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學堂》試閱:長命的糾結】
文:陳曉蕾
「我在公立醫院腫瘤科工作了三十多年,香港的醫療水平很高,可是只有一半到三份一病人可以醫好,可以想像這些年來有多少『鬼』跟住我—所以我對生生死死有興趣。」生死教育學會會長謝建泉醫生開玩笑地說。
生死學堂第一課,他找來多年老友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陶國璋,一起談現代人其中一個最困擾的議題:長命的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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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我無伴侶、無工作、無物業,「三無人士」以後怎辦?
參加者:我其中一份保險過了一百歲可以領回保金,好想得到;但我也是護士,看見一些病人家人盲目地要求長壽,又很矛盾。
參加者:爸爸九十一歲,一直健康,直至兩個月前小中風;媽媽去年淋巴癌過身,才六十五歲。媽媽一直做義工,還坐輪椅去台灣參加法會,為她的宗教付出到最後一刻,她是滿足的。相反爸爸不知足,好多埋怨,整天說:「為甚麼我未死?」
參加者:我在老人院做社工,見到很多「嫌命長」的公公婆婆,一些身體差的要餵,食完要拉出來;不能吃的要插喉,拉不出的要塞藥,天天餵完又拉,我的工作是否有意義?對老人家有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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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糾結?
陶國璋:「糾結」的英文是paradox:長命應該是好的,但有些人又「嫌命長」,為甚麼呢?
小孩早死,我們會覺得可惜,因為來到這世界卻沒有經歷過甚麼。生命越長,越多經歷,有苦有樂起碼是豐富的。可是生命也可是「拋物線」:小孩很好奇,嘻嘻哈哈;上了大學就不會很多笑容,出來工作更多壓力;人到中年「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父母進老人院子女又要交學費;晚年理應享福,可是牙齒不好、走路不便。這是decline「滑落」,精神和體力都走下坡。
樹葉落了,生命越來越少機會享受,甚至遇到死亡的孤獨感,將會失去自我,會被遺忘。如果現代人活到一百歲,退休後那三十年可以怎樣過?我就正在嘗試這樣的生活,也在做這實驗。
謝建泉:人生是矛盾,但程度可以減低。身體、心理、社交、靈性,從這四方面去減低。身體上,人老了不能變青春,但可以看起來不老。我女兒四、五歲時,德蘭修女來香港,她上台獻花,馬上跑回後台,我心想她一定害怕德蘭修女滿臉皺紋,誰知她說:「婆婆好靚!」一個人老了,心靚就是靚,小孩有直覺。
可是老了就會改變,心理和社交要調節,我不會再追巴士,會預鬆時間。我也在做感恩的修為:今早我能起身,神父話有幾千人這天早上都無法起身,我起到喎。並且還可以開口說話、感恩。這是很小的意義,但幫到我自己。
一個人生命不論長短,而是深度和意義。如果不懂感恩,就找不到意義。每個人都要學習找到自己心目中的意義,身邊人有些好苦,有些少少事都會笑,那就要多一些後者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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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是甚麼?
參加者:能夠幫人。
參加者:有得睡午覺!
參加者:能夠戰勝自己就有意義,發現自己的問題,然後改掉,例如說話太快、得罪人又不知道……現在每天學倉頡,這些是小事,但令我生活好快樂。有些問題不是三朝兩日能處理,所以我不想死,小心身體把人生這份功課做好一點。
參加者:你喜歡的人在身邊,在香港是生活,而不是生存。
參加者:我要知道點解要活下去。
謝建泉:希望久不久有人打電話來找我,就算我沒能力工作,還是有人記得我。我完全沒用了,人們仍然覺得我是人。由doing變成being,存在仍然有意義。老人在老人院,可能在後生眼中只是「一嚿飯」,但人有時就會變成這樣,縱使如此,仍然是一個人,屎尿都不能處理,仍然可以接受別人的幫助。
陶國璋:不同人的不同意義,不約而同都指向「自我滿足」。如果你幫了人,人們不領情,就會失望,煩悶,到了絕望就會討厭自己,寧願吸毒、賭博,不用清醒面對自己,絕望到了無法再分心,就會自殺。
反過來,意義就是有滿足感,這定義是自己的。有些人喜歡飲飲食食可以去旅行。可是這對意義的構想,亦有幻象,我們會想像自己不幸福。香港好多人不幸福,因為政治、買不到樓……這是人類獨有的,希望追求完全。好處是人類會因此進步,壞處是有盲點,要學會接受不完全的完全。
謝建泉:耶穌會神父戴邁樂的金句:All is well, Yes to life。既來之,則安之,當你是「三有」,又會擔心房子,無錢就不會買幾份保險。活在當下已不夠,要活好當下,這可以是一種修為。
佛教衍隱法師教我「六忍」的理念:最初是「死忍」。對同事日日忍,咬實牙關都是力量。第二層是「空忍」:當佢無到,很負面但心涼。我也曾經很氣,有同事是「潛水艇」:有嘢做就潛水,無嘢做又浮上來,氣得我寫個「忍」字。但第三層是「反忍」,反思我為甚麼生氣?因為我要做他的工作,可是當我不介意把他的工作完成,結果更快考到專業試,因為經驗多,有信心。
更上一層是「喜忍」:對方令你不開心,是益了你,令你可以看到自己有甚麼問題。有一個同事特別令你生氣,可能正是自己特別敏感之處,就知道自己的弱點。
最高境界是「慈忍」:有些人不用忍,因為有慈悲之心,有些出家人可以,我不成,但從「反忍」、「喜忍」當中會看到自己的盲點。這就是修為。
參加者:要學識放下,很困難。
我的「糾結」是要求我的兒子肯去看精神科醫生,我就可以死了,但他一天不願去,我就不願死,要被迫延長自己的生命,很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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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來?
陶國璋:有一個方式是追求知識,例如文學、電影,慢慢培養興趣,這世界是好有趣味的。第二是藝術的修為,每日重新看世界,念天地之悠悠,大自然有重要的訊息,去海邊不要去商場。第三點是世界的神秘,我沒有宗教,但會景仰一些偉大的人物,像德蘭修女、劉曉波,奮不顧身追求大家的理想,內心會有呼應。
謝建泉:我以前照顧癌症病人,會說:無論是剛開始病,或者到了後期,腦裡一定會想自己的病,但如果廿四小時只是想這事,生命就只得病,值得嗎?放下很難,但可否用少少時間去想病以外的東西?容許自己在廿四小時內,用少少時間去做其他的事?讓自己有小小的空間,慢慢地,也許沒有放下,但多了時間有別的東西。
參加者:兒子不肯看精神科醫生,變成我要看醫生醫治抑鬱,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接受了輔導,我好幸運遇到好人。但第三步是輔導也解決不到的問題,便要接受。兒子當我是害他的人,好辛苦,試過見臨床心理學家無法說話,封鎖了自己,但我後來喜歡攝影,拍了一張空椅,四周黑黑的,我的安全感只得這一張椅子,這感覺我說不出,但相片說出來了。
我了解自己,再進一步,讀書,認識自己。兒子令我的生命超越了。即使我不感覺到他愛我,但我感受到我愛他,那已經足夠了。
慢慢地,我覺得兒子是用外星人的方式,去表達他對媽媽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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