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廢監督專家:核安不能靠運氣,如何抵抗核能工業的環境不正義?(06/29/2021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 美國看似先進,核工業卻習於侵害印地安人權利,壓迫底層、而政府則是管制失靈,而從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反觀國內,類以的場景也在臺灣發生。
從鈾礦開採到高階核廢的處理,核工業集眾多環境不公義於一身。但核工業數十年來卻一再對外宣傳,最終處置高階核廢只是技術問題。近年來核工業更聲稱,先進反應爐的技術指日可待,唯有核能才能穩定供電,並因應迫切的氣候危機。
為了幫助民眾理解核電與氣候議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於2021年5月15日邀請美國反核運動的代表人物、超越核能(Beyond Nuclear)核廢監督專家凱文.坎普斯(Kevin Kamps)發表線上演講,探討北美核工業所造成的社會與環境壓迫以及環境運動者的持續抵抗,並以北美經驗說明核能為何無法減緩氣候危機。
坎普斯曾多次代表美國非營利組織與美國聯邦高層官員會面,包括能源部 、核能管理委員會和環境保護局。此外,他也就相關核能議題,教育國會辦公室官員和在聽證會作證。他曾於2010年1月於佛蒙特州眾議院與參議院的聯合聽證會上,就反應爐放射性洩漏的風險作證。幾週後,佛蒙特州參院遂以26票比4票的決定,關閉佛蒙特洋基核電廠(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Station)。此事也為反核運動寫下重要一頁。
坎普斯於演講中分析核能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核燃料鍊不同階段所造成的社會、環環壓迫,乃至於軍工複合體在核工業所扮演的角色。
核電自顧不暇、又如何抗暖化?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指出,今年8月台灣即將舉行「重啟核四」的公投,再加上513與517兩次停電事故,引發民眾關切能源議題。有人主張必須續建核四以避免日後發生類似事故。然而,核電需要三天才能達到滿載,是能力最差的救援投手,一旦發生故障,耗用的恢復時間不僅最長、更會造成整個供電系統極大的負擔。此外,核電在極端氣候漸成常態,一遇到酷寒或酷熱就自身難保,又如何能承擔減碳、抗暖化的任務?
關於核電能否因應氣候災害的研究汗牛充棟,坎普斯首先建議台灣聽眾可以先從美國史丹佛大學學者雅各森(Mark Jacobson)、洛文斯(Amory Lovins)、美國能源和環境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主席馬凱賈尼(Arjun Makhijani)、該所首席科學家史密斯 (Brice Smith)與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學者索瓦庫爾( Benjamin K. Sovacool )等5名學者所發表的研究入手。這些研究明確顯示,核能無法解決氣候問題,再生能源方能減緩氣候危機。
坎普斯用以下幾個例子說明核電何以無法因應氣候危機。
2011年6月密蘇里河淹入內布拉斯加州的卡爾洪堡核電廠(The Fort Calhoun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業者竟僅僅以砂包阻擋洪水。當時廠內因火災使得冷卻系統失法電力。業者因該嚴重事故停機3年後,再於2016年永久關閉卡爾洪堡核電廠。
同樣的場景也在內布拉斯加州古柏核電廠(Cooper Nuclear Station)上演。密蘇里河於2011年氾濫時,業者為了省錢,僅以堆置沙包因應洪患。古柏核電廠所使用的馬克一型沸水反應爐與福島核災爐心熔燬的反應爐為同型設計。(奇異公司刻意設計用過燃料棒冷卻池緊臨反應爐壓力槽 。如此一來,業者在取出用過燃料棒置於冷卻池時,不僅移動距離最短,也最省錢。) 若核電廠不幸失去電力,發生核災,情況就會與福島核災如出一轍。
內布拉斯加州尚有其它與極端氣候相關的天災人禍。例如密蘇里河流域有諸多大小不一的水壩,一旦密蘇里河氾濫造成水壩潰堤,就會造成內陸海嘯,吞噬該州的核子設施。
核子設施不只難以因應海嘯、洪患、高溫、也無法抵禦嚴寒。2021年2月中旬暴風雪侵襲德州。當時德州的核電廠冷卻水系統結凍,業者為避免反應爐溫度持續升高導致爐心熔燬,因此被迫停機。
核工業的社會和環境壓迫
與台灣多數民眾的印象正好相反,北美核工業絕非進步的象徵,而是立基於社會和環境壓迫。
核電背後的政治絕對不該化約為技術問題,而核工業的壓迫要從核燃料鍊源頭看起:採礦。坎普斯認為,發展核工業的過程中,政府、業者迫害北美原住民的事件並非個案,而是層出不窮的常態。
早在1930年代,曼哈頓計畫尚未開始前,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即原住民族)就飽受礦業的輻射危害所苦。加拿大於1930年在西北地區大熊湖(Great Bear Lake)發現鈾礦,鐳港(Port Radium)是大熊湖東岸的一個重要礦區,業者僱用第一民族甸尼人(Dene)開採鐳礦,結果甸尼族曠工因受到輻射曝露病故,身後只留下了寡婦村。
在二戰後美國大量製造核武,鈾原料需求持續增加,也使得開採鈾礦的公衛後果如影隨形。
艾利特湖(Elliot Lake)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是一個以湖泊命名的城市。該市於1950年代大規模開採鈾礦後,具有氡氣的鈾尾礦堆積如山。因採礦時酸性徑流污染土壤森林,亦使氡氣釋放到空氣中,造成礦工肺癌和環境浩劫。由於工人多為經濟弱勢的原住民, 所以坎普斯引述當地部落領袖觀點,指稱:「用金錢收買飢餓之人,何來道德可言?」
加拿大開採鈾曠壓迫社經弱勢群體的情況也持續至今。加拿大常年以來是世界上最大的鈾礦出口國,自發現鈾礦後,境內的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北地區都有鈾礦場,境內更有24座反應爐。
不只加拿大,核能、核武為同一燃料鍊和產業鍊,持續造成巨大壓迫也在美國上演。坎普斯分析, 美國官方認定原住民善良可欺之事早在1942年時見於官方記戴。美籍義大利物理學家費米(Enrico Fermi)是世界第一座核子反應爐芝加哥1號機(Chicago Pile-1)的製造者。該反應爐是曼哈頓計畫的一部分,首度於1942年12月2日產出鈾裂變連鎖反應。 當時曼哈頓計畫主事者以「發現新大陸 」比喻製造出全球首座反應爐的冷酷對話,已經預示了北美印地安人未來的命運。
「義大利航海家已經登陸新世界。」
「當地原住民如何?」
「非常友善。」
美國核工業迫害原住民族之事,從新墨西哥州教堂岩(the Church Rock)鈾礦廠災害可見一斑。該廠區於1979年7月16日發生放射性尾礦處理池決堤的洩漏,池內具有酸性、重金屬、硫酸鹽等質物的輻射污水不僅污染了地下水,更使得居住於普埃科河(Puerco River)下游的亞利桑那州納瓦霍族(Navajo Nation)牧民首當其衝,當地人平日灌溉、畜牧、飲用和賴以維生的河水成了輻射污水,卻從未獲得賠償。
1970年教堂岩鈾礦廠污染事件,與二戰期間輻射污染事件有著相近的模式。
坎普斯指陳,美國於1945年7月16日首次於新墨西哥州試爆原子彈,該次試爆是曼哈頓計畫的一部分,行動代號為三位一體(Trinity)。美軍在7月16日所試爆的原子彈與日本長崎原爆的原子彈同型。兩個不同年代的事件卻殊途同歸。1945年7月16日新墨西哥州核武試爆,輻射落塵下風處的印地安人與1979年7月16日受輻射廢水毒害的下游牧民,至今並未得到美國政府和核工業的賠償。
然而處於核武試爆、核武工廠、鈾礦場、鈾燃料廠等污染場址的核子落塵下風處或下游處的居民,並不僅止於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美國境內尚有內華達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 、猶他州、南卡羅來納州和愛達荷州等地的居民,分別曝露於核武和和核能燃料鍊不同階段的輻射污染。受害民眾除了美洲原住民,尚有經濟弱勢的美國民眾。
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西屋核燃料廠污染場址就是一例,廠區的鈾洩漏持續污染當地的土壤、地下水長達數十年,但核管會和西屋卻一再坐視污染發生。更有甚者,南卡羅來納州境內除了西屋鈾洩漏的災難尚有其他核子設施污染。聯邦政府早在1950年代就在該州建立薩凡納河基地(The Savannah River Site)生產核武所需要的核子材料。基地附近居民多為非裔美國人。
基地鄰近尚有液態核廢料棄置場、薩凡納河國家實驗室製造核武的氚設施、乃至於位於巴納韋爾(Barnwell)的低階核廢貯存場收受來自康乃狄克州和紐澤西州的核廢。而南卡羅來納州與與喬治亞州交界處,還有一座全美最大的沃格特爾核電廠(Vogtle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廠內有4座機組。
核能、核武燃料鍊同出一源
坎普斯力陳,艾森豪於1953年所宣傳的「原子能和平用途 」根本是以核電掩飾核武的手法。首先,當年的反應爐是由美國海軍興建和營運,再者,美國在1970年代前只有少數反應爐真正用於發電,所以不論是開採鈾礦與發展軍事民生兩用的反應爐都是為了發展核武。
關於核能、核武同出一源之事,美國官方說得再清楚不過。莫尼茲(Ernest Moniz)曾於歐巴馬主政時期擔任能源部長。他近年明言,美國政府必須持續補貼核能產業,方能維持核武優勢。這種共生關係也說明了核工業為何會一再申請老舊機組延役,堅持要運作至80年、甚至於100年。
即使核電廠設備老舊、無法與再生能源競爭,核工業都因政府大方補貼,而有恃無恐。坎普斯直言,美國核工業向來能用錢買到最好的民主(The best democracy money can buy)。核工業者以6000萬美金賄賂俄亥俄州議會議長、議員,使得州議會為境內兩座危老反應爐通過10億美金的「紓困」計畫,而核工業買通州議會的作法也是該州有史以來最大的醜聞。
坎普斯相信,核工業產官一體的現象不是美國獨有,各國皆是如此,例如日本國會所公布的調查報告直指,福島核災是日本政府、東京電力公司與管制機關間的勾結、腐敗和犯罪(collusion, corruption, and criminality)所導致的人禍。所以反核運動就是抵抗體制的力量。
核電無法與社會、環境和平共存
美國原住民和非裔人口在核能與核武工業發展過程中首當其衝,但其他人口密集和水資源豐富的地區也同樣面臨輻射危害的威脅。例如鄰近紐約市的印地安角核電廠(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雖然已經在2021年4月30日關閉,但高階核廢乃持續污染地下水。
坎普斯表示,身為密西根人,他非常熟悉核子設施遍佈五大湖區、形成核子熱點的情況。目前核電廠、核燃料加工設施、核廢料處理乃至於鈾尾礦場址圍繞於休倫湖、密西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
五大湖所組成湖泊為全球面積最大的淡水水域。坎普斯憂慮,湖區四週遍佈核子設施,一旦遭遇天災、人禍,輻射危害影響所及會是地球表面21%的淡水和全美84%的淡水。
因坎普斯長年關注美加邊境五大湖區的核電和核廢議題,所以他曾代表美加環境團體,於加拿大核能安全委員會所辦的聽證會作證,說明核電和核廢的跨境影響。
川普雖然已經下台,但坎普斯對拜登政府所說的氣候承諾卻不表樂觀。目前拜登政府已任命新墨西哥州的勒瓜那普韋布洛(Laguna Pueblo)印地安女性哈蘭德(Debra Anne Haaland)擔任內政部長。哈蘭德深知,該州的傑克派爾(Jackpile)鈾礦區緊鄰當地部落所致的健康和環境危害。
坎普斯判斷,任命哈蘭德之事應與拜登政府的其他高層人事安排相互對照。例如拜登的氣候顧問麥卡錫(Gina McCarthy)於2013年至2017年間擔任歐巴馬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卻坐視密西根州弗林特市(Flint)飲用水受到鉛污染的災難,傷害當地經濟弱勢的非裔美國民眾。
拜登政府高層也多與核工業、化石燃料業交好,如能源部長格蘭霍姆(Jennifer Granholm),這也呼應坎普斯先前所提的事實,抵抗美國核工業的過程會是個與體制對抗的漫長過程。
當日聽眾線上參與和提問相當踴躍。坎普斯在短講前多次表達想與聽眾交換意見,以下為他演講活動當日的答問記要。
問:美國意圖發展小型反應爐、比爾.蓋茲等人聲稱新一代反應爐更加安全、可當成暖化解方,講者的看法為何?
坎普斯答道:所謂的「新型反應爐」其實都是老舊設計。「新型反應爐」過去研發屢屢失敗,未來也是所費不貲、重蹈覆轍 。蓋茲的反應爐計畫並不是自己拿錢去投資,而是藉著核能和核武為同一個產業鍊,想方設法爭取美國能源部的補貼。
1979年三哩島核電廠發生核災時,反爐爐正是當年的新型設計(三哩島2號機於1978年12月30日運轉,1979年3月28日2號機發生部分爐心熔毁)。車諾比核災發生時,反應爐也是當時的新型設計。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爐心熔毁後,核管會不僅拒絕採取管制作為,更聲稱發生爐心熔毁的機率微乎其微。
此外,美國核管會允許小型反應爐省去安全設計以節省成本,想走捷徑只會使「新型反應爐」比更過往更危險。
問:台灣的核四廠已經是40年前的設計,在尚未完工階段封存至今,如果要啟用會有哪些風險?
坎普斯答道:台灣核四廠為40年前的舊設計,無法針對35年前車諾比核災、10年前福島核災所面臨的挑戰做出改善。美國田納西州瓦特斯巴核電廠(The Watts Bar Nuclear Plant)是個類似案例。兩座反應爐始建於1973年,2016年2號機才完工商轉,但之後卻多次停機。
此外,反應爐無論新、舊一樣無法解決核廢問題。新型反應爐更依賴以核燃料再處理技術分離鈾、鈽等核種,這類高危險的技術,不僅昂貴、高污染,更增加核武擴散的風險。
問:對台灣的核一、核二廠區核安有何建議?例如加強鋼板和水泥?對於核四位於斷層帶的看法?
核電廠坐落於斷層帶附近或斷層帶上本身就令人憂心,因為不論用任何技術強化廠區安全都無法阻止地震發生。
美國過去已有管制機關勾結業者的醜聞,如核管會的前身、原子能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確知維吉尼亞州的北安娜核電廠(The North Anna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 )就位於斷層帶,卻隱匿斷層帶事證,業者更企圖使核電廠延役運作至80年。
司法部原先想起訴原能會官員,但真要追究,只會使政府顏面掃地,所以事情就不了了之。
維吉尼亞州於2011年8月23日發生芮氏規模5.8地震,當時震央距離北安娜核電廠只有15英哩(約24公里)。地震卻已經造成核電廠冷卻系統損壞和冷卻池洩漏。這也顯示,美國核電廠常與核災擦身而過。福島核災的教訓就是:要確保核安絕不能只憑運氣。
問:上週看到美國漢福德核廢料貯存桶破裂外洩的新聞,請問講者可否說明為何會有外洩事故、影響為何?
坎普斯答道:位於華盛頓州漢福德基地(The Hanford site)的地下高階核廢料儲存槽已多次發生洩漏,目前該處有177個儲存槽 ,並放置了高達5000萬加倫的液狀高階核廢。
漢福德基地因曼哈頓計畫的需要於1943年啟用,並生產核子武器所需要的鈽,長崎原爆中美軍所使用的鈽就是在漢福德生產。漢福德不僅為全美污染最為嚴重的地區,更破壞了哥倫比亞河的生態環境。政府多次想要固化液態高階核廢,卻屢屢失敗,目前當地核廢大多是液態,雖然一部分核廢已固化,卻因美國高階處置設施付之闕如,使得核廢仍然留在當地,無法移出。
類似的情況,也在我先前提到的南卡羅來納州薩凡納河基地發生。能源部選擇在經濟弱勢的非裔美國社區,興建地下高階核廢料儲存槽,棄置核廢污泥,這使得當地居民賴以維生的薩凡納河不堪飲用。
反核運動每次的抵抗都與環境運動者和當地居民攜手合作,但是對手是軍事上、經濟上極為強勢的核武暨核能工業。而美國的能源部與核管會永遠只為核工業的利益服務,而非為民眾利益服務。
問:美國為何至今都沒有成功設立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如果暫時找不到適合的場址,應如何處理與保存高階核廢料?
坎普斯答道:美國核工業所擁有的129座反應爐目前已累積高達10萬立方公噸的高階核廢,其中93座反應爐持續運作並製造高階核廢。能源部過去30年一直鎖定內華達州猶卡山(Yucca Mountain)為最終處置設施場址,但因選址欠缺科學依據,引發當地的印地安原住民西休休尼族(The Western Shoshone)挺身抵抗30年。過去全美超過1000個環境和團結組織加入西休休尼族的抗爭。為阻擋各地高階核廢運送至內華達州,沿途各州的人民也加入抗爭。
美國目前面臨核廢難題時,既不能永遠留存核廢於核電廠內,但又欠缺最終處置設施。我認為採3個步驟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首先,以再生能源取代核電,停止繼續製造核廢。
其二,在沒建立最終地質處置設施前,先建立強化現場儲存(hardened on-site storage),這也是全美的環璄團體所提出的要求 。實際做法是使冷卻池回歸冷卻功能,非而核廢儲存池。經一定年限後,池內用過的燃料棒必須改以乾式儲存。
福島核災時4號機於4月11日發生火警事故,若當時冷卻池起火,日本政府就必須疏散5000萬人,而非疏散16.4萬人。日本首相菅直人承認,若真要疏散5000萬人,就相當於終結日本這個國家了。不過,美國的冷卻池用以儲存用過的燃料棒的密度還遠高於日本,一旦發生核災時,危害也會更為嚴重。
第三,美國必須建立一個符合科學與技術要求、環境正義的最終地質處置設施。該地質設施必須達成核廢應與生物圈安全隔離數百萬年要求,還要能因應極端氣候、恐攻的挑戰 。目前計算核能碳排時,從不計入數百萬年最終處置所涉及的高量碳足跡。這也使核電看似低碳,實則不然。
內華達州猶卡山設施若真用於最終處置,輻射洩漏問題遲早會發生。要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高階核廢,就是不要使用核電。我的環境導師——五大湖非核聯盟(Coalition for a Nuclear Free Great Lakes)領導人奇根(Michael Keegan)指出,核廢就是詛咒後代長達萬年,所以應該停止製造核廢。
問:目前擁核人士希望以核能當成基載,解決氣候問題,請問是否可行?
坎普斯答道:洛文斯(Amory Lovins)指出,為了減緩氣候危機,我們必須以最少成本、最短時間內減去最多的碳,因此我們必須權衡碳、成本和時間等三個因素,方能評估氣候有效性,就也是每花費一美元時能多快減少多少碳排,而非只看碳排一項。
在同時衡量三項因素後,再比較核能和再生能源何者才是氣候解方,我們很快發現,投資核電不僅昂貴、耗時,更使有限資源無法投入用於符合氣候效益的再生能源選項,所以核能絕對不是解方。
問:各國民眾和政府針對日本政府決定排放「稀釋的」福島核電廠廢水入海,可以如何採取行動?
坎普斯答道: 排放核廢水入海就是以海洋為垃圾場,構成危害海洋罪(crimes against the ocean)。
核廢水入海侵害了洋流行經之處的所有人,核廢水含氚,氚是氫的同位素之一,因過濾不掉,排放「稀釋的」輻射廢水後會生物集中於食物鏈高層,既破壞海洋生態,也影響生物和人的分子細胞、組織、器官,造成癌症和先天缺陷。福島廢水中尚有如銫和鍶等放射性同位素,日本政府因無法處理,索性隱匿事實,直到消息曝光,難以再抵賴。
日本政府應有的做法就是儲存輻射廢水125年,直至氚對人體真正無害為止。
日本政府自欺欺人的作法與美國政府、核工業如出一轍。美國政府與核工業因無法處理漢福德輻射污泥,所以一概宣稱該場址的「污泥對人體無害」。日本漁業合作社聯合會多來強烈反對排放核廢水入海,中、韓政府、台、韓民間團體也強烈反對。我們必須繼續強化反對力道。
主辦方–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在演講最後總結表示,從坎普斯的分析,使我們警覺到美國看似先進,核工業卻習於侵害印地安人權利,壓迫底層、而政府則是管制失靈。
從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反觀國內,類以的場景也在台灣發生,講者不僅提出了與美國官方論述大相逕庭的進步觀點,也使台灣民眾了解美國核工業加速氣候崩壞的情況十分盤根錯結。不論身處任何一任政府治下、20或21世紀,反核之路註定漫長艱辛,而北美最缺乏社會資源的原住民和底層挺身抵抗核工業的跨國壓迫、官資一體,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當可為台灣各界帶來許多啟發。
(本文為2021年5月15日綠盟主辦【如何抵抗核工業的環境不正義?從美國環境運動談起】之講座紀錄)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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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柏興癌症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看香港人對泰國示威的情緒反應 —「唔好死」之餘,更要「唔好癲」】
泰國新一波示威,搞到香港人五味雜陳。很多對他人的有趣反應,都適合用來對自身進行心理分析。例如泰國人搞「電話燭光」、「分紅海」讓路予救護車、手無寸鐵坐在軍警之前,俗稱「畫面好靚」,有人就會覺得,香港輸出了和理非的奴隸示弱文化,嚴重一點就是一輪指天篤地;症狀較輕的也會感覺不祥,覺得泰國今次社運兇多吉少,我也有後一種感覺。
然而這些都與泰國的實況沒有關係,因為我沒有研究過任何現代泰國的社經政治。我對這件事的感覺,完全只是我對自己和香港的各種感受的移情作用。認為一切都會失敗,簡稱失敗主義,是一個政治上的定見,定見不是因為有一本教科書或者學派手把手 literally 的傳播開去,沒有經典和教程,而是由個人失敗經驗所導致的心理累積而成。
PTSD 的政治作用
創傷後壓力症候症的其中一個主觀感受,是「總覺得很快會有壞事發生」,但同時又不知道是甚麼壞事,總之就是會有壞事發生。因為創傷記憶被刻入了潛意識,它浮上來的時候遭遇理性的抵制,就遭奪去了內容,但受折磨的形式和心境仍然不斷回溯。
因為理性是有時間觀念,人理性上就是知道創傷乃過去之事,但其感受還沒有消化,變成一種「不知道是甚麼,但一定會來臨」的無名恐怖,籠罩著人的當下。主觀感受是非常真實地感覺到即將有大問題發生,但不知道問題究竟是甚麼,那個問題也不是現實中任何事情在合理發展下的可預料結果(例如末期癌症的發展結果一定是死)。當政治創傷發生之後,類似的人類心理機制就變成集體的政治意識。例如強烈的罪疚感,但並非因為自己是加害者,是受害者的罪疚感反而更強。於是便會下意識覺得,泰國即將重演可怕的失敗,甚至認為香港的好學生政治即將導致泰國學壞手勢的失敗。
事實上任何政治鬥爭,多數都是以卵擊石,但基於政權永遠處於優勢的客觀現實而作出估計,大概可以說是合乎理性;而因為自身創傷而導致的失敗主義評估,則多數是遠離理性。同樣是「失敗機會較高」的估評,既可以出於理性思考模型,也可以出於非理性思考模型。
壓力失調的人會被自身情緒籠罩,也因此會把自己看得很高,甚至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或本身。因此有人會認為香港教壞了泰國;也有人認為香港還是社運家家酒,別人早就用過更強的武器啦 — 雖然兩個方向看似南轅北轍,但始終還是香港自身創傷的回溯,「香港邊有能力影響其他人,收皮啦」就是失敗主義和自我形象因為壓力而不理性地降低的呈現。
事實上某些泰國年輕領袖又真的坦承香港是他們的「靈感來源」。為甚麼某些香港人會先入為主認為香港沒有任何影響力,中間便有一個異常複雜的心理防衛機制。人的理性永遠在掙扎著希望把事情理順,處於無法承受的壓力就更加如此。失敗的羞恥是真實的,怎麼解釋這種羞恥呢?唯一的合理解便是因為確定自身真是一文不值,才能解釋災難發生的合理性。災難有時是不可抗力,可能是天災、人禍、有人加害、對手能力百倍於自己之類,但人的理性和天性,就是把罪疚攬上身。例如古代人認為天災是自己做得不好,遭神災降。每個文化都有這些,是因為所有文化下的人都有一樣的心理防衛機制。
89 年作為香港消極悲觀主義的源頭
因為理性在異常壓力下的 top priority 是自我解釋壓力源頭,即困擾自己的失敗為何發生。所以被強姦的人反而自己會被莫名的罪惡感籠罩,被強姦的香港也會更傾向認為是自身有問題。100 次被壓迫,只會有一次引起揭干起義,其餘 99 次都是檢討自身和自我沉溺。最大的失敗當然是上世紀的 8964,那一次震撼的結果,便是分化為《天與地》那三個主角。有一個去了搞工運幫工人,這是源動力虛假的善;有一個去了做金融才俊,做了金融世界的食人者,這是受害者異變成加害者,就像很多性罪犯、家暴者在童年也是受害者,即當年真心受創但轉化為親中者的那一群,也有大量大躍進或文革受害者真心支持政權的例子;另外一個則因為太刺激而自行失憶,變成事實沉默者,即大多數人。
有意識者最後只能乞靈於本土無政治的「大中國視野」作為出路,不是將希望暫時寄托於中國民主化,就是寄托於中華帝國最終強大,這便是劇中工運佬和金融佬的兩種心理演變,但最終都是為了迴避解決 / 創造自身定位的最大問題 — 這當然是人的最大壓力源頭。
2010 年之後持續的失敗,也涉及原來民主派體系對新體系的壓迫,壓迫就變得更加內化,也更複雜,連「圍威喂」、正邪對立的小安全感都迅速流失。最終我們都慢慢發現,並沒有真正的 protagonist,甚至他們會成為 antagonist。在一次又一次的鎮壓和壓迫之中,失去理性可能才是合理結果,最終壓力過大,就會將矛頭指向自己,自我形象會變得異常低落或者異常強大,越來越難回歸正常狀態。
那些年沒人相信柏林圍牆會被推倒
所以歷史上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往往都是格局穩定的婚姻狀態;中國古往今來,就是征服者殺人越多越殘酷,反而持國越久,越受中國人稱讚和敬畏;被殖民的亞非拉人,最終多數都無法揭干起義,因為他們在受害過程中自然生長出劣等感,最後是世代相傳的劣等感,令他們不敢想像沒有主人的未來。被殖民者之中也會有一班人成為買辦,宣播另一種高等文化,令劣感文化永遠處於權力的下游,自己都永遠在創傷的連鎖反應之中,就永遠失去遭受創傷前的氣力。
後來英美殖民者更想出了一種更加高級的權力操控:為亞非拉人「平權」、做國際慈善,成為另一種樂善好施的主人,更穩固了受害者需要被同情憐憫的僕人身份。有多「關注弱勢」就成為白人國內流通的新興文化資本,就像人人都可以戴上一抽手帶(wristband),這條是關注環保、這條是關注家暴、這條是關注有色人種,但最終人收獲的首先是自戀的快感、身為主人的感覺,所以捐款人的絕大多數不會在乎國際組織在災區以糧食去災區進行性剝削、開兒童色情派對的細節,因為捐款的好處在於快感本身,捐款真正幫助到的人,並不在捐款者的快感交換機制之中,所以經常被忽略;這出於人性的客構性盲目,便是這些第三方機構可以坐大,也必然坐大的根本原因。
所以當我們都不認識泰文,也不多認識泰國的時候,也有了很多關於香港是否 / 如何影響泰國的爭論,只是反映了一種集體而無法解脫的創傷後壓力,確實很大負荷,會溜入任何渠道作無意識顯形。70 年代有蘇聯特工叛逃美國,並透露蘇聯對國內民眾、加盟國的心理操控和社會顛覆模式,具體內容在連登已經流傳了一年。雖然「顛覆」的方法是科學性而有效的,但最終它的「可行性」,還是源於人首先的意志崩壞。骨牌效應的第一塊,一定是植入創傷,然後任由創傷擴大成消極悲觀。人是不怕悲觀的,積極悲觀就很有生產力;消極悲觀則瓦解人的精神力。
最近美國參議員 Ted Cruz 重提列根推行反蘇新政的往事。當年列根說要推倒柏林圍牆,美國政府內部都說他不設實際、操之過急、太大諗頭諸如此類,美國政治圈當年甚至早已假定「柏林圍牆將會永恆存在」。因為創傷經驗是會滋長的,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成為 self defeating 的心態範式;列根因為是演員出身而不是政治世家或政圈出身,反而較少受經驗和氣氛影響。不是說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一樣成功,但只是說明「新陳代謝」的重要。現實上,人就是不可能突然回歸白紙一張,突然重拾勇氣和創造力,所以一個社會就是不斷需要新一代推進,一個政治運動也是不斷由新血推進,否則只會一池死水,陷入 2000 年至 2010 年那種死唔斷氣、高級維穩狀態的情況。
唔好死,亦唔好癲
又因人的 PTSD 不可能突然病好,最終都要由精神負荷較輕的人頂上,周而復始。2014 年的參加者,不是退出了就是只能以冷嘲熱諷為精神出口,指點著 2019 年的人如何「抗爭」;而 2019 年的其實也不可避免滿身傷痕,治不好也會步 2014 年前輩們的後塵;就像我們以前也是聽前輩們說著,甚麼甚麼絕對不可行、市民不會同情武力行動之類。也許他們都是基於 89 年的 PTSD,當我們也開始說甚麼甚麼不可行的時候,那只代表我們老了,但不代表鬥爭就沒有將來。因為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鬥爭。香港不行,不代表泰國就不行;泰國不行,不代表是因為香港不行;香港這次不行,不代表以後不行;別人受到觸發不一定是因為香港特別成功,一個幼稚園老師也可能從幼兒的動態和思想得到異樣的靈感;而泰國失敗成功肯定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因緣。
就算外國學者說香港影響了世界甚麼甚麼,我們自身都肯定要哀矜勿喜,防止自己把香港看成世界中心。反正就是別人成功也不代表我們成功,8964 都影響了東歐,但中國自己就淪亡了 — 香港還是要爭取香港自己應得的東西。
而香港是否現在已經「不行」,我也十分存疑,畢竟香港人愛「畫面好靚」,但也變得功利了,也包容了「畫面唔靚」的事,這是新的發展,果子還在結出的路上;「唔好死」是講肉身的,然而肉體猶存,也可以是精神毀滅,自我崩潰;同樣重要的,是「唔好癲」,保持理性,不要被失敗吞嚥。Keep calm and carry on,正是納粹轟炸時英國人的精神格言,能在轟炸中照常煮茶;不管是 Trump 贏還是拜登贏、其他地方的人是勝還是敗,香港人自己要做的事其實都是差不多。
蘇柏興癌症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看香港人對泰國示威的情緒反應 —「唔好死」之餘,更要「唔好癲」】
泰國新一波示威,搞到香港人五味雜陳。很多對他人的有趣反應,都適合用來對自身進行心理分析。例如泰國人搞「電話燭光」、「分紅海」讓路予救護車、手無寸鐵坐在軍警之前,俗稱「畫面好靚」,有人就會覺得,香港輸出了和理非的奴隸示弱文化,嚴重一點就是一輪指天篤地;症狀較輕的也會感覺不祥,覺得泰國今次社運兇多吉少,我也有後一種感覺。
然而這些都與泰國的實況沒有關係,因為我沒有研究過任何現代泰國的社經政治。我對這件事的感覺,完全只是我對自己和香港的各種感受的移情作用。認為一切都會失敗,簡稱失敗主義,是一個政治上的定見,定見不是因為有一本教科書或者學派手把手 literally 的傳播開去,沒有經典和教程,而是由個人失敗經驗所導致的心理累積而成。
PTSD 的政治作用
創傷後壓力症候症的其中一個主觀感受,是「總覺得很快會有壞事發生」,但同時又不知道是甚麼壞事,總之就是會有壞事發生。因為創傷記憶被刻入了潛意識,它浮上來的時候遭遇理性的抵制,就遭奪去了內容,但受折磨的形式和心境仍然不斷回溯。
因為理性是有時間觀念,人理性上就是知道創傷乃過去之事,但其感受還沒有消化,變成一種「不知道是甚麼,但一定會來臨」的無名恐怖,籠罩著人的當下。主觀感受是非常真實地感覺到即將有大問題發生,但不知道問題究竟是甚麼,那個問題也不是現實中任何事情在合理發展下的可預料結果(例如末期癌症的發展結果一定是死)。當政治創傷發生之後,類似的人類心理機制就變成集體的政治意識。例如強烈的罪疚感,但並非因為自己是加害者,是受害者的罪疚感反而更強。於是便會下意識覺得,泰國即將重演可怕的失敗,甚至認為香港的好學生政治即將導致泰國學壞手勢的失敗。
事實上任何政治鬥爭,多數都是以卵擊石,但基於政權永遠處於優勢的客觀現實而作出估計,大概可以說是合乎理性;而因為自身創傷而導致的失敗主義評估,則多數是遠離理性。同樣是「失敗機會較高」的估評,既可以出於理性思考模型,也可以出於非理性思考模型。
壓力失調的人會被自身情緒籠罩,也因此會把自己看得很高,甚至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或本身。因此有人會認為香港教壞了泰國;也有人認為香港還是社運家家酒,別人早就用過更強的武器啦 — 雖然兩個方向看似南轅北轍,但始終還是香港自身創傷的回溯,「香港邊有能力影響其他人,收皮啦」就是失敗主義和自我形象因為壓力而不理性地降低的呈現。
事實上某些泰國年輕領袖又真的坦承香港是他們的「靈感來源」。為甚麼某些香港人會先入為主認為香港沒有任何影響力,中間便有一個異常複雜的心理防衛機制。人的理性永遠在掙扎著希望把事情理順,處於無法承受的壓力就更加如此。失敗的羞恥是真實的,怎麼解釋這種羞恥呢?唯一的合理解便是因為確定自身真是一文不值,才能解釋災難發生的合理性。災難有時是不可抗力,可能是天災、人禍、有人加害、對手能力百倍於自己之類,但人的理性和天性,就是把罪疚攬上身。例如古代人認為天災是自己做得不好,遭神災降。每個文化都有這些,是因為所有文化下的人都有一樣的心理防衛機制。
89 年作為香港消極悲觀主義的源頭
因為理性在異常壓力下的 top priority 是自我解釋壓力源頭,即困擾自己的失敗為何發生。所以被強姦的人反而自己會被莫名的罪惡感籠罩,被強姦的香港也會更傾向認為是自身有問題。100 次被壓迫,只會有一次引起揭干起義,其餘 99 次都是檢討自身和自我沉溺。最大的失敗當然是上世紀的 8964,那一次震撼的結果,便是分化為《天與地》那三個主角。有一個去了搞工運幫工人,這是源動力虛假的善;有一個去了做金融才俊,做了金融世界的食人者,這是受害者異變成加害者,就像很多性罪犯、家暴者在童年也是受害者,即當年真心受創但轉化為親中者的那一群,也有大量大躍進或文革受害者真心支持政權的例子;另外一個則因為太刺激而自行失憶,變成事實沉默者,即大多數人。
有意識者最後只能乞靈於本土無政治的「大中國視野」作為出路,不是將希望暫時寄托於中國民主化,就是寄托於中華帝國最終強大,這便是劇中工運佬和金融佬的兩種心理演變,但最終都是為了迴避解決 / 創造自身定位的最大問題 — 這當然是人的最大壓力源頭。
2010 年之後持續的失敗,也涉及原來民主派體系對新體系的壓迫,壓迫就變得更加內化,也更複雜,連「圍威喂」、正邪對立的小安全感都迅速流失。最終我們都慢慢發現,並沒有真正的 protagonist,甚至他們會成為 antagonist。在一次又一次的鎮壓和壓迫之中,失去理性可能才是合理結果,最終壓力過大,就會將矛頭指向自己,自我形象會變得異常低落或者異常強大,越來越難回歸正常狀態。
那些年沒人相信柏林圍牆會被推倒
所以歷史上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往往都是格局穩定的婚姻狀態;中國古往今來,就是征服者殺人越多越殘酷,反而持國越久,越受中國人稱讚和敬畏;被殖民的亞非拉人,最終多數都無法揭干起義,因為他們在受害過程中自然生長出劣等感,最後是世代相傳的劣等感,令他們不敢想像沒有主人的未來。被殖民者之中也會有一班人成為買辦,宣播另一種高等文化,令劣感文化永遠處於權力的下游,自己都永遠在創傷的連鎖反應之中,就永遠失去遭受創傷前的氣力。
後來英美殖民者更想出了一種更加高級的權力操控:為亞非拉人「平權」、做國際慈善,成為另一種樂善好施的主人,更穩固了受害者需要被同情憐憫的僕人身份。有多「關注弱勢」就成為白人國內流通的新興文化資本,就像人人都可以戴上一抽手帶(wristband),這條是關注環保、這條是關注家暴、這條是關注有色人種,但最終人收獲的首先是自戀的快感、身為主人的感覺,所以捐款人的絕大多數不會在乎國際組織在災區以糧食去災區進行性剝削、開兒童色情派對的細節,因為捐款的好處在於快感本身,捐款真正幫助到的人,並不在捐款者的快感交換機制之中,所以經常被忽略;這出於人性的客構性盲目,便是這些第三方機構可以坐大,也必然坐大的根本原因。
所以當我們都不認識泰文,也不多認識泰國的時候,也有了很多關於香港是否 / 如何影響泰國的爭論,只是反映了一種集體而無法解脫的創傷後壓力,確實很大負荷,會溜入任何渠道作無意識顯形。70 年代有蘇聯特工叛逃美國,並透露蘇聯對國內民眾、加盟國的心理操控和社會顛覆模式,具體內容在連登已經流傳了一年。雖然「顛覆」的方法是科學性而有效的,但最終它的「可行性」,還是源於人首先的意志崩壞。骨牌效應的第一塊,一定是植入創傷,然後任由創傷擴大成消極悲觀。人是不怕悲觀的,積極悲觀就很有生產力;消極悲觀則瓦解人的精神力。
最近美國參議員 Ted Cruz 重提列根推行反蘇新政的往事。當年列根說要推倒柏林圍牆,美國政府內部都說他不設實際、操之過急、太大諗頭諸如此類,美國政治圈當年甚至早已假定「柏林圍牆將會永恆存在」。因為創傷經驗是會滋長的,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成為 self defeating 的心態範式;列根因為是演員出身而不是政治世家或政圈出身,反而較少受經驗和氣氛影響。不是說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一樣成功,但只是說明「新陳代謝」的重要。現實上,人就是不可能突然回歸白紙一張,突然重拾勇氣和創造力,所以一個社會就是不斷需要新一代推進,一個政治運動也是不斷由新血推進,否則只會一池死水,陷入 2000 年至 2010 年那種死唔斷氣、高級維穩狀態的情況。
唔好死,亦唔好癲
又因人的 PTSD 不可能突然病好,最終都要由精神負荷較輕的人頂上,周而復始。2014 年的參加者,不是退出了就是只能以冷嘲熱諷為精神出口,指點著 2019 年的人如何「抗爭」;而 2019 年的其實也不可避免滿身傷痕,治不好也會步 2014 年前輩們的後塵;就像我們以前也是聽前輩們說著,甚麼甚麼絕對不可行、市民不會同情武力行動之類。也許他們都是基於 89 年的 PTSD,當我們也開始說甚麼甚麼不可行的時候,那只代表我們老了,但不代表鬥爭就沒有將來。因為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鬥爭。香港不行,不代表泰國就不行;泰國不行,不代表是因為香港不行;香港這次不行,不代表以後不行;別人受到觸發不一定是因為香港特別成功,一個幼稚園老師也可能從幼兒的動態和思想得到異樣的靈感;而泰國失敗成功肯定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因緣。
就算外國學者說香港影響了世界甚麼甚麼,我們自身都肯定要哀矜勿喜,防止自己把香港看成世界中心。反正就是別人成功也不代表我們成功,8964 都影響了東歐,但中國自己就淪亡了 — 香港還是要爭取香港自己應得的東西。
而香港是否現在已經「不行」,我也十分存疑,畢竟香港人愛「畫面好靚」,但也變得功利了,也包容了「畫面唔靚」的事,這是新的發展,果子還在結出的路上;「唔好死」是講肉身的,然而肉體猶存,也可以是精神毀滅,自我崩潰;同樣重要的,是「唔好癲」,保持理性,不要被失敗吞嚥。Keep calm and carry on,正是納粹轟炸時英國人的精神格言,能在轟炸中照常煮茶;不管是 Trump 贏還是拜登贏、其他地方的人是勝還是敗,香港人自己要做的事其實都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