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想煮出黎變咗一碟鬼佬唐餐」
加拿大主流傳媒裡香港移民新聞工作者可以做的事
一年前的夏天，Lucy（化名）經常失眠，又或者驚醒於加拿大的凌晨，正好是香港下午，林鄭月娥宣佈撤回逃犯條例，她忍不住流下幾滴眼淚，數小時候Lucy就要起牀上班，到加拿大的英語主流傳媒工作。香港是她讀書成長的地方，她一直在心裡視自己為「香港人」，但幾經辛苦才能打入主流社會，成為少數加入主流英語傳媒的華人臉孔，在辦公室處理新聞資訊，一定要保持專業冷靜，以加拿大人的思考框架編採新聞。
「只有幾個熟悉的同事，知道那陣子我情緒掉進低谷。有些香港朋友，根本在示威裡面，變成了同事採訪的新聞原材料。對我來說，Hong Kong is not Just another story, It is personal.（香港不只是一個新聞題材，是一個我有感情的地方）」
派往香港採訪的，卻不是對香港情況瞭如指掌的Lucy。加拿大全國的大型新聞機構，內部結構複雜，分本地、全國層次，又分電視、電台、網上版，即使編採流程，亦遠比香港的新聞機構複雜。「香港的新聞機構緊密細小，有點像我們一個城市的本地新聞編採隊伍；在加拿大的大型機構，每個部門分工細緻，不是因為你有香港背景，就會派你去香港。」
後來，其中一位派往香港的同事，是位白人男性，他穿着雨衣，在濕滑的香港街道，目擊示威者跟警察對峙，警員開真槍示警。那位男記者在鏡頭前形容：「What a scary moment（很驚嚇的場面）。」
派誰去採訪，有規有矩。「公司有負責做風險評估的同事，香港那時刻已經被視為 conflict zone（衝突地區）。被派去的記者，要受過特別的危機和個人安全訓練，公司亦要替同事買相關保險，而我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加拿大重視員工權益，編制嚴謹，但從另一角度看，亦有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赴加國工作後，有感在加拿大做新聞，調動不夠靈活。
Lucy成年後移民到加拿大，曾於當地華人傳媒做記者，近年加入這間加拿大傳媒機構，有一定資歷。「到了決策層，加拿大主流傳媒裡，大部份是老年白人男性。」近日北美掀起種族歧視的討論，加國傳媒機構紛紛檢視這種情況。
過去一年，令Lucy對工作有嶄新體驗。「過去一年『香港』出現在我們機構重要新聞版面的次數，是我工作生涯多年來的總和，『香港』登上重要新聞的日子，最少十餘次。」相比起2014年雨傘運動，以前「香港」要登上加拿大新聞焦點，只有遇上六四事件周年、加拿大官員訪港，才偶爾有機會提及這個遠於一萬公里以外的地方。
而對一般加拿大讀者來說，「香港是甚麼」本身或許已經說不清。
另一位較年輕的香港移民記者Sally（化名），剛加入另一家加拿大主流傳媒，她承認，自己資歷不足，人微言輕。但Sally之前曾在一間「多元文化傳媒」裡工作了多年，明白要把少數族裔新聞打入主流之難。加拿大實施多元文化政策，政府會鼓勵一些頻道把廣播時間割成小塊，每日以不同語言提供資訊，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
Sally本身是香港移民，但成為後監制後，一個人負責多種語言的新聞編採工作，包括「廣東話」「國語/普通話」「旁遮普語」「他加祿語（菲律賓語）」和一些歐洲語言。
「對一般加拿大觀眾來說，香港就是一個比較自由一點的中國領土罷了。香港發生人權問題，跟在西藏發生人權問題，從加拿大人觀點來說，不就是一樣？情況又像一個說旁遮普語的人跟你說，『我們跟印度人是不一樣的』，香港人又會用心理解嗎？」Sally反問道。
Sally形容，在多元種族新聞機構裡，基於實際運作考慮，廣東話及普通話新聞編採工作，密不可分。「來自台灣的同事，會與來自中國內地的同事一起合作。究竟用繁體還是簡體字，用語是怎樣，每一件事都會在編輯室裡互相遷就。」Sally有時會把一段香港新聞，同時製作給廣東話和普通話頻道，「我會作出微調，畢竟受眾背景不同。」
Lucy工作上的同事，也有幾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加拿大人，平日大家會專業地合作，亦是好友，但去年她感到特別孤單：「即使編輯室裡有其他華人，雖然大家有交流，但他們或許是國內移民來，和我背景一樣的完全沒有，感受特別孤獨。」
但 Lucy把孤獨化為力量，在反修例最初，她在公司內部提供了很多補充資料給同事，希望同事能掌握事情脈絡，同事都樂於向她詢問資料，或找受訪者聯絡方法：「簡單如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所以有一百萬人出來遊行，那個比例反映了事情嚴重性，同事也未必知道。」她把香港歷史，一國兩制是甚麼，反修例運動重要日子如 721，831都給編輯室同事解釋一遍。
Sally 和Lucy同意，一些視覺衝擊的畫面很快能吸引到加拿大同事的眼球：「開催淚彈，水炮車呀，裝甲車在理大著火這些，同事會有即時反應。」至於流動的民情，則不一定掌握到。Lucy把「中港矛盾」等複雜的民間情緒，都嘗試解釋給同事知道。
Lucy一位常被派駐外地，富戰地採訪經驗的同事，亦有到香港實地採訪，雖然他也是白人男性，但較了解香港情況，除了拍攝衝突外，亦曾於一個街坊聚集場合，在鏡頭說了這番話：「這正是香港政府和警察要擔心的事，這場運動不只有示威者要求政府改變，一些社區的街坊也一樣。」
Lucy形容，這同事比較了解情況，而她亦在加拿大的編輯室向同事解釋：「除了示威者外，亦有一班和理非，這批和理非很重要，雖然在報導裡沒用上『和理非』這個字眼，但新聞處理上盡可能描述得更精準。是辦公室的白領出來唱歌？還是街坊聚集？不是所有出來的人行為都一樣。」
細緻到用語也值得斟酌，究竟統稱示威者為「Anti-Government（反政府）」還是「 Pro-democracy（爭取民主） ？」兩個用語在Lucy的公司也有交替使用。有時候看到街坊裝市民出來，她認為可以用到「 Some Civilians」（部份平民），會比只用Protestors這個字更精確。
Lucy的新聞機構，重視「中立客觀持平」，和香港傳統媒體一樣，也會做平衡。「除了黃之鋒、何韻詩；我們的節目亦會找葉劉淑儀、湯家驊，因為一定要嘗試做平衡。」她機構一方面有同事訪問了一位示威中被拘捕的加拿大籍港人，同時亦專訪了一個支持中國政府的加國華人，亦有同事邀請了一位香港警察的太太做訪問。
「我們有嚴謹的新聞倫理規定，有時我自己找了一個受訪者，也傾向先找另一位同事跟受訪者做初步訪問，多一個人幫手，可以減少我個人傾向影響了新聞故事。這是我們守則上要求的標準，我亦嘗試去做。」
加拿大地域差異，亦會影響一個報導能否出街。溫哥華的同事製作了一些頗細緻的報導，例如一個移民香港人家庭關係撕裂，老人家是藍絲，孫兒是黃絲；溫哥華人發起撐黃店運動。Lucy 形容，溫哥華的華人移民數目較多，會因受眾人口組成，令香港新聞較易成為題材。至於加西以外地區，同一題材可能只登上網絡新聞，不會上到電視層次。
Lucy和Sally異口同聲認同，香港新聞能否突圍而出，必須面對其他新聞題材的競爭，好像今年加拿大肺炎疫情嚴峻，加上美國的種族衝突，相比之下，香港新聞變得次要了。
例如有約50名香港示威者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Sally向上司提出訪問計劃多次，由於畫面聲音未必吸引，並忽然爆出北美洲種族示威和警暴，這個訪問一直被擱置。「任何香港新聞，總要拉到加拿大和中國外交關係層次，孟晚舟的新聞在這裡很大，但只會分析加中關係，香港的角色較為次要。」Sally解釋道。
很多人把北美洲警暴，警員跪頸這畫面，聯想起香港拘捕場面。 Lucy和Sally同意，這個聯繫或能令香港新聞稍微「重出生天」，但執行起來不容易：「駐香港的記者已經全部離開了，我們最多使用通訊社稿件，把這個兩地警察的類比放在網絡版本上，提及一下。」Lucy說。
要派駐記者到香港，涉及龐大開支，一般逗留香港兩星期就會離開。或等事情再升溫才再派人，Sally目睹過：「中大一役，公司還未派人去香港，到了理大出事，派人坐飛機過來，到埗時已錯過了最重要時刻，唯有去商場拍攝唱歌。」
對於國際傳媒曝光能夠對香港事態產生甚麼影響，Sally較悲觀，她形容，提出香港採訪題目，常要面對上司挑戰：「關我們加拿大甚麼事？」「說到底，香港只有50個人找庇護，數目不多，加拿大政府不願意在政策上承諾甚麼，故事沒有推進。政府官員只會說，香港住了30多萬加拿大人，有甚麼事歡迎你們回家。」直至港版國安法推出，加國政府宣佈暫停引渡協議，停售敏感軍用物品，香港才登上加國新聞要聞一會兒。
「多一個香港人在國際傳媒裡，想講好香港故事，是美好目標，也是一種幻想，實行起來很多掣肘。就像我入到去，只是新聞機構裡的一粒螺絲。在一些加拿大人心目中，香港的新屋嶺發生甚麼事，和新疆發生甚麼事一樣遙遠。美國簽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加拿大電視台最多用30秒報導，這邊的人會覺得，只是簽一份象徵式文件，無人有太大興趣，但香港人則會覺得很大件事。」Sally說時有點無奈，又有點洩氣。
Sally認為，繼續把聲音帶向國際傳媒是應做的事，但效果未必即時：「要了解不同地方的政治運作，不要太天真，你去國際上做遊說，或在傳媒受訪是好事，能把香港人聲音帶往西方主流平台，或許幫到一點，但不會立即有轉變。」
Lucy資歷比較深，有較實在的想法，「好希望把香港故事較全面帶出來，至少不會做到變咗『鬼佬唐餐』。」在外國招待非華人的中菜，一些菜色會為遷就外國人口味變得不地道。
其中一個文化落差，就是去年反修例運動時，解放軍在香港邊境集結。不少西方記者想像快將出現「解放軍入城」。Lucy形容：「我跟同事分析過，雖然我不是百分百肯定，但要出現解放軍立即衝進香港的機會不是太高，也提醒同事，小心別被利用作為某種宣傳。」
Lucy在機構裡已工作了長時間，同事較接納她的意見。「有時可能純粹做翻譯，例如香港警察的新聞稿，中文版比英文版資訊更詳盡，我會翻譯額外的資料給同事知道，即使在新聞裡用不着，也有多點背景資料參考。又像運動裡的細節，一般西方傳媒不會關注，721白衣人這些，我都會提供多點資訊給大家。」
一點一滴，聚沙成塔，香港故事就是這樣述說，無論甚樣，Lucy和 Sally異口同聲認為，「去年後，新聞機構的同事開始明白，華人之中，會有香港背景的，有中國大陸背景的，有台灣背景的，大家的思維未必一樣。」Sally記得，去年支持香港的集會在加拿大各城市舉行，同場出現揮舞國旗的愛國人士，雙方水火不容，需要加拿大警察介入，不少西方傳媒工作者首次見證這種「壁壘分明」。
Lucy解釋，香港新聞難登主流平台原因：「事實上，在北美洲傳媒裡，沒有足夠的香港背景的人在工作，沒有形成一種代表性，沒有足夠牙力去做香港新聞。全世界國際傳媒的決策層都是年老的白人。」
「基本上，國際傳媒也有他們的本地觀眾，BBC面對的是英國人，Washington Post的是美國人。你不能只講對香港人覺得重要的事，要令國際傳媒的本土觀眾覺得，香港的事關佢地事，讓受眾感受到和他們有切身關係。還有，機構有自己的財政考慮，要面對新聞競爭規率，為何香港新聞值得佢地投資落去報導？這是香港新聞難上頭條的原因。」
話雖如此，但Lucy卻明言，雖然自己肯定是一個加拿大人，但對香港仍然「用情很深」。
訪問最後，Lucy感觸地道：「去年好像是一趟哀悼的過程，由百萬人上街那天起，我已經覺得好唔妥，一路睇落去，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無辦法接受到『香港已死』。其實，作為一個移民，自從雨傘運動之後，我也不想再談及香港，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講，我是一個『逃兵』，任何人逃走來到加拿大都是一個『逃兵』。我覺得自己連評論香港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自己比太多人更幸福了。」
「我只能說，上年處理香港示威的報導，要完全獨立於感覺是沒可能。情緒最低落之時，我作為一個記者的直覺，香港人的直覺，心態上是，為了香港的朋友，我只希望把故事好好鋪陳。但做報導的時候，有種深切的悲哀，作為一個海外記者的無助，我擔心我唔可以把香港故事完整地述說出來。」
「但在一個主流傳媒工作，我必須要從『外國人的角度』去看香港新聞，因為我們機構也有新聞選取的過程，不能只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那種矛盾，我自己香港人那部份，只能收在很私密的地方。」
今年夏天，Lucy工作的新聞機構製作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報導，拿了一個新聞獎，巧合約在運動開始一周年。她知道，加拿大一般國民，很少人會記得這日子。
港版國安法登場，Lucy的公司卻因報導香港而拿了個新聞獎：「悲哀到一個地步，完全無能為力。我在這機構工作了這麼多年，遇上去年的事件，好像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但過程是卻很痛苦，很無奈。那個關於香港報導的獎項，我寧願不要那個獎，我寧願一切沒有發生過，寧願失去這些拿獎的機會……這是作為一個香港人的想法，不是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或者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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