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取自《在家不要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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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處理關係,真是深具智慧。可以「在愛中做自己,也讓對方做自己」,講起來很簡單,但大部分人都有困難。
因為很多人學不會尊重人,很多人難以跳脫二元對立的狀態—而這是「小我」運作的重要邏輯。
一定要用對錯談,也可以有兩個對,而不一定是「你對,就表示我錯」。不過,真難,有人的智慧程度,就只有「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難以互動,每一次自以為的「溝通」,都在進行情緒角力。
這種互動常讓雙方痛苦,這種人難以撇開歧見,在共通處合作。其實一個人如果成熟一點,可以活得豐富許多。
祝福各位朋友,常把念頭歸零,再慢慢觀照構成自我的念頭,看見激情般的執迷,可能來自於害怕自己的價值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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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這段關係是否有救
【文/ 珍.賽佛】
有時候,即使得到最好的建議或是投入最真誠的努力,達成和解及維持和平的效果也很有限。該如何判定,在竭盡全力後,這段關係是否真的能維持、改善,或是有所變化,還是說真的沒救了?遇上政治分歧,你可以學習掌控自己的怒氣與挫折感,但無法改變對方的基本性格。有些人的個人特質,包含政治理念以及表達理念的方式,永遠都和你合不來。無論你抱持何種希望,情況還是一樣。許多人就是無法忍受伴侶在重大議題上和自己意見不同,像是槍枝管制、移民或墮胎;跨越立場的愛對他們來說行不通。你必須找到政治領域之外的充分理由,才能忍受你不喜歡的部分,在性格脾氣方面也一定要合得來才行。這點不只是應用在伴侶上,也適用於朋友身上。
舉例來說,珊蒂.卡普蘭每天都找她丈夫丹吵政治,但是丹卻明智地沉默以對。他為何能容忍她對兩人政治分歧的敵意呢?「我欣賞她所做的所有其他事。」他告訴我,撇開他最近剛成為川粉,他們都欣賞彼此的其他特點,婚姻雖有動搖,卻依舊完好。然而,凱蒂.克萊克就必須放棄另類右派的男友克里斯.施瓦茲,因為她了解到,他那討人厭的政治理念已經融入他的性格中。他不給她任何反對的空間,不尊重她的感受。當她提出異議,他便以充滿仇恨的口氣指責她。克里斯很聰明,但越相處珊蒂只會更加痛苦、憤怒。她最後判斷,他有嚴重的情緒障礙,遠超出意識形態的問題。她知道離開他是對的,把他逐出生活之外後,她著實鬆了一口氣。
也有人在關係中深愛彼此,但討論政治的興趣大不相同。卡羅斯和南希就是個例子。他們十分相愛,很能同理對方並互相欣賞,所以才能忍讓彼此,對於能否討論的事情做出妥協。當然,這份妥協有多值得,他們從沒懷疑過。
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如果你需要新的啟發、一個令人驚喜、罕見的例子,那就看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以及安東寧.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這對好友。他們在最高法院共事期間,在各個爭議案件中幾乎不曾有一致看法。直到二○一六年史卡利去世前,兩人一直是感情深厚的摯友。他們共處的時間很長,卻從不聊政治。他們有多欣賞彼此,就有多討厭對方的立場。在一齣描寫他們關係的喜歌劇《史卡利亞/金斯伯格》裡,歌手的對唱道盡了一切:「我們不同,但我們是一體。」
就讓這首歌成為頌歌,獻給所有政治立場對立的伴侶。
***
我還想跟大家聊一聊另一對政治上很不對盤的夥伴。對他們的關係我知道的內情可多了,也知道這兩人是如何連結起來的,他們的友誼如史卡利亞和金斯伯格一樣恆久。這兩人就是我丈夫理查.布魯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和我本人。
我主要想談的是兩人婚姻中脫胎換骨的部分,這個改變讓我驚喜,我自認是我們兩人共同的成就。關鍵在於,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我們如何面對彼此完全相反、永遠不能妥協的觀點。我們所堅持的理念是最嚴重的爭執起因,可能造成關係破裂,但我們處理歧見的方式卻徹底改變了。相識四十二年來,我們的觀點從沒改變。當我發現彼此的觀念差異有多嚴重、有多根深柢固,就完全無法想像情況會改變。我很早之前就清楚,彼此對於深信的事,立場有多堅定。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不管我們多努力,都不可能有人妥協。長久以來我都不抱持希望,不相信有方法可以提起這個話題,哪怕是打招呼時順帶提一提也不可能。
理查和我的政治背景與出身大不相同。實際上,我接觸過的人事物都是自由派。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主導社會的意識形態,連我共和派的父親在社會議題上都持自由派的立場。理查則是堅定不移的鐵桿保守派,他父母是堅定的右派,自己也為右派陣營工作。我們相遇時,他是《國家評論》的資深編輯,那可是保守派的主流評論刊物,創辦人是小威廉.巴克利。如果當年不是是那個機緣,兩人絕不可能相遇:我們當時是某個合唱團的團員,在紐約街角免費獻唱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音樂。從一開始,對音樂的熱愛就將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的美學品味及在政治領域外的知識興趣都出乎意料地相同。我們的婚禮是個大雜燴:我的導師牽我進禮堂,他當時受麥卡錫主義牽連而失去了終身教職;理查的期刊發行人在婚禮上朗讀獻詞,他卻是麥卡錫參議員最狂熱的支持者。有一個朋友俏皮地說:「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婚禮上沒有永遠的敵人。」當時每個人都舉止有禮。
在一起的前幾年,政治討論時,理查表現得比我有禮。因為他是專業的政治評論寫手,有很多機會透過文章或與同事討論來發表觀點。但我習慣說出自己的想法,我當時才三十三歲,無法想像在家裡還要嚴格地自我審查,或是基於禮貌,伴侶間不該提起某些話題。我承認,自己當時偶爾會小聲說出一些不應該說的話,但他沒有回嘴,我也沒有繼續講下去。
一九八九年,我們的婚姻來到了低谷。有天我吃早餐時,在桌上讀著《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寫著,關於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服務部(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一案,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允許州政府嚴格限制墮胎權。我立刻明白,保守派傾盡全力要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Roe v. Wade),而這只是第一步。羅伊訴韋德案對我而言,是實踐自由與平等最重要的基礎,而我卻失去它了。我小聲地說:「一切都完了。我一定要上街頭抗議、參加遊行。」理查應該有聽到。面對我叫陣,這次他與往常不同,嚴正地回應:「你去你的場子,我去我的。」
幸好當時我還記得不要反擊,不要讓緊繃的氣氛惡化成真正的戰事。這一仗打下來雙方沒人會贏,不會有任何成果,卻可能會毀壞我們小心建立並珍惜的一切。在那之後一整天,我們都保持距離。以前不管是談政治或其他議題,都沒有這樣冷戰過,真是折磨人。我感到孤單、失落與恐懼,他也好過不到哪裡。
那天晚上,我們對此分歧達成共識,正式放棄這個議題,永不再提起一個字。我們懸崖勒馬,從哪時起就不曾靠近那個地雷區。我捐助了許多相關組織,以表我對此議題的態度,他也做了一樣的事;但我們沒有逼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或行動。我並不覺得這麼做有違我的原則,或是辜負和我站在同一陣線的人。
經過那次接近慘敗的經歷,我還是又花了十年才完全接受,兩人的政治鴻溝真的很難拉近。但在其他方面,我們確實大部分都有共識。我漸漸地接受,不管我的說服力有多強大,都不可能改變他的想法。他是那麼堅定且打從內心堅信自己的理念,我也是。既然如此,我又要如何指出他錯了?他從沒有嘗試改變我的想法。在婚姻中,道德越高的地方越危險,如果你還站上去,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韋伯斯特判決事件二十五年後,有天我又在早餐時讀了《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報導寫道,德州大部分有墮胎服務的婦科診所被迫關閉,急需求助的絕望女性被逼上絕路,幾乎找不到其他協助的管道。我在二○一四年的反應和一九八九年時如出一轍,但表現卻不同了。我只說:「這件事讓我深感憂慮。」我的丈夫什麼都沒說。我默默地捐了一筆錢,並私下慰問和我立場相同的人(他應該現在才知道這回事,如果他有讀到這段)。
墮胎權議題永遠都會出現在新聞中,絕對不會消失。最近我又有機會要回應此議題,在二○一八年五月,愛爾蘭在公投中通過墮胎權,同時間美國卻再次奪取我們的墮胎權。這次,我隻字不提。反而丈夫向我提起了這則新聞,口氣中絲毫沒有憤怒,好像只是在講一件我會感興趣的事。我覺得我們倆的反應都很棒。
然而,最棒的還在後頭。這一章是本書的結尾,也是我最後有機會能表達,在跨立場的愛情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反覆修改,斟酌著要保留什麼、刪去什麼。這種事不管做幾次都會讓人煩惱。「這總是最難的部分,」我和理查說,他寫過十三本書,是個老鳥作家了。我知道他懂,也知道我的難處。他總是鼓勵我相信自己的判斷,而我也全然地信任他。「我不願意刪掉一些內容,擔心以後會後悔沒放進去,」我說,「但我知道,就像瑪莉.麥卡錫(Mary McCarthy)說的『你必須殺掉你的寶寶』。」
「抓到了!」他說,那雙四十二年前就勾住我的湛藍眼睛裡,閃爍著一絲狡猾,「這麼多年來妳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是反墮胎的啊!」
我很驚訝聽到他這樣說。然後我突然意識到,這番話是多麼值得紀念。過去我們可想像不到,居然能拿彼此最大、最厭惡的歧見來開玩笑,但它真的發生了。這一笑代表我們深摯的友情、全然地接受彼此以及放下批判的枷鎖。喜悅快樂溢滿了我的心頭。
然後,我親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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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取自
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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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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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跟大家聊一聊另一對政治上很不對盤的夥伴。對他們的關係我知道的內情可多了,也知道這兩人是如何連結起來的,他們的友誼如史卡利亞和金斯伯格一樣恆久。這兩人就是我丈夫理查.布魯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和我本人。
我主要想談的是兩人婚姻中脫胎換骨的部分,這個改變讓我驚喜,我自認是我們兩人共同的成就。關鍵在於,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我們如何面對彼此完全相反、永遠不能妥協的觀點。我們所堅持的理念是最嚴重的爭執起因,可能造成關係破裂,但我們處理歧見的方式卻徹底改變了。相識四十二年來,我們的觀點從沒改變。當我發現彼此的觀念差異有多嚴重、有多根深柢固,就完全無法想像情況會改變。我很早之前就清楚,彼此對於深信的事,立場有多堅定。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不管我們多努力,都不可能有人妥協。長久以來我都不抱持希望,不相信有方法可以提起這個話題,哪怕是打招呼時順帶提一提也不可能。
理查和我的政治背景與出身大不相同。實際上,我接觸過的人事物都是自由派。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主導社會的意識形態,連我共和派的父親在社會議題上都持自由派的立場。理查則是堅定不移的鐵桿保守派,他父母是堅定的右派,自己也為右派陣營工作。我們相遇時,他是《國家評論》的資深編輯,那可是保守派的主流評論刊物,創辦人是小威廉.巴克利。如果當年不是是那個機緣,兩人絕不可能相遇:我們當時是某個合唱團的團員,在紐約街角免費獻唱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音樂。從一開始,對音樂的熱愛就將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的美學品味及在政治領域外的知識興趣都出乎意料地相同。我們的婚禮是個大雜燴:我的導師牽我進禮堂,他當時受麥卡錫主義牽連而失去了終身教職;理查的期刊發行人在婚禮上朗讀獻詞,他卻是麥卡錫參議員最狂熱的支持者。有一個朋友俏皮地說:「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婚禮上沒有永遠的敵人。」當時每個人都舉止有禮。
在一起的前幾年,政治討論時,理查表現得比我有禮。因為他是專業的政治評論寫手,有很多機會透過文章或與同事討論來發表觀點。但我習慣說出自己的想法,我當時才三十三歲,無法想像在家裡還要嚴格地自我審查,或是基於禮貌,伴侶間不該提起某些話題。我承認,自己當時偶爾會小聲說出一些不應該說的話,但他沒有回嘴,我也沒有繼續講下去。
一九八九年,我們的婚姻來到了低谷。有天我吃早餐時,在桌上讀著《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寫著,關於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服務部(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一案,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允許州政府嚴格限制墮胎權。我立刻明白,保守派傾盡全力要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Roe v. Wade),而這只是第一步。羅伊訴韋德案對我而言,是實踐自由與平等最重要的基礎,而我卻失去它了。我小聲地說:「一切都完了。我一定要上街頭抗議、參加遊行。」理查應該有聽到。面對我叫陣,這次他與往常不同,嚴正地回應:「你去你的場子,我去我的。」
幸好當時我還記得不要反擊,不要讓緊繃的氣氛惡化成真正的戰事。這一仗打下來雙方沒人會贏,不會有任何成果,卻可能會毀壞我們小心建立並珍惜的一切。在那之後一整天,我們都保持距離。以前不管是談政治或其他議題,都沒有這樣冷戰過,真是折磨人。我感到孤單、失落與恐懼,他也好過不到哪裡。
那天晚上,我們對此分歧達成共識,正式放棄這個議題,永不再提起一個字。我們懸崖勒馬,從哪時起就不曾靠近那個地雷區。我捐助了許多相關組織,以表我對此議題的態度,他也做了一樣的事;但我們沒有逼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或行動。我並不覺得這麼做有違我的原則,或是辜負和我站在同一陣線的人。
經過那次接近慘敗的經歷,我還是又花了十年才完全接受,兩人的政治鴻溝真的很難拉近。但在其他方面,我們確實大部分都有共識。我漸漸地接受,不管我的說服力有多強大,都不可能改變他的想法。他是那麼堅定且打從內心堅信自己的理念,我也是。既然如此,我又要如何指出他錯了?他從沒有嘗試改變我的想法。在婚姻中,道德越高的地方越危險,如果你還站上去,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韋伯斯特判決事件二十五年後,有天我又在早餐時讀了《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報導寫道,德州大部分有墮胎服務的婦科診所被迫關閉,急需求助的絕望女性被逼上絕路,幾乎找不到其他協助的管道。我在二○一四年的反應和一九八九年時如出一轍,但表現卻不同了。我只說:「這件事讓我深感憂慮。」我的丈夫什麼都沒說。我默默地捐了一筆錢,並私下慰問和我立場相同的人(他應該現在才知道這回事,如果他有讀到這段)。
墮胎權議題永遠都會出現在新聞中,絕對不會消失。最近我又有機會要回應此議題,在二○一八年五月,愛爾蘭在公投中通過墮胎權,同時間美國卻再次奪取我們的墮胎權。這次,我隻字不提。反而丈夫向我提起了這則新聞,口氣中絲毫沒有憤怒,好像只是在講一件我會感興趣的事。我覺得我們倆的反應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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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驚訝聽到他這樣說。然後我突然意識到,這番話是多麼值得紀念。過去我們可想像不到,居然能拿彼此最大、最厭惡的歧見來開玩笑,但它真的發生了。這一笑代表我們深摯的友情、全然地接受彼此以及放下批判的枷鎖。喜悅快樂溢滿了我的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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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https://bit.ly/2vhVD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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