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忍尼辛談「克雷連科的司法精神」〉
克雷連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講話中，對於蘇維埃法院的一般任務作了更加坦率和明確的表述：
「法院同時是法的創造者……又是政治的工具。」
是法的創造者，因為四年沒有任何法典，沙皇的那套扔掉了，自己的沒有制訂出來。
「我不要聽那種話，什麼我們的刑事法院只應當依據現行的成文規範進行工作。我們生活在革命的過程中……」（第407頁）
「革命法庭不是那種使法律的奧妙和狡猾伎倆得以復活的法院……我們創造著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規範（第22頁）——不管你們在這裡說多少什麼權利、公正的永恆法則之類的東西，我們知道……這些東西使我們付出過多昂貴的代價。」（第505頁）
（可是，如果把你們的刑期同我們的刑期比一比，代價也許並不算貴吧？也許有了永恆的公正——會稍微舒服一點？）
不需要法律上的奧妙，是因為不必去弄清楚——受審人有罪還是無罪——罪的概念，這是舊的資產階級概念，現在已經被排除了（第318頁）。
總之，我們聽到克雷連科同志說，革命法庭——這不是那種法院！另一次我們還會聽到他說，革命法庭——一般來說不是法院：「革命法庭是工人進行階級鬥爭的機關，是用來對付敵人的。」它的活動應當「從革命利益的觀點出發……念念不忘達到最符合工農群眾願望的結果。」（第73頁）
人並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
「不管『被告』有怎樣的個人素質，對他只能適用一個評價方法：這就是從階級適宜性的觀點出發所做的評價。」（第79頁）
這就是說，只有你的存在對工人階級適宜的時候，你才能存在。「如果這種適宜性需要使懲罰之劍落到被告的頭上，那末無論怎樣……怎樣的言語辯解也都是無濟於事的——例如律師的論據等等。」（第81頁）
「在我們的革命法院裡，我們遵循的不是條文，也不是減輕處罰情節的程度；在革命法庭裡，我們應當以適宜性的考慮作為出發點。」（第524頁）
在那些年代，許多人遇到這樣的情況：活著，活著，突然間得知，他們的存在是不適宜的。
應當這樣理解：使一個被告遭到懲罰的，不是他已經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槍斃他，他將來會做的事——「我們不僅防患於已然，而且還要防患於未然。」（第82頁）
克雷連科同志的聲明是清楚的，並且有普遍意義。他已經和盤托出了那一時期司法工作的真正面目。透過春天的水氣，突然露出了秋天的清朗。也許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吧？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閱那些舊案了吧？到處都是堅決按照上述聲明的精神辦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