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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疫情之下的年輕人處境不佳

儘管年輕人罹患新冠重症的風險較低，但他們在經濟上受到更沉重打擊。FT全球調查顯示，疫情之下的年輕人對父輩產生不滿。

今年3月，27歲的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和22歲的妹妹梅格(Meg)離開她們在布魯克林的公寓，回到父母家。當時她們帶了足夠穿兩周的衣服。

結果一待就是幾個月。瑪麗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就像是回到了在家上學的年代：沒有男孩子，沒有一起玩的夥伴，沒有地方可去——除了家和賣酒的商店。」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劇，大學停課，繼瑪麗和梅格之後，另外三個兄弟姐妹也回到家中。用他們的母親洛麗(Lori)的話來說，他們把父母在新澤西州華盛頓的四居室房子變成了一個「美食廣場、麵包店和健身房」。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有數百萬年輕人搬回父母家，芬尼根家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國，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與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數據顯示，儘管學生和年輕員工罹患嚴重COVID-19的風險較低，但與其他人群相比，他們受到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波的更沉重打擊。新冠疫情還放大了過去的一些趨勢，包括低工資、就業市場停滯和學生債務上升。

英國《金融時報》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800多名16歲至30歲人士回復了調查——顯示，這些困難正轉化為對老一輩人與日俱增的不滿，後者不僅境遇更好，而且在政治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我們並不是共同面對困難，千禧一代不得不在當前處境下付出最大的代價，」來自加拿大蒙特利爾的30歲的波琳娜•R(Polina R)說。「如果你們不注意，不去確保我們最終不至於失業和變窮，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你們？」

以下是他們向英國《金融時報》講述的疫情期間的經歷：

「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自今年8月畢業以來，來自韓國大邱的25歲的李菊妍(Juyeon Lee)遞交了幾十份工作申請。儘管她接受過幾次面試，但她對空缺職位不斷減少日益不安。

「我不想被感染，因為如果我感染了，找工作就更難了……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永遠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儘管在面試時我是一個自信的大學畢業生。」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5歲以下人群因疫情而失業的可能性是26至64歲年齡段的2.5倍。研究還表明，在經濟衰退期間畢業可能會對工資產生持久的傷痕影響。

根據經合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在仍在工作的人中，近一半的人報告收入減少，其中年輕女性和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受到的打擊最大。許多寫信給英國《金融時報》的人表示，他們不得不放棄商業計劃，並動用自己的儲蓄。

在發展中國家，失業往往意味著無法養活家裡的幾代人。來自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28歲的科馬爾•卡達姆(Komal Kadam)是家裡唯一掙錢的人——直到今年3月她失去工作。

「我害怕一切……我能找到新工作嗎？我怎麼償還貸款？現在我有很多煩惱，」她說。

「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調查的許多人表示，他們害怕感染或傳播新冠病毒，但也有其他人承認自己抱有一種比較無所謂的態度——政治領導人已經批評這種行為是夏季過後歐洲和美國疫情復燃的原因之一。

在春季封鎖的高峰期，蒙特利爾的波利娜曾經讓來訪的朋友留宿。「我沒有遵守建議。」她說，「我兩次出國旅行，去過十幾次酒吧、餐館和劇院。」

「我的風險承受力很高，在沒有人拿得出一份計劃、而掌權者並沒有與人民同甘共苦的時候，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在許多地方——尤其是美國，但也有歐洲和南亞——許多調查回復者指出，違反公共衛生規定的往往是老年人。

28歲、來自印度欽奈的阿吉塔(Ajitha)表示：「老一輩人相信互聯網告訴他們的一切。他們被WhatsApp轉發和YouTube視頻誤導了。」

年輕人的原話

「我確實違反了規定。疫情期間，我和一個女孩約會過好幾次。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可怕，是我媽媽發現我和其他人見面，讓所有人都暴露於感染風險，還是害怕被警察抓住」

胡安(Juan)，25歲，哥倫比亞

「大家的態度讓我想起高速公路上司機的態度：比我快的人是瘋子，比我慢的人是弱智」

托阿德爾•馬特奧克(Toader Mateoc), 28歲，美國

「就在我剛剛認識『現實世界』時，卻不得不逆轉一切，感覺有點突兀」

馬克•安吉洛•費利扎爾多(Marco Angelo Felizardo), 22歲，菲律賓

「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許多調查回復者表示，他們對本國領導人失去了信心，並認為抗疫方式很糟糕——除了一些歐洲人和亞洲部分國家的回復者。

來自法國阿訥西(Annecy)的23歲的安東尼(Anthony)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從巴西聖保羅家裡的廚房餐桌兼辦公桌上，29歲的達尼洛•文圖拉(Danilo Ventura)看著他的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換了三位衛生部長。他說：「全世界都在說A，而巴西政界卻在喊Z。」

這種方向感缺失造成了代價：巴西的死亡人數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達尼洛和他的妻子按照地區政府的指示在家隔離，即便巴西的民粹主義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仍出席擁擠的活動。

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經合組織公共治理局(Directorate of Public Governance)的負責人埃爾莎•皮利霍夫斯基(Elsa Pilichowski)表示：「他們對公共機構的信心，以及他們對於自己是否擁有政治影響力和決策代表權的觀感都停滯不前。」

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許多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他們覺得政府自相矛盾，行動遲緩。

「機場開放時間太長了。有關口罩的訊息傳達簡直丟臉。我直到6月中旬才得到一個口罩，」來自蘇格蘭格拉斯哥的28歲的約翰(John)表示，「我認為，雖然比美國強一點，但我們的抗疫工作實在做得很糟糕。」

益普索(Ipsos)高級研究副總裁瑙米•哈克(Naumi Haque)表示，新冠疫情加深了政治上的希望幻滅。他說：「Z世代和千禧一代比老一代人更有可能覺得自己國家的情況正在失控。」

「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

聯繫英國《金融時報》的很多人聲稱，他們考慮過自我傷害。「失業、精神健康問題，以及有關這一切何時結束的不確定性，都讓人對前景非常絕望，」來自倫敦的30歲的詹姆斯表示，他補充說：「我一度考慮過自殺。」

公共衛生專家警告稱，新冠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響，在持續時間上將超過新冠病毒造成的感染威脅，數百萬人在對付抑鬱、焦慮和孤獨。英美開展的研究顯示，與其他年齡段的人相比，18至29歲的年輕人在此期間經歷的痛苦更嚴重。

回到新澤西，自從疫情開始以來，在芬尼根家的10個子女中，有5個開始接受治療。瑪麗表示：「有人差不多每周崩潰一次。」

25歲的瑪利亞•羅德里格斯(Maria Rodriguez)來自西班牙，但住在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ow)。她表示，她決定寧可冒感染COVID-19的風險，也不要因為孤獨而陷入抑鬱。

「我不怕去咖啡館，也不怕見很多人，因為我不會感染家人，」她表示，「我選擇精神健康，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感染新冠。」

5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教育心理學講師奧拉•德姆科維克茨(Ola Demkowicz)對數百名英國青少年進行了調查。其中很多人表示，在適應人生中的這些不確定性時，他們經歷過「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她表示：「對於那些本來就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這似乎確實是一項巨大挑戰。」

年輕人的原話

「當我與上了年紀的父母一起在家裡生活時，我對自己要求嚴格。如今，在做了6個月喝酒的修女之後，我要冒著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再次約會」

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27歲，美國

「每天都要通過Zoom收看數小時的大學課程，學費一分不少，但學位卻貶值了，就業前景黯淡，擔心年邁的長輩，見朋友或結交新朋友的機會（如果有的話）變少。這足以讓任何人都覺得有點毫無意義」

威爾(Will)，23歲，美國

「老師的期待大幅上升，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比平時好上好幾倍，因為考官會懷疑——而且預期——有作弊行為。過去六個月，這種壓力越來越大，但我希望當一切結束時，壓力也會消失」

Alistair Woo，16歲，香港

「年輕人希望做一番事業，每一個年輕人都希望變得更優秀，但這場疫情毀滅了一切，限制人員流動，學校關閉，一些企業破產」

維多利亞•希迪貝雷(Victoria Chidiebere), 22歲，尼日利亞

「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不過，幾位調查回復者表示，疫情讓他們得以與家人和大自然重新建立聯繫，也讓他們勾掉了願望清單上的一些事項。

26歲的約書亞(Joshua)來自英國。他表示，8月的一個早晨，他把行李裝上汽車前往西班牙，告別一間小公寓和有毒的辦公室環境。

「我現在一個人租了一間靠海的三居室，而租金是工資的不到三分之一。有兩個朋友來看過我，但我基本上過著遠離社交的單身生活。」

今年2月，泰國研究人員對新冠病毒始發地中國武漢的一群大學生進行調查，以了解他們如何應對抗疫封鎖。他們發現，其中一些人表現出較強的韌性。

德姆科維克茨博士在英國也發現類似的證據：首次封鎖讓青少年有機會決定如何規劃他們的一天，而不必理會社會義務和學校作業，她表示：「他們可以……探索他們想從人生中得到什麼，自己去發現成長和發展的途徑，並重新評估他們的人生方向。」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中，來自澳大利亞阿爾伯里(Albury)的30歲的安德斯•弗茲(Anders Furze)表示，他發現，疫情之前他在透支自己：「我以前每周有5個晚上出門：吃飯、看電影、看話劇演出。」

最近，他反思了自己的事業，報名攻讀了一個法律碩士學位。他表示：「感覺好像它打開了一扇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社會 #人生 #衛生 #家庭

【歐美人在1760年以前沒見過餐廳？】

WSJ有趣的歷史短文--「The Business and Pleasure of Dining Out」。

歐洲歷史自古沒有餐廳，古羅馬時期僅有類似路邊攤的熟食小販叫「thermopolium」，提供底層工人「帶了就走（to-go）」簡易餐點。

遭火山爆發掩埋的龐貝城（Pompeii）就挖出150攤thermopolium。

時間來到中世紀（Middle Ages），當時的歐洲依然僅有熟食路邊攤「cook shop」，如果要坐下來吃飯，只有修道院或部分小酒館有提供餐點，但不能點餐，主人提供什麼就得吃什麼。並不存在現代意義的餐廳 -- 有專職廚師、服務生與菜單。

當時的朝聖者旅行指南就說明富裕的朝聖者務必自帶廚師隨行。

西元十世紀到十三世紀，歐洲人如要找這種現代化餐廳，只能上中國（宋朝）開封，那兒有各種菜系的專業餐廳，滿足旅客官員不同餐飲宴會甚至舉行會議需求。

歐洲要等到1760年代，才首先在法國出現可以坐下點餐的餐館。這種新興服務供應者稱可以提供讓客人恢復身體健康（法文：restaurer）的濃湯或清湯，這也是為什麼英文的餐廳一詞是"restaurant"。

1782年，西方世界終於由Antonie Beauvilliers設立第一家現代意義的餐廳 -- 「La Grande Taverne de Londres」，基本上就是複製法國宮廷的菜色與服務方式。很類似民國初年北京市有的「仿膳飯莊」。這也是為什麼在19世紀以前，西方語言中"restaurant"這個詞專指「販賣法國大菜的高級場所」而非一般餐館。

美國則要等到1830年才有第一家餐廳落腳紐約市，由Delmonico兄弟開設。Delmonico's也是第一家提供「單點（la carte）」與「定食（prix fixe）」的餐廳，對19世紀的美國人而言是從未聽聞過的新奇體驗！

20世紀初美國禁酒令（The Prohibition）害得幾萬家美國餐館關門，這段期間（1920～1933）僅有違法的私酒館（speakeasies）與家庭餐廳得以生存。

法律經濟學談的禁酒令惡法怎樣催生美國最大幫派黑手黨，甚至禁酒令之所以得以憲法修正案形式通過國會與當時美國婦女首次享有投票權有關...等等題目我過去都談過，此處就不重提。

這邊簡單提兩句經濟學觀點：

I 歐洲之所以幾千年沒有如中國發展出餐飲業的根本原因就是「太窮」。由以下這張歷史GDP圖可以看出，1600年以前歐洲的收入都低於中國，尤其中世紀西歐收入只有中國的1/3。整體社會租值太低時，餐廳的上頭成本不但無法回收，甚至連直接成本要損益平衡都很難。

II 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曾針對某台中高檔餐廳尚未開幕就倒閉事件，批評該餐廳「有錢裝潢沒錢發薪水」。

此教授經濟學觀念不足之處我在2017年「象牙塔教授，這叫消費者盈餘榨取」一文解釋過，轉貼部分如下：

很明顯論者壓根就沒有開店的經驗，以為人力是隨時請隨時有，而且來就能上線工作毋須教育訓練也不用過濾的。
我自己曾經為了在信義區開百貨公司專櫃，104等求才管道花了幾萬元刊登，2個月內面試將近幾十位求職者，超過9成根本不能用。能用的一成，你還得跟大品牌競爭 — 人力通常更願意去知名品牌大公司工作，無名中小企業甚至要開出比大公司更高的薪水才請得到或留得住人。可是增加的人力成本很可能也吃光獲利。

請人哪那麼容易？

同時這位大教授也沒有經濟學成本的觀念（特別是上頭成本與營運成本），才會說出「花大錢裝潢然後不喜歡花一點小錢請人」這種話。

裝潢費用屬於上頭成本，是下注之前對於市場判斷與定位的成本，一旦下了注要開檔，這個成本對於經營者的行為在經濟學上已經失去任何影響，因為這已是歷史成本，而歷史成本不是成本。經濟學看的機會成本永遠是指「對未來選擇的最高代價」。

裝潢後如果人力無法支應，開門營業帶來的收益不足以cover日常營運成本，甚至因人力素質未達標準可能砸了招牌商譽的風險下，理性經濟決策當然是暫停營業！

我不認為這篇新聞中的苦主全是因為一例一休而出現人力問題，我推測他們應該本來人力就很吃緊了，可是越趨僵化的台灣勞動法規使得經營難度大大提高。
開了店可用人力資源無法完美供應，在百貨公司業界是早就存在這種狀況。樓管一般會在新櫃開張但人力不足情形下幫忙調度借人，這也是樓管的工作權責範圍之一。反過來想，如果此類狀況不是常發生，那百貨公司也不會設置樓管負責這部份的調度工作。

也就是說，真實世界中此類狀況遠比這些象牙塔裡的學者所知來得實際而頻繁。從經濟制度分析角度來看，缺乏彈性的勞動法規的確會加劇與惡化這種困境。

台灣很可悲的，是參與政策決定的環境中竟充斥這類毫無經營經驗的人，還說話最大聲。

文章連結：
https://wp.me/p7TW6D-116

[我的罷工日記]（個人拙見）
沒想到罷工真的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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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日輪班坐在我的公司運航大樓大門前、工會搭起的棚子底下，有時輪到夜班還要準備蓆子睡在柏油路面上（相當新奇的經驗），風吹日曬雨淋偶爾蟑螂襲擊，對比一邊公司那棟灰色大樓內的看似如常（但我知道裡面所有內勤人員一定為我們的事情忙炸鍋了），心底總是有一縷怪奇：我究竟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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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地，早班想睡起不來最不想進的公司、長班前難以跨出家門好想留在家最不想進的公司、年度複訓考試壓力太大想就此消失不見最不想進的公司⋯⋯，就這樣聳立在眼前卻就是想進也不能進。我們在一個層面上已經變成相互憎恨的仇敵似的，不再是從前對外形象營造出的「家人」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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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外界「不爽不要做」的聲浪質疑，我必須很誠實地說，以台灣的物價水準而言，我的薪資水平的確相對高及穩定，人才會喊出這樣的幹話（真的是幹話，因為很幹自己做牛做馬賺得比空姐少，她們還膽敢罷工）。但氣憤之餘，往深一層想，「不爽不要做」其實是薪水較我低的人的對於難以翻轉階級的深深無力感；亦是薪水較我高的人對我們職業的一種隱晦鄙視，認為我們的能力就是只值這樣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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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世間正義，很直白地說，就是關於資源分配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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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長是神的化身，帶領族人打贏另一個部落，分配戰爭成果的時候，自然最好的東西、最美的姬妾，要分給酋長，其他勇士按照割下敵人的頭顱數來決定拿多拿少——這是原始社會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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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選拔模範生到教育局領獎、接受表揚。除了考量該生的學業狀況，人品性格、家庭背景（是否在困苦環境下依舊孜孜不倦）、甚至是人際關係都會被納入評估之中。進到現代社會，除了「成績」這樣直接的證據以外，我們逐漸開始重視一些難以數值衡量的人性品德，期待有「完人」現世——這是我們脫離動物本性，啟蒙過後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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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身心障礙人士保留的停車位、補助、費用減免，是為補足他們先天或後天造成的社會不適性，卻依舊尊重及肯定他們身為人的價值，所給出的平衡優待；位於城市精華地段的古蹟是否要為了蓋億萬豪宅而拆遷；為保育台灣原生種動植物，比如雲豹好了，政府該投入多少經費致力復育，還是反正不關我事應該把錢拿來大家發大財⋯⋯這些所有，都是資源分配，也就是公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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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遺憾的是，現代科技還無法令我們感知到他人的疼痛，即使醫生問我一到十分幾分痛，我說五分，隔壁的病患也說五分，但我面有糾結，他卻看起來老神在在，我們也無法跨職業別地說因為我比護理師（大家最愛鼓吹他們才該罷工）還累、還辛苦、還血汗，所以我罷工。因為跨職業別本來就無法比較，就像我們沒有人可以衡量是踢足球累、還是打籃球累，是長跑累、還是短跑累；而職業的薪資計算標準即使和身體操勞相關，卻不是絕對。各產業別的薪水計算有其神秘廣大的市場供需原理（單位產值、勞動力再生成本、隱形的心理成本、物價高低、員工學養基礎⋯⋯），一般勞工僅能依循常識，及最簡單的和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較，來獲知自己是否有遭到剝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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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為自己的工作爭取任何權益的時候，和別的產業，比如大眾呼喊最該罷工的醫護人員，其實根本沒有比較的立論點，因為本就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我們每個人，都只能為自己的權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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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某論壇底下一篇發表對於我們罷工心得的文章回覆中，看到一位護理師留言，由於該心得的結論亦是：「妳們怎麼不去跟比妳們累的人比，醫護人才該罷工吧！」護理師似乎再也不想看到自己的職業一直被拿出來鼓吹比較，便留言道：「我們的產業特殊不能罷工已經很可憐了，拜託不要再拿我們出來說嘴，不希望我們那麼辛苦，麻煩病人自己提升素養或是家屬動手幫忙，不要因為醫療廉價就把我們當傭人使喚。真的是累到每天都在祈禱健保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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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人都以「不爽不要做」做為就職與否的唯一標準，其實也掉入了這座過勞之島雇主最愛的邏輯誤區，只要雇主尚且找得到人力替代，勞工就成免洗筷，我們誰也沒辦法更好，只能比爛。即便勞工在工作中培養出經驗與價值，老闆只要一句「不爽不要做」，勞工就被一二三木頭人，只能定格或是砍掉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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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會將求職美化成自由市場機制，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勞工有能力就該自己移動到更優待的地方，不然就等著被淘汰。但若是我們的勞動力被自由市場機制化了，全面廢除勞動基準法，各位請以自己的本事博得雇主喜愛，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保障的最低工資、沒有限制的最高工時，除非這是一座佛心之島，時薪三十、四十幹不幹？隔壁公司時薪二十五，老闆已經佛心來著⋯⋯就會發生這種遑論勞權，根本連人權也談不上的事，勞工的自由是假自由，人或許也會為了生存而愈發輕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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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資關係中，勞工本就是相對弱勢的一方。若勞工認為自己遭到不公對待的唯一選擇只有「不爽不要做」，我們是否也等於給了老闆無限秀下限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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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義浪潮橫掃的現代，我們尚且保留勞基法、環境保護法、文化資產保存法⋯⋯，不希望一些也許對於絕對利益、絕對自由無益的事物消失，就是我們對身為「人」這件事有深刻的反思。所以我們會以理性去探討公義、會希望心裡難以言喻的惻隱能被重視。且勞動基準法居然稱為「基準」，就該僅是我們社會公約待人處事的底線，沒有違法只是剛好而已，願意多給的才能算是真正對勞工價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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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如今有多少雇主以自己「沒有違法」為樂、為人人都該謝主隆恩的依據，我想各位勞工應該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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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不能接受我們的訴求，將我們貼上貪婪標籤。在此我想以我同時身為空服員及工會會員，投下罷工贊成票、實際加入罷工行動，闡述個人對整起事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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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先將八大訴求粗分為三組：薪資組、飛安組、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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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錢最難，我們就先從難的來處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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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薪資組有關的訴求有三：人人琅琅上口也是公司緊咬不放的日支費一百五合流禁搭便車、國定假日出勤兩倍薪、除有語言需求航班外，各航班派遣外籍組員人數不超過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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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質疑工會這一百五十元是怎麼算出來的。我身為一介沒有金融財經背景、數學程度到二元一次方程式就舉手投降的勞工，還真不知道這是怎麼算出來的。但是，我至少會用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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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們和台灣另一間國際航空公司的友人私下比較，我的公司和友航空服員的薪水，一個月至少可以差到一至兩萬，而且職級越高差距越大。相信存有「不爽不要做」之心的人在這裡會炮轟一句：有能力就跳槽啊！
我考過友航，我的許多同事也考過。而自我的公司開航以來，從來沒有友航空服員跳槽過來我的公司，我們過去友航的人倒是不少。往年我的公司在友航招考空服員的日子，總要排上大量待命人力，因為去考的人實在太多。幸好友航的人力資源變動率小（福利較佳之故），一年頂多悠悠地招個一期，有時還不招。而我們完訓上線後需與公司簽訂至少三年契約，沒有做完即離職要罰款十五至二十萬，所以我們私下時常玩笑說我的公司表面是航空公司，實則是空服員補習班，替其他航空公司訓練好了收補習費（罰款）再送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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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的是，我沒有考上友航。但這代表我能力比較差嗎？我想實則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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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空服員遴選標準除了多益五百五十分及身高一百六十公分以外，基本沒有具體的其他事項可以參考。我有位同事天生菸酒嗓，長相甜美但一開口像昨晚去錢櫃唱歌徹夜未歸，照樣神秘地考上。且我的公司屢屢獲獎怎麼解釋？雖然這是所有部門上下齊心的結果，不只是空服員，不過不能否認我們也確實傾盡了自己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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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到許多旅客說，不知道為什麼，一上你們的飛機就能馬上有回家的感覺。所謂的「家」，絕對不是靠形式顯擺出來，而是因為有令人安心的人在身邊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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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公司主管在協商會議上主打「日支費是餐旅費」的說詞，問：是哪一站的吃飯錢讓妳們覺得不夠用？比如紐約、巴黎物價較高，看似釋出善意說願意逐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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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所知，空服員的薪資計算方法基本分為兩種：一種是像我的公司及友航一樣，除了底薪、飛時加給（以實際的飛行時數計算一個小時多少錢，像是便利商店打工的時薪一樣），以及俗稱吃飯錢的日支費（我的公司從報到時間算錢到降落後一小時，一小時九十元新台幣；友航從飛機引擎開算到引擎關，一小時五鎂。我的公司的計算方式每趟會較友航多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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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如新加坡、香港、中東的航空公司所採用的，一樣有底薪、飛時加給，但日支費卻是實際在每個外站發放當地貨幣，依入住的飯店餐點一餐多少錢、停留期間能吃到幾餐，來計算核發多少餐費現金。這種方式的日支費就實在是吃飯錢了。但若上述航空公司的底薪、飛時加給和國籍航空一樣的話，這些空服員的薪水還會比我們少上許多，但我們都知道他們的薪水又較我們更高，其貓膩就在於這些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時加給非常高，依職級不同，可以是國籍航空的兩到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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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種薪資計算方式沒有優勝劣敗，只要不虧待員工便好。但可以簡單得知國籍航空所使用的第一種，是比較簡單的方式，公司不用換錢承受各個外站的匯差、物價不同，每個月用統一標準把錢發下去，空服員自己到外站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所以即便名目是日支費，這個吃飯錢卻實在是我們薪水的一部分。比較特殊的是，因為名目是日支費，所以這筆錢並不扣稅，國籍空服員的薪水中只有底薪和飛時加給會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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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公司主管在協商會議中說「是哪一站的吃飯錢讓妳們覺得不夠用」時，本身就陷入了邏輯矛盾。且若是依各個外站不同調整日支費，那麼日支費高的航班一定會造成貪心公主們熱烈搶奪，對不飛長程航線的空服員來說更是極度不公。這樣主管的說詞又陷入了第二層矛盾，因為公司是以「同工不同酬」會影響機內士氣為由，反對「禁搭便車」條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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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弔詭的是，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早就在我的公司空服部門行之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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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從哪一年開始，經濟艙空服員開始接受短程航線的商務艙服務訓練，基本上有經濟艙半年以上資歷的空服員，都會被召回公司進行訓練。完成短程航線商務艙服務課程的經濟艙空服員，我們稱作CAE，在短程航線時就可以到商務艙去工作，不過只能負責外場，內場廚房還是要由真正的商務艙空服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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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做的理由很直白就是用較便宜的經濟艙人力，去補較貴的商務艙人力。因為這些CAE並沒有因為多了一項技能而有較多的薪水，她們與真正的商務艙空服員之間薪資有落差，負責的又是較原來經濟艙更精細的服務內容，但一樣領經濟艙空服員的薪水，這種差異不啻是一種白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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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公司以擔心薪水不同會造成空服員團隊合作不佳為由，緊緊咬住無法接受禁搭便車條款之際，沒有想到的是，空服員們即使同工不同酬，還是團結地為公司屢創佳績，甚至團結到兩千多人寧可手牽手去罷工，整日沒薪水、睡路邊、接受各種謾罵也緊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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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真的這麼擔心影響士氣，反而應該加倍鼓勵我們趕快上車，而不是禁搭便車啊（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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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定假日兩倍薪，與其說是又要效法友航，不如說是更好地增加我們上班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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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空服員的工作性質特殊，有不能中斷的越洋航線，所以我們須與雇主簽訂勞基法84-1條。這法條也同時令我們不受勞基法對一般勞工例假、休假、最高工時⋯⋯的限制與保護，須另行與雇主約定這些內容。但我們在簽下這個約定書的時候，公司只是請我們簽名，卻沒有與我們「另行約定」，然後就裝傻當我們全盤接受國定假日沒有兩倍薪、工時可以全部超過十二小時這些一般勞工享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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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假期是航空業最賺錢、亦是所有一線服務人員最操勞的時期。在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時刻還要工作雖是空服員都知悉的事實，但簽下了勞基法84-1條，並不代表公司不能以慰勞特殊時刻的辛勤為由，依舊照一般勞基法給我們兩倍薪資。況且，過去要是公司肯給我們談的機會，我相信所有空服員都會希望自己放棄與親朋好友相聚的時刻，能夠獲得一些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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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位同事自嘲某年過年期間剛好上班次數較多，被朋友笑是「搶錢」，因為一般民眾都以為我們過年上班能賺到較平時更多的錢。不過我們其實整個過年期間，只有除夕到初二上班能領到一個六百元的紅包，一天一個，三天都上就是最多一千八百元。端午連假、二二八連假⋯⋯不論連幾拉幾，則連個屁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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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心裡天秤的激烈搖擺下，也不願請假好像自己沒有一點職業道德似的，所以選擇將自己的年假，擺在國定連續假日上。但在這類需要大量人力的國定連續假期，不是不能放年假，而是能放的人少之又少，要大半年以前就用大學時代搶熱門通識課之姿，起早趕晚地守在電腦前去搶那寥寥數個公司願意開放的名額。若開放搶假的時段正好在上班，則是連搶的一絲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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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情感價值大於實際薪資，我們會想乾脆請假算了。畢竟我們也是活生生的人，若是只以責任制為教條來規範我們在國定假日工作，誘因未免太小，也顯得是雇主過於冷漠了些（老闆們不能沒違法就高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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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機內還存有一種同工不同酬，這也是我最不願說的一項。不過為了解釋為何工會主張「除有語言需求航班外，各航班派遣外籍組員人數不超過兩人」這項訴求，我還是必須說明，在我的公司，日台泰越四種國籍的空服員，其實薪水會依所屬國籍的物價水平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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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的空服員薪資高低，也是以日台泰越為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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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台籍空服員罷工後確實加了薪水，難保我的公司不會大量起用泰籍及越籍組員，變相打壓，使我們「看得到吃不到」，工會才會在加薪的訴求後一同綁入這項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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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知道原來我們空服員的薪水依國籍不同而有差別的時候，我其實很難過。除了薪水比台籍還高的日籍外，那些離鄉背井來台灣工作的泰籍及越籍，也做著和我完全相同的工作內容。雖然這是全球化沒有辦法避免的狀況，資本為了擴張會去尋找更便宜的成本，但當這些人的臉孔不再模糊，是實際和我一起並肩作戰的同事，還是會有些心疼油然而升，盼望世界大同、盼望至少人的價碼可以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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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想先來說最容易解釋的飛安組訴求：東京、北京、金邊、瀋陽、呼和浩特⋯⋯等九條易超時航班改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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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質疑為何飛安這項運輸業最重要的價值，在工會訴求中的佔比居然這麼低，只有八分之一，啐一句：貪婪，就欲轉身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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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細細琢磨，飛安訴求佔比低其實是對我的公司的讚許，因為公司本來就將飛安把關地相當嚴密。若是知道我的公司空服員每年關於飛安的年度複訓有多令人頭皮發麻、演練飛機迫降的緊急逃生程序有多逼真，而空服員是守護飛安的最後一道防線，前頭還有機師、機務，及其他我不知道的公司同仁們的協力相助，就能明白我的公司在關乎飛安的每一個環節上都付出超然的努力，只剩這條易超時航班的漏網之魚還令我們無法做到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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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司提出給服勤易超時航班一趟一百五十元（是一「趟」一百五十元，來回算一趟）的飛安獎金，以及派自願的空服員包月專飛，且每月多給六至十天休假（咦，同工不同酬？）這樣的應對方案，會遭到工會拒絕，純然是因為我們將「追求安全，決不妥協」的核心價值，注入生命之中在貫徹之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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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民間謠言四起說這根本是貪心公主想去東京過夜的陰謀（喔，誰不想去東京過夜），為了闢謠自清，工會也提出易超時航班帶兩組人上機工作，一組服勤去程，一組服勤回程，不過夜，這樣的替代方案，不過還是沒有和公司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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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經濟再差，世界競爭力排名還算是名列前茅，但勞權意識卻低落地如同第三世界。要不是我切身遭遇到這次罷工經驗，我其實也沒有機會去思考，在這樣政經高度發展的國度（我們同婚立法了耶），為何會有勞權低落這樣如同平行時空般的問題存在。之前我曾去旁聽的一場勞資協商會議上，討論易超時航班時，工會提出了光是一百零六、一百零七年度，我的公司航班超時就被檢舉超過一百二十次，罰鍰累計一百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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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頭去算了一下，光是令空服員在東京過夜，一年成本算下來，我的公司至少要支出一千五百萬。兩相權衡下，若你是雇主，是我的公司的老闆，兩年罰一百五十萬，讓員工冒著超時工作的風險；和一年至少支出一千五百萬，只為了不讓員工超時工作，你怎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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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開始罷工後，我和我的姐姐討論過一個雇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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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最近自己開了公司，當了老闆，小心翼翼地走在創業維艱的道路上。她說：「我要是發現一個員工的能力很好，會很想將他留下來，他有自主的想法，讓我不用操心那麼多，我也信任他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我同時也知道，一個能力好的人，沒有給他比較多的薪水，絕對留不住。這時候我會突然寧願選能力比較差，但我不用付出那麼多，而且好使喚沒有自己想法的人。因為利潤就是這樣，我要給別人還是給自己，這是我每天都在掙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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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當過老闆，很難設身處地去換位思考到姐姐的層面。我知道她選擇在這個時候和我說這樣的話，是在軟著暗示我，大有大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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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姐姐聊完後，我依舊去罷工，白天頂著烈日，夜晚傍著焦土。或許是因為時間的侵蝕，或許是因為外界的風向，我逐漸變得焦躁不安。我的胸中依舊哽著一口不願放棄的氣，可除了這口氣外，我什麼也吃不下，我因此削瘦到了夢寐以求的狀態，卻也快樂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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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我輪完罷工棚靜坐的班後走至客運站欲搭車回台北，罷工期間我們算是暫時與雇主解除了勞雇關係，當然不得搭公司交通車。不過，我還是認為我的公司有些過於斤斤計較的是，有同事在罷工開始後由洛杉磯飛回台北，一落地，機門開，公司派來的人就和才剛飛完一趟長班的她們說：「有工會的人在機場要收參與罷工的人的證件，證件被收了就要自己想辦法從機場搭車回家，不參與罷工的人才能搭公司派的交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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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趟洛杉磯的座艙長很保護學妹，回道：「我的組員才剛飛回來，大家都很累，怎麼有辦法馬上做決定？而且回來後每個人也都還有兩天的休假可以考慮要不要參與罷工。怎麼能不讓大家先進公司換衣服、拿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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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人才解釋自己只是代為傳達公司的意思，沒有要大家當場決定。後來那一路她們壓根沒在機場遇見半個工會的人，這才搭上了公司的車子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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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人有去機場倒是僅有一次。罷工剛開始的時候，機場的地勤人員因為航班大亂承受著旅客的壓力。有罷工空服員心生不捨發起去機場代替地勤與旅客道歉的活動，工會幹部要大家守在罷工棚就好，她們去。她們揹著請不要責怪地勤的牌子到機場，接著被批為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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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黑的與白的似乎已經沒個準則，在這整個罷工的故事裡，我時常看見黑的變成白的，白的變成黑的。或許是我的眼睛和人長得不一樣吧，我陷入了一種哲學式的，你看見的黑不是我看見的黑，你眼裡的白不是我眼裡的白的考驗。我看見許多人連想都沒想便全盤接受了眼前的一切，指鹿為馬，我突然發覺這樣的生活好輕鬆，比罷工輕鬆許多，那麼我坐在這裡幹嘛？我又陷入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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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走去客運站的路上，站在馬路的一側等紅燈時，遠遠看見另一頭站著一位公司的學姐。即便是罷工期間，學姐依舊謹守公司規範的儀禮，梳著漂亮而一絲不苟的法式包頭，身穿及膝而式樣優雅的A字長裙，及不露趾的低跟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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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戴著棒球帽，視線被遮蔽，只要頭不轉向她的方向，可以完全假裝沒看見，何況這是公司外、是罷工期間。而且，我是有點怕學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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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結束後，我還是舉起了右手，向著學姐揮了揮。學姐笑容燦然與我回打了招呼，我突然胸中那口氣鬆動了些，明白了自己的倔強從何而來。學姐是出了名地對工作要求的學姐，若以姐姐的話說，就是那種會讓老闆想要留下來的而陷入放利兩難的好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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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公義的本質是資源的分配，那麼一個人情操的高低、一個社會文明的程度，乃至於企業明明是為了營利而生，人卻會在意資本獲得的手段、在意企業有無盡到社會責任回饋世間，是因為我們對於至善還有期待。所以我們不會暴虐地修一條法要比爾蓋茲必須將自己資產的百分之九十拿出來發給窮人，卻會期望他是情願拿出自己資產的百分之九十去做對的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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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摸學姐行來的路徑，她應該是住在公司附近步行而來。住公司附近、對工作有十分地要求，我們自然會將她連結到是「公司派」。畢竟此人的大半青春、花漾年華、生活樣貌、談吐思想，該已經和這間公司連成像呼吸與空氣的共生關係，她該是最愛也最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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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她的前半生，年輕可愛的時候，有人豔羨似地輕輕簇擁著她，道：「妳該去考空姐。」在對世界的渠道相對封閉的早些年代，她也曾懷疑是否這樣的自己就能站上國際的舞台。然而嘴上硬著說只是試一試、最終面試階段卻緊張到手心不止地冒汗，她才發覺自己很在意。熬過了訓練的嚴謹、熬過了職場的高壓、熬過了身體一再地生病、甚至熬過了公司生意不好隨時可能被不當裁員的恐懼，她用驚人的韌性撐住了自己、也撐住了經驗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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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有新來的學妹稱她作「鬼」，她有些無奈笑笑，不知該怨還是該氣，心說妳們不知道我對妳們有多網開一面。然後她不禁想自己為什麼撐到了現在，還買了房子背了貸款，肩上多駝了一座雷峰塔似的令自己再難離開。而後她才領悟原來自己為人有些老派，她不想做太跳躍、創意的、沒有規範的事，這不是古板，而是匠人一樣，在日復一日近似於無的微小修正上釀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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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虔誠地割下一塊心頭肉獻祭予一份職業，她想通了以後愈發敬重自己，然後像是鞠躬盡瘁最後一次做好四菜一湯就欲離婚的家庭主婦，悉心妝點自己，昂首罷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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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收到一位相熟的機長私訊，說這罷工期間上班，空服員配置無法按照正常，大多都是較資淺的學妹，他從駕駛艙打電話到後頭，沒人聽得懂他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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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怎麼能做好前後艙良好溝通？」他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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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氣沒人給你打咖啡吧。」我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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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這樣的玩笑話，我突地就明白他隱隱然的憂心不假，還有他暗藏在話語中的鼓勵：妳們不是免洗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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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世間人對我們存有這樣的誤解，摸摸鼻子也就算了；但若說是家的一個地方還存有這種心思，有家也歸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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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來說管理組：開放工會幹部參與人評會等懲處機制，並有發言權及表決權；開放勞工代表參與公司治理（就是之前被幹到爆的勞工董事）；給予工會理監事、會員代表會務公假；變更空服員現有勞動條件與工作規則應先與本會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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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會發現，其實訴求中最多的是關於我的公司的管理方法的改變。除了勞工代表參與公司治理這項爭議太大，且要尊重我的公司身為一完全的民營企業，關起門來的確可以「朕不給的，你不能要」。其他的，都是期待工會得以壯大制衡我的公司對空服員的一種有些羞辱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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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這是工會的陰謀，是想煽動空服員而後爭權奪利的手段，我自己聽了都有些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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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幾日看著都是自己空服員的工會幹部們，有的要帶活動鞏固靜坐空服員焦躁的心、有的整理物資跑腿訂便當、有的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站上高台要站到公司願意出來協商（不過被我們自己空服員們勸退了，太危險，不要這麼賣命）、有的製作懶人包開記者會發新聞稿⋯⋯。許多人譏笑我們毫無謀略可言、反應太慢、看不懂在幹嘛，我才明白這樣的諷刺反而是一種激賞，面對龐大的資方，我們手無寸鐵，只能盡量有樣學樣、有什麼做什麼，杜甫石壕吏中的老嫗般，請從吏夜歸，猶得備晨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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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這是一場陰謀，我只能說這個陰謀太累太深太龐大，不如回去洗洗睡了隔天向公司報到復飛來得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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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突然發覺那些對我們憤怒的地勤、內勤人員、一開始就沒有加入工會的、罷工行動真的開始了回去上班的，其實是看得最清明的人。他們實在明白這個世間運作的現實，知道不要雞蛋碰石頭，知道要偎在高牆下才能獲得最好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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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空服員是只有女生的部門的緣故，所以在這間父權的公司裡備受歧視。當人嘲笑說我們怎麼可以拿血尿蕁麻疹內分泌失調尿道炎中耳炎爆痘爛臉失眠肌腱炎⋯⋯當作抗爭的理由的時候，我想問，若是身體都出狀況了還不能要求改變，那麼要到什麼程度才能要求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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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運，是個身體還算承受得住這份工作的人，除了剛進公司第二年，曾有一度內分泌失調，耳下至下顎處密密麻麻長滿了不是痘子但紅紅一點一點的東西；還有因為時常感冒上班，每次都會引發中耳炎，即便感冒好了，半個月一邊的耳朵都會像浸泡在水裡一般聽不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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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問，生病為什麼不好好休息，硬要上班身體搞壞要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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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病請假很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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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感冒都要到公司核可的大型醫院去拿「診斷證明」，想多休兩天還要拜託醫生寫「宜休養幾日」，連生理假都要到醫院拿證明，被公司刁難一次、再被醫生嘲諷開這種證明前所未聞一次（不過這不怪醫生，因為這種證明大概放眼全台只有我的公司需要而已），有時即便身體不堪負荷，也會想說算了乾脆去上班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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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制度設計明顯就是在最大化壓榨空服員的單位產值，我必須承認，管理階層真是聰明絕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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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出車禍，所幸只是皮肉傷，沒有傷及筋骨，但兩腳膝蓋大面積擦傷，需要每天換藥包紮，傷口結痂走路會痛，當然也不能穿絲襪。我問醫生我多久能好，醫生說每個人復原時間不一定，我說我必須開證明需要休息多久，不然公司不會讓我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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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可以斷言妳多久能好，我就是神醫了，我不能開這種證明。」醫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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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至少給我一個至少的時間，如果還沒好，我再來醫院開，拜託。」我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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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兩腳膝蓋都包得像要去打排球穿護膝一樣，就算醫生不給開證明，相信有眼睛的人都會要我休息先別上班了。不過我的公司奇妙之處就在於，即便是外觀上明顯的傷病，只要沒有按照請假規定，還是麻煩去服勤。有同事去拔智齒不慎臉腫了兩倍大，不好意思要請假就是要證明；有同事眼睛發炎化不了眼妝 ，那妳可以擦口紅；有同事失聲開不了口，那妳不要講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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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後來開給我兩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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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禮拜後，我可以緩緩走路，但傷口還沒痊癒，還包著紗布，公司評估了一下，說妳還不能上機就來公司打雜。我被分配到了替空服員辦證件的部門，護照、台胞證、美國簽證。裡頭的課員們都對我很好，知道我不是專業的只會讓我做些簡單的文書處理、抄寫影印，令我從一開始的有些怨恨（為什麼不讓我在家好好休息），到後來也因為這些溫暖的內勤同事，最終傷癒要回去空中時還有些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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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位學姐，工作以來一天假都不請，連母親病危都極力調班換班並懇求公司核放特休整整全勤了九年（她說謝謝很多同事願意幫忙）。後來母親過世，她卻累壞了身體而不自知。一日，穿戴好制服裝備，突然一陣尿意，進簡報室前先去了趟廁所，低頭一看，卻在胯間望見一片血紅，這才發現，原來自己血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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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目驚心的身體警訊，令她終於肯面對健康的臨界點，不再勉強自己。但已經將近報到時間了，公司規定的請假時間是報到前三個小時，她向公司請示自己的狀況，事出突然，能不能臨時請病假回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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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只是說，用一貫的制式的口吻，請病假可以，但不在規定的時間內，後續會有懲處，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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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姐捨不得自己的全勤紀錄、也不願就這樣被記了一個警告還是申誡的明明自己沒有犯錯，回家後，她想起了現在尚在母親百日，而自己還有一天喪假可以用，便致電公司：「那我改請喪假可不可以？我不是請假慣犯，這次真的是突發狀況，請看看我的請假紀錄。」學姐哀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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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是血尿怎麼可以請喪假？」接電話的那頭說，還是一貫的制式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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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被公司約談，要她寫報告，請她「成熟理性」地面對。並告訴她，念在她九年全勤的紀錄，公司能將那天病假視為一般病假，免除請假不合規定的懲處，不過還是不能改為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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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有些羞憤的約談結束後，她搭電梯，下樓。等電梯時，一位聽見她與主管對話的內勤同事過來，悄悄在她耳邊說：「學姐，講白一點，喪假已經是大老二了，他們怎麽還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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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請假方式施行良久，才終於在近幾年改為較為人性的方式，只要一般診所的收據即可請假（感謝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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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第一天，看著許多內勤同事衝出來對著我們賤人、婊子地叫罵，我覺得難過，也十分不解（不過幸好沒有看到我認識的內勤同事），甚至有人成立了網路社團，裡頭充滿各種針對空服員酸澀不堪的言語。令我發覺平行時空的問題不只存在台灣社會，也存在於我的公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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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身為專業經理人的朋友提醒我，製造對立也是一種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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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之間的猜疑與嫉恨，能夠形成一種強大的互相監督的網路，管理者不需另外成立監控部門，就能以相當低廉的成本收割對立之後互揭瘡疤的果實。管理者也能收束權力，形成至高無上的權威。好處絕不全體適用，因為賜給誰什麼都是恩典，因為總要令人有點眼紅；責罰就要連坐，令系統中的人人心惶惶，永遠懸在一種驚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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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輕蔑地回朋友說你小說看太多，可有時發現的一點小線索又會令我不禁往這個方向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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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上述社團看見一則地勤同仁的留言，大意是在說公司已經對空服員很好了，什麼都給我們，我們憑什麼罷工。地勤同仁舉例空服員的鞋子襪子都由公司提供、下班有專派的公司交通車可以坐，而他們即便和我們穿著同樣的制服，鞋襪卻沒有補助，從機場下班時還要碰碰運氣搭空服員的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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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留言我相當詫異，想起自己從前還覺得公司對待地勤更優渥，戴眼鏡、戴牙套都不用像空服員一樣需經過申請審查，而明明我們是穿著同一套制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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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社團裡還有許多公司同仁放上自己參加各種公司餐會、慶祝會、運動會的照片。我看著螢幕裡的喧騰熱鬧，總有一種冷宮妃子聽見宮裡慶典的絲竹鑼鼓之聲，自己卻清冷寂寞不在行列的幽微心酸。一般空服員若是被邀請去參加公司的這種聚會，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去端盤子當服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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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來自己工作近九年，的確沒有參加過我的公司的什麼活動。還記得剛上線的時候，知道公司有運動會，還興奮地有些期待空服部門會不會派人去參加呢，我喜歡運動，也喜歡在遊戲中有點競爭的感覺。然而空服員僅是一人發放一件大會T恤，就算是在這個活動中盡了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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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代表公司飛向世界，回來後，進公司換便服、放行李，就算是銀貨兩訖。接到公司電話不是抓飛，就是有客訴請儘速回覆。不飛的日子進入公司，不是約談，就是訓練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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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我的公司終於有首批空服員做滿二十五年退休，這在空服員間是不得了的大事。然而在偌大的整個企業，也是人微言輕如一縷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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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許多人如此愛戀我的公司的言論，我很嫉妒，因為他們定是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備受了公司的珍惜才能那樣振振有詞。然而他們又覺得公司早已把什麼都給我們了、然而一個內勤實習生可以大言不慚要我們回家做媽媽的寶貝（同事表示：我不單是我媽的寶貝，還是我阿嬤的金孫）⋯⋯，我太混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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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陰鷙令我只能牽緊身邊的同事，只有她們眼裡還留有一片澄澈，無關黑白，就是單純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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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的公司一位高層在媒體面前哭訴，沒有工作不辛苦，這些空服員好歹都是大學生了，怎麼還不懂呢。我們這些大學生，再怎麼愚蠢，也弄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罷工行動，充分顯示我們的自我進步能力非常強啊，這樣的員工才能令公司Proud到全世界不是嗎（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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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高層真正知道我們的工作辛苦，為何沒從想過要如何改善勞動條件，而是在外狂打我們是幸福企業這樣背道而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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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脆一點如另一位高層直接承認就是威權及專制不也很好嗎（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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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又說，感謝所有願意和他站在一起的地勤、內勤人員。看到此，我希望高層是真正地珍惜這些願意為你加班的員工。至少，鞋子、襪子、交通車，不要虧待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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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日在罷工棚，有相熟的學妹心中很有疑慮來找我聊聊。她說，她怕再不回去，會被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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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呼吸一口氣，想了想我的公司對待空服員一慣的作風、想了想罷工至今公司的態度，我真的沒辦法有自信地告訴她，不會的，在法律的保障下，如果是公司要懲罰我們甚至開除我們，他們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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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語帶保留地說：「如果妳回去了，留在這個棚子裡的人越少，那麼最後公司要想辦法處理我們的時候，他們所能用的手段就越狠，因為罷工的人數越少，他們越好開刀。如果棚子裡的人夠多，公司要動手段就越難，人數越多，本來就越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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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罷工都開始了，我們都還恐懼地感到打壓渺小。我們要促成這場罷工有多麼地困難，尤其在台灣這個工會組成率不到10%的國度、在我的公司這樣業界出名高壓管理的地方。我失眠了好幾個夜晚，就算不是輪夜班要睡在罷工棚的日子，躺著床吹著冷氣都心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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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罷工後的協商當中，我的公司連最基本的「不秋後算帳決議」，至少恢復員工福利票的權益都不是很願意。要知道，這張員工福利票在航空公司的員工之間暱稱為「乞丐票」，因為機上有空位才能搭，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輕鬆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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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上空位沒賣出去，以便宜價格賣給員工這樣的事都猶豫再三，我的公司在罷工開始後放出的各式狀似溫馨的「回家吧」宣言，不禁令人腦內顛覆。或許「回家吧」只是做給媒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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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幾日在罷工棚中，看著許多學姐妹自發性地擔負起很多事，收三寶、收垃圾⋯⋯，甚至是辦理領回三寶的程序，大家時常習慣性地使用原先在機上會用的語言，交接組、cross check、safety check、go that way go that door⋯⋯，好像我們都還在機上工作一樣，令人感到可愛之餘，也總默默令我鼻酸，大家天真地還奉這份工作為圭臬，不願忘了所有曾經烙印在身上的一切訓練，期望就算外人無解，這樣激烈的舉動也能喚起我的公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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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向來只把工作當工作，是糊口的工具，說是我的天職什麼的太唬爛。可是罷工開始以來，我卻反常地想回去、想再和這些學姐妹們一起做我們慣常做的那些呼吸成自然，但還是會令人煩躁的事（我們工作真的很累啊）。 我感覺我身邊的這些人的心意好珍貴，在獲得我的公司真正的回應重視之後，我們才能不把自己當奴才，不是因為害怕而磨損自己的身心，是因為被珍視而願意貢獻自己的一切；不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完整而成熟的尊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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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中，因為放了我的公司與世界上最豪奢航空公司的薪資比較而被許多人提醒，應該注意兩地工作條件及物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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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補充中東航空公司的飛行狀況：中東由於地理環境炎熱，為了避暑，許多飛機的起降時間都在早上八到十點或是凌晨一到三點的極早或極晚、一杯珍奶加一份炒飯或煎餅就要台幣八百、月飛時往往破百甚至到一百六十小時、和我們一樣快閃美澳24小時，及一人拉一台如果放滿可以重達百斤的餐車⋯⋯，寫到這裡我愈發慶幸自己身在一個可以合法罷工的地方，因為在中東組工會是犯法的行為，可以被抓去牢裡關（謝謝中東航空姐的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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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注意的誤會是，我們從沒要和世界上最豪奢航公司一樣的薪水（當然如果有也很好啊），放出比較圖是希望這樣的落差可以提點眾人，為什麼我們上不去？為什麼台灣的勞資環境一直停滯不前？為什麼能合法組工會卻組成率這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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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訴求中雖然喊出了日支費一百五的價碼，卻從來沒有要好要滿（讓我破個三位數一百零五也是可以嘛），在我的公司高層後來向工會提出的新六大方案中，關於薪資的部分大打折扣，工會會員們含著眼淚也是同意，只能說，沒見過罷這麼久還這麼溫柔的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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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章附圖為我的公司學妹與一位年資相當友航同仁的薪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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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妹當月飛時為90.43小時，友航同仁為88.58小時。兩人年資都是五年，但我的公司學妹已經是商務艙空服員的職位，而友航同仁因為友航人力結構較穩定，所以還是一般空服員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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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妹的月薪為77,513；友航同仁為94,817。我用計算機算了一下若我們的日支費提升到每小時一百五十元，的確是接近到友航的程度了。而我的公司提出的新六大方案，與薪資有關的只有每趟短班含過夜班加飛安獎金三百元；長班每趟加飛安獎金五百元。而我們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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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是貪婪的公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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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你必須先有承受如此心理壓力的勇氣，才有資格說我們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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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結束了，我心目中最高貴的公主們，明天我們機上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