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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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帝國衰落的原因 在 Eddie Tam 譚新強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哈佛中國民調結果:95.5%人民滿意中央政府
美國針對中國的行動又再升級,周二突然勒令中國在72小時內關閉在休斯敦的總領事館。首先,我僅代表在休斯敦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決定,因為休斯敦和整個得州已成為Covid大流行的最熱點之一!得州人口不到3000萬,Covid確診宗數已多達35萬,且仍以近幾何級數增長,遠多於整個中國,死亡人數超過4300,恐怕亦將在短期內超越中國!相信整個領事館同人及家人,都極期望早日回到相對安全得多的祖國!
休斯敦總領事館有點特別意義。1979年鄧小平出訪美國,行程包括參觀在休斯敦的Johnson太空中心,和留給人更深刻印象的Rodeo(牛仔競賽)!同年11月,中國就在休斯敦開了在美國的第一間總領事館。現在美國命令休斯敦總領事館關閉,似乎暗示美中41年來關係正常化的完結。我想知道,下一步是否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斷交,然後重新再跟中華民國建交?
早前某雜誌訪問中,我提到傳統政治和經濟體制都已過時,需要冷靜、客觀和深入重新思考,加上考慮如何利用現代科學和科技,達到更佳、更有效率、人民更滿意的社會管治效果。政治和經濟體制是一個非常大、非常複雜,且非常敏感的議題。對很多人來說,政治體制已升至「信仰」層面,堅信某種體制代表正義、善良、美好、道德、完美(接近),甚至神聖!反之,不同或被視為「敵對」的體制,則當然被當為不公、兇殘、醜陋、不道德、 糜爛,甚至邪惡!
這是一個常見,但非常不幸和極度危險的現象。因為如把體制當為一種如宗教般的信仰,就即是拒絕以科學、邏輯、數據和理性來作討論和分析!一切都只倚賴盲目信仰(blind faith)!歷史上當然充滿以宗教信仰為名義的戰爭,包括中世紀持續數百年的多次Crusades(十字軍東征); 從哥倫布所謂「發現」新大陸起,歐洲人開始其數百年在美洲的掠奪和殺戮,尤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Conquistadors(征服者),都是左手拿着聖經,右口拿着劍,迫使原住民改信天主教,如不順從,他們當然毫不猶疑,以天父之名替天行道,消滅「邪惡異教徒」!近代美國的中東外交政策,支持以色列,多次攻打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等,殺害超過100萬伊斯蘭教徒,又與Crusade有多大分別?Al-Qaeda和ISIS等恐怖組織發動襲擊,當然是非常殘忍和必須阻止,但這是因還是果?
政治和經濟體制,作為一種值得去打仗的信仰是一個較新的事物,到了20世紀才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說是法西斯主義與較傳統帝國主義加一點自由主義之爭。另外當然就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雖然幸而未有帶來世界大戰,但就出現過美蘇冷戰,和好幾次proxy wars(代理人戰),包括韓戰和越戰。現在似乎又逐漸出現美中冷戰(希望不加溫變熱)。
改變體制充滿不確定 交易成本無法承受
今天無暇詳細分析不同體制的好壞,和如何可以透過科學和科技作出改變和改良,未來數周如有空可討論。但我要指出非常重要一點,就是理論上政治和經濟體制只應是一種工具(means),絕不應該被當作一個神聖的最終目的(end)。任何政治和經濟體制最基本目的,必須包括社會穩定、和平、人民生命和健康得到保障,加上經濟平穩增長,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和愈來愈重要的環保目標等。同時,政治和經濟體制絕非一門理論性科學,它最多只可算是一門應用技術(加點藝術)。所以不可對任何體制太過理想化,更不要以為可隨便拉倒重來。任何改變都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交易成本可以是無法承受的高。法國大革命後,社會動盪歷時近一世紀,其中包含多場革命、戰爭、經濟災難和無數人命犧牲。中國過去200年的歷史更坎坷,即使不計晚清的衰落,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但絕未即時帶來社會穩定和人民溫飽,更似是多場新噩夢的開始。民國建立不久,即變成軍閥割據年代,未幾又到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後不久,又墮入國共內戰,即使新中國建立後,旋即又被拖入韓戰,內部大型政治運動亦不停。整個中國,可說要等到鄧小平1977年復出,1978年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才終穩定下來。大動盪歷時超過60年!
到了今天,中國人民已得到基本溫飽,但當然仍有不少人生活並不富庶,中國確仍在發展中,所以更需要穩定。但即使只是正常的願望,只想繼續改善生活、發展經濟和科技,已嚴重挑動美國神經,被只具狹隘眼光的帝國主義者視為挑戰美國霸權。
近日美國不斷攻擊中國,且企圖挑撥離間人民和政府的感情。自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不忍見他們被政府欺壓,活在水深火熱中!好一個自欺欺人的天大笑話。
美國人對聯邦政府滿意度僅38%
一周前,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發表了一個有史以來最詳盡,歷時最久(2003至2016年,8次民調),覆蓋範圍最廣(沿岸城市和內地的32,000人受訪),針對人民對政府滿意度的深入民調。最主要發現是在2016年,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加非常滿意的比例,升至95.5%的超高水平!其實高的滿意度也不意外,完全符合過去其他由外國學者如George Washington大學Bruce Dickson教授進行的較短期和小規模的民調結果。哈佛的研究同時發現人民對最下級地方政府的滿意度遠低於中央,非常滿意的只佔11%。此情况與美國剛相反,美國人對聯邦政府的滿意度只有38%,但對本地政府的滿意度則反而高達70%。此分別的主要原因應該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權力非常大,更控制財政,地方政府則權力小兼且窮,但又有責任提供大量福利和服務,結果吃力不討好。美國的聯邦制,中央對內政權力有限,每個州分和城市的權力較大,且人民參與度較高,所以亦較滿意。
不少人當然質疑這研究結果,不願相信中國人民如此滿意中央政府表現,拒絕相信任何來自中國,與他們既定偏見不同的客觀科學數據。首先此報告出自哈佛,當然有相當高的權威性和可靠性,而哈佛亦當然並非一個討好取悅中國的機構,相反,哈佛曾培訓不少美國鷹派代表人物,包括Peter Navarro和Steve Bannon等。
有些人亦會認為中國人不敢講出真心話,所以數據不可信。當然這是有可能的,但領導這次民調的是具有豐富政治體制研究經驗的權威哈佛教授Anthony Saich,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主任。訪談是以保密面對面,不記名方式進行的,可信性頗高。如果大家有跟內地朋友傾談的經驗,就會知道私底下,他們都很樂意表達自己的政見,也非全為正面。
那麼為何滿意度如此高,且有愈來愈高的趨勢?我相信有5個主要原因:
1. 最重要當然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大部分中國人對過去貧窮的日子,記憶猶新,與現今相對豐足的生活有天淵之別,所以對中央政府的滿意是可以理解的。
2. 近年,除經濟進步外,其他方面,包括環保、醫療、教育和治安,以至文娛康樂等,亦有明顯改善和進步。即是已不止經濟上量的增長,人民的生活素質也在不斷進步。值得指出的是科技進步,包括高鐵、再生能源和尤其互聯網,智能手機和各種Apps的發展對此有極大貢獻。
3. 近年中國嚴厲執行反貪腐,頗有成效,最少地方層面的貪腐情况已大大減少。當然派系分歧和個別權金交易可能仍然存在,但對比20年前,已有所改善。雖然中國堅尼系數仍然過高(約0.47),貧富懸殊嚴重,但除差距外,亦要考慮全民生活水平不停上升。有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貧窮的定義已不再是絕對性的赤貧和飢餓,逐漸變成相對性的心理不爽,與西方類似。
4. 當然內地資訊有所限制,傳媒和教育都不停灌輸政治正確的文化和價值觀。人民未必照單全收,但潛移默化,必然有一定效果。我不完全認同此資訊策略,但眼見西方所謂自由傳媒,包括《紐約時報》、CNN、Fox,甚至彭博、CNBC和《金融時報》等金融媒體,全部都有既定立場,對中國的報道充滿偏見和錯誤!西方真的還有獨立、持平、客觀和理性,代表公義的媒體嗎?
5. 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起,中國人開始對西方經濟體制產生懷疑。近年隨着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瘋狂領袖如特朗普和約翰遜的冒起,帶來充滿憤怒、仇恨、愚昧、反科學的國家和種族主義政策,且非常針對中國,當然反令到中國人更愛國,民粹亦變得高昂。加上香港的動亂,和中國處理疫情較成功,亦令中國人更加團結。如哈佛再做民調,現在人民對中央政府的支持度,肯定比2016年的95.5%更高!
在雜誌訪問中,我提出一個觀點來解釋中國體制的穩定性。不少人認為如美國般的體制,有定期選舉,必然較穩定和具自我修復能力。即使特朗普太過瘋狂、無能和種族主義,下次選舉或將選上較溫和,較傳統路線的拜登。但問題沒這麼簡單,選舉人票制度漏洞仍然存在,隨時可選出另一個比特朗普更極端的人。况且西方政治兩極化情况非常嚴重,無論選出哪一邊,都只會極力討好支持他們的51%或更少的49%。請記得特朗普是輸了普選的,而他的政策更其實只對最富有的0.1%有利,他的base實在太蠢,懵然不知!這制度下的政策也不擔保具科學性和符合全人類和地球利益。過去半年美國採取漠視疫情政策,很可能符合民意,但完全反科學,更連累全球!政治兩極化亦令到很多包括氣候變化、醫療、教育和基建等政策,變得搖擺不定,結果一事無成。
政策不停修正 中國制度較穩定
中國制度看似較不穩定,如政策錯誤太大,可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崩潰。但可能正因如此,政府更需要密切觀察所有政策效果,和不停動態式修改政策和執行的方法,務求達到更佳效果。重大政策如基建,醫療,教育和巿場制度等,必須得到遠比只51%或49%的更大多數,最少七成至八成人民的支持,才會成功,才能確保社會穩定。
大家還記得物理和微積分嗎?一個物理系統可以有不同平衡狀態,穩定和不穩定(stable and unstable equilibrium),取決於Second derivative是正還是負數。一個圓球在山谷底處於穩定平衡狀態,如圓球是在山峰頂,就是不穩定的平衡。事實上所有政治體制都是某一程度上的unstable equilibrium。
但是否unstable equilibrium的系統就一定不能持久,很快就崩潰?當然不是,最新的隱形戰機,為了盡量減少雷達反射和增加靈活度,機身設計故意導致飛行不穩定,全靠電腦不斷微調引擎動力和機翼角度等,才可保持高速飛行時的平衡。
各大國須互相合作 才可維持平衡
另一個更好的例子是核武出現後,全球倚賴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阻嚇作用來維持世界和平。理論上這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平衡,世界末日,隨時一觸即發,對人類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但是反而MAD帶來了75年的大致和平,對比兩次世界大戰,相隔只有約20年,已大有進步。
如要繼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單純倚賴MAD是不足夠的。美、中和其他核武和經濟大國,必須不斷作出外交、軍事、貿易、科技、醫療和經濟政策的自身動態微調,和更重要的互相合作和配合,才可繼續維持世界和平所倚賴的unstable equilibrium!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西班牙帝國衰落的原因 在 阿湯趣歷史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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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新書介紹
專訪企劃:林進韋
本書特色:
這場戰役,改寫了台灣百年的命運
開創中西軍事史的新領域,史景遷高徒歐陽泰,以嚴謹的考據、活潑的論述,揭開近代史上第一場中國戰勝西方的故事。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復明事業受挫,從南京撤退回廈門,準備攻打台灣。他寫信給駐台的荷屬東印度公司長官揆一,表明希望收回父親鄭芝龍「租借」給東印度公司的土地。時值東印度公司統治台灣三十餘年,台灣成為荷蘭海外最大殖民地,作為台灣長官的揆一當然不願拱手相讓。雙方衝突一觸及發,展開長達一年的台荷之戰。
當時,荷蘭在與英國的競爭中勝出,並擊敗西班牙與葡萄牙,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
然而受過嚴格軍事訓練、架駛技術優良、船艦配備大砲的荷蘭精兵,卻輸給他們眼中由海盜與海商組成的鄭軍。原因究竟為何?
聲名鵲起的漢學家歐陽泰,在挑戰全球史領域的重大議題:「為何西方主宰了近代世界的形成?而非中國?」之中,發現了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的重要性。歐陽泰以此戰為主軸,詳細地描述了這場十七世紀中最具世界史意義的戰爭細節,以及台荷雙方在軍事科技及戰略的差異,如何讓鄭成功翻轉本來可能失敗的結局。
透過這場影響東西未來百年布局之戰,我們得以一窺火藥科技發展的堂奧,以及科技對戰爭成王敗寇之影響,並打破過往「十五世紀後西方突飛猛進」之推論,驗證了十七世紀中西實力尚在勢均力敵的年代。
本書融合歐洲軍事卓越主義與歷史修正主義學派的優點,為軍事史研究中的傑作。更難能可貴的是,歐陽泰挖掘大量的文獻,化繁為簡,還原台荷大戰的現場,使讀者彷彿身臨其境,鳥瞰全局。是研究台灣史的學者及一般大眾不可錯過的精彩作品。
作者介紹:歐陽泰 Tonio Andrade
西方漢學界的著名學者,近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史學者之一。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西方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曾任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東亞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及中國史與全球史。著有《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決戰熱蘭遮》(Lost Colony)等。
新書《火藥時代》寫作時間原本在《決戰熱蘭遮》之前,以「西方為何能取得現代世界的主導權?中國為何衰落?」為題,探討東西方在軍事發展上的分野與西方為何能產生軍事優勢。描述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的《決戰熱蘭遮》,提供了十七世紀歐洲經歷軍事革命時,雙方實力尚在均勢的最佳證明。《火藥時代》則給予更寬廣的視野,把此問題延伸到「為何西方的軍事優勢產生於工業革命之後?」透過論述西元九一○年至一九○○年東西兩方的軍事科技演變,解答歐洲能撼動近代世界版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