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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國絕色美人，入獄6年，出獄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寫下了轟動世界的一本書！

1971年中國上海提籃橋監獄一批女囚從大門走出，她們神情麻木，臉色憔悴，身上的衣服懶懶地搭著，可在這群人中，有一個人卻很不一樣，她的衣服樸素卻很乾淨，雙眼明亮，腳步不急不緩，優雅的姿態仿佛剛剛赴宴歸來！

她一生的所言所行，至今想來都讓人震撼不已！

她，就是鄭念！

她家世顯赫從小就被嬌生慣養，而她命運多舛，中年喪夫，晚年喪女，更經歷了長達6年的監獄生活，可她非但沒有被成功「改造」，更沒有改掉一身的「小資毛病」，出獄後，這個女人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寫下了轟動世界的一本書！

1915年她出生在北京，原名姚念媛
祖父姚晉圻，是清末民初大儒，逝世後，總統黎元洪以其「學術精通，道德純備」明令國史館爲之立傳，父親姚秋武官至將軍！

她有著優渥的家境，生活富足，國內外都有存款，平日裏傭人伺候，她曾寫道：「我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裏，因著那懨懨的暑氣，包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裏的朵朵康乃馨，都垂頭喪氣，沿牆一排書架，滿滿是中外經典名著」！

她有著出衆的外貌，在天津南開讀中學時，她曾四次登上過《北洋畫報》封面，而當年名聲大噪的趙一荻（趙四小姐）也才只登上過一次《北洋畫報》她的身邊，宦子弟追求無數，成爲遠近聞名的「風雲人物」！

她還受過最好的教育，曾在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就讀，後赴倫敦經濟學院留學，並取得碩士學位。

在倫敦留學期間，她和中國學生鄭康琪互生情愫，結婚後，鄭康琪擔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外交官，於是她陪著丈夫到雪梨長居，此間誕下一女梅平，最心愛的人相伴左右，生活富足而安逸，這是她此生最幸福的時光！

她本可以繼續這樣幸福下去，卻偏偏和丈夫異口同聲選擇了回國，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她和丈夫毅然回到當時的上海，夫妻倆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回國，希望爲新的中國做貢獻，可是她怎麽都沒想到，正是這個愛國決定，會讓自己及家人受盡非人的折磨！

42歲，丈夫因病去世，中年喪夫，她非但沒有消沈，反而挑起整個家庭的重擔，一邊工作，一邊撫養幼小的女兒，爲了紀念丈夫，她還將自己的名字改爲鄭念；即思念之意。

精通英語的她，被聘爲亞細亞石油公司總經理顧問，她每天周旋于公司、政府之間，努力工作，以維持生活的原有品質，她住的仍是花園洋房，傭人數名，家裏陳設明清古董。當時偌大的上海灘，保持這種生活水准的不過十來戶，一位英國朋友曾稱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她自己也說：我的居所雖稱不上華廈美屋，但就以西方的標准來說，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爲了營造一個溫馨舒適的家，鄭念費盡苦心，即使只身一人，也勇於承擔家庭的重擔！

失去心愛的丈夫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亂世的洪流，將她卷入萬丈深淵！

文革初期，紅衛兵時時上門審訊，她預感風暴將近，情況眼看著一直艱難下去，她首先想到的卻不是自己，而是傭人們，爲了替我的傭人著想，在紅衛兵對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決定把那六千從銀行支出的錢，分給了他們，她斷然拒絕了傭人們與她共患難的要求，毅然決定獨自承受命運的暴風雨。

心中有仁，眼裏有愛，不因富貴而喪失同情心！

不久後，這場她預料中的風暴果然來了，家世顯赫，留學背景，還供職外商公司，無論從哪方面，她都注定無法在這場浩劫中幸免！

一個早晨，她正坐在家中，三四十個陌生人破門而入，亂砸一通，面對這些來勢洶洶的陌生人，她鎮定自若，甚至還冒著被毆打的危險，用「可以去香港拍賣爲國家賺外匯」的理由，保存下了明代的德化窯名家雕刻觀音像，大青花瓷盆等數十件珍品，善良的她，還幫助一名，偷拿她戒指和手鐲的女紅衛兵打掩護，讓小姑娘有機會把偷拿的東西，「不著痕迹」地還回去，免於被同伴批鬥的命運！

紅衛兵還要拉走她的冰箱，她卻悠然地吩咐廚師爲她准備早餐，然後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吃著配牛油和果醬的吐司，淡定的喝著咖啡，甚至還告訴紅衛兵小姑娘，咖啡是什麽。精心呵護的家就這樣空了，女兒驚慌失措，她卻鎮靜地說：「凡事總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想想那些古董，在屬於我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擁有過，經歷過多少戰爭和天災人禍，我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爲有人失去了它，當它們爲我所擁有時，我可以玩，賞它們，現在，我失卻了它們，就讓別人去玩賞它們吧！人生本就是過渡，財産並不是最重要的」。
面對飛來橫禍，卻從容不迫，名利財富，視作過眼煙雲！

後來，女兒被關進牛棚，鄭念則被指控爲英國間諜，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開始了長達6年半的牢獄生涯！

在那個理性與法制，全數崩潰瓦解的時代，一切都變得荒謬，毫無道理可言，爲求自保，身邊最親的人都可以誣陷，所有人都變得不再是自己，而她，一直在做自己！

她的牢房爬滿蜘蛛網，牆壁因年久失修而泛黃佈滿裂縫，床是粗陋的窄木板，她說：我有生以來，從未接觸過也沒想像過，世上竟會有這麽一個簡陋又肮髒的地方！

生活環境發生這麽大的轉變，人的情緒是很容易崩潰的，她卻在有限的條件內，盡可能地保持著體面乾淨，她聰明地用毛主席語錄中「以講衛生爲光榮，不講衛生爲可恥。」向難纏的看守借來掃把和清水，將整個牢房來了個「大掃除」用飯粒當漿糊，把手紙貼在沿床的牆面上，防止睡覺時灰塵掉落，用針線將兩塊毛巾縫起來，給水泥馬桶做了個墊子，甚至裁了一塊手帕做成遮眼罩助眠！

哪怕風雨摧殘，也有自己的精緻和講究，不因絕境而自暴自棄！

無論面對多少次審訊，她都始終堅持自己是無罪的，高壓之下，連她的親弟弟，也因無法承受精神折磨，交出所謂「證據」，而「背叛」了她，可她仍舊毫不動搖，在交代材料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而她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她也有過堅持不下去的時候，這時她就主動挑釁看守員，結果無疑都是一陣拳打腳踢，可她卻覺得很高興，看守都罵她是「瘋婆子」，可是只有她自己明白，只有用這樣的方式，才能激起自己的求生意念，因爲「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

在理性和邏輯完全，派不上用場的世界裏，她要如何爲自己爭辯呢？
細細思索過後，她決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她開始刻苦學習《毛選》一邊鍛煉活躍腦力，一邊從中獲取辯論的依據，結果，她對於毛選的熟悉程度，口才與智力，均無人能與她抗衡，她也打撈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唐詩，背誦並欣賞那些天才之作，沈浸在不朽詩句和美妙意境之中，在身體狀況已經差到不行，難以支撐站立之時，她擔心自己因爲神志不清，而讓造反派有機可乘，甚至還自己編了一個運動操，精神與肉體，一個都不能垮。

每個人都害怕，一場突如其來的永夜，只有少數人會爲這場漫長的寒夜，儲備足夠的精神食糧，直到獲得救贖，而她就是那極少數的人之一！

因她始終不肯「認罪」，她的身體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特製的手銬深深嵌入他的肉中，將她手勒得血肉模糊，有位送飯的女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她想的卻是，怎麽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因手被反铐，她無法正常飲食，每一次如廁都異常困難！拉褲子側面拉鏈時，手腕都會有撕心裂肺的疼痛，她本可隨意些，直接不拉拉鏈，可她甯願使傷口加深，也不肯失去體面，她說：我覺得這樣，太落魄太失體面了，對我的抗爭精神不利！

她不僅堅持自證清白，也不誣陷他人，甚至膽敢爲劉少奇辯護，她說：「在我看來，文革僅僅是一場爲自己澄清名譽的鬥爭，我不但要活下去，還要活得像花崗岩一樣堅強！」

她以纖弱之身，獨自抵禦了，世間的酷烈、人生的無常，用近乎決絕的毅力相信，終會有人會看到真相，還她清白！

因爲衣服爛到不能再爛，她便托看守給她拿衣服，看守拿了一件她女兒的棉襖給她，一看到那棉襖，她就一時懵了，這是文革那年她爲女兒做的，然而現在她已入獄6年，爲何女兒的衣服還是新的，是不是這孩子已經出事了？

她不敢再想下去，急忙問管理人員，沒有一個人告訴她實話，她在對女兒無盡的思念和猜測中，忍受著巨大的壓力，不斷在心裏，給自己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發誓一定要活著出去，爲了自己心愛的女兒。

漫長的六年半，在無人交流的孤寂中，在對女兒的極度思念中，在病痛的數次侵襲中，逐漸接近尾聲！

1973年，鄭念提前釋放出獄，可她竟然拒絕釋放，強硬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在報紙上公開賠禮道歉！

最終她平反出獄了沒有「揭發」任何人，更沒有承認任何莫須有的罪名。
在真個血腥濃重的文革中，她的手上沒有任何血痕，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尊嚴與良心！

出獄後的鄭念，已經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可依然被衆人監視，她不信她女兒是自殺，秘密調查她的的死因，經過重重困難，她最終查到了真相，原來女兒是被人活活打死，然後扔下樓，讓人以爲是自殺的。後來她爲女兒洗冤，親手將凶手送進了監獄，15年後，凶手刑滿釋放，依舊兒孫滿堂，而她卻淒清孤寂，無人相伴！

女兒去世的噩夢，不斷折磨著她的精神，她再也無法忍受，決定離開，決定再也不再重返傷透她心的故國。

出國前，她向國家，捐贈了家中僅剩的文物，不帶走一絲一毫，文明在野蠻的暴力下流失，她實在不忍心再看到！

65歲高齡的鄭念，踏上客輪，漂洋過海，只身前往美國，在甲板上，一向堅強她，忍不住淚流滿面，離開生養她的故土，她說；「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這真是萬念俱灰的最後一刻」，如她所說：「罪不在她」！

到達美國後，她以極強的適應能力
克服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每天清晨起床，都以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一天，一個人購物、做菜、駕車、看病！

她年紀大了，身體常伴隨病痛，可依然鬥志昂揚，生活只要還在繼續，她依然要活得漂亮，驕傲地活給自己的命運看！

每個寂靜的夜裏，那些關於丈夫和女兒的回憶，都刺得她生疼，在如此巨大而漫長的煎熬裏，72歲高齡的她完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書《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那年，是1987年！

這本自傳體回憶錄也成了八十年代
中國「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一經推出，就風靡歐美，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而轟動整個西方世界，有人說：這本書教育了西方讀者整整三代加拿大歌手Corey Hart專門寫了一首鋼琴曲《Ballade for Nien Cheng》向她致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都忍不住在《紐約時報》上寫書評，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的記錄！

80歲時，她還精神抖擻地穿梭於各大高校做演講，和學生們一起談論東西方歷史，鼓勵海外遊子努力學習，雖然離開祖國，但她卻從未忘記祖國，將著書所得的優厚稿酬，設立「梅平基金會」，專門資助大陸留美學生，讓他們能夠在海外學習減輕一些負擔！

一生浮沉，經歷過多少絕望，可看她老年的照片，看不到絲毫歲月孤苦的痕迹，無論身處何種命運的漩渦，她都不放棄去發現人生的美，去創造生活的美！

她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Let the past rest，不要氣餒，你一定要有一個希望，並且有信心、樂觀，朝著那個希望走，如果你覺得沒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裝了！
我在監獄裏，雖然那麽苦，我還是永遠要奮鬥的，只要你有一口氣，你就應該朝著你的目標奮鬥！

鄭念很美，這份美，來自血與骨中，那洗不去的堅韌與芳華，她總是溫柔地笑著，笑著把所有痛苦和辛酸，都化爲了生活的調味品，美麗奪目，透過歲月的煙塵，清晰地浮現，惹得人人驚歎！

2009年的一天，她在浴缸裏摔倒起不來，被送入醫院後，醫生告知她的壽命最多只有一年，她面色平靜，淡淡地說，我已經活夠了，我要準備回家了！

2009年11月2日，中國真正的名媛鄭念在美國華盛頓去世，享年94歲

她的骨灰，和丈夫、女兒合葬於太平洋，一家三口，至此終於團聚了！

大多數人以爲的名媛，是名牌堆身，錦衣玉食，可她卻讓我們懂得了，真正的名媛，是在於竭力維護自己的風範，在汙穢的塵世，保持儀態的高雅，靈魂的高潔，以最柔軟又最固執的姿態，守著最強硬的底線不放棄，即使面對淫威，淪爲階下囚，衣衫襤褸，依然有她的傲氣與尊嚴，即使近百歲的年紀，依然優雅美麗，清醒獨立！

這才是當之無愧，堂堂正正的真名媛，讓我們一起致這位不凡的中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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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的重讀🌞書人生專欄🌞作家朱嘉漢👉〈書的回返〉
　
我在世紀之初成年。才剛從彷彿無限大的1999年，跳到乾淨簇新的2000年，馬上被提醒：這還不是新世紀。

於是再等上一年，直到2001年，跨入了新世紀時，恰巧滿18歲，進入大學。

家族因為祖父一輩意志所然的教養中斷（後來，再花上近20年，我才在小說《裡面的裡面》回溯這個問題），剛成年且面對新世紀的我，心靈上亦猶如白紙。我隱隱意識到教養的空缺，因此對於知識，我無比飢渴。空缺是慾望的根源，是以主體不斷在巨大他者中建立起自我。

彼時書市還見盛況，一切如此新穎，亦如此興盛。面對茫茫書海，我卻不由分說轉身，面向過去，背對著未來。竟有點像班雅明闡述的新天使的姿態，在一片廢墟之中仍欲逗留，喚醒死者，卻被那撕裂翅膀的進步之風刮進了未來。當時的只是眷戀我錯過的世紀末的華麗，未曾感受撕裂的痛苦。要等到很久以後，知道在那個時間點回望的世紀末，是最近亦是最遙遠的距離。

當時哪會這麼想？忙著與時間賽跑，在學校總圖書架間漫遊，在新書店中追逐。然後，在彼時方興起的、新模式經營的舊書店吸引，一頭栽了進去。一開始是貪圖便宜，後來隨著出入的時間增加，書架上二手書的比例逐漸超過新書。也在一次一次的機運中，隨機拼圖般補足我錯過的部分。

我天性熱愛機運，只有在隨機的安排中，我感受到自由。也許因為太熱愛，大學未畢業，就進了天母的一家二手書店工作。

成日與書堆相處，像待在某種蓄水池子中，漸漸建立起自己的閱讀生態。一轉眼，與書店的愛書者們談起書，已經不感生澀。在畢業前夕，等待著兵單與出國唸書的懸宕時光，我以為緩慢，實則是奇蹟般的速度累積。我這文學遲到者，原來蒼白無比的書架已然成為一個小小的閱讀生態系。

譬如大江健三郎，在《換取的孩子》剛上市時，我也同時在二手書店補獲了東販出版的《死者的傲氣．飼養》與《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至今我最愛他這本）。也陸續補足了《性的人間》、《聽雨樹的女人們》、《靜靜的生活》，還有光復書局「世界小說家」才收錄的《個人的體驗》。

喜歡的作家當然要全部搜集，譬如所有川端康成的作品、三島由紀夫的作品、馬奎斯的作品、卡繆的作品、莒哈絲的作品，不論是否有版權或是盜版，不論翻譯良莠，皆納進書櫃；有一些晚一點才認識，幸好不太遲，例如亨利．米勒的《北迴歸線》（沒想到後來的讀者不太讀他了）、巴塔耶《愛華妲夫人》（從金楓出版社偶然尋得）、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同樣是光復書局那套書找到的）、富安蒂斯的《奧拉/異鄉老人》、庫許納《美國天使》.....

我亦在同一間書店，逐漸收藏起我鍾愛小說家之前錯過的作品。我買齊了《手槍王》、《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妻夢狗》、《第三個舞者》。2004年，我帶了《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給駱以軍簽名，他說：「這本連我都沒有。」

若干年後，再度與駱以軍相遇，已經是跨越一整個歐亞大陸的時差通訊。來回幾封信，他驚訝寫道：「怎麼你讀的書，文學的根柢，是我當初在陽明山上苦讀時所愛不釋手的那些書？」欣喜不僅是與心儀的小說家通信，更在於我們在很多方面，共享了同樣的文學養分。

在書籍的考古地層恣意探索，彌補我的遲到，也跨越了年齡的差異，在文字共和國裡，時間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估量。

也曾經為了一本書魂牽夢縈。許多書即便喜歡未必有收藏慾望（以致多年後書架上尋不到某本書，才驚覺原來當初只是借閱來的），隨緣到手就好。卻有某些書，無論如何都想擺上書架。譬如依莎貝拉．阿言德的《精靈之屋》。原以為這樣的書不難尋得，卻讓我尋遍了二手書店與網路書店而不得。以至於，終於還是在我工作的二手書店，以刀片劃破紙箱上的封箱膠帶，在一堆法文雜誌中看到《精靈之屋》時，忍不住握拳下拉，說聲「yes！」。

那箱書其實是某位旅法作家的二手書，不僅這本小說，同個箱子一系列的法文文學雜誌《Magazine Littéraire》亦成為我剛學習法文時的最好讀物（最好？因為看不懂又如此渴望讀懂，引起的慾望像是初認識文學時的慾望二次燃燒）。

舊書從遠方而來，也將我帶向遠方，到後來，換我將書帶到遠方。

展開留學生涯，乍到巴黎第一天卻驚慌失措，徹底幻滅。混亂間，意外走到聖米歇爾大道上的二手書店。我看見一整排口袋書被隨意放在店門外的平台任人挑選。剛到巴黎覺得一切的物價都是台灣的兩三倍，我卻隨手一抓，便是一本法譯版的《精靈之屋》。除了驚訝這麼好找，發現二手售價1.5歐元，還不到新台幣100元，頓時有了活力。

旅法8年，習慣不改，把時間擲在舊書攤、舊書市集，有時沿著塞納河畔來回走，晃眼就是一天。

有些書就是特別記得，有年巴黎書展，請來了魯西迪與保羅奧斯特兩人夢幻對談（至今沒看過比這更驚人的組合）。對談後，我先拿了《午夜之子》給魯西迪簽，再拿《幻影書》給奧斯特簽。《午夜之子》是我在舊書店打工第一天，用當天工資買下的第一本英文書，《幻影書》則是在艾克斯（Aix-en-Provence）某個小巷的英文書店購得。這兩本簽名書，再過了幾年，亦隨著我回到台灣。

最後，再提一個小故事吧。同樣在舊書店工作時，某天，收到數十箱的書。聽同事說道，這來自於我非常喜愛的小說家，由於即將出國，把書全部處理了。那是以我那個年紀，最近距離理解（但其實更多是難以想像）「成為一位作家要讀多少的書」的時刻了。我看著一箱箱的英文與中文書，文學之外，也有哲學、歷史與其他。而當中意外的，我看見一本羅蘭巴特的法文書。我以當時初學的法語能力指認書名：《愛情論述的片段》。我當場買下此書，回家一查，發現這本書就是《戀人絮語》。

不過這個直譯書名，就一直深刻記得了。談論書的話語，確實也像是某種愛情論述，永遠是片段的，但又如此綿綿不絕——以為中斷的，卻又在某處接連起來——，彷彿無窮無盡。

這故事仍有後續。前陣子，終於與這作家相遇。我說起了這段故事：這本法文版《戀人絮語》，我帶去了法國，8年後，又帶回台灣。

她說：「這是我在愛丁堡買的，當時學了一點點法文。後來帶回台灣，沒想到會到你手中。」

頓時百感交集。偶然成為作者，意味著自己的文字也進入了這樣的交換系統，或者說，打從很久以前，就一直在那。只是我沒有察覺到，而把自己當作單純的收禮者。

我說：「所以一本書的命運，真的比我們想像來得長久。」

「是啊」，她回答。

所謂書的歸返，確實像牟斯的《禮物》，帶著某種精神能量在，只是有時換了另一種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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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恩師永世情

我的哈佛法學院指導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於7月1日歡度九十歲華誕，受業學生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這篇在書的序文裡，希望您喜歡。

一個人是否幸運，除了是否投對胎，還要看在人生路上，有否遇到恩人、貴人。

像我這樣，30歲得癌症，36歲牢獄之災，60歲挨子彈，卻還能活下來，並堅毅地走下去，其實是天底下最歹命的人。但我很少自怨自艾，總覺得既然人生在世，就該認真過日子，不要虛晃一招，越是橫逆，越需堅毅。

曾經擔任哈佛法學院副院長的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年輕時擔任大法官的書記官，後來也擔任國際商務律師，但他的大半人生都奉獻給青年學子，不只在美國，也在中國大陸，而且周遊列國弘揚人權法治，堪稱門生遍天下，造就許許多多的各國法政人才，因而享譽國內外。最難能可貴的是，孔傑榮一生行俠仗義，不畏威權，亞洲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都是他關懷的對象，因他挺身救援，奮鬥有成的不知凡幾。

ㄧ、哈佛憶往

本人有幸成為他的受教門生，親炙其身教和言教。從他恢宏的國際觀和堅定的人權法治觀潛移默化中，我一步步走出狹隘的島國意識，更一步步邁向挑戰威權獨裁的險峻之路。

希望有機會到哈佛大學深造是許多青年學子的夢想，而我能夠圓夢是在1977年的時候，但在感謝孔教授之前，我得先感謝曾經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研究所研究，孔教授的得意門生張富美姐。

1976年夏，我應邀到美國各州巡迴演講，當時我因在台灣提倡新女性主義而小有名氣，連遠在加州史丹佛大學擔任研究員的張富美博士都知道我。她熱情地招待我住她家，我們一見如故，她對我在台灣推動婦運備受打壓十分心疼，聽說我有心出國深造，就主動為我寫推薦信給孔傑榮介紹我。

記得我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在紐約及波士頓演講結束後，有天下午我自己摸摸索索走進哈佛大學，在Law School 的Pound Building 4樓找到孔教授辦公室。我一進門便被他的秘書擋駕，因為我未事先預約。我說明我從台灣來美旅行，因無電話貿然前來，很抱歉。沒想到我提到「台灣」，傳進裡面的孔教授耳中，他自己就從裡面踱出來。我見到滿頭金髮身軀纖長的孔教授，好不感動！他說他收到張富美的信，心想過幾天我應該會去看他。他親切地問我台灣的婦女問題，我為何放棄婦運想到哈佛來。我告訴他我花了6年時間，台灣社會起了一些變化，但我受到許多來自政府的打壓，我需要暫時離開，再給自己充電。由於我過去在台大的優異成績，先前又獲得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比較法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進一步研究美國的憲法，也想針對攸關婦女權益的民法夫妻財產制及刑法墮胎罪兩項作專題研究。

我們相談甚歡，在約略半個多小時的不速之訪結束時，他就告訴我：「妳回去準備，明年秋天歡迎妳來哈佛！」孔傑榮教授待人親切，令我倍感溫馨。原來我的哈佛不是夢！

我這一生有兩次在哈佛的經驗，第一次1977~78年，第二次1986~1989年。前者對我的命運起了翻天覆地的影響，後者對我擔任副總統預作準備的功夫。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哈佛，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也遊走中國和香港。

哈佛的校園既宏偉，又古邁，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你都可以呼吸到古聖先賢的智慧。然而熙來攘往與你摩肩而過的各國留學生，卻又令你感受到世界的脈動和來自未來的挑戰。古、今、中、外，恰恰是哈佛的寫照。

當然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在Law School，其實就是Pound Building 和我住宿的Ames Hall。不只大多數課程在那，每週一次的lunch talk，東亞法律研究中心會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主題的名人專家演講，這給學生無限空間的追索，熟悉或不熟悉的議題，聽過或沒聽過的講者，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參加，就可以一邊啃自己的三明治，一邊追隨主講者的演講而天馬行空。

就在午餐演講的機緣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觸到的世界名人。他當天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得，但他熠熠光彩卻給了我深刻的啟示：「國不必大，但應該偉大！」當時我真覺得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總理，可以受到那麼崇高的國際尊榮，台灣為什麼不可以？！

我自己也有榮幸在開學後不久被邀請到東亞中心演講，我談論的是戒嚴統治之下台灣的婦女運動。由於我親身說法，而且語詞辛辣，當天的演講相當轟動，之後Law School 大家就都以新女性來定位我。

但我其實更想推銷台灣，讓進出那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台灣。機會來了！宜蘭籍的黨外前輩、台灣省議會五虎將之一的郭雨新宣布要回台參選總統，他當時舉家移居華府。在戒嚴統治時代「總統」是蔣家的專利，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傳承，雖然戴著「選舉」的民主口罩，本質上就是不民主，不容挑戰！

如今居然郭雨新想要挑戰蔣經國，自是好戲一場。我問孔傑榮，可否邀請郭雨新來哈佛演講？孔說：「Why not?!」我於是進行種種安排，時間訂在1978年1月10日中午，一時之間，Pound Building 裡裡外外貼滿「挑戰蔣經國的人」的演講傳單，一股興奮又帶詭異的氣氛在Law School 瀰漫開來。

有一位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後來的馬英九總統，氣沖沖跑去質問孔傑榮：「郭雨新是蔣經國的政敵，你為什麼要邀請這樣的人來？這樣會得罪蔣經國。」孔傑榮笑笑回答：「民主自由是哈佛大學的核心價值，威權的台灣總統選舉，有人敢於挑戰，值得鼓勵。What’s good for Harvard is good for me!」他還特別強調：「I don’t live to please anybody!」

以上的話是孔傑榮偷偷告訴我的，他當時面帶微笑，我卻聽得十分感動。終於，我的國家有人關心了，終於，我遇到一位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人。

孔傑榮不畏權勢，只講真理的精神，對我產生的影響，可以用「刻骨銘心」來形容。因為他不只作育英才，他其實捍衛人權，醉心民主無以復加。韓國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被日本遣送回漢城，遭朴正熙逮捕下獄，孔傑榮挺身相救，並邀請金大中到哈佛擔任訪問學者。菲律賓反對派領袖艾奎諾在馬尼拉機場遇害前，其實也曾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孔的芳名因此被菲韓等國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我問他怕不怕？他大笑：「被獨裁者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是一項殊榮！」

我在哈佛那一年，正值法務部著手修訂民法親屬篇及刑法墮胎罪，我特別針對這兩項攸關婦女財產及健康權益的法律，參考多國立法撰寫兩篇論文，而後寄給法務部參採，當時部長李元簇是我在行政院法規兼訴願委員會時的主委，他特別回函致謝，並說已將我的論文發交研修小組參考，令我倍感安慰。

我也選修孔傑榮教授開的中國現代法制化課程，他對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頗有研究，一直想促進他們的現代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當局知道以法治國的必要性，因此選派好幾位青年學者到哈佛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來，接受「資本主義法律教育」。我因此有機會接觸到來自中國共產世界的青年，過去國民黨都用「匪」字冠稱中國大陸，在台灣的人一聽到中共，心裡不覺發毛。但在哈佛接觸到的都很文雅優秀，尤其發現他們人手一冊台灣的「六法全書」，這對中國推動現代法學教育，以及法律的擬訂助益頗大，至少不用再去翻譯硬梆梆的德文日文或英文，當然這對日後兩岸經貿交流產生的法律問題，雙方溝通起來方便許多。

無疑地，孔傑榮教授在知識傳播上無遠弗屆，他對中國現代化的人權和法治十分關切，經常飛往北京、上海、杭州及香港各地傳道、授業、解惑，有時不惜得罪當道，但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化貢獻良多。不知中國當局知也不知？

他的周遊列國，既像孔子，誨人不倦，更像墨子，兼愛天下！因為看得出來，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讓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台灣，早日民主和法治化，而用心培養來自各國的人才，便是可長可久的步驟。

二、燈蛾撲火

1978年我在哈佛法學院的研究日子，是我這一生很重要的轉捩點，也是我認識「台灣」的關鍵性起點。指導教授孔傑榮當時是卡特總統的亞洲問題顧問，寫了很多探討對中國、台灣和美國關係的文章。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甫歸，不旋踵美國批售雷達武器給中共，接著卡特即將與中共完成正常化關係的傳聞甚囂塵上，我擔心美國有可能會無預警地與台灣斷交，意識到一場難以避免的歷史性不幸就要上演，我特別到華府拜會國務院台灣科的科長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的欲語還休，加深我的疑慮。

當時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報紙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甚至外交部長在立法院應詢時也保證台美關係沒有問題。我想來想去，覺得應該回台將此訊息向國人同胞傳達。因爲1978年年底剛好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我決定利用選舉活動提醒大家危機可能來臨，根本沒有想到要當選。

那時我剛得到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獎學金，這麼好的機會令我很掙扎，就問孔教授是否該放棄獎學金回台灣？還是留在哈佛繼續攻讀博士？他說：「You are nobody here but may be somebody at home. Why don’t you work for your own country?」我下意識地開玩笑：「If I go home, I may be jailed.」他馬上回應說：「Then I will wave a flag for you in Taipei.」我倆大笑起來。

我一直記得這段對話，因為這場對話不只改變我的一生，也相當程度影響了台灣的前途，而且一語成讖。

決定放棄獎學金回台參選後，我沒有立即回台，相反地，我花了3個月的時間在世界最有名、中文資料最多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讀資料，撰寫「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由於擔心回台時在機場被沒收，就將資料和文稿拍成黑白膠卷，並將膠卷偷偷藏在衣服裡面，回台後再沖洗放大。當時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大部分的記載與論述都著眼在中國正史的角度。論土地，台灣不過中國大陸沿海一蕞彈丸小島；論人民，不過滄海中之一粟，都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予以客觀、公正地檢視和批判。於是我決定析理台灣過去的歷史，大膽地超越傳統中國本位主義，完全站在台灣的立場，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台灣史觀。

台灣有史以來不斷與異族接觸，並被異族蹂躪，台灣先民胼手胝足開疆闢土，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台灣的根本問題在於台灣人一直都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不能真正當家作主。用台灣的心去看台灣史料，我看到過去所不知道的悲慘歷史。我邊寫邊流淚，但我用眼淚寫出來的東西，在那白色恐怖時代，實已肇下禍端。

我請當時的黨外大老黃信介及康寧祥兩位指導我的文稿，他們都不置可否，我也知道十分敏感，甚至危險。為安全顧慮，我在內容上採取折衷方法：關於「台灣的過去」文字部分全部抽除，只留存圖片。至於「台灣的未來」部分，我原文照刊，因為它論述台灣問題的本質與美 – 中 – 台的三邊互動關係，更是原書的重點，也是選舉的主軸。

競選期間我一直抓住「台灣的過去與未來」這個主題，設計成章回小說式的演講，每場內容不一樣，而且段落分明有連續性，每晚結束時還預告隔天的話題。如此一來，今天聽過的人明天還會來，而且相招逗陣來，於是一場比一場多，而我也一場比一場精彩。

一傳十，十傳百，我的演講在三、五天內居然變成桃園人的最愛，無論閩南或客家，也無分男女老幼，到了晚上爭相到我的政見發表會場來，事後傳出有夫妻因為搶著要聽我演講不做生意而吵架，而鄉下地方因為全家出動，回去發現家裡失竊等趣聞來。

那年的選舉正式活動，從12月8日到22日兩星期，23日進行投票。沒想到12月16日上午9點，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同步宣布美中兩國將於1979年元月1日正式建交。當天中午蔣經國也以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為由發布選舉停止的命令。消息傳來，舉國驚愕，聽過我演說的桃園人有人貼出「未卜先知仙女下凡呂秀蓮」的大字報。但不多久，極右派開始對我抹紅抹黑，我的競選總部民主牆上出現好幾朵向日葵，又散佈我是CIA 派回台灣的謠言，甚至傳聞我已遭到警總逮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我的競選總部被迫關門，我的兄嫂及其子女接連幾天不斷受到恐嚇騷擾，甚至半夜三更都有人打電話揚言要放火殺人。

美台斷交，我原是第一個通報預警的人，卻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受害人。

我因擅長析論台灣前途而聲名大噪，1979年12月10日高雄人權日晚會，原本沒有安排我演講，卻因當時特有的激越氣氛，我才在群眾三番兩次的大聲呼請下上台演說20分鐘。我演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家聚精會神，甚至血脈噴張。

12月13日清晨，我第一個被捕，調查局從我背包搜出一串鑰匙後揚長而去，我隨即鋃鐺入獄。在調查局漫長驚怖的偵訊過程中，他們不只一次咬牙切齒地對我說：「高雄事件前半段應該由施明德負責，後半段由妳負責。妳的演講太厲害，我們那晚大概有7、8萬人在現場，每個人都被妳感動後再回去影響3、4人，妳害國民黨損失30多萬票，我們不抓妳怎麼行？」我像一隻撲火的燈蛾，奔向亮光，自投羅網。

三、From Prison to Power

美麗島事件後，國民黨政府不但第一個抓我，還判我12年徒刑，實際坐牢1933天。但國民黨怎麼也想不到20年後，它會被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和「暴力叛亂犯」之一的呂秀蓮搭擋競選，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在2000年5月20日交出政權。

在我推動新女性主義的1974年暑夏，我因甲狀腺癌而開刀，復原情況大致良好，但1980年入獄坐牢後，因心力交瘁，加上母喪之慟，甲狀腺癌一度有復發現象。獄方安排醫師來診療，要我服用原子碘，但始終不讓我外出就醫。在那段病痛晦暗的日子中，忽然有一天，獄卒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換好衣服，說要帶我去三總看醫生。我心想，原來病情加重了。

沒想到，下車進入三總，院長匆匆把我迎接進招待室，根本沒問病情，只說：「有一位美國來的教授想要見妳。不知妳願不願意？」我先是一愣，腦中忽然閃起孔傑榮教授。前兩天在電視上看到孔教授來台出席江南案刑事審判庭，知道他人在台灣，但不曾幻想會有機會與他相逢。那時我失去自由已近兩千天，「自由」是最奢侈的幻想！

緊接著獄卒就把我帶出接待室，我一眼看到在走廊那頭的馬英九，他當時是警經國總統的英文秘書，他快步趨前跟我握手，把我帶進一間會客室，孔傑榮在國大代表周清玉陪同下來看我。他滿頭金髮，清玉姐送我一大把鮮豔的捧花，對照因服用原子碘而身心俱疲，形容枯槁的我，何等反差！我與孔教授久別乍見，恍如隔世，不自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道：「那年妳問我到底回台灣好，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如果妳能為自己的國家和同胞做事，當然比在美國有價值，我沒有堅持留下妳，才讓妳惹上牢獄之災，6年來我一直為此耿耿於懷。」

言畢，兩行情淚汩汩流了下來。旁邊的馬英九點頭應證：「孔教授不斷告訴我，他未能使妳早獲自由，深感歉憾。」

追憶這幕鐵窗生涯外一章，儒家所稱道的「師生之情」，原來可以超越血統國籍，置諸四海而皆準。其實哈佛法學院每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究生近百，孔教授桃李滿天下，居然會為7年前的一句箴言而對我如此信守、關懷，真是師生之情的現代佳話。

那天是1985年3月21日，一個禮拜之後，我就獲得「保外就醫」交保獲釋。回到桃園的家，記者們告訴我「上個禮拜我們就已得到妳會保外就醫的消息，我們來妳家等了老半天。」

經過探索，原來國民黨情治單位涉入華裔美籍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命案，引起國際轟動，本案在台北地院開庭審理時，江南遺孀崔蓉芝委託深諳台灣法律，中文又甚流利的孔傑榮教授擔任他的訴訟代理人，在孔教授精湛的刑事訴訟技巧運作下，情治單位在該案的角色無所遁形。審判庭結束後，孔傑榮問負責接待他的馬英九，能否安排到監獄來看呂秀蓮？

馬英九回去請示蔣經國再回報孔教授：「依我國法律規定，外籍人士不得進入我國監獄。不過，剛巧呂秀蓮因癌症復發住院，所以明早我會陪您去三總看他。」

想必蔣與馬打的算盤是，就用呂秀蓮牌換取孔教授對江南案高抬貴手吧。不過，為了國家顏面，不能早上見面，下午就放人，因此我被延後一個禮拜才獲釋。後來我向孔教授開玩笑：「老師，您害我多關7天！」我們又相顧大笑。

我「保外就醫」的條件是不許在公開場合出現，當然包括不得發表演說，對從政者而言，等於「軟禁」。偏偏剛出獄時很多人要訪問或請我演講，我覺得很為難，就想到能否以出國就醫為名再重返哈佛。謝謝孔教授，他不知費盡多少心思，透過駐美代表處代表錢復跟蔣經國交涉，終於1986年秋天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哈佛法學院的「國際法與國際人權」課程選課、演講，並且完成「重審美麗島」乙書的文稿。不過，那時孔教授已離開劍橋，任教紐約大學法學院。原來我坐牢那幾年，孔教授獲准在中國和香港教書，兼擔任知名的 Paul, Weiss 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

第二度在哈佛，我一口氣待了3年，因此民進黨1986年成立時，未能躬逢其盛。1988年民主前輩康寧祥與同好創辦「首都早報」，這是黨外人士繼組黨之後，另一盛事。他來電催促我回台擔任總主筆，我於是打道回府。後來我並未加入首都早報，倒是在1991年當選立法委員，擔任全職外交委員。

1996年11月21日，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我臨危授命，在黨主席許信良強力徵召下，倉促補選縣長，獲得壓倒性勝利。

1997年3月28日就職典禮時，我特別邀請孔傑榮教授及當年推薦我的張富美姐參加。在縣府廣場人山人海的典禮中，孔傑榮教授特別用中文演說，有一句很動人的話，我永生不忘：

「在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坐擁大位的人下台後，到監獄度其餘生。今天，我們在這裡共同慶賀的是，一位從政治黑牢邁向權力之位的呂秀蓮。」

From prison to power，是的，我為公義身陷囹圄，也因公義而掌有些許權力。「公義」是孔傑榮教授給他這位非典型學生的最佳賀禮。

從2000~2008年，我成為台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更是迄今唯一連任8年的副總統。雖然權限有限，但在陳水扁總統授權同意之下，無論外交內政，我竭盡心力，善加輔佐。其中之一是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和「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

2013年，孔傑榮陪同他參與營救出來的中國維權人士陳光誠來台，我特別安排他們到「景美人權紀念園區」，那是我擔任副總統時堅持保留並加以轉型改造的。

在出奇燠熱的午後，我帶他及陳光誠夫婦，在眾多媒體緊追之下，穿過一長排暗黑的囚室，再爬樓梯，走進2樓61房，當年我鋃鐺入獄的地方。一生為人權吶喊的人，終於親身體驗到失去人權的滋味。那天他和陳光誠都穿西裝打領帶，在陳舊狹小的囚室中汗流浹背。想必他們能想像當年我在鐵窗下，不只汗流浹背，還不知多少次淚流滿面呢。

一世恩師，永世情。從劍橋到台北，從學術殿堂到軍事監牢，孔傑榮教授與我的跨國師生情誼，也算曠古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