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惠菁近來不僅出了新書《比霧更深的地方》,也踏入出版界,擔任「衛城」出版社總編輯。早年的她寫小說,也寫散文,文筆敏感而犀利,像這一篇收錄於《閉上眼睛數到十》〈往事的勝訴〉,寫母親與她的關係,是小編最喜歡的作品之一:
「我常想,以用慣了電腦的思考方式:如果把我媽圈選複製再複製,就會得到一整團的小女孩歐巴桑。
當城市與媒體同時被染髮、修眉毛、身穿古怪材質鮮艷服飾的少男少女們攻陷,我們以爲整個生態系中最活躍的物種年齡正不斷降低中。其實在你沒注意到的地方,媽媽們以歐巴桑的年齡、小女孩的精力,反攻城市空間。每個禮拜去合唱團唱歌,相約上餐廳吃飯、喝下午茶,有時也會去KTV,要不然就往城市近郊跑,爬山、洗溫泉。
媽媽們互相約定著集結時間地點,通常她們當中有幾個人總守不了時(我媽是其中之一),因而把集合時間拖長了。等所有人到齊,媽媽們浩浩蕩蕩穿越城市,仍保有勤儉習性,因此偏好搭捷運公車。每一個在廣告、在媒體上由年輕臉孔代言的場所,媽媽們都用她們的出現把那個空間重新改寫過。
曾經被兒女們綁得走不開的媽媽們,這幾年因爲孩子大了,而得以從片刻不眨眼的管教者姿態中解脫。她們仍沒法完全放心下來,老是在子女的生活方式裡挑剔。可她們終於輕鬆一些,也可以比較沒有經濟顧慮地做些消遣。
因此她們也愈來愈像小女孩,像我的小女孩媽媽。〔……〕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媽提起我爸那邊的親戚,總是氣憤憤地,說著說著就落下淚來。然而她仍然不停地說,把往事都說成她的版本。
最早,我當然同情著媽媽,但愈長大我就愈排斥聽那些往事。那是你們大人的恩怨,我總是這樣想,把自己和那些往事畫出分明的界線。我也許不頂嘴,但我的反抗是消極的、偷渡性的,我媽一邊在旁邊叨念著,我一邊躱到書裡去。尤其那些理論性的書,書裡沒有血肉之人的混亂與糾纏,沒有我媽的眼淚。我喜歡那樣的世界,篩去了情緒,自然有種乾淨。
從那時起,閃躱就已成了我性格上的附骨之蛆了。
當時的我不知道,其實我從來沒能從我媽的往事裡脫身。我是從那些往事裡被生出來、被養大的。甚至往事的形狀有部分是由我的性別決定的,我媽的命運由我的出生所決定。即使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不聽,都改變不了這些。生活從來不見容於情感的潔癖。
更小的時候,當我還沒開始懷疑我媽版本的往事時,每次回我爸老家,我媽都是我們重要的盟友。我爸的老家在宜蘭。小時候我最怕回宜蘭去了。原因之一是路途顛簸,我和姊妹坐在汽車後座,一路吐,吐到目的地。中間下車休息,上了車繼續吐。宜蘭在我記憶裡,變成一個充滿嘔吐物酸腐氣味的地名。
我媽愛面子,每次回去總要把我們打扮得像洋娃娃。那其實很浪費,因爲衣服往往在路上就吐髒了。而且我媽愈是精心打扮我們,我們在宜蘭老家就愈顯得怪。〔……〕
憑著小孩子的直覺我知道,我媽也對那裡不適應。雖然在外表上她盡一個大人與親戚交談的義務,但是我知道她也格格不入,她也怕上廁所。在宜蘭,比起我爸,我媽更是我們的盟友。看見我媽使我覺得安慰,她沒融進老家的氣氛裡去,她還是那個從台北城出來的媽媽。
她跟我們一樣是徹頭徹尾的外來者。可是因爲她是大人,就顯得更加孤單。
回台北的時間一到,我總是十分解脫。可事情對我媽卻還沒完,常常在回台北的路上,她和我爸就吵架了。
我不知道他們吵什麼,宜蘭老家陰暗的廳門裡,那些大人交換的眼色和話語,那些婆媳妯娌間的政治學,我全錯過了,因此不可能了解整齣戲。我媽在樓下和親戚周旋時,我窩在樓上看從台北帶來的書,或看電視。她是我的盟友,我卻不是她的盟友,和她所要的支撐比起來,我太小了。
後來即使不回宜蘭,我媽和我爸也有得爭吵。不快樂的種籽,先是著床在沿著濱海公路北上的車裡,逐漸地,它就把我媽的世界長成了一片密不透光的雨林。
我上了高中以後就學會拿書裡學到的字眼,來重新思考這事,城鄉差距、階級隔閡等等。那時我受了些左派思想的影響,開始在心裡譴責我媽放不下出身身段才導致了這許多摩擦。我開始懷疑我媽版本的往事,我把故事簡化做階級矛盾的道德命題,忘了自己也曾經被後門的黑貓嚇得半死
有兩種往事是我媽常講的,一種陰暗,一種明亮。一種是與我爸、我爸的親戚之間種種不愉快。一種是關於她小時候,當她是我外公外婆的小女兒時的回憶。前者愈是不快樂,後者的記憶就愈完美。〔……〕
這兩種往事的對比,在我媽最不快樂的那些年,總使她說沒兩句就哽咽了聲音,眼淚一把一把下。
當我還是個無條件站在媽媽那邊的孩子時,我曾暗暗下了孩子氣的決定:有一天長大了,要對欺侮我媽的人還以顏色。當她用「媽媽沒有兒子,妳要替媽爭一口氣」做結論,我也完全跟了她的邏輯。
我終究不可能成爲一個兒子,但我確實長大。後來我再回頭看她和我爸千瘡百孔的婚姻,卻不再像當年那樣無條件地站在她那邊了。愈去想那抓住了我媽四分之一世紀的不快樂,愈相信那裡面並沒有誰真是惡的。完全的壞人恐怕只存在電視劇裡。〔……〕
或許時間也是斷裂的,尤其斷裂在我媽的往事與我們今日的生活之間,兩者之間不存在橋樑。究竟我們是怎樣脫出了我媽口中受人欺負的那段過往,來到了今日?兩個時間點當中,一定有一個持續逃亡著,以至於無法用一條因果的軸線串接起來。
可能後來我忙著往外跑,先是上了大學得到更多的自由,天天在外面待到很晚才回家。甚至後來我和我的姊妹們,全都出了國,搭著飛機往東往西地飛,她給留在屋子裡了。
於是她便住進了一個電波的世界,透過電話關心這個女兒那個女兒,數說她們的任性、教她們做她自己都做不好的菜。忽然她發現,當年教訓我們的話,要三個女兒替她爭一口氣,我們似乎真的爲她實現了。忽然她發現,往事明亮的也好、陰暗的也好,似乎整個地站到了她這邊來,她可以替往事加上苦盡甘來的圓滿大結局,像是所有「阿信」型的連續劇那樣。〔……〕
我朋友的媽媽們,我媽媽的朋友們,那一代的女人,都或多或少地像我媽。經過了大半輩子的辛苦,孩子大了,丈夫老了,婚姻裡倘若有過不愉快,也都算了。生命到了寬慰之時,不確定感像水面的落葉一一被掃清,開向一個肯定的、喜劇的結局。
可能時間真的以某種形式倒轉。當往事的重量在時間裡消失,這些年她們便逆轉了時間之輪,一同年輕了起來。
有一天我媽送我爸去坐計程車,被司機誤以爲是我爸的媳婦,好笑之餘去向朋友們一講,才知道大家都或多或少有這樣的經驗。
「這算什麼,我還被當成女兒呢!」這樣的笑話層出不窮。當年她們曾經恨恨地怨嘆:女人老了只能做黃臉婆,男人老了卻正好風流,到老時,卻顛倒了過來。男人們退了休,還在努力適應,女人們早就替自己安排好了老去前的生活步調。於是我媽和她的朋友們,成群結隊的小女孩歐巴桑,在老去之前返歸青春期,手牽手浩浩蕩蕩穿越這城市。
「妳媽是偉大的媽媽。」如今我爸經常這樣說。他們的婚姻已在漫長的時間裡達成了和解,雖然我媽仍常翻起舊帳,他已經決定和我一樣,數說他當年的不是,把往事詮釋權讓渡出去,對那些嘮叨充耳不聞了。 〔……〕
現在我和我媽並肩坐在沙發上,我長大了,而她變小了。她唱歌給我聽,認真的程度令我想起小時候,我從學校回家時,總是站在廚房門口,跟她報告這天發生的事。
我為她做過的事,從來只有那麼少。
但我媽堅持相信我是爲她爭了氣,她因此感到自己向命運取得了勝訴。我懷著隱祕的慚愧,默受了這毫無根據的虛名,如同當年默受她說我像個男孩,如同一直以來默受著她對我的期待。
這樣也好。如今我媽終於可以卸下過往的一切情緖,把往事結了案。她的生命和不愉快的往事斷開了,接回回憶中明亮的部分,接回當年課室外那小女孩身上,從此便用一個小女孩的目光,對這城市人世好奇張望。
*張惠菁,《閉上眼睛數到10》,大田出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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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反對「送中條例」,香港人從 6 月 9 日起,持續地、不斷地每週上街遊行抗議,至今40多天,群眾參與的情緒依舊高漲,到了這個週日,仍有數十萬人上街頭。在群眾眼中,港府顢頇,無力回應人民訴求。
昨天半夜,在地鐵站出現大批白衣人,朝著群眾無差別攻擊,導致包括議員、記者,甚至孕婦等許多人受傷,有如恐怖攻擊。警方反應遲緩、官員回應輕描淡寫,也激起香港民眾的氣憤。
在著作《受困的思想》中,臺灣的政治思想學者吳叡人,對於這些年來香港人的行動,這樣寫道:
「九七後中國官方民族主義侵入性的國家統合政策激發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然而這個防衛性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已經形成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說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香港本土共同體。」
「我們可以從國家與社會兩個層次分析香港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在國家的層次上,港英殖民政府一百五十餘年的穩定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quasi-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
「儘管英國並未賦予香港自治領(dominion)的地位,但在二次戰後卻賦予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港英政府不僅得以自主制定社會、經濟政策,同時還以香港之獨立身分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貿易辦事處。在港英統治下,香港有獨立的法律、文官系統、獨立的貨幣、護照、郵政、海關、國際電話區號與國際組織締約權。」
「這個香港(準)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到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在晚年著作《民主》(Democracy,二○○七)所說的現代國家之『公共政治』(public politics)的網路之中,使他們與香港(準)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citizens of Hong Kong)。」
「在此意義上,『香港市民』一詞的意義不僅指涉城市或城邦成員,同時也指涉國家公民。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化』的過程中,經由參與公共政治網路而形成的不僅是個別的公民,而且是共享權利,同時對彼此負有公共義務的『公民全體』(citizenry)。」
「上述香港的國家與社會發展歷程,為香港日後的民族形成奠下了幾個重要的基礎:準領土國家制度架構、公民(市民)整體的形成、社會的整合、土著化與香港認同的形成。如法國大革命 理論家 Abbé Sieyès所描述的一個以共同法律、政治體制與公共文化為核心的『公民民族』(civic nation)似乎已經呼之欲出——」
「然而這個發展還缺少了一個關鍵環節:民主化。借用後殖民理論家謝平(Pheng Cheah)的話來說,民主化是連結社會與國家,並且使『公民全體『轉化為真正的公民共同體,具有形成集體意志的能力,從而將外來殖民者的國家『有機化』(organicize)為香港人民自己的國家最關鍵性的去殖民工程。」
「基於地緣政治考量,缺乏遠見的港英政府要遲至一九八○年代中英談判過程,才開始進行小幅度的香港民主化,然而此時已因受制於北京而無法放手改革,也因此使香港自治共同體形成的最關鍵工程處於未完成的狀態,導致貽禍至今。」
「香港的民族形成過程,儘管還在發展之中,然而香港民族的雛型確實形成於殖民統治之下,因此應該可以視為『殖民地到民族』路徑的一個特殊個案。這個港英統治下開始形成而『未完成』的民族雛形,在新宗主國中國統治下,成為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社會基礎。如今香港的民族與國家形成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民族主義興起,試圖以政治行動介入歷史,促成香港政治共同體的完成。」
「此時此刻的香港民主運動,正在試圖走完香港政治共同體形成的最後一哩路,也就是建構民主自治的機制,使社會與(香港)國家產生有機連結,使香港的市民整體經由民主參與赫南——(Ernest Renan)所說的『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un ple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 ——形成真正自我統治、自我決定的政治共同體(self-determining community)。」
「所謂『民主』的古典意義,就是人民(demos)的自決與自我統治,而正是在這個古典的意義上,香港的民主時刻(democratic moment)與民族時刻(national moment)正在相互重合,彼此滲透。從人民意志的角度而言,這是最光明的時刻。」
「然而這也是最黑暗的時刻,最遙遠的一哩路,因為香港人高漲的人民意志已經誘發宗主國的疑慮與進一步干預。......無論是委曲求全的泛民主張,婉轉曲折的城邦論,還是大開大闔的自決論,在追求中央集權式控制的國家眼中,都是脫軌,都是造反。」
「宗主國國家權力已經啟動,殖民地人民意志依然高昂,對決態勢似乎已經隱然形成,然而美麗的自由城邦將會走向何方?在這個世界史的時刻,我不禁想起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那句名言:I can’t go on. I’ll go on.」
「這是民族主義研究當代經典《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安德森教授在幾年前的一場演講之中,為了鼓勵受困於帝國夾縫之中的臺灣人而送給我們的一句話。請容許我在此將這句話語轉贈給同樣受困在帝國陰影下的,所有驕傲的,勇敢的,自由的香港市民。」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衛城出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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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海需要我,我就跳進海裡;如果山需要我,我就走進山裡。」
2018年是柯金源導演從事台灣環境調查報導30年,這一年他出版了一本跟電話簿一樣厚的書《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並即將完成同主題紀錄片《前進》-透過三位紀錄者——柯金源、綠色小組成員王智章、《人間》雜誌記者蔡明德的視角,重返現場,爬梳30多年來具標誌性代的台灣環境運動,包括新竹李長榮化工廠事件、鹿港反杜邦、後勁反五輕、宜蘭反六輕、反國光石化、反核運動等,除回探運動歷史,更展望未來,期許環運繼續向前。
「不管這座島嶼美麗或醜陋,喜歡與否,我們都住在這裡,我們無法不注視這裡發生的一切。」~柯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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