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與俄羅斯關係不好可以看遠因、近因和其中的導火線跟後果。這其中都跟普丁2000年開始擔任俄羅斯領導人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先講遠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多數學者都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導致歐洲戰場爆發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這大概沒有什麼爭議,但問題就是這個結果是誰造成的。
歐洲議會在2019年通過決議案,指責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二戰爆發主因,在這個條約中,蘇聯和納粹德國決定瓜分波蘭。歐洲議會也說當初是蘇聯資助希特勒侵略西歐。
不過普丁卻認為,英美等國家,從一戰開始就壓榨德國,才導致納粹崛起,英法也在1938年跟納粹德國簽訂《慕尼黑協定》,加上波蘭自私自利,一起犧牲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利益,最後導致二戰爆發。
歐洲就指責普丁想要改寫歷史,達到個人的目的,也就是透過蘇聯在1945年的軍事勝利來激發今天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對普丁來說,二戰主題是俄羅斯復興的說法、包括俄羅斯如何成為強國、這是他提升國家觀念和團結俄羅斯人的基礎。所以他一有機會就談到這個「偉大的護國戰爭」,在年度新聞發布會上,跟前蘇聯國家領導人的非正式會晤中,在與企業家的會晤中,以及在對將軍們的講話中,都提到了二戰。
某種程度上普丁也沒說錯,蘇聯在二戰中的勝利也為今日的俄羅斯贏得了戰後世界秩序的領導地位,包括新的領土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
近因有很多,包括敘利亞和烏克蘭戰爭,以及俄羅斯政治干預等動作,也讓歐俄關係逐漸惡化。這裡面有一連串剪不斷理還亂的可怕細節。我們看俄羅斯和歐盟就好。敘利亞的戰爭從2011年開始到現在已經進入第9年,其中,俄羅斯支持的是現任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兩國在政治經濟到軍事上傳統以來就有緊密合作。歐盟雖然主要基調是與美國結盟反對阿塞德政權,但是對於要不要派兵強烈對抗有不同意見。這場戰爭導致大量難民逃往歐洲,更是讓歐盟成為受害者,也讓歐洲持續整合出現阻力。
這在烏克蘭政治危機中也展露無遺。歐盟跟美國一樣反對俄羅斯干預烏克蘭主權,併吞克里米亞。歐盟也持續針對俄羅斯的金融、防務、軍民兩用產品及能源領域實施制裁。但是他們也無法放手一博,因為歐洲有四分之一的天然氣來源是來自俄羅斯,如果雙方交惡,俄羅斯切斷天然氣,寒冷的歐洲冬天沒有暖氣那後果會很可怕。
看起來歐盟還有得擔心,因為俄羅斯公投後,很多價值跟歐盟越差越遠。反歐盟的普丁還可以執政到2036年;歐盟針對這個公投也發表聲明嚴厲批評,表示俄羅斯政府不讓選民有機會針對這個公投進行充分的討論,在訊息不平等下,出現了很多違規的狀況,包括有選民被脅迫、還有人多次投票、或是違反投票保密規定,甚至還有警察對在場觀察的記者實施暴力等等指控。歐盟也批評修改憲法讓俄羅斯法律優於國際法,是不尊重國際秩序,包括執行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的義務。
而且很明顯我們看到在美國逐漸失去領導地位的同時,其他民主國家聯盟包括歐盟對於極權國家的興起基本上是束手無策,除了口頭譴責跟有限制裁,基本上就是七嘴八舌拿不出決心切掉爛根。的確,我們從歐盟與俄羅斯的關係還有對於普丁的持續掌權,都可以看到價值擺旁邊,利益放中間的國際社會。我一再強調,多知道國際時事除了增進國際觀之外,更重要的是了解我們自己的位置,去思考我們身處的世界正在往什麼方向發展。這些事情其實離我們並不遠,而影響的關鍵可能就是我們某個人手上的一票或是政治參與。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這一集關於俄羅斯和普丁討論後的想法。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萬的網紅范琪斐,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歐洲與俄羅斯關係不好可以看遠因、近因和其中的導火線跟後果。這其中都跟普丁2000年開始擔任俄羅斯領導人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先講遠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多數學者都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導致歐洲戰場爆發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這大概沒有什麼爭議,但問題就是這個結果是誰造成的。 歐洲議...
西伐利亞條約影響 在 知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中俄雅克薩之戰 為何贏了戰爭卻輸了領土?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雅克薩之戰史康熙年間沙俄侵略者妄圖侵佔中國黑龍江流域大片領土,中國軍民被迫進行的一次反對侵略、收復失地的自衛戰爭。最終簽署了《尼布楚條約》,這場戰爭有力地制止了沙俄向黑龍江流域進行侵略的計畫,維護了中國的國家主權。但是從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上來看,雖然宣告了戰爭的勝利,卻損失了部分領土。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軍約3000人在彭春統率下,攜戰艦、鳥槍、火炮和刀矛、盾牌等兵器,從愛琿出發,分水陸兩路向雅克薩開進。俄方450人恃巢穴堅固,清軍發炮轟擊,侵略軍傷亡甚重,勢不能支,托爾布津乞降,隨後俄軍撤至尼布楚,清軍趕走侵略軍後,平毀雅克薩城,即行回師。沙俄侵略軍被迫撤離雅克薩後,賊心不死,同年秋天得知清軍撤走後再度來犯,並從莫斯科派兵600增援尼布楚,1686年7月24日清軍2000多人進抵雅克薩城下,勒令沙俄侵略軍投降,俄將托爾布津不理。清軍隨即攻城,托爾布津被擊斃,改由杯敦代行指揮,繼續頑抗。結果在清軍的圍困之下,826名侵略軍, 最後只剩66人,俄國攝政王索菲亞求和,侵略軍殘部撤往尼布楚。
當時大清帝國取得這次輝煌的勝利之後,便和俄方進行談判,於是簽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就是《尼布楚條約》,雖然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的,但是這個所謂意義上的平等指的是地位上的平等,而並不是在利益的劃分上的平等,換一句話說就是,在利益的角度上是不平等的。條約中,黑龍江流域以北的廣大領土原屬中國,但《尼布楚條約》中卻被劃分為沙俄所有,該條約實際上不是真正的利於中國。
讓大家憤憤不平的是,這則條約是在中國勝利的前提下簽訂的。當時的大清帝國國力昌盛,而當時的俄國,卻與波蘭爭奪烏克蘭深陷戰爭泥潭,還與當時北歐強國瑞典的戰爭也一觸即發,兵疲財乏,根本無力東顧。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大清卻與俄國簽訂了這樣的一個邊界條約而不是繼續征戰。
清朝中俄雅克薩之戰最後誰贏了?
清朝康熙年間,中國軍隊為收復領土雅克薩,對入侵的俄軍進行了兩次圍殲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可是,當後人細細回味這段歷史,卻能夠發現,這場勝利正是為以後的鴉片戰爭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但無庸質疑的是此次的戰爭的勝利者乃是我們的國家,但也並不意味著我國那時的清軍是有多麼的厲害和強大,並且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清軍在軍備上遠落後於戰敗的俄軍。
但是總的來說,這場戰爭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主要是因為這場戰役的正義性。正是因為這樣,獲得了軍民特別的邊疆地區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第二個原因就是清軍從長期的鬥爭中已經逐步認識和掌握了邊界鬥爭的主要特點,採取了有效措施和作了較充分的準備。
第三個原因就是實行了軍政兼施的指導方針,在以武力為後盾的基礎上,對侵略者嚴辭警告,在警告無效後,發兵反擊。反擊時採取先掃周邊,然後水陸並進,三面包圍,一面堵截的作戰方法,迫使侵略軍困守孤城並將他們打敗。
中俄雅克薩之戰中國為何遇弱不強?
清朝康熙年間,中國軍隊為收復領土雅克薩,對入侵的俄軍進行了兩次圍殲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可是,當時的俄國並不是甚麼強國,當時還面臨眾多外敵的侵略,為甚麼強大的中國沒有繼續打擊俄國而只是簽訂條約?
早在1676年年間的時候,俄國就已經在我國黑龍江流域搶劫居民,擄掠婦女,勒索毛皮和在中國江河偷採集珍珠。大清理藩院數次譴責,俄國均置之不理。後來,俄國還在中國境內的精奇里江岸,構建數座城堡,擴充軍備,劫掠毛皮,勘驗礦藏,收集情報,一步步試探滿清政府的底線。直到1682年的時候,俄國加劇了在北方掠奪的步伐,他們的行為在中國北部邊疆釀成重災。
康熙在平息了內亂後,立即騰出手來,加強北方防務,準備與哥薩克打仗,更謀求與俄國協商解決邊界問題,他雖然內心鄙視俄國,但是扎烏拉村一戰,亦給他內心留下陰影。最重要的,是康熙不想北方大戰,來影響攪亂內地。
後來在俄軍投降後,清軍根據康熙「仁治天下,素不嗜殺」的聖諭,允許托爾布欣一行攜帶輕武器退走尼布楚,還為其備齊戰馬和糧草,確保一路無憂。托爾布欣等人對此感恩涕零,還信誓旦旦地發誓:今生再不騷擾雅克薩城。清軍的這一舉動並沒有感化俄軍,反到使他們更加倡狂,這也是當時清軍輕視敵人的表現。
為甚麼說中俄雅克薩之戰中國沒有全勝?
雖然雅克薩之戰是中國軍隊反擊沙俄軍隊入侵的一次重要戰爭。此戰的勝利,也有力地制止了沙俄向黑龍江流域進行侵略的計畫,維護了中國的國家主權。但是從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上來看,雖然宣告了戰爭的勝利,但是相對來說也讓我們國家失去了一定的領土。
另一方面,當時的清王朝雖看起來是一個很強大的帝國,那時的版圖要比明朝大多了,如果最後一個王朝不是清朝,那麼現在中國就不會有這麼大的版圖,國土也許會少了近一半兒。但是,恰恰是清朝,它在開放程度上不如明朝,在吸收先進技術、引進先進設備方面更是不如明朝,甚至差得很多。
清朝看上去武力很強大,也正是因為它所遇到的都還是傳統的、處在冷兵器時代的對手內憂外患都是如此。它的那些對手,比如不服從清朝統治的蒙古人,以及大小金川的那些藏民,他們的武器水準都是較低的。而清軍一方面還繼承了明朝的許多火器裝備,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確能戰,又有臣服於清軍的蒙古騎兵相助,所以他們確實很有優勢。但是在雅克薩之戰爭中,他的對手俄國國力並不強盛,火器也不見得比中國人的裝備高到哪裏去,因此中國才和俄國打了個平手。但即便結果如此,這場戰爭並沒有讓中國全勝。
因為戰爭後期雅克薩城曾被哥薩克人奪回去。關鍵點在於,哥薩克人從南歐長途跋涉到遠東,當時還沒有西伯利亞大鐵路,而中國遼東一帶是滿人的龍興之地,地勢平坦,中國人出兵要比他們容易得多,所以打了個平手。明明當時強大的清朝是可以將俄國打敗的,而不是打成平手。或許是因為,中國只看到了眼前的戰爭卻沒有注意到,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已達中國的近鄰。所以儘管戰爭是勝利了,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清朝並不是完全的勝利。
中俄雅克薩之戰清軍火力如何?
大家都知道的是,在1840年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的結局以大清帝國的屈辱失敗而告終,不過,西洋人也並不是在一夜之間就爬上了我國的領土;仔細回想,或許就可以確定,中華帝國在19世紀中期開始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種子,或許早在150多年前那場與俄國——在雅克薩的交鋒中埋下了……
但事後看來,清廷為這場雅克薩之戰進行了精心準備,當然排除人為因素,最關鍵的就是戰火問題。記得當時,中俄雙方都是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期。雅克薩之戰時,俄軍的人數雖然遠少於清軍,卻擁有輕型火器火力上的絕對優勢。第一次雅克薩之戰,450名俄軍擁有300支火繩槍,第二次雅克薩之戰,826名俄軍擁有火繩槍100支,先進的燧發槍850支!反觀清軍,兩次參加雅克薩之戰時的主要武器還是刀矛弓箭,攜帶的火槍都不超過100支,實在令人汗顏!
那清軍是靠甚麼贏得了雅克薩之戰的勝利呢?雖然清軍擁有的火槍寥寥無幾,但在第一次雅克薩之戰中,其數量可觀的火炮派上了用場,其中最有威力的當屬20門「紅衣大炮」,一舉炸毀了雅克薩的木製城牆和塔樓,炸死俄軍100餘人。當時雅克薩城裏只有3門炮,清軍猛烈的炮火幾乎令俄軍無力還擊。
不過在第二次戰爭中就沒有這麼大的威力了。清軍最後贏得勝利是靠在兵力投入上大大超過了俄軍。當時,大清朝廷對這場雅克薩之戰進行了精心準備,建立了黑龍江水師,建造了500餘艘戰船和運輸船。投入第一次雅克薩之役的清軍計約3000人。第二次雅克薩之役參戰人數雖相對較少,也有2100人。再看俄方,在第一次雅克薩之戰時,俄軍只集結了包括農民、商人和獵戶等在內的450人作戰。而第二次雅克薩之戰時,俄軍雖加強了守城兵力,但也只有826人。可以說,清軍是依靠兵力上的絕對優勢和充足的戰爭供給才最終贏得了雅克薩之戰。
康熙之所以用割少量土地換取和平,主要是因為當時國內的局勢不穩定,三藩之亂剛平息,國內的各種反清勢力此起彼伏。此時的康熙看來,最大的心腹大患並不是北方的沙俄,而是國內的鄭明、噶爾丹等。滿清是少數民族統治中國,一旦用重兵對付沙俄,國內反清勢力可能會趁機崛起而無法控制,而加之平息三藩之亂國力耗損需要休養生息。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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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伐利亞條約影響 在 施正鋒的冥想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為什麼要憲改?憲法如何影響我?講授於李登輝基金會主辦「憲改青獅營」,淡水,台灣綜合研究院,2017/3/11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及發展學系教授
憲政改造的正當性及必要性
不管是從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還是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面對的課題有三,也就是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國家肇建涉及如何確立國家主權的獨立,民族塑造關心如何凝聚住民的民族認同,而國家打造所進行的是政治制度的擘建。一般而言,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除了說政黨體系大致會反映社會結構以外,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是比較可以直接透過社會工程的方式來建構。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戰後移入台灣所帶來的,並非台灣人自己加以選擇的。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先後進行六次憲改,重點在如何從事民主轉型特別是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以及總統直接選舉(1992),真正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調整的部份,是將憲法文本中的內閣制特色逐一割除,包括取消閣揆(行政院長)對於總統人事令的副署權(1994)、以及廢除立法院對於閣揆的人事同意權(1997)。民進黨執政後所主導的第七次憲改(2005),重點在國會減半(由225席減為113席)、區域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廢除國大、以及公投復決(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不過,由於目前的「九七修憲體制」仍有尚未割除的盲腸,也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造成民選的總統不能享有充分的權力、卻必須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有違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權責相當/課責」的精神。
有關於台灣制定新憲法,大致可以從其正當性、以及必要性(可欲性)兩個層面來看。就正當性而言,『中華民國憲法』是戰後前來的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硬塞給台灣人的,因此,不管實質內涵是否適合當前台灣民主體制運作,總是不符Westphalia 條約(1648)以來的普世價值,國家主權屬於老百姓、必須經過「人民同意」,也就是「人民主權/主權在民」,是將人民由君王的臣民提昇為國家的公民,用來掙脫決對王朝加在百姓身上的枷鎖,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先聲。
不過,人民主權雖然也有對外宣示的作用,也就是主權國家平等的意思,出發點是挑戰君主王朝對於國家主權的所有權。一直要等到「民族自決權」的理念在19世紀出現,也就是所有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安排,以擺脫外族的殖民、統治、或是支配。在過去,移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無法回去祖國的失根政權;現在,雖然經過前總統李登輝的本土化、以及意欲將中華民國體制馴化的民進黨的陳水扁政府,畢竟還是借殼上市,而制定台灣新憲法就是台灣人向世人展現行使自決權決心的最便捷的指標。
再來,就新憲的必要性而言,如果我們要將人民主權、以及民族自決權具體實現,必須透過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構,將憲法作為台灣所有住民團結的象徵,也就是以憲法來凝聚我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此時,制憲必須超越對外宣示的階段,還必須兼顧對內多元族群的整合,因此,要同時考量制憲的程序、以及內容能否被大家接受。如此以來,除了傳統的「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原則以外,也就是以憲法來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被國家/政府壓制,還必須強調「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如何具體反映在憲法裡頭,也就是承認彼此在認同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揭櫫「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也就是在制定新憲的過程,作為公民的每一個人,應該有義務參與新憲法的制定,如此進行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才能避免民主淪為投票主義、或是讓少數族群擔憂多數暴力。真正能把上述制定新憲的正當性(人民主權、民族自決權)、以及必要性(憲政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共和主義)結合的(圖1),就是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住民是否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之下?台灣新憲將是回答這個問題的試金石。
憲政體制的分類
憲政體制主要分為中央政府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定位,也就是聯邦制、以及單一制的分野,而中央政府體制又可以分為總統制、內閣制、以及所謂的雙首長制三大類別;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憲政體制,就是政治人物所謂的中央政府體制。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最大差別,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究竟是分、還是合。
在總統制之下(圖2),選民有兩張選票,分別選出總統、以及國會議員;總統、以及國會議員有固定的任期,總統不能解散國會,而國會即使再怎麼不滿意總統,也不能進行倒閣,因為,總統是直接對選民負責、而非對國會負責;為了確保彼此的人員分離,國會議員不能擔任部會首長,除非先辭去議員身分。為了要讓避免權力集中,總統除了擁有行政權,也有一些立法權(否決權)、以及司法權(提名權),同樣地,國會除了擁有立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同意權、罷免權)、以及司法權(同意權),最高法院除了擁有司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彈劾權)、以及立法權(違憲審查權);總之,除了說是要維持司法部門的獨立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透過彼此之間的相互牽制,以便達到相互平衡的目的。
在內閣制之下(圖3),選民只有一張票來選國會議員,再由國會議員推舉總理/首相;經過虛尊的國家元首(君王、或是總統)任命之後,最為最高行政首長的總理銜命組閣。此時,總理以兩種方式對國會負責:就形式上而言,總理所領導的政黨必須在國會獲得過半以上的席次,要不然,就必須籌組聯合內閣;就程序上而言,如果國會對於政府不滿意,可以發動不信任案,要求總理下台;不過,總理也可以訴之民意,動手解散桀傲不馴的國會,要求重新舉行國會議員改選。由於是權力合一,國會的主導權在於執政黨所操控的內閣,在野黨只能祈求下回大選增加席次;為了要確保行政權與立法權合一,部會首長必須先具備有國會議員的身分,否則,必須透過補選取得。
在雙首長制之下(圖4),選民有兩張票,除了可以選舉國會議員,另一方面,又可以選舉總統;比較特別的是總理的產生方式,除了說是由國會議員推舉,還必須由總統來任命。雙首長制在學術上稱為「半總統制」,意思是說比較傾向於總統制;端賴各國的憲政傳統、以及總統所署的政黨在國會席次,雙首長制的總統在運作上可能是具有強勢的支配性(法、俄)、必須與總理分享權力(芬、葡)、或是淪為弱勢的虛尊元首(奧、愛)(圖5)。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總統制與內閣制有「雙元正當性」、以及「單元正當性」的差別,不過,兩者至少還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單一行政權」;然而,在雙首長制之下,在制度設計的精神上就有「雙元行政」的本質,也就是說,政黨體系、以及政黨組織會影響行政權的分配。以目前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來看(圖5),首先,總統權力的多寡端賴執政黨是否能掌有國會的優勢,如果是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到目前為止的做法,是由總統任命國會最大黨的黨魁為總理,也就是所為的「左右共治」,也有人稱之為「自動換軌制」。即使執政黨是國會最大的黨、卻沒有取得過半席次,此時,總統必須找自己的人馬組聯合內閣:如果執政聯盟的夥伴勢均力敵,也就是所謂的「對稱結盟」,總統對於內閣中的友黨比較能言聽計從;相對地,如果聯合內閣的小老弟只有少許席次,也就是「不對稱結盟」,總統比較膽敢強勢主導。即使總統能因為衣尾效果而讓執政黨取得國會過半席次,他的實質權力還要看黨內是否派系傾軋、還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由此可見,雙首長制的最大特色是雙元行政的權力歸屬不確定,還必須決定於外在的非制度性因素,不像總統制的行政權歸總統、或是內閣制的行政權歸總理,沒有一點模糊的空間。
憲政體制的選擇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似乎是內閣制比較適合民主發展,而總統制則比較容易走向威權、或是獨裁政權。乍看之下,這樣的印象式論斷好像言之成理,特別是由國人熟悉的民主國家來看,採取總統制的國家只有美國,採取內閣制的國家至少有英國、德國、以及日本,而採取雙首長制的國家只有法國。儘管如此,實證上未必獲得同樣的支持,以三波民主化的憲政發展軌跡來看,三種憲政體制被青睞的機率幾乎是不相上下;我們甚至於可以說,除了君主立憲國家(西歐、北歐)、以及前英國的殖民地(非、亞、加勒比海)以外,選擇總統制、或是雙首長制的國家遠超過內閣制,特別是在東歐民主化的過程,至少有一半的國家採行不同形式的雙首長制;在這節骨眼,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學理上的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的憲政體制選擇。
在政治學裡頭有關民主化的文獻,對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劣,有過兩波激烈的辯論。Linz與Valenzuela(1994)認為,總統制除了有「雙元民主正當性」、以及「贏者全拿」的特色以外,由於任期固定而造成體制僵硬,如果總統因為政黨體系零碎而無法掌控國會的情況下,尤其是出現所謂的「分裂政府」之際,朝野之間的角力反映在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拉鋸戰、甚至於總統動彈不得,在相互推諉下,選民不知要找誰負責,又因為缺乏解散國會/倒閣等機制作為解套的安全閥只有訴諸於體制外的力量來打破政治僵局,譬如軍事政變;而拉丁美洲國家在1970年代的民主政權崩潰,往往被視為總統制運作失敗的例子,特別是阿葉徳(Salvador Allende)擔任總統之下的智利。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則認為,由於除了貝里斯是前英國屬地以外,拉丁美洲國家並沒有其他採取內閣制的例子,因此,沒有辦法證明究竟是總統制的制度性缺陷,導致這些國家在1960、1970年代的動亂;事實上,在同一時期,採取內閣制的國家也有希臘、以及土耳其的民主崩潰,而西班牙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回復民主,更不用說民主政治曇花一現的緬甸、肯亞、以及索馬利亞在獨立後都採行內閣制;如果把考察的時間往前推移,在1920、1930年代出現民主崩潰的歐洲國家,除了德國以外,諸如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都是採行內閣制。他們懷疑,即使當年智利採取內閣制,聯合政府也未必能幫阿葉徳逃過一劫。再者,他們認為研究者如果沒有辦法抽離其他「背景條件」對民主的影響,譬如所得水準、人口多少/族群組成單純、以及英國殖民傳統(憲政體制以外的政治制度、文官體制、以及地主是否掌控國家機器),那麼,所謂內閣制比較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因果關係是假性的。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甚至於認為這些所謂總統制的缺陷,其實就是總統制的優點。首先,他們認為在總統制之下,選民有兩張票,分別選總統、以及國會議員,可以說有多一種選擇的機會,尤其是萬一擔心行政權獨大之際,可以進行分裂投票。再來,由於選民直接票選總統,由根據政績來決定是否賦予連任,責任清楚,不像在內閣制之下,選民只選國會議員,對於總理沒有約束力,尤其是在選後組成聯合政府,政策妥協未必符合支持者的授權。此外,由於國會議員選舉並不完全決定於總統的母雞帶小雞效應,國會議員在立法上可以有較大的自由度,國會才有可能制衡總統。儘管總統制因為總統任期固定、總統無法像總理可以解散國會、可能造成政治僵局,或是因為總統無法順利取得多數立法聯盟、容易出現弱勢行政,然而,即使面對在野黨在國會的牽制,政局至少還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尤其是民心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領導者之際,不用擔心因為政府更替頻仍而造成人去政亡。至於「整碗捧去」的指控,其實,在內閣制之下,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佔有優勢、不用仰賴友黨的奧援,根本就不用作任何妥協性的分配,特別是在黨紀堅強之際;相對地,一個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他可以壓制黨內的異議,以超越黨派的人事、或是資源分享來形成執政聯盟。
總之,決定民主制度出現、以及其維持、或是崩潰的因素,包含制度性、以及非制度性因素(Frye, 2002)`;而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間,彼此也有可能相互影響(圖6)。因此,當我們在從事憲政體制選擇之際,必須考察,究竟民主體制的出現,是否完全決定於憲政體制的差別;同時,民主體制的崩解,是否肇因於結構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考察,究竟憲政體制的選擇,是否有助於其他目標的追求,特別是國家定位的確立、以及族群分歧的化解,也就是說,在思考如何進行國家制度打造之際,必須同時考慮是否能有助於國家的肇建、以及民族的塑造。
憲改的展望
由1980年代到在二十世紀,海外到島內興起第一波制憲運動,應該有二十部上下台灣憲法草案,百花齊放,包括總統制、及內閣制都有;鄭南榕就是因為刊登許世楷的台灣憲草,最後引火自焚。民進黨執政期間,陳水扁總統在2003年誓言2006年催生台灣新憲,連任後積極推動,相關部會配合研議專章,民進黨政策會銜命推出總統制、及內閣制兩個版本,號稱中華民國「第三共和」。另外,民間的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經過一年半的研議,也提出兩個版本供選擇,代表由下而上的參與。
如果暫且不提憲改的方式,我們有三項基本課題。首先是菁英們必須相互說服,到底目前的憲法出在哪裡,特別是窒礙難行到必須通盤翻修、而非補破網就好。對於本土派而言,制訂新憲的最大共識是中華民國憲法並非我們自己定的,這樣的理由畢竟不夠充分,畢竟,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民主化過程,已經透過七次增修條文的方式進行漸進式的調整,當時一定有其特定的時空、以及政治角力及結盟。此番,昨是今非,到底是要擘劃一部可以適合民主鞏固、還是民主轉型的憲法,恐怕還是必須經過一番辯證。
換句話說,到底是車子不好(憲政體制)、駕駛技術太菜(新手上路)、路況顛簸(國民黨黨產)、還是天候不佳(政治素養),必須先有正確的問診,接著是合理的病理分析,最後才有可能提出有效的藥方。坦誠而言,我們目前看到的改革不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於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沒有藥到命除,已屬萬幸。或許,政治菁英爾虞我詐,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然而,學界未能本著專業良心、投懷送抱,把自己當作熱炒一百店的炒手,也是不可原諒的幫兇。總之,果真老車破舊不堪,我們也要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究竟這部新車是市區上下班、跑新竹科學園區通勤、還是週末家人出去遊山玩水用的?
接著是憲法的文本,基本上包括憲政體制、以及人民權利兩大部分。就憲政體制而言,除了中央政府體制,我們多年來只著重行政區域重劃,拼拼湊湊,往往忽略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就是到底現有的單一體制就好、還是有採取聯邦制的必要性?透天厝、公寓、大廈、還是別墅,功能不同,把大方向決定了,接下來才知道要用鋼樑、還是傳統的鋼筋就好。如果不能先釐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只是籠統的宣示地方自治,當然會頭重腳輕、諸侯爭霸,大家為統籌款吵半天,只看到「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馬太效應肆虐,更不用談合理的國土規劃。
就中央政府體制而言,由於1997年的增修條款,閣揆的任命不再需要國會同意,因此遠離雙首長制。儘管如此,由於國會缺乏調查權,加上預算及立法功能不彰,根本無力制衡總統,因此,與其說目前憲政安排為所謂的超級大總統制,倒不如說國會過於積弱,不算是真正的總統制;表面上,立法院被譏為令人生厭的憲政大怪獸,其實,只不過是藉著質詢權修理政務官的紙老虎,很容易被肉桶法案收買。我們必須指出,朝野政黨對於究竟要採取怎麼樣的憲政體制,卻又相當程度的共通點,就是執政的時候贊成總統制、在野之際支持內閣制,都是本位主義,未能替國家的長治久安著想。
如前所述,自從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國際上對於憲政體制至少有兩波實踐,先是1980年代的南歐、及中南美洲,再來是1990年代的中、東歐,學界已經累積相當的文獻,可惜,不管是閉門討論、還是公開的辯論,國內的爭辯多半停留在常識性層次,不能汲取他山之石、也未能作有意義的對話,當然就不會有整合。我們以為,憲法應當是為當代所用、而不是要交給後代子孫,因此,政治菁英此刻應該決定總統制、內閣制、還是雙首長制;如果本身都沒有辦法相互說服,把責任丟給一般的老百姓,那是問道於盲,也是不負責任的作法。這時候,我們也必須同步思考選舉制度、以及相關的政黨體系,看要如何與中央政府體制搭配,學理及實務的文獻相當豐富,必須找專家來幫忙整理分享,不是用常識作想當然爾的思考。在三月太陽花學運結束後,公民團體喊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為這回的憲政改造現出第一道曙光。
如果暫且不提制憲,目前各種憲改的看法包括國家定位、憲政體制、選舉制度、以及人民權利。就憲政體制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議是九七體制把行政院長當作幕僚長,國會對於總統莫可奈何,因此有不少人主張恢復閣揆的同意權,也就是所謂的「權責相符」,實質上回到雙首長制。姑且不論雙首長的優缺點,當年就有人以這樣的安排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內閣制,必須有更多的辯論輿論述。
中華民國把舉選制度置於憲法規範,莫可奈何。由於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的2005年修憲,區域選舉由複數選區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並讓選民自行投政黨票(單一選區兩票制),實質的影響就是壓縮小黨的參政空間,特別是台聯、以及親民黨。近年來,包括公民團體在內,主流的看法是將目前的日本式並立制調整為德國式的聯立制、同時將分配政黨比例的門檻由5%降為3%。就目前的社會氛圍來看,大黨為了取得小黨的背書,應該會釋出善意。
相關的配套是適度增加國會的席次。上回修憲將國會席次由225減為113席,經過將近十年的實際經驗,不管是委員會的運作、還是選民服務,大家應該都有立委粥少僧多、疲於奔命的感覺。然而,由於民間普遍對於立委的表現不好,直覺上反對增加席次;同樣地思維也出現在監察權併入國會,似乎未能獲得民意支持。其實,如果國會職權不變,增加席次是降低每個立委的權力;同樣地,如果要讓國會有效制衡總統,監察權是應該放在立法院,至於立委的素質,應該是把重點在選前提名、以及選後監督,而非削弱國會的職權。
可惜,我們目前看到的說法是為了配合走向內閣制、一些立委必須同時入閣擔任部會首長,因此必須增加酌予增加國會席次。人家是買菜送蔥,現在卻是為了送蔥只好買菜,本末倒置。其實,不管是何種憲政體制,國會的席次不外考慮運作效率、以及選民代表,政治學者的實證歸納是人口數的三次方根,以台灣2,300萬人口來看,應該是可以有285席。只不過,當年「國會減半運動」轟轟烈烈,敗腎割腰子,昨是今非,好像沒有人拉得下這個臉。
一般而言,憲政變遷要能成功,關鍵在於朝野政黨聯手。國民黨在潰敗之際高喊內閣制,是真是假?士氣正旺的民進黨沒有必要接招,「憲改會議」是虛與委蛇;只不過,萬一弄假成真,人民能接受沒有實權的民選總統嗎?至於由公民團體主張「兩步到位」、在2018年完成「全面憲改」,應該是著眼國會搶灘。整體來看,即使這次修憲有成果,大體還是「白牌車趴趴走」的憲政體制,且戰且走。
我們以為,如果只是純粹站在制憲運動的立場來看,為了要突顯對外的國家定位立場、強調人民主權,也就是以新憲的制定來展現來灣人實踐民族自決權的決心,或許可以不去關心憲政體制的選擇。然而,如果大費周章所獲得的新憲只是舊酒新瓶、未能跳脫現有體制的窠臼,既不能處理當前的治理困境、又不能有助於族群分歧的管理,作為社會運動者,豈不是淪為欺騙社會大眾的廉價代理商?如果政治菁英、以及專家學者都認為老百姓對於憲政體制的選擇缺乏興趣、或是無力判斷,那麼,又如何透過討論來培養負責的公民、以及彼此休戚與共的意識?
自來,台灣人民制憲運動主張總統制,其實,就是認為民選總統可以向世人彰顯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意志力;此外,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可以抵制黨同伐異、族群分歧、或是階級鬥爭。在摸索民主鞏固的階段,如果讓行政權決定於國會內部的政治結盟,也就是採行內閣制,那麼,缺乏總統與國會之間的制衡,政治運作不過反應如何收買國會議員,也就是以國家資源來交換議員選區服務的業績,此時,總理將只不過是廉價的零售商罷了,不會有領導群倫的政治家出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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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ye, Timothy. 2002. “Presidents, Parliaments, and Democracy: Insights from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in Andrew Reynolds, ed. The Architecture of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Desig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Democracy, pp. 81-1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nz, Juan J.,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1994.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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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與俄羅斯關係不好可以看遠因、近因和其中的導火線跟後果。這其中都跟普丁2000年開始擔任俄羅斯領導人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先講遠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多數學者都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導致歐洲戰場爆發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這大概沒有什麼爭議,但問題就是這個結果是誰造成的。
歐洲議會在2019年通過決議案,指責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二戰爆發主因,在這個條約中,蘇聯和納粹德國決定瓜分波蘭。歐洲議會也說當初是蘇聯資助希特勒侵略西歐。
不過普丁卻認為,英美等國家,從一戰開始就壓榨德國,才導致納粹崛起,英法也在1938年跟納粹德國簽訂《慕尼黑協定》,加上波蘭自私自利,一起犧牲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利益,最後導致二戰爆發。
歐洲就指責普丁想要改寫歷史,達到個人的目的,也就是透過蘇聯在1945年的軍事勝利來激發今天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對普丁來說,二戰主題是俄羅斯復興的說法、包括俄羅斯如何成為強國、這是他提升國家觀念和團結俄羅斯人的基礎。所以他一有機會就談到這個「偉大的護國戰爭」,在年度新聞發布會上,跟前蘇聯國家領導人的非正式會晤中,在與企業家的會晤中,以及在對將軍們的講話中,都提到了二戰。
某種程度上普丁也沒說錯,蘇聯在二戰中的勝利也為今日的俄羅斯贏得了戰後世界秩序的領導地位,包括新的領土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
近因有很多,包括敘利亞和烏克蘭戰爭,以及俄羅斯政治干預等動作,也讓歐俄關係逐漸惡化。這裡面有一連串剪不斷理還亂的可怕細節。我們看俄羅斯和歐盟就好。敘利亞的戰爭從2011年開始到現在已經進入第9年,其中,俄羅斯支持的是現任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兩國在政治經濟到軍事上傳統以來就有緊密合作。歐盟雖然主要基調是與美國結盟反對阿塞德政權,但是對於要不要派兵強烈對抗有不同意見。這場戰爭導致大量難民逃往歐洲,更是讓歐盟成為受害者,也讓歐洲持續整合出現阻力。
這在烏克蘭政治危機中也展露無遺。歐盟跟美國一樣反對俄羅斯干預烏克蘭主權,併吞克里米亞。歐盟也持續針對俄羅斯的金融、防務、軍民兩用產品及能源領域實施制裁。但是他們也無法放手一博,因為歐洲有四分之一的天然氣來源是來自俄羅斯,如果雙方交惡,俄羅斯切斷天然氣,寒冷的歐洲冬天沒有暖氣那後果會很可怕。
看起來歐盟還有得擔心,因為俄羅斯公投後,很多價值跟歐盟越差越遠。反歐盟的普丁還可以執政到2036年;歐盟針對這個公投也發表聲明嚴厲批評,表示俄羅斯政府不讓選民有機會針對這個公投進行充分的討論,在訊息不平等下,出現了很多違規的狀況,包括有選民被脅迫、還有人多次投票、或是違反投票保密規定,甚至還有警察對在場觀察的記者實施暴力等等指控。歐盟也批評修改憲法讓俄羅斯法律優於國際法,是不尊重國際秩序,包括執行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的義務。
而且很明顯我們看到在美國逐漸失去領導地位的同時,其他民主國家聯盟包括歐盟對於極權國家的興起基本上是束手無策,除了口頭譴責跟有限制裁,基本上就是七嘴八舌拿不出決心切掉爛根。的確,我們從歐盟與俄羅斯的關係還有對於普丁的持續掌權,都可以看到價值擺旁邊,利益放中間的國際社會。我一再強調,多知道國際時事除了增進國際觀之外,更重要的是了解我們自己的位置,去思考我們身處的世界正在往什麼方向發展。這些事情其實離我們並不遠,而影響的關鍵可能就是我們某個人手上的一票或是政治參與。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這一集關於俄羅斯和普丁討論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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