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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蔻被證人狠狠打臉，結果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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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監督政府愈來愈困難，不只是民進黨的霸道、網軍的囂張、綠媒的護航。司法，也是讓監督政府充滿風險、愈來愈困難的原因之一。

2014年，我遭遇頂新風暴，周玉蔻抹黑我是頂新門神，影射我是拿錢辦事的官員。

法官問周玉蔻，指控我是頂新門神，有沒有證據、有沒有合理查證？

周玉蔻説，她有證人。於是法院傳喚了周玉蔻口中「唯一」的證人。

證人來到了庭上，法官問這位唯一的證人，有沒有和周玉蔻説過，羅智強是門神，或者有拿錢辦事？

大家知道，證人怎麼回答嗎？

證人只回答了二個字：沒有。

周玉蔻的「唯一證人」，回答，她從沒告訴過周玉蔻説的哪些話。

周玉蔻當場被她所謂的「唯一證人」狠狠打臉，那表情我到現在都記得。

我也還記得，那天我和律師步出法庭，律師信心滿滿的告訴我，這場官司贏定了。我也覺得，我這場官司贏定了。

然而，我從刑事到民事一路敗訴，法官的判決理由不是因為證明了我是拿錢辦事的頂新門神，而是給了一頂很大的帽子。大意是，羅智強是公眾人物，對於意見評論應有較大的寬容，説我是「頂新門神」是可受公評之事。

這對我來説，當然是很大的挫折。

而更悲哀的是，周玉蔻和若干名嘴不只影射我是拿錢辦事的頂新門神，還影射家兄是我和頂新老闆的白手套。

然而，我的哥哥，不要説當羅智強拿錢辦事的白手套，他根本不認識頂新的人，要不是頂新黑心油事件鬧太大，他根本連頂新老闆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從沒和頂新集團有任何連絡和關聯瓜葛。卻變成了政論節目眾聲撻伐的白手套。

世上之不公，莫過於此！

在那一段時間家兄參加任何活動，都要承受朋友異樣眼光，到最後連朋友的聚會都不敢參加。

甚至有一天，一位親戚還很嚴厲的質問家兄：「你到底拿了頂新多少錢？」

他承受了滔天的抹黑，自然也對周玉蔻和影射他是白手套的名嘴提出控告。

被告的名嘴當然還是拿不出家兄是白手套的證據，道理很簡單，家兄根本不認識頂新的人，從不曾連絡，是要怎麼當白手套？

可悲的是，即便是如此，家兄還是敗訴了。判決的理由大意是，「他的弟弟」是公眾人物，所以對於意見評論應有較大的寬容，那都是可受公評之事。

從那一刻，我對司法，是徹底失望，我當然知道，還是有兢兢業業的法官和檢察官。但司法存在很多問題，離公平正義有著不可道里計的距離。

其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就是，説「我」是公眾人物（其實也不算是，當時的我已經離開總統府，連工作都找不到），好的，我認倒楣。

但關家兄什麼事？他不是公眾人物啊，憑什麼只因為他的弟弟是公眾人物，他也要因此受牽累，然後用公眾人物接受批評的標準，要他容忍抹黑？

而這也讓我學了一課，為什麼周玉蔻這些名嘴沒有證據任意抹黑，甚至在法庭上被自己要求傳喚的證人打臉，都能免除法律責任？

原因很簡單，那一段時間經過媒體、政論節目撲天蓋地的抹黑我是頂新門神後，當時的社會氛圍，已經將我定罪。司法是非常受社會氛圍影響的，判我敗訴，不會有什麼風險。

然而，大家看出這中間存在的巨大荒謬了嗎？

把時間推到今天，司法的標準「完全不一樣」了。

在蘇嘉全的印尼電文案中，即便我們拿出的電文最後被證明為真，法官仍重判我們要賠200萬元，在法官的判決裡，完全不管蘇嘉全是位高權重的「總統府秘書長」，他是當朝掌權的公眾人物。對蘇嘉全，法官完全沒有因為他是公眾人物，而給予監督蘇嘉全的人一絲寬容，甚至我們提出的電文為真，還是遭到重判賠償。

當司法可以在不同的標準游移
對落衰的羅智強高標舉起
對當權的蘇嘉全低標放下
這樣的司法，我怎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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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裡的小情侶］

21歲的女生，像時下年青人一樣，說話時有懶音。她作供時，坐在法官席上的梁嘉琪裁判官，也忍不住請女生再宣誓多一次，說聽不清楚她的話。少女姓氏為「曾」，在她口中讀成「真」；「講」字說成「趕」；「光」讀成「乾」，但語氣稚嫩又有一種可愛。

但這一次，她要面對的不是學校的口語考試，而是控辯雙方大狀的詰問，年少的她是被告，在兩個月前的5月12日下午，選擇坐上證人欄。

她把自己，和男朋友的前途，都押在這個下午。

***

女孩用黑色橡皮圈束了長長的馬尾，她身穿白恤衫，配黑短裙和西裝褸，西裝褸過大，手袖掩蓋了她半只手掌，左手食指和中指戴了幼身閃爍銀色戒指。她的腿沒穿絲袜，踏着一對款式有點笨拙的圓頭黑色矮跟皮鞋。明顯，女孩平日不穿慣正式西服。

證人椅子是一張帶輪的辦公室座椅，她一邊回答律師提問，一邊忍不住左右扭動椅子，激動時用腳踢坐椅的輪，沒法子坐定。

案情本來甚簡單。在2019年10月4日蒙面法推行的晚上，警員在黃大仙截查了一對小情侶，從女生的背包搜到一支雷射筆。

然而，被提堂到法庭受審，被控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的人不只她一個，還有和她同行的男友。

原來當晚兩人曾交換背囊揹。在法庭上，女生稱包裡的雷射筆，是男友擁有的。她說，是她提議交換背囊，因為男友曾表示自己帶着雷射筆在身，「有點擔心」，她主動建議這樣做。

一支小小雷射筆（此案還有一支電筒），把一對小情侶變成了同案被告。

「赴湯蹈火」暴動案主角，被拘捕後更由情侶變成夫妻；但亦有情侶在運動後感情生變。但在法庭上，把私密關係放在公眾眼底下被檢視，再由法官決定誰有罪的案情，則較為罕見。

女孩不住說：「想保護男朋友，所以……」。她把不是自己的雷射筆袋子揹着，也情急地在警署裡簽了和事實不相符的口供。

大部份反修例運動相關案件，被告都選擇不自辯。自辯把自己曝露在法庭之上，任由控方及法官提問，有時未必為被告帶來好處，弊處亦不少，有律師形容被告自辯猶如「走鋼線」，是一場輸贏未知，卻心理負荷極大的賭博。

代表女孩的辯方大律師梁浩朗，先向女孩提問。女孩解釋，當晚約了男友（亦即第一被告）去行街，從慈雲山走到紅磡，回程時經黃大仙準備坐小巴回家。她曾把自己的口罩及帽子交給男友，男友把女友的物件放在自己背包裡或扣在肩帶上。

中途，男友表示自己背囊有雷射筆，「覺得擔心」。女孩說，當時心裡覺得「沒有做虧心事，覺得（帶雷射筆）沒有甚麼」，於是建議和男友交換背囊揹。之後在黃大仙被警員截查而被捕。

女孩說，男友揹着的背囊是她的，裡面有她的住處鎖匙。大狀請她形容一下：「鎖匙鎖係哈利波特金探子造型；銀包係粉紅色Salad品牌，還有一支唇膏。」

辯方梁大狀請她說出，被帶到觀塘警署後發生的事。

女孩說：「在警署裡，經過一條需要警察拍卡才能進入的通道時，一名警員跟我說：『妳睇吓妳，而家做雞都唔掂啦』」辯方大狀示意女孩停頓，讓大家有時間抄寫。

女孩一頓，再說「『搞咁多嘢做咩？冇哂前途，等坐監啦。』」女孩說，覺得難受和害怕。審訊的是女裁判官梁嘉琪，她一直低頭抄寫筆記，沒有特別回應。但控方則否認警員有說過這番話。

辯方提及女孩在警署曾經簽署口供紙。然而，女孩在法庭所說的話，跟口供紙有差異。特別是口供紙上她表示，該雷射筆和電筒是來自一名不認識的男示威者，而不是其男友。女孩解釋，當時自己一心想保護男友，加上雷射筆不是自己的，所以才說了不是完全的事實。

女孩稚嫰的聲音，帶有懶音的聲線在法庭說道：「仲有，我唔想屋企人知道這件事，只想快點離開落口供的警署，想快點回家。」坐在家屬席的中年女士，不住用紙巾抹眼淚，旁邊一位年輕女士安慰着。

女孩又指，早在2017年已從男友手機的相簿看過他一些照片，男友有吸食電子煙習慣，當時生起玩意的念頭，曾用雷射筆射向煙霧射出光線，拍下了照片，故此知道男友擁有雷射筆，但不肯定是不是當日帶出外被搜到那一支。

然而，到控方大律師熊健民，盤問女孩時，卻向女孩口供紙，和與男友交換背囊的說法作反覆的挑戰。熊健民身型有點胖，肚腩微凸，一頭灰白髮，戴着灰白色粗框膠眼鏡，領呔是藍色四方型圖案。

控方熊大狀用右手食指指着女孩問：「妳話你冇做過虧心事，咁點解要交換背囊揹？」

女孩答：「我聽到佢（男友）提出擔心，為咗撇除佢擔心，我主動提出交換。」

熊續問：「咁有無諗過差人拉你地既時候點樣做。」

女孩答：「因為支筆不是我的，我都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追問：「妳和男友感情點樣。」

女孩說：「正常，普通情侶囉。」

熊續問，特別帶出她男友的責任：「妳男友驚身上有雷射筆畀差人拉，呢件招惹嫌疑既物件，畀你攞上身？」「點解妳唔直接將支筆放入你個袋？要成個袋交換？」

女孩有時聽不明白：「我唔明你意思，唔該你重覆問題。我無諗過。」

此時，坐在被告席的男友，也是一名21歲穿白恤衫的少年，向天望了一望，嘆了一口氣。男友選擇不作供。

熊問到：「點解妳脫下了口罩和帽是交給男友，不是放在自己的袋裡？」

女孩回答：「我成日將我既物品叫佢幫我攞。」

熊指，口供紙上，寫了她承認雷射筆是來自「一名男示威者」，但現在女孩否認，而女孩曾口供紙上簽名確認。

女孩反駁：「我一時諗到咁既嘢，我想保護男友，支筆又唔係我既。」

熊大狀：「妳又話唔知當晚有示威，又在口供紙寫男示威者？」
女孩：「因為我年輕，咁講比較合理。」

熊進逼：「妳不是想置身事外嗎？點解又在口供紙中話自己同示威者同一立場呀？」

女孩回答：「我當時以為咁講無問題。」

熊說：「因為妳為咗達到目的，不用尊重事實，為咗達到目的，你可以隨便亂講，唔洗尊重事實，唔理真相，任你講！」

女孩嘗試回應：「當日我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說：「咁妳現在法庭作供都可以係講大話啦？」

女孩回答：「當日落口供唔知咁大件事，我當時唔知要上庭。」

熊指出：「妳當時係被懷疑藏有非法武器（雷射筆），妳係知道架。當時係警誡下，會變為呈當証據，你知道嚴重性。」

女孩指：「我當時唔知有機會上庭。只想落完口供番屋企。」

熊用食指指着女孩：「事實係，妳隨意任意扭曲真相。」

熊：「我向妳指出，雷射筆係你同男友共同擁有，意圖傷害他人。妳係不誠實證人。」

女孩：「唔同意。」

熊：「為咗雷射筆，妳惹咗今次官非，變成被告，點解妳無問過男友，點解身上有支雷射筆。」

女孩：「我冇追問原因，事件發生咗了，是以前的事，我無再問。」

熊追問：「雷射筆不是以往的事，事發之後兩年以來，妳都無問到被告點解有支筆？」

女孩：「我信佢，我無問。」

終於完成了作供，女孩回到法庭較後位置，坐在律師和旁聽市民中間的桌子之後。在裁判法院，不用還押的被告，都不用坐入犯人欄，而是坐在普通的坐椅。女孩回到男朋友身旁，低聲細語了一會。

一支雷射筆，讓全個法庭檢驗一對小情侶的關係；一支雷射筆，改寫了兩個年輕人的未來。

誰入罪誰脫罪，誰把誰的東西揹在身上，成為了法庭用放大鏡檢驗的公共討論內容。

兩個月多月後，男孩判罪名成立，女孩則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梁嘉琪指，女被告證據不合情理，但認為女被告為保護男友才提出不合理證供，亦接納兩人交換背包說法。

梁官質疑男被告沒涉及示威但卻憂慮雷射筆是危險物品，又指不會和女友外出隨便帶着一支最高級別的雷射筆，故裁定男被告罪名成立。梁官認為，女被告自辯不真實不準確，惟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推論女被告有傷人意圖，故裁定女被告罪名不成立。

宣佈裁決結果時，女孩開始流淚，至得悉男友須立即還柙，女孩放聲痛哭。案件押後至8月5日判刑。

(圖為蒙面法推出後，香港街道一景。政府用膠水黏起行人道上的地磚，以防示威者挖起。街燈照射下，磚與磚之間的膠水礙固成淚水的樣子）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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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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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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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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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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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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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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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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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家好，歡迎來到HenHenTV的奇異世界，我是Tommy.
犯罪心理學Criminal Psychology，是在心裡學裡面
其中一門專門研究犯罪事件和相關人物的行為和心理，
研究的對象其實並不是犯罪人本身而已，
同時也包括職司逮捕，偵查，審批行刑的各種司法人員，
也包括證人和被害人。犯罪心理學家也叫鑑定人，
在英國和美國也叫專家證人，也叫做Expert Witness，
以幫助法官和陪審團了解被告的心理，還有證人證詞的可信度。
最早出版有關犯罪心理學的書籍是在1847年，
由奧地利籍的心理學家，漢斯。格羅斯，（Hans Gross）
出版了一本叫【犯罪調查】的心理學書，
他是第一名用科學的方法來查案的偵探，
書裡面就包括有醫學，彈道學，病理學，血清學，
人體測量學的方法來協助案件的調查，
也談到了礦物學，生態學，植物學家如何協助偵破案件。
而他的另外一本書：【犯罪心理學，法官，法律執業者與學生手冊】，
更被翻譯成8國語言，他也在書中寫了一個新詞：
刑事調查學（Criminalistics），
他也創辦了第一本偵探雜誌，也建立了第一個犯罪博物館.
另外一本也是蠻出名的書，在1876年
由意大利心理學之父龍勃羅梭寫的【犯罪人論】，
他就研究了3000多名罪犯罪者的頭骨，
也研究了1279位罪犯的人體測量和他們的相貌分析。
他認為，有這麼的一種人天生就是犯罪者，
與正常人有點不一樣的特徵和相貌。
他也以解剖學分析為基礎，通過70多種犯罪遺傳的特徵。
而那個得出來的結果，就是天生罪犯是頭骨突出，眉骨隆起，
他認為，這些犯罪者其實是擁有祖前原始人的特質遺傳，
這些對他來說就是犯罪的基因。
但是現代的心理學家對他的理論嗤之以鼻，
因為事實證明在很多以後的犯罪者都沒有這種特徵的。
另外一名要是要說的，雖然他並不是心理學家
其實你和我都懂他是誰的，
但是影響犯罪心理學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他就是柯南道爾，也就是寫福爾摩斯的作家，
他本身其實是一名醫生，也是一名共濟會的會員，
但是在1911年他就退會了。
他生平寫的60篇關於福爾摩斯的故事，
雖然他寫的都是虛構人物，裡面有一個案件是真實的，
就是轟動一時的傑克開膛手。
而柯南的作品也影響了很多警察，偵探還有心理學家，
其中就包括法國的法醫學家，埃德蒙。羅卡和美國的奧古斯都。霍爾曼
先說羅卡，羅卡本身是一名法醫，
他創立了第一間犯罪實驗室，也推出了一個理論叫：
【羅卡交換定律】，
理論是：“凡兩件物體接觸，必會產生轉移的現象，
用在案件裡面，
也就是兇手一定會在現場留下一些東西和帶走一些東西，
也就是說現場一定會留下微量的跡證。
而奧古斯都。霍爾曼本身原本是一名郵差，
但是他過後考了警察，並且成為了伯克利警局的局長，
也在1932年成立了偵探實驗室，也就是造就了以後的刑事調查實驗室，
好像我們看到的CSI的實驗室是一樣的。
而什麼叫做罪犯側寫，Offender Profiling？
它是一種調查的方式，讓調查人員或者是警察，用在未知的罪犯身上，
罪犯側寫大概分為四種，
1. 地緣剖繪，分析犯罪時間和案發地點的模式，
來找到犯人出沒的地方
2. 調查心理學：借鏡分析心理學理論，
借由審訊現行犯的犯案行為與作案風格，來判定犯案者的特徵
3. 類型學，就是分析案發現場的特徵，
接著根據各種典型特有的特徵來歸類兇手
4. 臨床心理學，利用精神病病學和臨床心理學，
來判斷兇手是否患有精神病或者是心理失常。
而罪犯側寫的程序也分為五個階段：
1. 分析兇手本質的行為，並比對從前曾犯下類似案件的罪犯。

2. 深度分析犯案現場

3. 分析受害者的出身背景與作息活動，

尋找可能的犯案動機以及兇手與被害者的關聯。

4. 分析誘發犯人犯下該起罪案的可能因素。

5. 根據觀察到的特征建構疑犯的側寫，可對照過去的案件。
其實這個方法在中世紀的時候已經有法官或者執法人員
開始用這種方法來尋找罪犯，但是它並沒有成為一種學科，
而在1880年由於是倫敦的傑克開膛手事件，
外科手術醫生，湯姆斯。邦德以法醫的身份
參與了瑪麗，凱麗案件的調查，
瑪麗，凱麗也就是開膛手案件最後一名受害者，
他分析了所有相關的案件和兇手的作案手法和行為特徵，
得出來的結果是：
1. 兇手是一個人作案，獨行俠，沒有固定的職業
2. 冷靜和大膽，身體高大並且處於中年，衣著整潔
3. 情緒不穩定，患有性慾亢奮的性異常症狀。
4. 沒有解剖學的知識，所以兇手不是醫生和屠夫。
5. 受害者全部都是妓女，兇手對於妓女有特別的憎恨和厭惡
6. 受害者的肚子被剖開，內臟被挖出，臉和陰道都被搗爛。
但是由於當時並沒有DNA的科技，因此這個也成為史上的懸案之一。
不過網上謠傳他們把英國作家羅素。愛德華
當年買下的證物，凱瑟琳。艾道斯的披肩，
他們就拿這個披肩去化驗，上面除了找到受害者凱瑟琳的DNA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人的DNA，他叫艾倫。柯敏斯基，
但是由於證物上的DNA因為太久了，所以不能做證物，
因為它存在著DNA可能會變異的可能性，所以不可以用這個來斷定兇手。
而最早這種罪犯側寫成為一個專門的調查方式，
是詹姆斯。布魯休斯開始的,
在1940年紐約的愛迪生大廈發生了炸彈事件，
兇手留下簽名F.P，由於當時的炸彈並沒有爆炸，也沒有人受傷
因此愛迪生公司的人也沒有深入調查，但是在10年後的聖誕節，
也就是1960年，這個F.P炸彈客在公共場所放了12枚炸彈，
引爆了6枚，但是也是沒有人受傷，
而在1955年也放置了52顆炸彈，引爆了40顆，
造成一個人死亡和多人受傷，政府就開始對這個事件特別的關心
就著重了調查這個案件
但是憎恨愛迪生公司的人非常的多，兇手在案發現場留下的證物也很少，
因此警方就邀請了詹姆斯來幫忙，詹姆斯就對於兇手做了罪犯側寫：
他的結論是：
1. 作案者是男性，因為一直以來的炸彈客都是男性，沒有例外
2. 年齡介於50歲以上，擁有偏執心理（偏執狂）
偏執狂很愛保護自己，所以他犯罪的時侯，
往往就是以 ‘自衛’來做出發點
3. 他受過良好的中學教育，從他的字體可以看得出來
4. 他有中等的身材，擁有運動型的體魄，因為85%的偏執狂都是運動體型的
5. 他非常遵守時間，做事井井有條。
6. 他不是純正的美國人，因為在他的信件裡面，
有某些專有的特別名詞寫法。
7. 他受過心理創傷，他和愛迪生公司人的糾紛
不可能成為他在公共場所放置炸彈的原因。
8. 他有戀母情結，獨身，沒有女朋友，
可能小時候常常反抗父親，滋生他反抗權威的情緒。
失去母愛的傷痛還沒有癒合，所以可能是和女親屬住在一起。
9. 他是斯拉夫後裔，因為斯拉夫的恐怖分子裡面，
大部分都是喜歡用炸彈
10. 他可能住在布里奇波特，這是根據他匿名寄出的恐嚇來推斷出的地理推測。
11. 他可能患有心血管疾病，因為他一直在信中說自己是病人，
持續16年的恐嚇信當中，如果是癌症，就不會活那麼久，
如果是其他疾病，也應該痊癒了，所以最有可能性是心血管疾病。
最後警方根據詹姆斯的側寫，很快就破案了，
兇手喬治。默特斯基，他的特徵和罪犯側寫
幾乎是百分百吻合，所以過後的專業罪犯側寫師的職業就誕生了。
除了這個案件，詹姆斯博士也幫助很多的案件破案，
其中就包括波士頓絞殺魔。
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OSS戰略情報局
也就是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局長威廉。約瑟。唐納文，
請波士頓的心理學家瓦特。查爾斯。蘭格博士
為阿道夫。希特勒做一個罪犯側寫，
他們要揣測希特勒在輸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可能會做出的行為，
側寫中描述希特勒對自己外表非常的一絲不苟，
過分保守的嚴謹態度，他身體健康但是卻害怕細菌。
擁有躁鬱症，有戀母情結和還有被虐症，
同時他也患有妄想症，所以在這種心理建設下，
如果戰敗，他一定會選擇自殺。
而這些資料也交給了OSS戰略情報局
不過這些資料在戰後就銷毀了，
而蘭格博士就在1970年推出了一本叫【希特勒的心理】。
而過後罪犯側寫這一個職業
就在約翰。愛德華。道格拉斯的發展下，
成為以後FBI調查組的行為科學科，
道格拉斯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對於抓美國的連環殺人兇手居功至偉。
也有現代福爾摩斯的稱號。
他也是第一位專職的FBI側寫探員。在他的生涯裡面，
曾經去過監獄裡面訪問非常多的連環殺手
還有一些史上最出名的罪犯，
包括大衛。理查。伯克維茨（山姆之子連環兇殺案兇手），
泰德班迪（連環姦殺案兇手）被譽為最英俊的殺手之一
過後他就用這些資料出版了幾本書，第一本書
【性殺案的模式還有動機】
還有另外一本叫【犯罪分類手冊】CCM（criminal classification manual ）
而美劇【犯罪心理】就是根據他其中的一本書
【Mind Hunter】來創作的。
罪犯側寫並不像心理學一樣，用理論的方式為基礎，
而是根據現場的罪證，包括現場的一些資料，
一些作案手法還有臨床心理學
來推測兇手的特定行為和特徵，用這種方式去協助破案
加上鑑證科，法醫，彈道，化學檢驗等等不同的方法，
務必要將兇手繩之以法。
那人為什麼會犯罪呢？好像在宗教裡面講的，
人的本身是有原罪的基因，而每個人由於是有思想還有情緒，
我們都會有可能犯罪，如果一個小孩子你不理他，
不教導他，他是一定會變壞！
但是並沒有什麼天生的罪犯和殺人狂，而是某種原因
觸發到他的犯罪慾望，經而做出不是人類可以做出的惡行，
動物之間是沒有犯罪的，
它們不會為了炫耀而殺死了其他的動物，把它的皮披在身上，
不會因為好玩而虐待其他動物，餓了就要吃，
這只是他們的基本慾望而已。
但是反觀人類，由於是擁有思考的腦袋，
他們可以害人，殺人，虐待甚至屠殺！
這些不就是人類基因裡面的原罪嗎？
你我都有可能犯罪，但是我們也可以選擇做好人
修身養性，做好事，說好話，控制自己的情緒和慾望，遠離罪惡。
最後，讓我們做一個FBI的測試，
看看你們是否有資格進入做FBI的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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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一個免費的版本，如果你要正式考試，需要給79美金，
不過你們去玩玩也是不錯的！因為這個測試的確是很難！
測試後留言告訴我你的成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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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我們下個奇異世界見，Bye B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