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與日本「朝貢」關係真相（二）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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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明成祖所賜的勘合，為一種朝貢貿易憑證。它始於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為防止假冒使者入貢，則命禮部頒發勘合文冊，賜給暹羅、占城、真臘諸國，規定凡至中國使者，必驗勘合相同，否則以假冒逮之。據《明會典》記載，當時獲得勘合的有暹羅、日本、占城、爪哇、滿刺加、真臘、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錫蘭山、古裡、蘇門答臘、古麻刺等15國。⒅由趙居任帶去日本頒賜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型大小勘合100道和本字型大小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型大小勘合底簿2冊和本字型大小勘合底簿2冊組成。日字型大小勘合100道、日字型大小與本字型大小勘合底簿各一冊存於明朝禮部；本字型大小底簿一冊置於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型大小勘合100道、日字型大小勘合底簿一冊則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貢的船隻，每船需帶勘合一道，與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對無誤後，始護送至京，再與置於禮部的底簿核對。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隻，亦需帶禮部的日字型大小勘合，與日本的日字型大小底簿核對無誤後，才准予入口貿易。每逢朝廷改元時，即將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舊勘合和底簿收回。據說終明之世，共頒賜給日本的勘合有永樂、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種。
其實，明成祖之所以恢復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目的也是要求他們協助捕捉擾邊的倭寇。在這方面義滿做得比較好，他於永樂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賢等入貢時，並獻所俘獲的擾邊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獎。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因義滿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來劫掠居民的對馬、壹岐等島的倭寇，並獻所獲的倭寇魁首，盡殲其黨類。故明成祖派使者齎璽書褒諭義滿，賜白金千兩等物品，並海舟兩艘，還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親制禦文立碑其地。永樂五年（1407）五月，義滿派遣僧人堅中圭密等來朝貢時，又獻所獲倭寇等，明成祖賜敕褒諭其「忠賢明信，恭敬朝廷，殄滅凶渠，俾海濱之人咸底安靖。」然而，明朝為抑制倭寇騷擾而對日本實行的羈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因每次朝貢都伴隨著進行一次大宗的貿易，且不說對其貢物以高於幾倍的價值予以賞賜，即使是貢使進京，沿途往返的車、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給，那也是一筆非常大的開支。據《日本一鑒》記載:「入朝者沿途往還，給支廩糧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會同館，該光祿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廚料；若奉欽賜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鵝、雞各一隻，酒二十六瓶、米五鬥、面十二觔八兩，果子一鬥，燒餅二十個、糖餅二十個，蔬菜廚料。」日本貢使在《允澎入唐記》中也記載:當他們在寧波將解纜啟程回國時，還由「市舶司給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鬥。」當時允澎一行人貢人員多達千餘名，供給的糧食總量估計應在六百石以上。鑒於這種種原因，故明朝對日本的朝貢不得不實行各種限制，如永樂二年（1404年）規定其十年一貢，船限兩艘，人限二百，違例則以寇論。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貢的人、船均超過限數，運來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規定貢船不過3艘，人數不過三百，刀不過三千，不許違禁。[26]但實際卻很難執行，如宣德八年（1433年）入貢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統七年（1442年），入貢船9艘，人數達千餘。景泰四年（1453年）入貢的船9艘，刀9900把。至於入貢人數，據上述《允澎入唐記》所載，也多達千餘名。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雙方對朝貢貿易的理解不一樣。對於明朝來說，實行朝貢貿易是對海外國家的一種「羈縻」手段，目的是消除「釁隙」，抑制擾邊事件的發生；而日本卻將之看作是一種營利之機，甚至成為他們國家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如日本學者臼井信義在《足利義滿》一書中寫道:「義滿鼎盛期的北山時代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實際就是和明王朝的貿易。」因此，雙方在政治目的與商業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來朝貢的人員，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數人，其他還有船員、水手以及搭乘的隨從商人等等。在朝貢貿易實行初期，由於朝貢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經營，故隨從的商人數量還比較少。但到了後來，朝貢船全部承包給了博多和堺港的商人，因此隨從的商人數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從搭乘轉變成為朝貢貿易的主體。他們不僅想通過朝貢貿易來贏取厚利，而且把某種資金的籌集也都寄託在這上面。如正統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龍寺遭受火災後正興工重建，為籌集營建費，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貢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號、3號和9號船都是由天龍寺派遣。由此可見，日本派出的朝貢船是由商人承包，他們入明朝貢純粹是為了營利，故其船數、人數及貨物量不斷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卻將他們當成貢使看待，給予與普通商人不同的禮遇，分別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出面接待，因此來的日本貢船過多，過於頻繁，都將造成重大的負擔。於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種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強調:「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強調:「日本貢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計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員，居坐六員，土官五員，從僧七員，從商不過六十人。」這裡反映出來的是明朝官方與日本私商在朝貢貿易中的矛盾。
（四之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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