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已經沒落這麼多年,怎麼不去中國呢?】
週日清晨,一聽到鬧鐘的聲音,總是要整理複雜心情。 對於瑞士人來說,週日早上是 « un moment sacré » 「神聖時光」,我國法律禁止禮拜天工作,讓國民好好用這時間來陪伴家人,在家裡休息。
在瑞士的時候,禮拜天從來不會設鬧鐘,所以在台灣聽到手機嗶嗶叫,提醒我週日早上也得上課,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想要把手機丟到窗外。不過,一想到週日早上班級,是一個氣氛特別好的班,腦中的煩躁立刻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滿滿的精神、興奮灌入身體,一刻都不想賴床,立刻從床上跳起、換上衣服、刷牙洗臉、出門!
記得,在高中的哲學課,經常聊到 « le sens de la vie » 「人生的意義」。高中畢業已經十年多的我,已經把四年的「經典古希臘哲學理論」全部還給老師,腦海中僅剩的哲學道理,是當時老師聊天講到的理論:
« La majeure partie de vos vies sera consacrée à travailler. Si vous réussissez à prendre du plaisir en travaillant, vous n’aurez donc pas l’impression de travailler. Et c’est ça, selon moi, la clé pour mener une vie heureuse ! »
「你們人生多數的時間會花在工作上。如果你們能夠享受『工作其中』,而不會覺得自己在『工作』這就是我所定義的『快樂人生』!」
而這個道理,也改變我週日早起複雜的心情,期待一天的開始,只要整理一下起床氣,提醒自己正過著幸福的生活:我不是把「神聖時光」拿來工作,而是拿來陪伴我很喜歡地學生,一起享受學習美麗的法文。
週日中午下課後,心情總是很開心。成就感與期待享受週日午後的心情,正在心裡雀躍著。
今天,一如往常,抱持著愉快的心情,到附近的早午餐店用餐。當時,我正專注地看著桌上的報紙,旁邊一個「姊姊」盯著我喊出:
- 「哇噻!你看得懂國字嗎?好強喔!」
身為比較慢熟、在乎隱私的瑞士人,面對過度熱情的陌生人,總是一種挑戰。不過,在台灣三年半的我,也學會了不少和台灣人社交招數,總能讓我順利應付熱情姊姊突如其來的搭訕。
- 「嘿啊!」
平常只要開啟「敷衍」模式,陌生人的興趣會突然降低。
- 「天哪!你『嘿啊』都知道!真的太厲害了。你是哪國人?你是娶個台灣老婆嗎?還是你在師大念書嗎?為什麼中文講這麼好呢? …」
不過,這招有時候對某些人無效,他們對於「我的敷衍」覺得無感。因為對方總是話題源源不絕,根本不需要對方認真參與對話,就能莫名地讓話題順利進行。
- 「我不是學生。我在這裡『工作』。」
- 「嗄!為什麼要來這邊?台灣已經沒落這麼多年,怎麼不去大陸呢?」
來台灣之後,心境變很寬。幾年前假設要面對刺探隱私的人,我很快就會失去耐心。但是現在,有一種見怪不怪,我都會禮貌的應付,配合對方聊幾分鐘,再找個藉口失陪。
不過,一旦認識不到五分鐘的人,開始挑戰我的人生大決定,桌下難免會緊握拳頭。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不需要繼續勉強聊天,立刻拿出耳機,忙自己的事。
這第一次發生嗎?其實不是,那一句,我已經聽了太多次了。也許是我無法理解的一種禮貌,在外國人面前貶值自己國家,為了表示謙虛?還是那些人心裡也真的很看不起自己的國家呢?即便這樣子,怎麼會對外面的人說出這種話呢?
我很難以想像法國人問住法國的外國人:「為什麼要跑來法國呢?怎麼不去美國呢?」不管疫情多嚴重,恐攻多普遍,經濟景氣有多差,歐洲人對於自己國家,都有一種基於愛國的驕傲,總是不會對剛認識的外國人吐槽自己的國家。難道不是全世界的人都這樣嗎?
算了,他們看不到自己能夠在台灣生活有多幸福,這也就是他們的損失。不需要更浪費時間溝通。
離開了早餐店,來到家裡附近的咖啡店休息。坐在面對牆壁的高椅,我開始發呆:早上課堂上的笑聲、住海邊的姊姊、工作與幸福生活的關係等等。
突然我抬頭,便看到牆壁上的紙條,好奇地跟著紙條上的字小聲地讀著:
「香港加油!自由,民主!撐香港!」« Vive Hong Kong la liberté et la démocratie ! Soutenez Hong Kong ! »
「港台友好」« Amitié taïwano-hongkongaise »
「民主挺同志,同志撐香港,香港人加油」« La démocratie soutient la communauté LGBT. La communauté LGBT est de tout cœur Hong Kong. Vive Hong Kong ! »
看著眼前百張小紙條,才頓時清醒,突然想要回到早上那些未能反駁姊姊的話:
我一定不會想去「中國」,也不會想去任何其他地方。要在國外生活,台灣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選擇。也許台灣景氣在疫情爆發前不如其他國家好,不過,在選擇長住的地方,要考慮的事情,不僅是金錢方面。
儘管台灣離我國家非常遙遠,卻和我們國家卻很像。兩個小國,夾在一群大國中間,也雖然受到了各鄰國的深刻文化影響,到如今還保留自己獨特文化,也發展出強烈的民主精神。
在妳眼中台灣也許「很小」,正在「沒落」,不過在我眼中台灣有「家」的感覺。不只是人民善良、本地朋友多給我帶來的感覺,除此之外,國家環境跟我成長的地方很像。不管是這幾天路邊很多彩虹旗、貼在咖啡店的小紙條、每四年的民主投票,是只有在台灣才能感受到的風氣。
台灣已經成為我家,不管其他人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的獨特,我會留在這裡,隨時挺你到底 ❤️
#杰宇的法文邂逅
#快樂人生
#台灣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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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義注音 在 阿空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3/2 修正:
發佈這本相簿後有許多網友針對我所說的「黨國為了施行國語運動而將臺語污名化,便將某些語詞變成辱罵的髒話」這部分提出質疑,並認為這個說法單純是我的臆測。首先,這本相簿裡所提出的所有觀點都是有參考資料的,並非出於我單方腦補,主要參考文獻的連結我也附在文內最下方。
但對於我沒有仔細考究或與精通臺語文化的學者交流這點是我的失誤,也謝謝各位提出不同的觀點。
最後我還是想提出一個說法,即使黨國沒有「直接」污名化臺語使之成為粗鄙的語言,但在國語運動推行後,臺語基本上被消失,現今多只剩下髒話的用法,能不能說是「間接」污名化了臺語,或加深了臺語與髒話的連結?在我看來,或許是有的。
*這本相簿是我整理搜集到的資料做成的,不是我單方臆測但也不代表我提出的觀點一定正確或全面,如果有誤歡迎提出其他有力的論述與我討論。勿藉機謾罵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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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原內文)
今天是二二八,在這個日子裡結束這次的展覽,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巧合。
走進二年二八班,你會先看見孫中山的遺照、展台上插著傳輸線的腦袋,還有斑駁牆上的禮義廉恥四個大字。接著你可能會注意到課桌椅上擺放著蔣中正頭像、散落的文具,還有性別教育課本。你坐下來,翻開課本,試著閱讀充滿髒話的課文。
「幹你娘」、「雞掰」等等,這些平時大家習慣講的髒話,是怎麼來的,又內含了怎樣的意思?仔細觀察,它們既是臺語,也是有關女性生殖器的詞語,多帶有貶義。而「好屌」這種指稱陽具的詞語,卻是用來讚美他人的。言語中處處可見男尊女卑的權力關係以及對臺語的醜化,為什麼?
語言是鞏固體制的基石,也是迫害與洗腦的開始。
中華民國政府一九四五年遷臺,開始推動國語運動,在四十年內就幾乎消滅了所有臺灣的方言,成功建立華語霸權。戰後初期語言問題的政治化,是造成二二八的主要原因之一。二二八之後,語言的控管更進入強制期,台灣省政府推行「說國語運動」,口號「語言不統一,影響民族團結」,強調說國語才是愛國,在學校只能說國語,電影院也禁播方言及外語電影。
然而所謂的國語,在這之前從來都不是國語。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黨國改造了現成的注音字母,建構了注音符號,強制使華語成為了「國語」。
有些詞語如「雞掰(腟屄)」本身是沒有不好的意思,是單純指稱女性性器官的臺語。然而在這個時期,黨國為了施行國語運動而打壓臺語,為了將臺語視為粗鄙的語言而將臺語污名化,便將這些語詞變成辱罵的髒話。
黨國與父權可以說是同時污名化了臺語與女性,或者說是「將臺語與女性結合成最汙穢粗鄙的語詞」。
然而直到現在,這些語詞仍被大部分的人所使用。
語言的更替也該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節錄《在語言的天空下》的序言:
「⋯⋯思想的新,必須從破語言的舊作為開始。⋯⋯更多的時候,則可能更要去追究它被包裹在論述裡,以及沉澱在文化中的負面訊息。『字詞─論述─文化』,它是一種秩序,一種建構。⋯⋯如果我們的確能對語言敏感,有時候或許會發現,在許多地方,我們的語言和行為甚至於還在反芻著幾千年前同代的習慣,這時候怎能不悚然驚恐?⋯⋯研究語言之目的,從來就不只是為了語言,而是為了批判與創新。」
可以的話,不要說「好屌」,不要罵「雞掰」、「幹你娘」,因為這些你以為沒什麼大不了的日常用語都是對女性與LGBTQ等非主流性別的性霸凌與性騷擾,也是對臺語、對文化的剝削。若要推翻黨國與父權,就必須推翻你以為合理的日常。
可以的話,在轉型正義以前,不要忘記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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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163.19.6.141/…/u…/tables/201702161524011328476199.pdf
貶義注音 在 同志人夫鄒宗翰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一家三個媒體人的討拍文,拜託大力分享
我們家有三口人做新聞工作。
我爸爸,只有小學五年級學歷,在公家機關當工友,隨著長官學四書,養成文字教育。進入不在乎學歷的聯合報做社會新聞記者,後來跑司法,他捧著厚厚的《六法全書》一條一條請教檢察官,還出過兩本法律專欄的書。
我先生,政大新聞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科學傳播碩士,從民生報記者到聯合報記者,從聯合報關係企業《溫哥華世界日報》總編輯做到社長。政大新聞系是他的第一志願。當年考生多半把台灣大學一大堆系填完才輪到政大。他說這輩子只想做新聞,還想專注在科學新聞上,這條線冷門,但是對國家社會影響重大,所以他在美國念了一個專攻「科學新聞傳播」的碩士。
我當年當然只是蠢B一枚,考進政大新聞系都還沒想過我一個小兒痲痺患者,將來怎麼「跑」新聞?幸好,我發現新聞專業裡有一行「編譯」,我可以幹。就是把國際新聞翻譯成中文,幫助讀者擴大視野。我算還愛讀書,讀到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在聯合晚報上班時,還曾拿報社的補助去威斯康辛大學進修「比較婦女學」。後來轉行做音樂,做選書,我都沒放下六年新聞教育與十二年新聞工作養成的習慣──我起床一定看國際新聞。
我爸爸還在時,我們三人的共同話題就是「怎麼跑新聞」。我爸爸那個時代到外縣市跑命案,寫完新聞稿,稿件要隨火車送回報社,要不,用電報,要不,電話報稿(就是你講給報社內勤同仁聽,他們幫你寫出來。)新聞寫在報社專用的稿紙上(格子比較大,方便撿字工人看),經過層層核稿後,發到撿字房讓工人來排字,排完後再拼版,然後印出來,這叫「鉛字印刷」的報紙年代。所以那個時代如果報紙出現「錯字」,才會叫「手民之誤」,撿字與拼版工人的錯。
我跟我先生都經過鉛字排版時代,都經過颱風淹水,我們還要涉水到報社發稿的日子。那個時代寫一條新聞,如果需要查資料,沒有電腦,沒有網路,請到報社的資料室去翻各式卷宗,那裡有依記者名字與發稿時代做的資料夾,我爸爸「何振奮」的卷宗好多好多。爸爸過世後,有昔日同仁跟我說,嘉義發生大命案,我老爸一個人幹掉兩個整版。我爸爸怎麼辦到的?我們幹記者的,腎上腺素經常處於過度分泌狀態,趕稿拼命寫搶時間,十個有九個罹患胃潰瘍,老爸臨死前胃部大出血不止,那是記者時代罹患胃潰瘍的後遺症。
鉛字時代的報紙很好經營,一來,當時有報禁,報紙就那幾家,廣告自然很多。二來,電視也只有三台,一天只有三個時段的電視新聞,那時,是電視新聞抄報紙新聞。
就在報禁解除,全面電腦化後,讀者的新聞管道呈「量子躍進」,現在你待在家裡就有二十四小時輪播不完的新聞,還不止一台。手機隨便滑就有新聞。誰還看「報紙」?「報紙」的讀者是死一個少一個,不會回增。我還記得父親當年的焦慮,他一生靠自學累積的學識如果無法用鍵盤打出來,他對報社來講就是「廢人」,在社會的技能分布上叫做「功能性文盲」。他每天夾個鍵盤回家企圖練習電腦輸入,他小時沒學過注音,倉頡輸入又記不住部首碼。我在他身上看到「報紙的一頁沒落史」,不管是鉛字排版,電腦排版,紙媒一定會走入歷史。
但是媒體人還是在掙扎,如果你不愛買報紙(嫌印報浪費地球資源),那我們給你電子報,給你推特,給你臉書粉絲頁,給你line, wechat, 新浪微博,給你各式app。現在的新聞人要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求生存。
但是骨子裡,我們新聞人並沒有變。我們跟警察一樣,都可以冠上扁平腳(flatfoot)的貶抑綽號,因為我們還是得用自己的新聞鼻去挖掘新聞,用自己的腳去跑現場,去埋人脈(埋樁),坐到電腦前,我們還要不斷地查證新聞的忠實度,尋找新聞輔助資料(譬如美國給台灣的阿帕契究竟是跟其他阿帕契有多不同),落筆時,要考慮有無「扭曲新聞」「角度正確否」「有無傷害到當事人」「有無遵守新聞倫理道德」,最重要的,你思索,我寫的這條新聞之所以叫「新聞」,是因為它對社會有衝擊,無數的新聞匯集就構成「人類的面貌改變」。
是因為這樣,有的記者可以賠上一條命,被伊斯蘭國(ISIS)斬首示眾,還是前仆後繼。因為這樣,有的日報記者一個星期只見到孩子一面(因為他們發完稿回家,小孩已經睡覺了。我小時就是一個星期只見到爸爸一次,其他六天,他在法院,他在命案現場,他在跟人抽煙泡茶哈啦埋關係,或者跟某些記者一樣,隨身帶牙刷,晚上睡在警分局裡,叫做蹲點。)有的記者胃潰瘍高血壓心肺血管疾病上身,壓力來自「我會不會漏掉新聞」?
然後,他回到報社,看到報份與廣告日漸減少,看到電子報沒有「爆奶倒奶大鵰激凸」而乏人點閱,看到傳播生活資訊的粉絲頁遠遠不敵那些專做「毛孩子」、「洋蔥文」、「有雷勿入」「殘忍慎入」的各式專頁,他會頹然倒在電腦前自問:「你們知不知道15年後,人類缺水的狀態會比現在嚴重40%」「你們知不知道我跑了多少地方,用了多少人脈,打了多少查證電話,才寫出這條弊案」,為什麼沒人按讚,我做的事沒價值嗎?
但是每一天我們起床,還是穿上隱形的超人裝,帶著課堂上學來的新聞倫理觀,沿著我們以無數青春歲月建立的人脈關係,幫你們守望世界去了。福島事件時,電力中斷,網路中斷,當地報紙是記者與編輯「手寫」的大字報,現在典藏在博物館裡…‥那樣的狀況裡,媒體人相信自己的工作不只是「一份薪水」,而是「責任」。
現在你知道了我家的新聞人故事,我可以拜託這個粉絲頁的讀者到「溫哥華世界日報」的粉絲頁去按讚,加入他們的line群組嗎?因為它們是此地台灣人理解台灣、加拿大、世界的窗口。因為那是我老公服務的單位,當年他立誓終生做記者,轉眼已35年。他跟許多工作伙伴一日日看著紙媒的沒落,咬牙硬撐著轉型,希望在網路世界找到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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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在討拍拍。但是我們值得你的一拍。因為我們的人生歲月有一半以上是為了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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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珍貴照片是我爸爸與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左邊的是我爸爸,他們長得很像,有時連門房都會認錯人,朝我爸爸叫發行人。這張照片大約是在聯合報的康定路時代,我爸爸說他的桌子只有三條腿,要頂著牆壁寫稿。夏天,沒冷氣,穿汗衫短褲發稿(那時代還沒有女記者,沒關係。)這就是記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