貼學費也非常了不起,但其實我們都希望能在現場看到更多的台灣朋友呢,相信有了他們,活動會更有趣的!
#到佛光山啦#
到了佛光山,我驚呆了,真就是從前武俠小說里好山好水好花好草的寺院。
青山環繞,天空藍得像畫家塗抹一層厚厚純紺色顏料,將畫布原本的白完全遮擋,橙紅色的飛檐探向天際,樹蔭大片大片吻在石階上,身著褐色長袍的師父們逸逸然走在路上,垂眼欠身,點頭問好,哦,這就是佛光山。
#肚子餓了怎麼辦#
連夜從台北來,肚子咕咕叫,見到師父,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有ATM機嗎?師父「嗯?」地歪了歪腦袋,回答我:「要到山下才有哦。但師父想知道你為什麼要找它呢?三天活動期間我們都在山上哦!」
我說:「我肚子好餓呀,我想買飯吃!」師父噗嗤笑了,「沒關係的,山裡有提供齋飯,你去用,隨喜打齋即可。」「隨喜打齋?」
師父說:「用齋本身就是一種功德,所以不要介意。」
當時還不太懂隨喜的意思,很久以後才知道,齋飯來自十方供養,應投入合適的硬幣為好。師父當時那樣跟我說,是為了讓我毫無罣礙地食用。
我走進一間樸素的食堂,當時正在供應午餐。很巧的是,雖然身在台灣,可我總有種回到大陸的錯覺。耳畔充斥著的各地口音的普通話,大家不遠萬里來,也太不容易了!
#那麼,我們這些天都在幹什麼呢?#
#我來簡單介紹我們的一天吧#
#這樣的一天#
我被分到三慧班,導師師父來自馬來西亞,於台灣佛光山剃度出家。我們這幾天的作息非常健康,因為報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手機!
五點半起床,打板的聲音鬧不醒我,總需要朋友一邊急急忙忙提褲子一邊用腳踹我:「珊珊!珊珊!師父來了!」每到這時,我才猛地驚醒,「轟」地坐起。
我的床位望出去,一尊巨大的佛像正好被窗戶框出來眯眼對我笑。哼!你還笑,我都快困死了!
六點不到,梳洗完畢,我們在叢林學院教室門口立定排班(排隊),前往大悲殿。一千尊玉白色的佛像在四面八方望著我們徐徐進入,笑得慢慢的。
問訓,拜,起,三次,清脆的樂器玲玲響起,我們開始誦經,睡眼惺忪和精神飽滿的矛盾狀態,竟然可以同時雜糅在一起。
誦完經,什麼都不想便跟著師父前往大寮用早齋,我們雖然努力保證隊形,但儀態跟這裡的氣場相比,實在太不堪了。
師父們早就坐下了,莫名慈祥地看著我們進入,媽呀,這眼神我可太熟悉了!那尊每天看著蓬頭垢面、一臉痴呆的我起床的大佛也是這樣的!
餐廳里還有入山朝拜的大眾,所有人都正襟危坐屏息等待,來了來了!粥,五穀麵包,青菜,小份蔬果,嗯,好吃!
早課開始了,「問...訓...」作為小班長的我學著師父拖長長的尾音,指揮大家起身向授課師父問好。接下來,我們的腦袋在垂釣之間「學習」八大人覺經和六祖壇經。
上完課擦擦口水,便要準備出坡作務(勞動),有的到大寮幫忙今日的過堂(廚房和餐廳的工作),有的去圖書館擦拭典藏經書,有的去大悲殿清整明鏡之台...
下午,我們頭頂厚重的書本訓練站姿和重心,抵抗睡意學習站如松、坐如鐘、臥如弓,行如風;用餐時齊唱供養咒以感謝十方供養。
我們跟著師兄們學佛教原創的曲子,節奏韻律活潑輕快,有別於我對佛門「老古板」的印象;
傍晚太陽還沒完全下山,殘留竹林後,躲藏雲彩間,我們在大殿外的大理石空地上,圍成小圈坐下,分享自己與佛教或與台灣的因緣。
用完藥石(晚餐)後,我們陸續來到圖書館,選一塊喜歡的榻榻米,跪坐,將腿推到桌子底下,提起一支小狼毫,拔下筆蓋,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心經》。
一筆一划,想到晚餐的素雞好好吃哦!橫竪撇捺,嗯,似乎好久沒打電話給爺爺了;這個過程中,思維雖然跳幀,但心情卻格外地平靜。
晚課在大悲殿內進行,燭光閃爍,空氣里有讓人安定的熏香,我們盤起雙腿,用一小時的冥想,驅趕內心的雜念;禪修結束,我們獻燈祈福,吟誦經典。
充實的一天在「熄燈前最後十分鐘一百多號人全部擠進衛浴室排隊刷牙上廁所的壯景」中結束。我只記得自己斜著伸手接了水,胡亂拍在眼睛鼻子嘴巴上就算洗臉了!
咚一聲跳上床,關節處傳來疼痛,差點忘了我們睡的床就是一塊單人木板,上面啥也沒有!
躺倒前,看著窗口被框住的佛陀大頭像,本想對他說點什麼,困意將我往後一拉,墜入夢境。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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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長,值得我的朋友們耐心看完:
我看到好姊妹傳的這則人性大愛与感恩慈悲的故事……
我無法查證,但是,也不需要查證,就是值得傳頌的生命謳歌!
一切的不滿和怨恨都「什麼也不是」!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口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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