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山亭與鄭和|知史百家
安煥然
2003年7月,與南方學院中文系學生一起到馬六甲古蹟巡禮。同學們一心想來看「鄭和遺跡」。我們來到寶山亭,同學們有點失望,頻說鄭和神像不見了。只有在殿外有座小尊的鄭和石像,也被人用花盆圍起,並寫上「請勿觸摸」。
「寶山亭不是一間鄭和廟嗎?」學生問。
我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回答。
鄭和在東南亞,不只是歷史上的航海形象。鄭和下西洋,耀武揚威,是宣揚大明天威也罷,親善友好外交也罷,抑或是維護南中國海和馬六甲海峽區域間海道之安全與暢通,鄭和下西洋確實曾在東南亞起過實際的影響。儘管他僅是明朝皇帝(主要是明成祖)主動海外政策的奉行者,是為專制帝王服務的一名內朝太監;縱然鄭和下西洋只是區區的28年(1405--1433)的曇花一現。但其壯大的艦隊和威武的氣勢,成為了東南亞華人心目中的神話構圖。
在東南亞華人社會裡,三寶太監鄭和的形象逐漸擴大,變成了神通廣大,護佑平安的神祇,人稱三寶公或三保公,為他立廟崇奉。縱然鄭和事實上是一位虔誠伊斯蘭教徒,眾多華裔的民間信仰者還是將這位偉大的航海家神格化,將鄭和塑像搬上神座供奉。
至於馬六甲的這座寶山亭,座落於三寶山西南山麓,是馬六甲第十任華人甲必丹蔡士章在1795年(乾隆六十年)所創建。其原意主要是供人們在清明節拜祭先人和休息之用,同時也是祭祀無主孤魂的祭壇。此亭現為青雲亭所管,專供為祀神掃墓者休息之用。
只是不知何時,亭內供奉了三尊神像,一是三寶公鄭和,二是天后聖母,三是福德正神。甲必丹蔡士章的神主後來也放了進去。一個有趣的現象,據說,原本該廟的三寶公像「雪髯童顏,神彩奕奕」。若問鄭和有沒有鬍鬚?,確是件很荒謬的事,畢竟閹割後的太監是不可能有鬍鬚的。
由於之前寶山亭供奉有鄭和神像,人們就以為寶山亭乃後人為紀念三寶太監鄭和而興建,而又稱之為三寶廟。後來,青雲亭管理層認為寶山亭、三寶山皆與鄭和沒有太多關聯性,因而這次我們來訪寶山亭,鄭和神像不在了。
當年鄭和是否駐紮三寶山,如今已難考究。當初寶山亭的建立可能也與鄭和沒太大的關係。不過,為何寶山亭曾祭奉鄭和神像?這是有待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誠如成田節男所說:鄭和西征的影響,從華人史上看,實際上是一種精神上的影響。維多巴素則說「三寶大仙是除了明代的太監航海家鄭和的神靈外,並沒有別的。他創造的奇蹟是拯救他的同胞於遠征渺茫無所知的,富有宗教的羅曼蒂克的海島的危難。」許雲樵《馬來亞叢談》說得更貼切:「其實華人的奉祀三寶公和奉祀大伯公一樣,只是崇敬他的先驅精神而已。」
歷史事實是一回事,在華人社會眼中,鄭和的象徵意義,往往超越其史實。由於特殊的生存背景和歷史情境,馬華歷史的敘述常帶有文化策略的因素。也因而歷史的象徵性成了馬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直至當代,誠如鍾錫金所說的「馬來西亞對鄭和研究的興趣在一種非常被動的歷史特殊情況下出現在報章上。當三寶山事件因政治的因素爆發之後,各華文報章都爭先恐後地報導有關三寶山歷史體裁之特稿,對鄭和的歷史評述或史料整理卻沒有出現或形成研究的風氣。」
那天,登三寶山,學生們一臉疑惑地問:「這就是當年保衛三寶山的美化工程嗎?」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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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地理志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早在東西交通的曙光時代,中國生產的絲綢織品就已銷往印度、波斯(伊朗)、阿拉伯和希臘的城邦,深受歡迎。對中國這獨有的優良手工業產品「絲」,有人稱之為「賽路斯」(seres)。而在印度人那裡,「支那」(cina)一名的由來,據說也是和絲絹的輸入有關。由於產絲而聞名,人們就以「絲」來稱呼這個國家。在古老的西方人眼中,「中國」,你的名字就叫「絲」。
絲綢貿易的運輸興販,在古代,有著名的「絲綢之路」。惟,除了我們熟知駝鈴狂沙中的陸上絲綢之路,事實上,還有一條更我們在地更為密切的,是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著名學者馮承鈞認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漢時有通道二:一為西域道;一為南海道。南海道之開闢或更在西域道之先。
這條南海道的海上絲路,最早被中國正史記錄下來。那就是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的一段文字。它記述了迄今約兩千多年前的漢武帝時代,朝廷派遣宦官,聯同中國海商,從(今廣州以西的)雷州半島的徐聞、合浦出航,到印度東南岸黃支國(建志補羅)的一段旅程。途中,他們沿印支半島,船行五月,有都元國,又經邑盧沒國,至諶離國,又「步行可十餘日」,可到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再經「蠻夷賈船」轉送,二月餘,可到黃支國。返程,則經已程不國,到皮宗,再回中國。學界考證,這條從中國東南沿海至印度黃支國的航道,間中所經歷的「都元」、「邑盧沒國」、「諶離」、「夫甘都盧」、「皮宗」等,一般斷定都在今東南亞區域內。
從《漢書》這段文獻的記載,中國漢代的海商是帶了「絲綢雜繒」去南海和印度市易「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的。很明顯,這是一條以交易絲綢為主,粗具規模的海上絲路。當時,中國的航隻和航海技術或許還是很有限,航行週期相當長,可能只是沿海岸航行,而且航海貿易並不是「直航」,中途需轉搭「蠻夷賈船」,分程轉送,才能到達目的地。這是中國海洋長程貿易發展史的萌芽時期,我們應予客觀評價,不須過度曲解或誇大其原文原意。
由於這是中國海外交通史的重要文獻,文中所提及的地名,中外學者曾多次反覆討論考證。海南大學周偉民和唐玲玲在其《中國和馬來西亞文化交流史》一書中更指出,《漢書》這一段文獻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有關東南亞的最早記錄,是東南亞歷史、馬來西亞歷史開始的文字紀程碑。中外學者對其所記的口岸和國家方位縱有爭議,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同的,即當時中印之間的海上交通必定經過馬來半島。古代的東西海上交通,馬來半島是過境的必經之地,展現了其重要的地位。
關於文獻所記之「都元國」的方位,學術界歷來爭論分歧頗大。籐田豐八、費琅、馮承鈞和邱新民均認為,都元應在馬來半島東岸,而許雲樵更主說,都元國就是今馬來半島登嘉樓州的龍運(Dungun)。近來,周偉民和唐玲玲在登嘉樓幾次實地訪問,也支持許雲樵的論說(雖然周、唐也以為其論點目前還「顯得軟弱」)。此外,廈門大學韓振華考究,都元應是在越南南圻一帶。姚楠、陳佳榮和丘進等亦以文獻記載,船從徐聞、合浦出發,順風「船行五月」才到都元國為據,認為不可能是在馬來半島。因為船行要五月,其航行方式應是航海技術有限的沿海岸線航行,而不會是由南海順風直駛馬來半島,從而考訂都元國很可能是湄公河三角洲的某個城市。
縱然如此,暫擱置「都元」不談,對《漢書》〈地理志〉所記之「諶離」和「夫甘都盧」兩地的方位,大抵就沒有太大爭議,而且更顯重要。一般認為,諶離國在今克拉地峽東岸;夫甘都盧國則在克拉地峽的西岸。
在我們熟悉的地理知識裡,東南亞不僅有條著名的馬六甲海峽,實際上還有一個「地峽」。這個地方就在馬來半島北端,今天馬泰緬邊境之處。這地段特別狹隘,其窄處東西僅寬56公里,名為克拉地峽。
在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性尚未凸顯之前,中印海上交通主要是穿越地峽往來的。這在《漢書》〈地理志〉得到印證。因文獻記載中國船隊抵諶離國時,捨船上岸「步行十餘日」,才到夫甘都盧國,再從夫甘都盧轉搭「蠻夷賈船」航向印度的黃支國去。很明顯地,這裡所指,就是克拉地峽東西兩岸的地望。邱新民考據說「地峽通道實際上是東西航路第一紀程註腳」。
若說,中國古代文獻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東南亞,或是重建了馬來西亞古代史,這話一點也不假。馬來半島的歷史,在馬六甲王朝伊斯蘭化以前的印度化古國,多是集中在馬來半島的北部。像狼牙修(Lengkasuka)、北大年、吉蘭丹、吉打等,其考古遺跡是可以和中國古代文獻雙重印證的。
又,《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海上絲路航道的回程,印度商船的航行路線顯然與中國商船來航的不一樣。他們是從已程不國(一般考證是今斯里蘭卡)到「皮宗」,再至中國。「皮宗」究在何處?學術界也多有討論,大抵認為是在馬來半島南端。許雲樵認為,大概是指今柔佛和新加坡一帶,而多數學者以為是馬來半島南端柔佛西南外海的香蕉島(Pulau Pisang)。至今,該島仍是東西航線上,船隻由新加坡欲轉進馬六甲海峽的重要導航地標。
中國海洋發展史是有源頭的。華人的南來,不在於200年前的「賣豬仔」,也不始於600年前的鄭和下西洋。早在兩千年前,中國正史的典籍裡,早已記載了這些點點滴滴。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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