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氣度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不只是背誦唐詩，不只是豐姿美人。喜愛唐朝，更在於她泱泱大度的開放與豪邁。
李氏唐朝，這個雜有胡族血統的混血兒所建立的中國政權，國力的強盛，文化上的自信，更有百川歸海的兼納包容氣度。誠如周偉民和唐玲玲在《中國和馬來西亞交化交流史》中所說的，「華夷雜處，中外文化合流，是唐代文化的主要特點」。
「歷代國威，以唐為最」。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玄宗的開元之治，唐朝的繁華是何等的迷人。不論是陸上絲路的西域駝鈴，還是海上商舶的揚帆啟航，唐朝的繁華和開放氣度，就像一個強大的磁盤，深深地吸引了四方異域人士不畏艱險地到來中國。長安、洛陽、揚州、廣州，都成了當時世界各國僑民商旅聚居之地。
宋代朱彧《萍洲可談》說：「漢威令行於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於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明史》也記載：「唐人者，諸番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是故，後來的華人遷移海外，也就自稱為「唐人」，稱故土為「唐山」，稱自己聚集的地方叫「唐人街」了。這種習慣性的稱呼，並不是指說唐代就有中國人大量移民海外，而是基於唐朝曾在世界上享有極其崇高的威望和地位。
中國的對外交涉，唐代則是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唐朝海洋事業的繁盛，有其一定的主客觀因素。首先，從世界局勢來看，這時期的東西海上交通有了重大改變和發展。幾乎是和唐朝的成立同時，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大食帝國崛起，取代了波斯薩珊王朝，大力開展東非、印度洋乃至東航中土的海上事業。而在東南亞，大約在公元7世紀，印支半島的扶南沒落，取而代之的是島嶼東南亞室利佛逝的崛起，成為了本區域的海上強國，馬六甲海峽的地位也日顯重要起來。
大唐盛世的強大吸引力，使到大食、室利佛逝等海上強國都積極主動地與中國開展了繁密友好的海上貿易事業。另，在東亞，中日交通頻密，日本遣唐使的頻頻到來，主動學習大唐文化和典章制度，促使了日本的「大化革新」。
從東非到阿拉伯、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南中國海，東至中國、日本，已經形成了一條較為穩定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線。有學者稱謂，這是「世界性海上貿易圈」形成的時期。
《新唐書》撮錄有唐朝宰相賈耽的《通海夷道》，詳實地記載了這條從東非來往中國的海上航路。其中提及，從「廣州東南海行……行至海硤，番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有學者考證，這「海硤」是馬六甲海峽。也有學者認為，「質」就是selat，以地望來說，這「海硤」應是指新加坡海峽，而「羅越國」就是柔佛。不論如何，這則文獻說明了島嶼東南亞海域已成為東西交通的必經之地。
唐朝沒有像明清兩朝那種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其對外開放政策相當具有積極性。除了設置蕃坊、蕃長制度，優惠善待和保護各地異域商旅僑民之外，唐代政府更是設立了市舶使，專管海貿商舶事務，主動確立招徠海上「蕃舶」政策，並實行海舶貨物抽稅制度，正視了海上之利源，可資作為增加國家收入的重要性。這可是唐代中國開創性而明智的開放舉措。
當時的廣州，是國際性的大商港。萬帆舶影，千舟競發。文獻計載，來往的外國商船，計有崑崙舶、婆羅門舶、師子國舶和波斯舶等，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在廣州貿易。城中經商的外國商客，有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波斯拜火教徒等。據說曾有數十萬波斯、阿拉伯僑民居住在這裡。
至於中國人之出海，在晚唐五代以後才形成趨勢。關於唐代中國的遠洋船隻，中國文獻記載不多，反倒是阿拉伯文獻記述了中國商船已遠到波斯灣經商，並且還記說中國船的大型化情形。唐代中國海船到達阿拉伯世界，標誌著中國遠洋航海的趨向成熟。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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