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護理人員離職原因研究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無論如河開工推書：

【從工會到書店兼居家護理所，無論如河燃燒護理魂】

在承接「有河不可」成為「無論如河」書店兼居護所經營者之前，我是精神科臨床護理老師，像雜草般的生存能力是我在護理領域所學會的本事，熱愛護理教育，一度把護理臨床指導老師作為終身志業，醫院實習場域是個小型社會縮影，養成教育著重協助護生提早社會化以求適應。我在臨床指導老師處在學校體制與醫院鐵板般的制度二大板塊的重壓下，發現學校課程、護理教科書裡護理技術、知識與實際上的臨床護理實務教學，經常有難以接續的斷層。醫療現場醫護集體無感，視而不見的別開頭去，忽略病人的真實狀態與問題，只求用SOP的標準流程快速完成醫護技術與工作，讓我在教學現場常有如霧中尋路般的痛苦，只能靠著直覺摸索，苦於自己到底能帶學生往哪去的無解困窘。

作為一個臨床指導老師，身處醫院與學校體制之中，除了從中找出隙縫安置自身，更渴望從護理實務教育中貼近理解學生年輕世代的生活世界，協助護理學生領略護理之美。但對於各種臨床現象常有一堆問號的困思如濃霧罩頂，被各種田野經驗故事土石流掩埋，我常常無法提取護理實踐知識脈絡與社會、體制、結構、護病間的關係，這是我為何離職進入輔大心理研究所學習行動研究的原因。

我的碩士論文為《困獸猶鬥、霧中取徑：四十解惑的精神科護理臨床老師專業自主歷程》，論文中表明「我離開護理，只為了重返護理」，從一個離職唸心理所又重返精神科臨床實習指導老師工作的主體位置，進行困獸猶鬥般的行動研究探索歷程，開始學習個人身上原有的團體整體的系統位置，不放棄尋出路找方法的可能性。

《對抗生命衝擊的女人》這本書時提出：「沉默」極可能一種活在不利處境中的人不得不選擇的一種生存策略。其所表現出來的依賴權威的現象，不見得代表她們沒有自主思想； 只是她們學會隱藏，甚至是裝死式的木訥呆滯。由這個角度來看，「沉默無聲」是一種對不利處境與不公對待的一種無言抗拒； 在「沉默」中，生命得以無聲地避免招惹壓迫而苟且生存著! 「沉默」不只可能不簡單，它更應該被細膩與尊嚴地了解。

過去的我在護理臨床處境裡經常是使用這種策略，沉默地在縫細之中尋找讓自己得以生存可能性的空間。後來校護協進會創會理事長鄭麗貞接手學校衛生護理學會理事長，邀請毫無組織經驗的我擔任祕書長，讓我看到校護當年創協進會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從無到有的血汗歷程，所有豐碩的果實從來都不是憑空而生。在學會工作沒錢沒人，也要創造條件讓校護實務工作者寫出自己的實踐知識、動不動就要跟上有關學校護理有關的時事投書發揮作用力、力擋品質不良的學生健康檢查、投入88風災的救災相關後續行動、開記者會指出校護兼職問題等等…，我開始學習面對不公不義，面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勇於發聲！

心理諮商所畢業後，一邊從事教學工作一邊籌組工會，二份工作的情緒勞動與工作強度負擔都大，日夜不停沒有假日，組工會無償卻爆肝，只因不捨畢業學生回來哭訴護理勞動現況的種種沉疴，創辨基護工會企圖影響護理學生，即便醫療市場重視護理人力成本大於專業、營利邏輯至上，但仍應堅守護理專業價值，捍衛勞動權。基護工會在2011年籌備會期間，發現短短半年已有七起護士身亡新聞事件，因而在北、中、南、東四區舉辦各種相關活動，目的是喚起護理人員長期缺乏的勞動意識，集結組織護理人員。2012年11月4日，正式成立「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對我而言，這不只是一個工會，更是一個護理體制外的勞動教育場所，因此主張工會理事長採直接民主以及常務理事輪值制，不應一人獨覽話語權，而是讓付出努力有所改變學習的人，輪值當理事長，學習拿麥克風踏上「護理師」這個公共角色與社會對話。

基護工會的民主精神與文化，延續到無論如河書店兼居護所的社會實踐，我和另外三名工會資深幹部作為書店出資者，我們自稱「書店女工」而不是老闆，對等的合作關係讓自主學習的能力與時俱進。其經營理念著重在「書店作為社區護理的平台」，強調三段五級的預防重於治療，與民眾對話「好生好死」的觀念。我們在臨床經常看到許多「無效醫療」宛如地獄的現場，醫護人員泰然自若地快速工作，隔絕感覺停止深思，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醫院龐大結構的小螺絲丁，稱職地完成手頭上的工作。缺乏人文反思的醫療，將讓人深陷「活不好也死不了」的處境而不自覺。無論是我創辨基護工會或是接手書店，我都意圖在醫療體制外，開拓護病之間對話空間，尋找一個醫護人文繁花盛開的精神花園。

台灣的過度依賴醫療已造成許多濫用與傷害，健康並不只在身體，心理及靈性亦是，希望透過深化閱讀與藝術生活化之文化風氣，使人從中獲得自助助人的力量。在選書方面，身心靈系列、文學、生態、藝術人文、歷史與社會勞動等是我們著重的類別，也透過不定期舉辦新書分享、讀書會、藝術體驗，以及生態環境、勞動教育、醫護講座等各類活動，促進對話與交流。近期又與陳光國醫師合作性治療身心聯合門診，創立「性好門診」，滿足個案生理、心理、性衛教諮詢的需求，並擔任性健康管理師的培訓工作。在離開醫院的這些日子裡，我們想做的永遠是將護理從醫院帶出來，走到民眾身邊，讓大家知道護理是獨立且美好的專業。

作為全球首家書店兼居護所，期待未來能再拓展長照功能，實踐「小規模多功能」的社區護理之多種可能性。即便開書店經歷各種艱難，經濟狀況屢屢拉警報，但精神層次的提升與各種故事的開展，讓我感激這份遇合，書店是超越夢想不可置信的美好存在。我從護校一路摸索到心理研究所，求學之路曲折無人引導，與各種書的相遇餵養了我的靈魂，讓我成為今天的自己。Paulo Freire說：「所有知識都要服務於人往前的行動;所有的行動都要朝向社會變革；所有社會變革都要指涉更正義的未來」。期待這本「護理的一百種可能」，可以作為護理主體現身的小踏腳墊，讓尚在框架裡的人們，踏上之後望見更寬廣的蔚藍天空。

本文摘錄至《護理的100 種可能：白色巨塔外的風和日麗》

PART 1 原來護理離我們那麼近｜斜槓人生，就此開演！
作者 梁秀眉

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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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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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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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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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
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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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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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要扛、被打活該… 護理師總是弱勢犧牲者！
　　
去年造成15人死亡的護理之家大火，昨天偵查終結，潘姓代理護理長與陳姓護理師因沒有制止護理之家住民自行攜帶「超長波床墊」進入病房，也未依規定按月檢查住房內是否有人使用私人電器，#遭到新北地檢署依業務過失致死罪起訴。
　　
💥💥消息一出，馬上在護理界掀起軒然大波，病人與家屬的物品屬於私人財產，請問基層護理人員真的有管理權限可以「強制檢查」並「沒收床墊」嗎？甚至是冒著被罵、被打的暴力風險前去勸阻？#難道違法攜帶私人電器的民眾與醫院負責人都不需要負起一點責任嗎？就這樣讓這兩名無辜的護理師背上15條人命的陰影與責任，成為「業務過失致死」的「加害人」，實在有失公平！
　　
護理師總是弱勢犧牲者！許多機構為了節省經費，#都讓護理人員兼任非自己專業的角色，以這次事件為例，護理人員便還兼任了防火管理權人，一肩扛起安全管理責任、場所管理責任、防火責任，在沒有受到完整專業訓練的情況之下，出事了又都算在掛名的護理人員頭上，這合理嗎？以後誰還敢擔任沙包基層護理人員呢？
　　
不僅身兼數職、業務包山包海，#護理人員照顧病人的專業職責還備受質疑，在許多人眼中，醫師才有專業，護理師只是服務業，只有資格做打針、換藥、換床單等雜七雜八的工作，甚至連「打針太痛」也會被視為不專業的一種表現遭到客訴，非常不合理😡😡
　　
在護理師的業務範圍不明確、專業不被重視的情況之下，護理師的權益被嚴重侵害，醫療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即使政府在103年修正《醫療法》，將醫療暴力行為納入刑事處罰範疇，並列為非告訴乃論之罪，但成效仍然有限。106年的醫療暴力通報件數有353件，107年有400件，#平均每天都有一件以上的醫療暴力事件發生，其中有高達60-70%的通報案件沒有移送司法、完全沒有被處理，結果令人心疼。
　　
國際護理協會(ICN)早在2001年就報導指出，護理師是醫療機構中最容易被攻擊的對象，#遭受職場暴力的機會是其他專業的三倍。然而我國卻沒有保護醫護人員的通報系統，只有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還不須通報「非關病人安全之異常事件」。
　　
我強烈建議醫院要確實落實建立「需特殊關懷名單」，讓系統在具有潛在暴力風險的病人、家屬或訪客掛號時，通知相關人員，並立即採取防範措施，#以起到預警的作用，避免無辜的醫護人員再次陷入醫療暴力之中。
　　
根據某醫學中心急診室針對工作滿三個月以上的護理人員所做的研究報告，有高達94.3%的急診護理人員都有經歷過暴力事件，其中以言語暴力事件最高佔94.3%，威脅行為其次佔65.8%，身體暴力事件則佔32%。
　　
這些護理人員在遭受到暴力事件後，皆感到生氣、委屈及無力等情緒，#繼而產生職業倦怠，相繼離職，造成護理人力短缺的狀況，而這也是護理師執業率僅有60%的原因，我們必須要正視並解決。
　　
📌📌為此我再一次請勞動部輔導各醫療機構成立工會，並偕同衛福部研擬「在民眾教育部分對於預防醫療暴力」的具體可行方案，同時調查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在落實「警示訊息」的執行成效。
　　
#部長竟然不知道護師節幾號
#質詢
#醫療暴力
#護理師
#護理之家大火

護理師的付出和薪資嚴重不成正比，菜鳥護理師的平均薪資為32,000,元至35,000元，扣掉勞保、健保、醫療互助金等費用後，換算成時薪竟然只剩121元，比時薪150元的工讀生還低！不僅如此，前幾天還有診所用月薪25,000元的「高薪」徵聘全職護理師，請問勞動部和衛福部可有關愛過這群辛勤勞累的護理人員?

根據勞動部提供的資料顯示，護理師在106年的平均月薪為40,707元，10年來成長幅度僅12.6%，相較於醫師薪資漲幅33.4%、社工心理人員31.7%、藥事人員17.3%，護理師的薪資漲幅為醫療相關專業人員中最低，跟國外相比更是差了一大截。在美國，護理師的平均月薪為124,495元到534,539元，澳洲則為108,675元到328,613元，高出我國好幾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去年才表示要開放引入外籍醫療看護人力，在起薪低和環境差的狀況下，我國有什麼競爭力可以挽留這群護理人才?

雖然衛福部健保署在2016年投入了約104億元來提高醫院及診所共145個服務項目的支付點數，並稱此舉能「為醫護人員加薪」，但只要沒有將給付給醫院和醫護人員的經費分開，實質分配的權利還是在醫院與資方手中，就如同健保署在2008年至2014年投入91.6億元來推行「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計畫」，就有不少醫院未將款項用在提升護理人力上，反而濫用於旅遊、餐會等吃喝玩樂項目。

此外，不僅月薪少，護理人員的血汗工作環境更是眾所皆知。護理師愛喝珍奶是因為沒時間吃飯、生病不敢請假是因為怕工作會落在其他同事身上，甚至還要面臨醫療暴力、背負人命關天等壓力。諷刺的是，政府近年不斷提倡長照2.0政策需要護理人力，然而在執業環境不改善、薪資低落的情況下，哪裡還找得到人力去執行呢?

在執業環境如此惡劣的情況下，台灣每年都會流失約2%的護理人力。國健署在調查台灣100家醫院23,123名全職臨床護理人員後發現，有轉業意念的護理人員竟然高達74.66%。勞動部勞安研究所在103年發布的資料也顯示，薪資、晉升、職業壓力是影響國內護理人員離職的最主要三個原因，而領照後不執業的原因則為輪三班、職業壓力大等健康問題，還有專業不受尊重、工作繁重、薪資低、福利制度不佳等因素。

要改善執業環境，調整薪資為必要手段之一，政府應研擬提升護理人員薪資的具體可行方案，並調查護理人員在納入勞基法後，是否有縮減福利措施、降低實質薪資等情形發生，並建議輔導護理人員籌組工會，讓護理人員有與資方抗衡的空間。

最後，護理人員的職場留任的比率為全球最低，僅有7年，原因多為輪三班、無法兼顧家庭，故政府也應提撥補助獎勵，鼓勵機構設置全日托兒方案，各醫療機構也應附設托兒所或與托兒機構簽訂合約，才能改善護理人員執業環境，解決護理人力不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