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長,值得我的朋友們耐心看完:
我看到好姊妹傳的這則人性大愛与感恩慈悲的故事……
我無法查證,但是,也不需要查證,就是值得傳頌的生命謳歌!
一切的不滿和怨恨都「什麼也不是」!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口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蒼之炎日文 在 桃園在地聯盟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30年前的好文分享
民國77年春天我從比利時回國,八月即在東吳哲學系任教。當時康寧祥先生正籌辦《首都早報》,文化版主編卓榮德先生邀我當編輯委員,委員中還有李敏勇兄、薛化元兄和黃美英小姐等人。除了開編輯會議,每星期我們還得在「新航道」專欄輪流寫稿,記得當時我排在星期五,用「海若」做筆名,足足寫了一年多,大部分的文字後來都收在我的第一本書巜久久酒一次》當中(1991,張老師文化公司出版)。那段期間報禁剛剛解除,大家都在尋找思想上新的活路。次年(民國78年)五月,文化版特別企劃了母親節專題,嘗試探索「母親」這個概念的本土意涵。我應邀從原住民的角度,回應「母親」這個主題,因而寫了〈母親的歷史,歷史的母親〉這篇文章。這是我第一次對原住民在台灣史定位的宣示,Tivitiv Paelavang,我親愛的母親,是整個宣示的存有論根基。隔不到一個月,北京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兩岸進入更混亂的文化歷史認同之漩渦中,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出路。
30年過去了,老媽媽從77歲陪我們走到107歲,去年12月28日終於走完了她自己的人生旅程。我回溯和她老人家30年前共同出發的原點,不免有更深的蒼涼感。文史燦爛的華夏民族,為台灣、為中國、為亞洲、為全人類,可以貢獻出怎麼一個更像樣的未來呢?老媽媽,您是看不到了。而做為原住民的我們,除了繼續努力,還能做什麼呢?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多麼需要那來自您的根源性力量⋯;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建立另外一種形式的陪伴,依然可以㩦手邁向更符合理想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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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歷史,歷史的母親 文/孫大川
彷彿活在歷史之外
母親今年已經七十五歲了,論她所處的時代,她這一生該當波瀾壯闊,多彩多姿。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日本的殖民統治,整個中國以及台灣社會的激烈變動,科技的長足發展……,這些遼闊、複雜多變的人類場景,正是母親一生所面對的世界。然而,按我對母親的了解,她和一般身處邊緣的原住民老人一樣,安詳、寧靜,對這忙碌、瞬息萬變的世界視若無睹,彷彿活在歷史之外……。
從少年時代我便喜歡追問母親的生平往事,因為不知從何時起,我就無法忍受卑南族沒有歷史的那種感覺。如果說,我曾對原住民或卑南族有過更深的情感與了解,而不只是在名稱標籤上打轉,毫無疑問地,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母親。是她對自己生命的講述,以及她活出來的生活態度,使我能多多少少拼湊出那破碎、模糊的部落記憶,並從中捕捉自己族類的智慧與哲學。從某個角度說,對我而言,母親的歷史,即是卑南族的歷史,她讓我具體地意識到自己的歷史縱深!
大環境的紛紛擾擾,固然是一種歷史的真實;小場面的邊緣世界又何嘗不是真實的呢?「小場面」對「大環境」的回應,雖微弱不足道,但由於它也是真實的,未嘗不能發潛德之幽光,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寬廣、深厚。這是我最近默想母親的一生時,常常興起的念頭。
無悔的承諾
狄菲底弗(tivitiv)是母親的卑南族名,乃「糧食豐盈,不虞匱乏」之意。外婆懷她六個月時,外祖父便過世了。十二歲那年,外婆因病故世,母親便帶著四位同母異父的弟妹投靠掌家的姨婆。一直到她四十歲姨婆過世,接管家業,這期間她的生活是在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情況下度過的。
每次提到姨婆、姨公公,母親的眼中便含著淚光。做為一個孤兒,她對兩位老人家既是敬畏又是感激。她清楚地記得他們許多生活的細節與言行;有時說著說著,便唱起兩位老人家喜愛的卑南族老歌,歌聲和淚水,讓我看到生命的共融與卑南族幾千年來歷史傳遞的奧秘。
許多跡象顯示,家族產業之交由母親繼承,是姨婆晚年的決定,這個過程就像一般大家族的情況,有它波折、複雜的一面。母親說,姨婆的決定是她用堅忍的意志、孝心以及奮不顧身的辛勤工作換取的,這形成母親的性格中最突出的部分。
記憶中,母親總是忙碌的,直到現在她還常常頂著大太陽,在院子裡鋤草、修剪籬笆、編織山地服。她常說,勤勞是一種意志的鍛練,學習怎樣勉強自己,這也許是她孤兒的經驗所使然。
為順從姨婆的要求,十三歲時母親從日本人設立的「番人公小學」中途輟學,立刻投入田裡的工作。這種遺憾,變成她後來堅持要我們六個兄弟姊妹完成學業的動力。十七歲,在姨婆、姨公公的安排下和父親結婚。她對自己的順從,從來沒有後悔過,相反地她堅持到底,絕不朝三暮四。
有一件事,最令我印深刻。民國四十年代末期,天主教傳入村子裡。身為領袖的姨公公權衡現實情況,決定讓全村親族皈依天主教。母親最初是相當反對的,覺得這會破壞傳統習慣。而姨公公的觀點,是希望藉此加速部落與現代社會的銜接;並指出天主教會將相當尊重族人的風俗習慣。母親因而順從了,姨公公對她說:「既有承諾,便不可以有二心。」我們全家受洗後第二年,姨公公因心臟病突然過世,成了村子裡第一個以天主教儀式行葬禮的人。當時我已記事,那天在新落成的教堂裡,看到母親站在穿著傳統卑南族服裝的姨公公之棺木旁,顯得特別沈靜、虔誠,那種神情常在她後來的宗教生活中浮現。如今,社會改變了、天主教會在村子裡也沒落了,許多人熱心不再,甚至改宗或反信仰;然而母親卻始終如一,每天仍保持餐前、睡前祈禱的習慣,多年來不曾間斷地早上四、五點起床讀聖經、唸玫瑰經。我不知道她對天主教教義有多深的了解,我知道一個人信守承諾、一往無悔,本身即已接近宗教的神聖世界。當我不在她身邊時,清楚地知道每天有她為我祈禱,那種臨在的感覺是母親給我的最深感受。
歷史傳遞的奧秘
十三歲輟學之後,母親開始參與村子裡「鋤草團」(misahur)。根據卑南族的傳統,部落男子十二、三歲起,即按年齡分階加入「會所」(palakuwn),完成社會化的各種準備。至於女子之社會化,則並沒有一制度性的設計。「鋤草團」的活動,正彌補了這個需要。按部落之習俗,每至夏季農忙時,婦女便彼此邀約組成若干「鋤草團」,以集體耕作之方式,互助合作。團隊通常由較年長且具領導能力之婦女當召集人,一大清早,便由她召喚、整隊出發。工作當中,召集人除了負責決定作息,且要隨時鼓舞士氣,藉古老山歌之唱和來對抗身心之疲憊與炎炎驕陽。直到傍晚,「整隊」回家,又得忙碌家事。就在這種集體勞動中,婦女們培養友誼,學習如何與別人交往,傳遞歷史經驗與生活常識,陶成人格,成就德性……。換句話說,「鋤草團」並不只是一個勞動之隊伍,它透過集體勞動的方式,來塑造卑南族婦女的典型。
母親顯然完整接受了上述的陶成訓練,她勤勞的習慣,對卑南族神話、傳說以及掌故的豐富知識,古老山歌的吟唱等等,可以說是「鋤草團」留給母親最豐富的遺產。她常說,由於她很早便參與「鋤草團」,後來並長期扮演召集人的角色,因此她的少女時代大都與成年婦女或老人相處,這讓她活得相當典型,成為不折不扣的卑南族婦女。
異鄉人
民國四十年代中期以後,村子裡的部落性格迅速解體,不但男子的「會所制度」褪色了,「鋤草團」同樣再也組織不起來,卑南族男女的社會化,不再以原社會為對象,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符號;而他們所熟悉的世界,正快速地從各個角落退隱、消失。幾年前,在母親的領導下,村子裡的婦女們模擬了「鋤草團」完工後的傳統慶祝儀式(卑南族語稱之為:muhamud),原是歡樂的慶典,如今竟充滿憑弔的氣氛,吟唱老歌時,大家都哭了,哭得好深好深……。
部落社會的崩解,就像現代工商社會對傳統社會之衝擊一樣,有它必然的命運,原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但,對卑南族老人而言,由於「語言」的同時喪失,使他們成了真正的異鄉人。他們一方面不再能和子孫對談(因為子孫們只說漢語),另一方面也無法和他們將去認同的「新社會」交談。他們只好「自閉」在他們曾活過的時空,與周遭世界「互不存在」。
母親能說日語,這在早期的台灣社會是有用的溝通工具,因為大部分的「台灣人」都受過一點日文教育。然而,隨著「推行國語運動」的徹底發展,以及相當一段時期對日本的政策性抵制,母親可以交談的對象相對地縮小了。我永遠忘不了家裡有電視機以後,她常常坐在電視機正前方的搖椅上,凝視電視畫面的情形,那種眼神是複雜的,充滿好奇、猜測、迷惘與困惑,她多麼想了解這個世界啊……。我們兄弟姊妹若遇有空,有時會在旁加以解說;若恰巧心情不好,就不免和她老人家發生一些小衝突了。通常,小衝突之後,她會悶悶地盯著電視畫面,不知不覺睡著了。也許,她夢裡的世界,才是更真切的。父親過世以後,母親寂寞的身影更令人鼻酸……。
前年夏天小姊姊病重,母親陪她到台北某大醫院就醫。小姊姊說,有一回她想吃麵線,母親為讓她高興,便頂著大太陽四處找麵攤子,她想向路人詢問,卻不知要如何表達,急出一身汗水。幸虧遇到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半猜半推終於意會了過來,陪她買到了麵線。回到醫院,小姊姊胃口不開,但知道母親為了這碗麵線幾乎心力交瘁,別過頭去勉強吃了幾口,淚水滴進麵湯裡。
負笈歐洲期間,母親擔心我看不懂她的日文信,特別和神父學了羅馬拼音法,七十幾歲的人了,這要下多大的決心和毅力啊……。每次收到她密密麻麻、歪歪扭扭、錯誤百出的家書(當然是羅馬拼音的),便心如刀割;她在電視機前睡著的樣子,又鮮活地浮現在腦海,覺得自己虧欠她好多好多……。
誰是土地的主人
沒有文字、歷史的民族是容易遺忘的。記憶中,母親對歷來活躍在台灣歷史舞台的「主角們」,很少仇視或批評。她總覺得自己的民族是落後的,是應該向進步的社會開放的。我想,這是姨公公給她的影響。
民國五十二年,大學畢業不久的大姊嫁給外省籍的姊夫,雖曾引起家庭革命,場面卻毫不壯烈。這之後,除了哥哥和小姊姊,我們家裡婚姻的組合可說是大雜燴。有河南人、江西人,也有浙江人;而我自己也娶了一位閩南太太。母親常說,也許這就是台灣的未來。
對台灣七十年代以後政治、社會變化與衝突之複雜背景,母親當然不甚了了。有一回我問她對外省人、閩南人、日本人做何評價,她的回答讓我思索良久。她說:
「日本人是可敬畏的,守法且有榮譽感,常能裡外一致。我雖厭惡他們的嚴苛,卻肯定他們對部落所做出的貢獻。感覺上閩南人是較自私的、現實的,我們常吃他們的虧。至於外省人,似乎較具善意,四十年來台灣不是進步許多嗎?我不大明白他們吵什麼,他們不都是中國人嗎?」
母親的評斷當然是樸素的、感性的,她無法分辨這中間有關權力、利益分配之複雜因素。她之對閩南人頗有微詞,是因為原住民四十年以前,就已經飽受閩南人的威脅,這段歷史遠遠超過後來的四十年,在日據時代,閩南人以「中國人」的身分,地位高於原住民一等; 而後來的四十年閩南人搖身一變,竟以「台灣人」的身份,要求權力的本土化,這大概是母親批評閩南人自私、現實的心理情結。後來,我驚訝的發現到這種情結竟普遍地潛伏在許多原住民朋友的心靈深處……。我深深相信,以省籍或地域觀念為基礎的台灣本土化運動,從原住民的觀點說,是不可理解的;以歷史仇恨的清算為出發點的權力重組,只有加深這塊土地上的罪惡。
歷史的母親
母親的歷史,是我把握卑南族歷史的主要憑藉;她生命中的憂傷,其實也是卑南族的憂傷。每次看到她老人家寧靜、安詳的臉龐,便彷彿看到卑南族最後一道晚霞。而她生命中對大環境的那些小小回應,常常幫助我看清時代的迷幻。我真的相信,除非我們像原住民一樣勇於遺忘,否則我們永遠無法交會,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相信嗎?原住民有一天會是台灣歷史的母親!(原刊載於78年5月14日首都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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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 ◎水蔭萍
被竹林圍住的庭園中有亭子 玉碗、素英、皇炎、錢菊、白武君 這些菊花使庭園的空氣濃暖芳郁 從枇杷的葉子尺蠖垂下金色的絲 月亮皎皎地散步於 十三日之夜
丈夫一逝世Frau J. 就把頭髮剪了 白喪服裡妻子磨了指甲 嘴唇飾以口紅 描了細眉
這麼姣麗的夫人對死去的丈夫不哭 她只是晚上和月亮漫步於亡夫的花園
從房間漏出的不知是普羅米修斯的彈奏或者拿波里式的歌曲跳躍在白色鍵盤上……
Frau J. 把杜步西放在電唱機上
亭內白衣的斷髮夫人搖晃著珍珠耳飾揮動指揮棒
菊花的花瓣裡精靈在呼吸
夫人獨自潸潸然淚下 粉撲波動 沒有人知道投入丈夫棺槨中的黑髮
不哭的夫人遭受各種誤會 為要和丈夫之死的悲哀搏鬥 畫了眉而紅唇艷麗
那悲苦是誰也不知道的
夫人仰起臉
長睫毛上有淡影
蒼白的唇上沒有口紅 戴在耳邊髮上的茉利花把白色清香拖向夜之中
譯註:Frau是德語妻子、戀人、夫人之意。(本詩原以日文寫作,葉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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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水蔭萍,本名楊熾昌,1908年─1994年,台灣日治時期著名詩人,曾留學日本東京文化學院,台南市人。
1930年代初,水蔭萍將法國超現實主義由日本引進台灣文壇。1936年,水蔭萍發表台灣第一篇超現實主義宣言〈新精神和詩精神〉,文中介紹當年日本盛行的前衛運動與現代詩運動,並推崇超現實主義,文中強調「聯想飛躍、意識的構圖、思考的音樂性,技法巧妙的運用和微細的迫力性等」。
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充滿著反日的民族情緒與濃厚的政治色彩,在這特殊的環境裡,文學藝術往往受到政治利用與污染,很難維持其純正的面貌。有鑒於此,1935年秋,水蔭萍與張良典、李張瑞、林永修等人合組風車詩社,主張「『現代詩』的敘情」,並奉法國超現實主義為創作的圭臬。但風車詩社刊期不長,翌年夏季便結束。
之後水蔭萍先後任職《台灣日日新報》、《新生報》、《公論報》的記者。,1953年起參予台南市扶輪社籌設及創立,1968年獲聘為台南市文獻委員。作品收錄於詩集《熱帶魚》、《樹蘭》及《燃之為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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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鄭琬融
攝影提供:網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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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賞析
此詩開頭以景入手,以被竹林圍住的亭子、濃暖芳郁的菊花園營造出一封閉、凝滯的氣氛,暗香浮動間,泛著淡淡愁緒。作者此時細寫園中光影變動:尺蠖垂下的金絲,彷若散步般閒適的皎月,在閒適中卻點明時間:不吉利的十三日之夜。
經過第一段的鋪陳,主角與其境遇才在第二段鋪展出來,喪夫的美麗女子,卻在守喪時做盡一切傳統規範不允許的行為:紅唇、細眉、短髮、剪指甲。
中段以音樂過場,描寫主角在樂聲陪襯下步入花園,音樂彷彿一種魔法,主角沉浸於此能暫緩傷痛的旋律,「花瓣精靈一句」可見整個花園也似乎因音樂魔幻了起來。在這樣的一場巫術之後,主角真實的悲傷被娓娓道出:剪髮是為以髮殉葬、不哭與妝容是為抗衡喪夫的悲痛。表面與本質的巨大落差,於是在此現形。
末句「茉莉花把白色清香被拖向夜之中」,兼具被動與主動句法,暗喻主角自覺的步入夜中亡夫那濃暖芳郁的花園,同時也是不自覺投向痛苦的黑洞。花園的封閉、凝滯於是更顯深重,彷彿一與世隔絕的結界,蠶繭似的將主角狠狠困在重重的悲傷中,與丈夫的回憶可能極為明亮、濃暖,卻都已成過往,只剩她茉莉般的忠貞的清香,在亡夫留下的花園蔓延開來。
再回頭檢視與主角一起散步的「皎月」、頭戴的「茉莉花」、「Frau J.」可能代表的Jasmine(茉莉花的英文),和茉莉花的花語「忠貞、純潔」,可知作者賦予主角潔白、貞節的形象。而開頭堆垛的西式語言及對外貌的形容,是作者刻意經營,主角外表上華麗、開放的形象,更能襯托她本質上的純淨。
此詩創作於1930年代,仍不脫古典詩以景入情的手法,及菊花、茉莉花、月亮等老派意象,但在當時確實是超現實主義「自動書寫」最成功的典範。即使全詩的筆觸、意象不如近代詩作鮮靈從容,但小說般的的巨大張力、特殊的音韻性及散化的形式,今日讀來仍頗有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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