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國絕色美人,入獄6年,出獄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寫下了轟動世界的一本書!
1971年中國上海提籃橋監獄一批女囚從大門走出,她們神情麻木,臉色憔悴,身上的衣服懶懶地搭著,可在這群人中,有一個人卻很不一樣,她的衣服樸素卻很乾淨,雙眼明亮,腳步不急不緩,優雅的姿態仿佛剛剛赴宴歸來!
她一生的所言所行,至今想來都讓人震撼不已!
她,就是鄭念!
她家世顯赫從小就被嬌生慣養,而她命運多舛,中年喪夫,晚年喪女,更經歷了長達6年的監獄生活,可她非但沒有被成功「改造」,更沒有改掉一身的「小資毛病」,出獄後,這個女人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寫下了轟動世界的一本書!
1915年她出生在北京,原名姚念媛
祖父姚晉圻,是清末民初大儒,逝世後,總統黎元洪以其「學術精通,道德純備」明令國史館爲之立傳,父親姚秋武官至將軍!
她有著優渥的家境,生活富足,國內外都有存款,平日裏傭人伺候,她曾寫道:「我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裏,因著那懨懨的暑氣,包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裏的朵朵康乃馨,都垂頭喪氣,沿牆一排書架,滿滿是中外經典名著」!
她有著出衆的外貌,在天津南開讀中學時,她曾四次登上過《北洋畫報》封面,而當年名聲大噪的趙一荻(趙四小姐)也才只登上過一次《北洋畫報》她的身邊,宦子弟追求無數,成爲遠近聞名的「風雲人物」!
她還受過最好的教育,曾在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就讀,後赴倫敦經濟學院留學,並取得碩士學位。
在倫敦留學期間,她和中國學生鄭康琪互生情愫,結婚後,鄭康琪擔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外交官,於是她陪著丈夫到雪梨長居,此間誕下一女梅平,最心愛的人相伴左右,生活富足而安逸,這是她此生最幸福的時光!
她本可以繼續這樣幸福下去,卻偏偏和丈夫異口同聲選擇了回國,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她和丈夫毅然回到當時的上海,夫妻倆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回國,希望爲新的中國做貢獻,可是她怎麽都沒想到,正是這個愛國決定,會讓自己及家人受盡非人的折磨!
42歲,丈夫因病去世,中年喪夫,她非但沒有消沈,反而挑起整個家庭的重擔,一邊工作,一邊撫養幼小的女兒,爲了紀念丈夫,她還將自己的名字改爲鄭念;即思念之意。
精通英語的她,被聘爲亞細亞石油公司總經理顧問,她每天周旋于公司、政府之間,努力工作,以維持生活的原有品質,她住的仍是花園洋房,傭人數名,家裏陳設明清古董。當時偌大的上海灘,保持這種生活水准的不過十來戶,一位英國朋友曾稱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她自己也說:我的居所雖稱不上華廈美屋,但就以西方的標准來說,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爲了營造一個溫馨舒適的家,鄭念費盡苦心,即使只身一人,也勇於承擔家庭的重擔!
失去心愛的丈夫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亂世的洪流,將她卷入萬丈深淵!
文革初期,紅衛兵時時上門審訊,她預感風暴將近,情況眼看著一直艱難下去,她首先想到的卻不是自己,而是傭人們,爲了替我的傭人著想,在紅衛兵對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決定把那六千從銀行支出的錢,分給了他們,她斷然拒絕了傭人們與她共患難的要求,毅然決定獨自承受命運的暴風雨。
心中有仁,眼裏有愛,不因富貴而喪失同情心!
不久後,這場她預料中的風暴果然來了,家世顯赫,留學背景,還供職外商公司,無論從哪方面,她都注定無法在這場浩劫中幸免!
一個早晨,她正坐在家中,三四十個陌生人破門而入,亂砸一通,面對這些來勢洶洶的陌生人,她鎮定自若,甚至還冒著被毆打的危險,用「可以去香港拍賣爲國家賺外匯」的理由,保存下了明代的德化窯名家雕刻觀音像,大青花瓷盆等數十件珍品,善良的她,還幫助一名,偷拿她戒指和手鐲的女紅衛兵打掩護,讓小姑娘有機會把偷拿的東西,「不著痕迹」地還回去,免於被同伴批鬥的命運!
紅衛兵還要拉走她的冰箱,她卻悠然地吩咐廚師爲她准備早餐,然後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吃著配牛油和果醬的吐司,淡定的喝著咖啡,甚至還告訴紅衛兵小姑娘,咖啡是什麽。精心呵護的家就這樣空了,女兒驚慌失措,她卻鎮靜地說:「凡事總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想想那些古董,在屬於我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擁有過,經歷過多少戰爭和天災人禍,我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爲有人失去了它,當它們爲我所擁有時,我可以玩,賞它們,現在,我失卻了它們,就讓別人去玩賞它們吧!人生本就是過渡,財産並不是最重要的」。
面對飛來橫禍,卻從容不迫,名利財富,視作過眼煙雲!
後來,女兒被關進牛棚,鄭念則被指控爲英國間諜,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開始了長達6年半的牢獄生涯!
在那個理性與法制,全數崩潰瓦解的時代,一切都變得荒謬,毫無道理可言,爲求自保,身邊最親的人都可以誣陷,所有人都變得不再是自己,而她,一直在做自己!
她的牢房爬滿蜘蛛網,牆壁因年久失修而泛黃佈滿裂縫,床是粗陋的窄木板,她說:我有生以來,從未接觸過也沒想像過,世上竟會有這麽一個簡陋又肮髒的地方!
生活環境發生這麽大的轉變,人的情緒是很容易崩潰的,她卻在有限的條件內,盡可能地保持著體面乾淨,她聰明地用毛主席語錄中「以講衛生爲光榮,不講衛生爲可恥。」向難纏的看守借來掃把和清水,將整個牢房來了個「大掃除」用飯粒當漿糊,把手紙貼在沿床的牆面上,防止睡覺時灰塵掉落,用針線將兩塊毛巾縫起來,給水泥馬桶做了個墊子,甚至裁了一塊手帕做成遮眼罩助眠!
哪怕風雨摧殘,也有自己的精緻和講究,不因絕境而自暴自棄!
無論面對多少次審訊,她都始終堅持自己是無罪的,高壓之下,連她的親弟弟,也因無法承受精神折磨,交出所謂「證據」,而「背叛」了她,可她仍舊毫不動搖,在交代材料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而她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她也有過堅持不下去的時候,這時她就主動挑釁看守員,結果無疑都是一陣拳打腳踢,可她卻覺得很高興,看守都罵她是「瘋婆子」,可是只有她自己明白,只有用這樣的方式,才能激起自己的求生意念,因爲「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
在理性和邏輯完全,派不上用場的世界裏,她要如何爲自己爭辯呢?
細細思索過後,她決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她開始刻苦學習《毛選》一邊鍛煉活躍腦力,一邊從中獲取辯論的依據,結果,她對於毛選的熟悉程度,口才與智力,均無人能與她抗衡,她也打撈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唐詩,背誦並欣賞那些天才之作,沈浸在不朽詩句和美妙意境之中,在身體狀況已經差到不行,難以支撐站立之時,她擔心自己因爲神志不清,而讓造反派有機可乘,甚至還自己編了一個運動操,精神與肉體,一個都不能垮。
每個人都害怕,一場突如其來的永夜,只有少數人會爲這場漫長的寒夜,儲備足夠的精神食糧,直到獲得救贖,而她就是那極少數的人之一!
因她始終不肯「認罪」,她的身體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特製的手銬深深嵌入他的肉中,將她手勒得血肉模糊,有位送飯的女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她想的卻是,怎麽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因手被反铐,她無法正常飲食,每一次如廁都異常困難!拉褲子側面拉鏈時,手腕都會有撕心裂肺的疼痛,她本可隨意些,直接不拉拉鏈,可她甯願使傷口加深,也不肯失去體面,她說:我覺得這樣,太落魄太失體面了,對我的抗爭精神不利!
她不僅堅持自證清白,也不誣陷他人,甚至膽敢爲劉少奇辯護,她說:「在我看來,文革僅僅是一場爲自己澄清名譽的鬥爭,我不但要活下去,還要活得像花崗岩一樣堅強!」
她以纖弱之身,獨自抵禦了,世間的酷烈、人生的無常,用近乎決絕的毅力相信,終會有人會看到真相,還她清白!
因爲衣服爛到不能再爛,她便托看守給她拿衣服,看守拿了一件她女兒的棉襖給她,一看到那棉襖,她就一時懵了,這是文革那年她爲女兒做的,然而現在她已入獄6年,爲何女兒的衣服還是新的,是不是這孩子已經出事了?
她不敢再想下去,急忙問管理人員,沒有一個人告訴她實話,她在對女兒無盡的思念和猜測中,忍受著巨大的壓力,不斷在心裏,給自己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發誓一定要活著出去,爲了自己心愛的女兒。
漫長的六年半,在無人交流的孤寂中,在對女兒的極度思念中,在病痛的數次侵襲中,逐漸接近尾聲!
1973年,鄭念提前釋放出獄,可她竟然拒絕釋放,強硬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在報紙上公開賠禮道歉!
最終她平反出獄了沒有「揭發」任何人,更沒有承認任何莫須有的罪名。
在真個血腥濃重的文革中,她的手上沒有任何血痕,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尊嚴與良心!
出獄後的鄭念,已經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可依然被衆人監視,她不信她女兒是自殺,秘密調查她的的死因,經過重重困難,她最終查到了真相,原來女兒是被人活活打死,然後扔下樓,讓人以爲是自殺的。後來她爲女兒洗冤,親手將凶手送進了監獄,15年後,凶手刑滿釋放,依舊兒孫滿堂,而她卻淒清孤寂,無人相伴!
女兒去世的噩夢,不斷折磨著她的精神,她再也無法忍受,決定離開,決定再也不再重返傷透她心的故國。
出國前,她向國家,捐贈了家中僅剩的文物,不帶走一絲一毫,文明在野蠻的暴力下流失,她實在不忍心再看到!
65歲高齡的鄭念,踏上客輪,漂洋過海,只身前往美國,在甲板上,一向堅強她,忍不住淚流滿面,離開生養她的故土,她說;「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這真是萬念俱灰的最後一刻」,如她所說:「罪不在她」!
到達美國後,她以極強的適應能力
克服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每天清晨起床,都以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一天,一個人購物、做菜、駕車、看病!
她年紀大了,身體常伴隨病痛,可依然鬥志昂揚,生活只要還在繼續,她依然要活得漂亮,驕傲地活給自己的命運看!
每個寂靜的夜裏,那些關於丈夫和女兒的回憶,都刺得她生疼,在如此巨大而漫長的煎熬裏,72歲高齡的她完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書《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那年,是1987年!
這本自傳體回憶錄也成了八十年代
中國「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一經推出,就風靡歐美,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而轟動整個西方世界,有人說:這本書教育了西方讀者整整三代加拿大歌手Corey Hart專門寫了一首鋼琴曲《Ballade for Nien Cheng》向她致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都忍不住在《紐約時報》上寫書評,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的記錄!
80歲時,她還精神抖擻地穿梭於各大高校做演講,和學生們一起談論東西方歷史,鼓勵海外遊子努力學習,雖然離開祖國,但她卻從未忘記祖國,將著書所得的優厚稿酬,設立「梅平基金會」,專門資助大陸留美學生,讓他們能夠在海外學習減輕一些負擔!
一生浮沉,經歷過多少絕望,可看她老年的照片,看不到絲毫歲月孤苦的痕迹,無論身處何種命運的漩渦,她都不放棄去發現人生的美,去創造生活的美!
她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Let the past rest,不要氣餒,你一定要有一個希望,並且有信心、樂觀,朝著那個希望走,如果你覺得沒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裝了!
我在監獄裏,雖然那麽苦,我還是永遠要奮鬥的,只要你有一口氣,你就應該朝著你的目標奮鬥!
鄭念很美,這份美,來自血與骨中,那洗不去的堅韌與芳華,她總是溫柔地笑著,笑著把所有痛苦和辛酸,都化爲了生活的調味品,美麗奪目,透過歲月的煙塵,清晰地浮現,惹得人人驚歎!
2009年的一天,她在浴缸裏摔倒起不來,被送入醫院後,醫生告知她的壽命最多只有一年,她面色平靜,淡淡地說,我已經活夠了,我要準備回家了!
2009年11月2日,中國真正的名媛鄭念在美國華盛頓去世,享年94歲
她的骨灰,和丈夫、女兒合葬於太平洋,一家三口,至此終於團聚了!
大多數人以爲的名媛,是名牌堆身,錦衣玉食,可她卻讓我們懂得了,真正的名媛,是在於竭力維護自己的風範,在汙穢的塵世,保持儀態的高雅,靈魂的高潔,以最柔軟又最固執的姿態,守著最強硬的底線不放棄,即使面對淫威,淪爲階下囚,衣衫襤褸,依然有她的傲氣與尊嚴,即使近百歲的年紀,依然優雅美麗,清醒獨立!
這才是當之無愧,堂堂正正的真名媛,讓我們一起致這位不凡的中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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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對我笑 明 學 死因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行深於混沌——回顧卡謬的自殺命題】
早前見到劉康君做了一段片,叫做《唯一嚴肅哲學問題》,顧名思義是改編卡謬的東西,講人生和香港式生活帶給人的荒謬感。劉康是個中學生,政治意識啟蒙很早,2017年就穿著校服與林鄭月娥合照,展示「香港獨立」標語;早前又因為警察在他身上找到一支疑似氣槍,判感化18個月,但在上庭時,他坦白說出自己支持獨立的政見。
多年來我在想,苦悶的時代總是應該流行存在主義。台灣流行的時候還在戒嚴,香港卻為何沒有那種盛況。劉康在這個年紀就感知到荒謬,是天賦也是咒詛。他說的東西,令我想到中學時的自己。後來我在大學時接觸存在主義,那只是入門課,哲學沒有解通太多事情,只是覺得安慰,原來我煩惱的事不新奇,很多前面的人就已煩惱過。
當然也極有得著,存在主義式的思考,給予了一種極端的克服悲哀和虛無的思考迴路。畢竟心靈雞湯或上教會對我這種人沒作用。存在主義是這樣嘗試克服痛苦的:人是隨機出現的,而這個世界又是注定滅亡。太陽系的太陽其實是一個燃料,最終在億萬年之後還是奔向寂滅,這個星球的生物也會因此全部滅絕。所以我們這一刻的痛苦和開心、功名的失敗,在這個維度去看,不必太過執著。但這並不是虛無主義,所謂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是,為何不自殺?既然世界是無意義、太陽遲早冷卻,沒有天國和地獄,那麼早死遲死,都沒有意義,為何不死?
存在主義者都很反叛,所以既然看到世界是毫無意義,卻故意要活得像它是個終極的歸宿,還要在這虛無之上建立很多事情,興高采烈,不管它最後還是要灰飛煙滅。繼續苟且的活著,便是反抗遲早吞噬一切的虛無。人沒辦法找到意義,但這種對抗卻是創造意義的一種。他們視這為最終極的反抗。
這是我理解的存在主義,雖然有人會說卡謬的反抗只是一種心理或認識上的打飛機,但這對我真的很管用。你不必很高興,甚至經常不高興,但是你總不會選擇死,因為死是向物質世界的必然性低頭。
但當然這只是理想的境界,搞不好是會變成虛無主義,是很消極的。人的覺醒通常是因為感知到虛無和荒謬,不管是佛教要逃出生老病死的輪迴,不管是傳道書所羅門王之對世界始終空虛的哀嘆,都如此,但最重要還是克服虛無。人的智慧從虛無中來,但不能安在虛無之中。
看整個脈絡,成為體系的存在主義是戰後產物,法國是一個經歷德軍大屈辱的國家,難怪他們的世界觀那麼極端。其實存在主義是一種左翼思想,它否定了那個穩固的價值體系,神、善惡、事物的本質,都不再固定。他們說,這世界的本質就是一片混沌,所以人要靠自己去給世界以定義、定意義。人的能動性要壓倒一切,創造世界。
在我後來看,這種想法跟心學之於理學、陽明之於朱熹,很有相似之處。「能動性」有偉大,也有其危險之處,由固成變,變出甚麼,是晦明難測的。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對進步政治沒太多好感,例如現在大家自己能夠「決定」自己的性別,雖然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本能和人權,但我則看到了形上學崩潰了一兩百年後,人類靠自己之後的偉大和荒謬。在這過程之中,唯物主義、辯證法、共產主義革命、甚至戰後滿天神佛的哈蘇魯神話的重新流行,也就是要在這「存在先於本質」的意識形態歷史背景下才能實現。人和世界是沒有本質的,只看我們怎麼創造它。
世間還是要法碼的。有人問我信不信神,我是持不相干論的。在這個世界的見聞令我覺得,祂不干預我們,所以我們何苦辯論;祂干預的話,人類亦沒有權柄說甚麼做甚麼,結論還是。但我最後還是說,人還是應該信神,信神是福氣,祂給你秩序和法碼,把一切暴虐的虛無鎮在地底。生死之間有大恐怖,各式各樣的神都把這大恐怖圈養在一個叫地獄或者陰間的地方,你身處的地方是陰影和陽光之間,還有救的,不是完全虐肆之地。
所以信神是多有福氣的事。《還願》裡的主角信了一個叫慈孤觀音的陰神,但在結局之前,他還是過了一段有信心的日子,扭曲地說,這是有信仰的好處和能力。世上很多人信邪教,信各式各樣的傳銷者、政治領袖,因為普遍而言,人受不了虛無,需要指引,即使是陰神和小神,即使那指引多麼可笑,格局有多低微,還是有信眾的。
雖然存在主義是有基督教的學派,但主要來說,還是無神論的,要處理一個「假設神已不再存在」的現代世界,這個世界包圍和噬咬著有知覺的人。日漸行深,信有還是信無,這是一個大問題。Christopher Nolan的《黑暗騎士》基本上就是處理這問題,當白騎士混亂腐化之後,一個滿天神佛的、無善惡的哈蘇魯式的世界就要席捲高譚市,所以蝙蝠俠要成為故事中的壞人,白騎士在死亡中還是美好的,市民需要信仰,即使內裡是虛無的。
這基本上是導演的標誌,後來在《Dunkirk》也是如此,英雄其實死得很無聊,但只要別人歌頌,就能鼓舞士氣。世界需要虛假成真,人類還是需要相信最老套的秩序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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