齋主之前寫文章被告的案件,近期二審宣判,有幸能維持一審判決的幸運勝訴。自去年中被告以來,基於尊重司法程序,我從未想過要公開討論案情。如今想來,雖不知是否會有三審,但這次的法庭經驗和為開庭而作的準備,著實有不少值得分享之處。在分享開始之前,我得謝謝這一年多以來,所有曾為我提供諮詢和鼓勵的朋友,同時要特別謝謝我的律師 Jin-Yo Lin,林晉佑律師。
我有幸因過去所撰寫的文章而認識林晉佑,我特別感謝他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不厭其煩的回答我一個又一個法學問題,主導及撰寫答辯狀之策略方向,並非常感激他透過解釋案件的過程中,讓我的法學常識有所增加。我很推薦律師 Jin-Yo Lin,他是位稱職的律師,更是個善解人意的好友。
故事要從2020年5月27日開始說起。那是個接近午餐的週間上午,一通來自台北地檢署的電話打進我的手機,書記官詢問我為什麼昨天下午沒來刑事偵查庭。我當下不明所以,畢竟全然沒有需要前往開庭的資訊。礙於在電話中不能透露更多資訊,書記官只告訴我下次開庭的時間地點,並表達傳票會再行寄給我,便掛斷了電話。掛斷電話以後,隨即問了問幾個法律朋友,他們表達這肯定是地檢署經費不足,導致此些芝麻案件的經費短缺,乾脆就連掛號信的經費都省了。
那時慌亂非常,因為離刑事偵查庭的日期尚久,但我卻連案件是甚麼都不知道。好在幾天後,來了民事庭的傳票,我才知道到底是因何緣由捲入此次訴訟。
事件背景是這樣。2019年10月,有位台灣女性於菲律賓長灘島觀光遊玩,因為下身穿著了只有一條線的泳褲,遭到當地警方開罰,也有當地遊客拍下該名台灣女性的照片,上傳至社群媒體上。後來菲律賓媒體也報導此新聞,甚至在警局內拍攝該名女性與其男性友人,並不知怎麼地拍攝了該名女子的台灣護照資料,以無遮掩的方式,呈現了護照內頁。頓時整個台灣社群網路,都從該報導中得知了該名女性的本名,網友瘋狂轉載。
此次被上訴人有三,分別是某知名媒體、子迂的蠹酸齋以及某知名婦產科醫師,除知名媒體被求償120萬,知名醫師和我皆被求償60萬元。齋主我就只針對自身情況作說明,媒體和醫師的部分,若有機緣再找機會向齋友們說故事。
子迂的蠹酸齋。我因為轉載了該菲律賓媒體的影片,並於貼文中寫出當時早已傳遍網路的女子本名,貼文內容並非詆毀,而是全以稱讚該名女子勇於衝擊社會傳統價值觀為主軸。而後另一媒體轉載了該篇提及姓名的文章,之後又出現網友將該篇新聞轉載至PTT,底下網友一片針對該名女性的辱罵。我被告侵犯個資。同時對方以我詆毀女性、鼓譟民眾對女性進行汙辱等理由相當不滿。
該貼文的內容如下
「…原來台灣女孩『甲○○』,是個勇於追求人類天然本心的前衛主義者。透過單線型兩件式比基尼,讓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體會到,『甲○○』所表達的訴求,是尚不被社會所允許的…甲○○,你是齋主我的英雄!」
刑事部分,自然是以不起訴處分。
重點在民事上,我也很幸運的連續兩個審級都勝訴。
說起來,我雖引用該媒體,但並未作任何加油添醋或顛倒是非,而只作些個人的意見陳述和表達,應該仍於言論自由保護的範疇內。
當中訴訟的過程,也發生過不少細節,礙於篇幅就不多提了。我至今印象都還很深刻,於2020年六月初次刑事偵查庭時,我見到了該名女性。庭後我沒有遲疑,隨即上前攀談,並指出如果該篇貼文造成了她生活上的困擾,我感到遺憾和懊悔,並隨即彼此留下了聯絡方式。我追求的還是彼此和氣,若能少一事則少一事,但很遺憾的是善意多半石沉大海,就這樣到了二審宣判。說起來心中確實有些遺憾,未能將此事更圓滿的善了。
此次法院經驗,確實使我有不少經驗。首先自然是往後用字遣詞得更多費心。法院經驗真正告訴我的,是法律攻防雖然重要且必須,但相較之下真正折磨人的反倒是沒消沒息的等待。這一年來因為疫情之故,地檢署和法院的效率都因此降低許多,一審時因為疫情狀況不嚴重,所有訊息溝通和交流還算順暢。待至二審期間,因適逢三級警戒,室內人數有所限制,因此言詞辯論程序只能沒消沒息的等待。收傳票的感覺不怎麼,但是等待傳票的感受卻是相當煎熬。經此一遭,也理解當年各大名人都害怕被李敖告的原因了,跑法院麻煩又沒意義,若不是得請律師代行,就是得親身去說明情況。雖說此次訴訟的經驗,讓我對法律的認識加深,也更能拿捏言論自由模糊尺度,還跑了遭高等法院。至少還能出門自嘲,說因為寫文章被告過。
不管如何,終究是個經驗。
有經驗是好,但跑法院是真折磨。
希望眾位齋友此生都能遠離法院。
最後,深深感謝司法對言論自由之維護。
言某諮詢ptt 在 我的紫袍夢-3年9月的檢察官日誌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關於網路三盲濫告】網路上的三盲惡人先告狀,把檢警當成騷擾「仇人」的工具,怎麼辦?
--當前司法難題、偵查實務做法的一些反思
在本粉專在昨日貼文討論三盲粉專作賊喊捉賊:https://bit.ly/2Hvrihk 之後,小編收到了幾封訊息,是讀者分享自身的經驗、以及幾位網路文字工作者(作家/評論家)自身經驗的甘苦談,其中有一位作者便表示,因為一篇明明早已有判決認證是合理評論的文章,卻跑了警局、地檢署幾次。
「評論網紅的不當與錯誤發言,卻遭到網紅抹黑,因此提出反擊,卻反被告?」
「網路上吵架吵輸了,道理上站不住腳就亂告人?」
「台灣的濫訴問題這麼嚴重,法律不能處理嗎?」
也有1-2則是「現在進行式」的案件,本粉專還是維持創設的原則──不討論個案事實內容的問題,也不接受個案法律諮詢。如果有被濫訴、自己又不是學法律的人,那應該去求教專家。
我們的貼文只就當前的司法議題—濫訴—做討論。
我們L小編之前處理過類似的濫告網路文字工作者的「大亂鬥」案件。L小編是該案辯護人(該案早已結案,告訴內容真的是荒誕無稽的大亂鬥,看得有夠累的),但當事人不是法律人,因為被濫告收到傳票後,不得不委任律師,也因此平添了很多法律成本的負擔。
在那件案件裡,L小編也思考了更多在法律制度更上位的問題。
在這邊,我們可以拋出一個立法論的問題:
像這種網路上糾纏吵架的案件,#要用刑法來管制嗎?#值得動用偵查資源嗎?最後會不會變成「先告先贏」,所以本來不想告的一方也被趕鴨子上架,趕快提出「互告」?
偵查資源是集體納稅人的錢,應該要去處理殺人、放火、妨害性自主、槍砲、組織犯罪……等重要案件,我們真的要讓偵查資源被濫訴人癱瘓,來處理這種網路上的糾紛嗎?
除了以上立法論的問題,讓讀者好好思考外,
以下是我們作者在和法律圈內友人討論這個議題時, #對於個人過去檢察官工作的習慣 做出的反思,我們摘取不涉及個案的段落內容,分享給大家:
在這邊也要提出自己的一點反思。
其實真的是換了個角度,就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過去的我在檢察官的位子上案牘勞形,思維就會變得「越來越檢方」,面對各類顯然濫訴的案件,腦子裡想的是怎樣可以讓案件「有進行」、「快速結案」,有時會忽略了對於被濫訴的人名為「被告」實則為「被害人」的無奈。
後來回去台大上課,有時聽到教授說:「檢察官的處理方法就是OOXX(負面意見)」,常常會覺得不服氣。
之前也跟幾位朋友爭執過「傳喚不傳喚」的問題。
有一些從事網路、傳媒工作的朋友認為:台灣就是太多瘋狂的人,試圖利用司法濫訴來製造人們的不便,利用騷擾來造成「寒蟬效應」。
還有朋友不客氣表示,助長這種歪風的,警察和司法的處置方式就是「幫兇」。
也有一些警察對於目前的偵查流程有些意見和反思:「難道瘋子一直告,我們就要一直通知嗎?這樣合理嗎?」
如果我們回到 #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項 的規定:「實施偵查 #非有必要, #不得先行傳訊被告。」
回到法律規定和理論面來看,目前偵查實務被癱瘓的問題,似乎也並非無解。
更不要說,有些人的濫訴紀錄、網路言論內容,其實在司法判決、新聞裡就查得到了。如果引用的是判決、新聞內容,有可能是不經查證的「妨害名譽」嗎?
檢方面對這樣的瘋狂濫訴,本來就必須找到案件進行與結案的方法,甚至檢察體系自己要想出解決之道——不管是推動偵查流程的改良也好,或甚至是修法來解決濫訴也好。
這雖然是我國法治教育不足、三盲流竄下產生的司法難題,但 #這個難題是檢方的任務,不是受害人民的義務。
問題在於,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檢察體系中還是很多檢察官認為:「傳來問一問」可以讓案件在系統中有進行、快速結案,何樂而不為?
殊不知,這樣的「樂」,其實是助長了濫訴人、網路上各類霸凌的氣焰,對於某些不懂法律、怕麻煩、怕警察/不想跟司法打交道的人而言,也產生了言論自由的「寒蟬效應」,很多人也因此不敢出聲去批判與反駁那些在網路上興風作浪的「戰神」、「PTT名人」、「網紅」各種歪理。
更嚴重的是,會讓很多受到濫訴所苦的人(而這些人往往本來不是司法的敵人),在程序中對司法產生誤解,縱然最後拿到不起訴處分,但因為在程序中受到很多委屈或製造不必要的麻煩,也會對於司法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在這種把偵查機關當成打手的惡人先告狀文化下,也會讓很多想要衡平/匡正網路言論市場的人,在不了解被告≠有罪、傳喚≠刑罰下,因為害怕而卻步。就算是懂法律的人,也不想要被這種「先傳喚再說」的「偵查進行技巧」無端滋擾。
最後「樂」到的,是劣幣驅良幣、越形膚淺甚至造假新聞、司法流言橫生的網路言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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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是德國Konstanz(康士坦茨)的Imperia「女神」像。
以下為我們作者遊記中的一段:
但其實Imperia不是女神,而是羅馬名妓。而這個雕塑,其實是有爭議的。
1414-1418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此召開歐洲天主教大會,史稱「康士坦茨大公會議」(Konzil zu Konstanz/ Council of Constance)。
傳說當時的妓女成為政見不合者之間意見溝通的渠道,後來Honoré de Balzac的小說〈美麗的Imperia〉(Die schöne Imperia/ La belle Impéria)就是描述了一名羅馬名妓在宗教大會期間穿梭於權貴之間的故事。
這座雕像之所以有爭議,是因為Imperia左右手上舉著的分別是教皇和皇帝。
似乎暗諷政權和教權被玩弄於一位名妓的鼓掌之間,充滿濃濃的諷刺意味。
本文貼這張照片,純粹就是在不能出國的疫情期間分享給大家看看外國景點風光,
絕對沒有要諷刺什麼,大家別多心。
當然,大家看完本文和照片後會有什麼解讀,這是 #思想自由,也無從干涉了。
言某諮詢ptt 在 台灣主權和平獨立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貼篇稍早有人很簡短翻譯過的新聞。不過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 有就這篇報導發過更詳細一點的文章。美聯社(AP)近期取得了好些WHO與中國的內部紀錄,暗著表示中國根本是罪魁禍首。翻譯花了兩晚,閒暇時間才來完成。小結一下,除了譚得賽之外,WHO其他官員應該都是很盡心盡力。那認真說,這篇真的越翻越生氣,但,無能為力。中國的醜惡在這篇報導裡面展露無疑。裡面有一段話重複出現了好幾次” declining to be identified for fear of retribution.”AP記者想表達什麼明眼人應該都懂。懶得看可以拉到最底下,AP有下非常簡單的結論。另外,歡迎大家分享,覺得這篇與台灣某方面極度相關的內容應該要讓更多人看到的XD(有些人名我找得到的就換成中文了,找不到的原文貼上。(內有7383字,文非常長,慎入。https://apnews.com/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fbclid=IwAR3ohNoVVvSx10nQuh8yOs5DFSeD1MRc32rqzul7jbc-TBN06ZWupo12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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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一月,WHO都在公開讚揚中國所謂的”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回應”。他們一再的感謝中國政府”立即”分享病毒的基因圖譜,並表示中國政府的努力與對於透明度的承諾是”非常令人驚訝,難以言喻的”
但是在這幕後,則是個迥然不同的故事,是個中國顯著的延遲了資訊傳遞、WHO官員們因為無法得到對抗這致命病毒的傳播所需之資訊而極度喪氣的故事。
儘管有這些喝采,中國事實上在三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完全解開了資訊之後,還延遲了發布病毒的基因圖譜,或說基因組,超過一周。根據許多的採訪與內部文件,中國對資訊的嚴密控制與其公衛系統中的互相較勁才是罪魁禍首。
中國政府的實驗室,在另一個實驗室於一月11日比當局早釋出基因組資訊於一個病毒學家的網站後,才釋出其解出的基因組。根據聯合國健康機構在整個一月中所召開的內部會議的紀錄,即使如前句所述,中國也至少拖延了兩周以上才給予WHO關於病人與病例的的詳細資訊,全都在這段或許大爆發能夠被顯著延緩的時間點。
根據美聯社獲得的紀錄顯示,WHO的官員們公開的讚揚中國是因為他們想要從中國政府那”哄”出更多資訊。而在私下,這些官員們在幾場於一月6日當周所召開的會議中抱怨中國不願分享足夠的資料讓他們得以評估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有效傳播,或是會對世界上其他部分帶來什麼樣的風險,從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Maria Van Kerkhove,美國流行病學家,也是WHO的COVID19的技術領導,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我們憑藉著最小化的資訊在做事”,並提到”這很明顯的不足以讓各位做任何合適的計畫。”
“我們現正處於一個,是的,他們會在這些資訊於央視播出前15分鐘給我們的階段”,WHO在中國的最高位官員Gauden Galea醫生於一場會議中如是說。
對病毒的早期回應的故事背後,是來自於聯合國健康機構正”被圍城”並同意了獨立調查這波疫情是如何在全球被應對的那個時間點。在早先重複稱讚中國對疫情的回應之後,川普在最近幾周因為據傳WHO與中國合謀隱藏冠狀病毒的危機而對WHO炸開了。他在周五時宣布切斷與WHO的關係,可能會危及到美國每年給予WHO的約4.5億美元 – 是其最大的贊助者。
在此同時,習近平決定要在接下來兩年內在全球投入約20億美元幫助對抗那個不能說的病毒,並表示中國總是”最即時”提供給WHO與全球所需資訊。
新的資訊並不支援中美雙方的說法,反而是敘述了一個被夾在中間的機構,他們儘管於本身的權威性上有限制,依然急著在嘗試取得資料。雖然國際法條規定各國有義務上報可能影響公眾健康的資訊,但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其實並沒有強制力、也無法在各國獨立調查疫情。相反的,WHO必須依賴會員國的合作才行。
紀錄顯示,較之與川普所宣稱的與中國同流合汙,WHO其實是因中國只給予法律所規定的最少資訊而被蒙在鼓裡。然而,WHO的確試著以最光明的角度來描述中國,可能是個確保能獲得資訊的手段。並且,儘管中國政府缺乏了透明度,WHO的專家們基本上都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們其實在偵測與分析病毒上都”幹得很好”。
WHO的職員們就如何施壓中國給予基因序列以及詳細的病毒資料,並不觸怒當局爭辯著,他們擔心會失去許可以及讓中國科學家們身處險境之中。在國際法條規範下,WHO被要求必須迅速分享資訊並警告會員國可能有進展中的危機。Galea並提到,WHO不該放縱中國在告訴其他會員國之前隱藏資訊,因為”這對我們的責任是不尊重的。”
WHO的緊急事件領導人,Michael Ryan醫生在一月份的第二周時,因為擔心如同之前2002年從中國起源並殺死了近八百人的的SARS大爆發會再次重演,而告訴同事是時候”換檔”並且對中國施加更多壓力了。“這是完全一樣的場景,無止盡的嘗試從中國獲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最新資訊” 他說。”WHO上一次因為南中國的透明度問題,才僥倖逃生出來。”
Ryan說,最好保護中國的方式就是讓WHO能使用中國政府的資料進行獨立分析,因為否則的話,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將會成問題且其他國家將會採取相對應的行動。Ryan醫生也提到,中國與其他過去的某些國家一樣並沒有好好合作。
“這並不會在剛果發生,也沒有在剛果與其他地方發生。”他說,可能是在指2018年於剛果爆發的伊波拉疫情。”我們需要看到資料…在這個關頭是極端重要的。”釋出基因組的延後導致其拖延了能夠識別出病毒的散播至其他國家,以及全球在測試、藥物與疫苗的進展。缺乏詳細的病人資料使確認病毒能傳播的多快更難以辨認 – 這是要停止傳播的重要問題。
根據中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感染回顧資料,在政府實驗室於一月2日解出完整基因組與WHO宣布全球緊急事件的一月30日之間,這場大爆發以100至200倍的速度蔓延開來。這病毒現在已經在全球感染了超過六百萬人並且殺死了超過三十七萬五千人。
Ali Mokdad,華盛頓大學健康度量與評估中心的教授提到”很明顯的,如果中國與WHO能夠在動作得更快點,我們可以拯救更多生命並且避免許許多多的死亡。”然而,Mokdad教授與其他專家也提到,如果WHO更直面中國的話,他們可能會導致個更糟的狀況,就是什麼都得不到。
如果WHO逼得太緊的話,他們甚至可能會被踢出中國,Adam Kamradt-Scott,雪梨大學國際健康教授如此說。但是他也補充,延遲幾天釋出基因序列對於爆發而言是很嚴重的。此外他還提到,當北京缺乏透明度的情況越發清楚的情況下,WHO的幹事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就是譚得賽的啦)持續替中國辯護是很有問題的。Kamradt-Scott說”這絕對傷害了WHO的信譽”。”他是否太過了?我想對此的證據非常明顯,這產生了許多對於WHO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問題。這可能會是個值得警惕的故事。”
本篇報導中所提到的WHO與其官員們在沒有相關會議的錄音或是手寫逐字稿的情況下,拒絕回答美聯社提出的問題,而美聯社因為保護消息來源的緣故無法提供。
“我們的領導者與職員們日以繼夜的工作以符合組織規範來平等地支援所有會員國與分享資訊,並且與政府各層級發起直接、坦率地對話。”一個WHO地聲明如此寫著。
中國的衛生與健康委員會及外交部對此不予置評。但是過去數個月裡,中國重複地維護自己的行為,然而於此同時,許多其他國家 – 包含美國 – 卻對病毒的反應慢了數周甚至數月之久。
自從疫情爆發,我們一直持續公開透明且負責地分享資訊給WHO與整個國際社會”,一位衛健委的國際部門官員Liu Mingzhu在一場五月15日的記者會中這麼說。(抱歉,我翻了一下衛健委的網站,都沒看到名字相仿的人…)
根據訪問、文件與WHO紀錄所揭露,找出基因圖譜的競賽從十二月下旬開始。那時,武漢的醫生們注意到有神秘的病人群聚帶著發燒與呼吸問題,然而標準流感療程卻對他們不起效果。為了找出答案,他們將病人的測試樣本寄給商業實驗室。
到了十二月27日,微遠基因(Vision Medicals),拼湊出了這個與SARS有極高相似度新冠狀病毒大部分的基因組。根據中國財經雜誌財欣首先報導,而後美聯社獨立確認過,微遠基因將資料分享給武漢當局與中國醫療科技學院。
據社交媒體所流出,十二月30的時候,武漢衛生官員發布了內部提醒,警告有不尋常的肺炎出現。而在科學人進行的訪談中敘述了當晚,因追蹤SARS病毒到蝙蝠洞而出名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冠狀病毒學家,石正麗,被警示了這個新疾病的存在。而她隨即搭上了會議後的第一班火車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隔天,中國CDC的局長高福便派遣了一對專家小組前往武漢。一樣在十二月31日,WHO首次在尋找大爆發資訊的公開平台上得知了這些病例,根據Ryan醫生說。(不就是我們從PTT上得知訊息並通知WHO的那天…好人真難當
WHO在一月1日時官方要求了資訊。根據國際法條,會員國有24到48小時回應,而中國在兩天之後回報有44個病例且無人死亡。
一月2日,根據石正麗在研究所網站上所張貼的提醒,她在當天解出了病毒的完整基因組。
科學家們同意中國的科學家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找出、排序了這個當時仍未知的病毒,證明了自從SARS之後,中國進展迅速的技術能力,而SARS當時,一個WHO領導的小組花了數個月才辨別出病毒。這一次,中國的病毒學家在數天之內便證明了這是個前所未見的病毒。譚得賽,稍晚將會說北京”立下了應對爆發的新標準。”
但是當碰上了要與全球共享資訊,事情就變得很糟了。(我們都知道
一月3日,衛健委發布了機密通知,要求擁有病毒的實驗室銷毀或是將樣本送至指定機構保存。該通知首先被財新披露並被美聯社發現,禁止實驗室在未獲得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公開病毒。而該命令禁止了石正麗的實驗室公布基因序列或是警告其潛在的危險。
中國的法律聲明研究機構不能在未獲得最高健康機構的許可下,對可能危險的新病毒進行實驗。
Edward Gu ,浙江大學的教授,與一位西北大學的博士生Li Lantian ,在一份三月公開的分析爆發的論文中如此說“如果病毒學家的社群能以更高自主性運作,那麼公眾就能更早被通知有關這個新病毒的致命風險。”
衛健委的官員稍晚重複了說他們是為了確保實驗室的安全,並且指派了四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來識別其基因組並獲得正確且一致的結果。
到了一月3日,根據美聯社所看到的一份內部資料,中國CDC已經獨立定序了病毒。在一個國營媒體的訪問中,因為召集了所有人挑燈夜戰以求在時間內獲得結果,到了一月5日的午夜,政府指派的第三間實驗室,中國醫藥科技學院也已經解開了序列並送出了報告。然而,儘管三間實驗室都已經獨立且完全定序完成,中國健康有關當局依然保持沉默。WHO在推特上表示對於武漢此無人死亡的不平常肺炎群聚之調查已經在進行中,並且會在取得更多資訊時分享出來。
於此同時,在中國CDC裡面,對於冠狀病毒的專業鴻溝證明了一個問題。
有將近兩周,武漢並未傳出新病例,而當局審查了對於可疑病例提出警告的醫生們。在此同時,研究者發現新的冠狀病毒用一種獨特的釘狀蛋白質與人體細胞結合。這不尋常的蛋白質以及缺乏新病例騙倒了一些中國CDC的研究者,使他們認為這病毒並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 就如同MERS一般,一位職員對美聯社如此表示,但該員拒絕表明身分,因為害怕會遭到當局報復。
一位李姓冠狀病毒專家表示,他在群組聊天中一看到流出的類SARS冠狀病毒定序報告,立刻懷疑這個病原體是會傳染的。但是中國CDC成功定序了病毒的團隊缺乏冠狀病毒分子結構方面的專家,也沒有與外界的專業人士諮詢。中國健康當局拒絕了國外專家的提出的協助,包含被禁止找出真相的香港科學家與一位中國大學裡的美國教授。
一月5日,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由知名病毒學家張永貞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是最後一個定序出病毒的。他將其資料發送至基因銀行的資料庫,等待覆核,並且通知了衛健委。他警告衛健委這個新病毒與SARS相似且可能具有傳染性。
“病毒應能藉由呼吸管道傳染”,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一份內部通知中提到。”我們建議在公共場合採取保護措施。”
就在同一天,WHO表示根據中國的初步資料,並沒有證據顯示強烈的人傳人跡象,並不建議任何針對旅行採取的措施。
而再隔天,中國CDC將緊急狀態調升到次高級。職員們繼續分離病毒、起草實驗室測試方針與設計測試包。但是該機構並沒有發布公眾警告的權力,甚至,提升了的緊急狀況其實有許多其本身的職員並不曉得。
到了一月7日,武漢大學的另一組團隊也定序了病原體並發現它與石正麗的研究相符合,使得石正麗得以確認他們發現了新種的冠狀病毒。但是中國CDC的專家們說他們並不相信石正麗的發現,並且需要在發布前確認她的資料,三位相關人士如此說道。而監督石正麗的研究室的衛健委與科技部,拒絕了讓石正麗接受訪問。
一個在這鴻溝間的重大因素為,中國CDC的研究者想要自己率先發布論文。賓州大學的一位冠狀病毒研究者,Li Yize,說”他們想要享有全部的榮耀。”
而在內部,中國CDC的領導階層則被激烈的競爭困擾著,六位系統中的相關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說,因為該機構藉由能夠在著名期刊上發布多少論文作為拔擢的依據,使得科學家們不願去分享資料。
日子一天天過去,甚至使得一些中國CDC的職員們開始思考,為何有關當局需要這麼久去辨識該病原體。
”我們開始起疑,因為在一兩天內就能夠拿到定序的結果。”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如此說,但拒絕透露身分,因為害怕遭到報復。一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科學家們成功從武漢的肺炎病人身上辨識出了新的冠狀病毒,搶先了也使得中國官方難堪。該技術員告訴美聯社說他們從華爾街日報首先得知這個消息。”
同樣的這篇文章也使得WHO的官員們感到難堪。WHO的緊急事件管理團隊的領導者,Tom Grein醫生說這使得WHO看起來極度的可疑且愚笨。一位美國的專家,Van Kerkhove承認WHO在發布新病毒的消息上已經太慢了,並告訴同事們對中國施壓是很關鍵的。
Ryan醫生同樣的也對資訊的缺乏感到難過。”事實是,我們已經涉入這事件二到三週了,卻沒有實驗室分析,沒有年紀、性別或是地理分布,也沒有疫情曲線。”他如此抱怨。這是指一種科學家用來表示爆發疫情如何進展的標準圖表。
在該報導刊出後,國營媒體正式宣布發現了新病毒。但儘管如此,中國當局依然未釋出基因組、診斷測試或是詳細病人資料,因其可能會暗示這疾病的傳染能力。
到了此時,可疑的病例已經在各區域間四處出現。
到了一月8日,泰國機場官員把一個流鼻水、喉嚨痠痛與發燒的武漢婦女拉到旁邊。朱拉隆功大學的Supaporn Wacharapluesadee教授所領導的團隊發現該婦女感染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很像中國官方所形容的。到了一月9日時,教授解出了部分的基因序列,並將之報告給泰國政府然後隔天繼續尋找相符的序列。但是因為中國當局並未發布任何序列,所以她什麼都找不到。她無法證明泰國的病毒與武漢生病的人是感染同樣的病原體。”可以說是等著看,看中國和時會釋出資料,然後我們才能兩相比對。”教授如是說。
而在一月9日時,一個61歲的老人因病毒過世,是已知的首個死亡病例。但是該病例直到一月11日才被公布。
WHO的官員們在內部會議中抱怨他們重複提出要求更多的資料,尤其是官員是否能夠人傳人的資料,但是皆為徒然。WHO的中國區代表說”我們一直在官方與非官方的管道要求更多流行病學資訊,但是一旦要的是特定的資料,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緊急小組的領導者Ryan醫生抱怨,因為中國只願意提供國際法條所規範的最小限度資料,所以WHO什麼都做不了。但是他也提到,去年九月時WHO反常的公開訓斥了坦尚尼亞,因為他們並未提供那令人擔憂的伊波拉爆發的足夠資訊。Ryan說”我們必須始終如一,現在的危險是,儘管我們立意良善,但是一旦有任何事情發生,那麼WHO將會變成千夫所指。”
Ryan醫生還提及了中國本來可以藉由立即與全球分享基因相關材料而對世界有”巨大貢獻”,因為若非如此,那麼”其他國家必須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全部從零開始。”
到了一月11日,張永貞教授的團隊終於在virological.org,一個研究者分享病原體資訊的網站上,公布了病毒的序列。該舉動觸怒了中國當局,使得他的研究室在隔天就被當局暫時關閉。張教授指若要評論則必須向中國CDC提出申請。而衛健委,監督中國CDC的單位,數度拒絕讓官員接受採訪,且也不願回答任何有關張教授的問題。
Supaporn教授將她的病毒序列與張永貞教授的相比對發現完全符合,確認了泰國的病人身上的病毒就是武漢來的。另一個泰國的實驗室活得了一樣的結果。 就在那天,泰國通知了WHO。
根據美聯社所獲得的文件,張教授釋出了基因組之後,中國CDC、武漢病毒研究所與中國醫學學院比拚著公布各自的病毒序列,大家都挑燈夜戰審核、蒐集病人資料並送去衛健委獲得許可。到了一月12日,三個研究視終於聯合起來將序列發布至GISAID,一個讓科學家分享基因資料的平台。
到了此時,已經超過兩周自從微遠基因解出了部分序列,而三個政府實驗室獲得完整序列也已經一周以上了。大約六百人在該州感染,大概是增加了三倍。
但有些科學家說,如此行為也非不合理,鑒於定序未知病原體的困難程度,尤其是準確率與速度同樣重要。他們指出,2003年SARS爆發時,有些中國的科學家一開始錯誤的認為疫情的源頭是衣原體(可導致砂眼或是泌尿、生殖系統感染的病原體。)。
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Peter Daszak說”在大爆發中確認自己是對的這件事情,壓力是很大的。事實上,告訴公眾錯誤的資訊其實更糟糕,因為這會導致公眾對公衛系統的回應完全失去信心。”
但是,其他人依然默默的質疑在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John Mackenzie,WHO的傳染病專家,同時也是爆發期間的緊急委員會成員,讚揚了中國研究者定序病毒的速度。但是他也說,一旦中央當局介入,詳細資料就流於在地上爬行的速度。”那之中絕對有段空白的時間。絕對有人與人的傳播。妳知道,他就在那盯著妳的臉看…我那時以為他們都到了這個階段,會變得更開放些。”
WHO在一月13日時宣布泰國也有了確診病例,賞了中國政府一個巴掌。
隔天,在一場機密的電話會議中,中國的最高健康相關官員下令要國家準備好面對大流行,稱這場爆發會是2003年的SARS之後最嚴峻的挑戰。中國CDC在各地的職員開始篩選、隔離與測試病患,在全國找出數以百計的病例。
然而,儘管中國CDC內部宣布為最高層級緊急狀態,中國官方依然宣稱人傳人的機會很低。
WHO在這之間猶豫不決。Van Kerkhove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中說”有限度的人傳人是絕對有可能的。”但是幾小時之後,WHO縮回去了,發布一則推特寫到”早先中國的研究並未找到明顯的人傳人證據。” – 一則在之後成為批評材料的聲明。
據熟悉公共衛生事務的專家表示,一個WHO亞洲辦公室的高層官員,畢業於武漢醫學大學的Liu Yunguo醫生,飛到北京與中國官員直接但是飛官方的聯繫,而記錄顯示劉醫師以前的同學,一位武漢的醫生,警告他肺炎病患已經將武漢的醫院擠得水洩不通,而劉醫師施壓要求更多專家能實地調查武漢。
到了一月20日,剛從武漢回來的鍾南山博士,一位知名的政府傳染病醫師,首次公開宣布新的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要”適時的公布疫情資訊並深化國際合作。”
儘管有指導方針,WHO依然苦苦掙扎於從中國獲得這起迅速演變的大爆發之中,足夠的詳細病人資料。同一天,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派遣了一小隊人到武漢兩天,包含Galea醫生。
他們被告知有群令人擔憂的病例由超過一打的醫護人員組成。但是他們並沒有詳細的傳播途徑來知道這些病例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或是完整了解這病毒傳播的多廣以及誰處在風險之中。
在一場內部會議,Galea醫生說中國方面公開且一致的談論人與人傳播,並爭辯著這是否會持續。他回報給日內瓦與馬尼拉的同事說,中國的關鍵要求是WHO要幫助”與大眾溝通,並且不會引起恐慌。”
而一月22日,WHO召集了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決定是否要宣布全球緊急事態。在兩場沒有答案的會議之後,他們決定不要這麼做,儘管中國已經下令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隔離 – 武漢封城。隔天,譚得賽公開形容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是”有限度的。”
連日以來,就算病例爆發,中國並未釋出多少詳細資料。北京市官員已被警示,足以考慮封閉首都,一位對相關事務有直接了解的醫學專家說。
一月28,譚得賽與WHO頂尖的專家們踏上了一場非凡的旅程到北京與習近平和其他資深中國官員會面。WHO的總幹事直接插手疫情爆發的實地調查是相當不尋常的。而譚得賽的職員們準備了一張所需資訊的清單。
Grein醫生於他的老闆拜訪北京時,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這可能會是閘門開啟全部都有,或是完全沒有對話。我們等著看。”
當譚得賽的旅程結束時,WHO宣布中國同意接受一群國際專家組成的團隊。在一月29日的記者會中,譚得賽又稱頌了中國,宣稱他們投入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
隔天,WHO終於宣布了全球緊急事態。再一次的,譚得賽又感謝了中國,而絕口不提早期時中國的不合作。
““我們應該要真的對中國表達我們的尊敬與感激,因為他們所作所為。” 譚得賽說。 “他們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來限制病毒傳播到其他國家。”
We should have actually expressed our respect and gratitude to China for what it’s doing,” Tedros said. “It has already done incredible things to limi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to other countries.” 這是最後一段的原文,AP用譚得賽說的這兩句話,實在頗值得玩味。哭啊,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