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適合窩居的棲地 #而非返回正常社會所屬的工作行列 #任由資本主義套取其剩餘價值
中井久夫是日本第二代精神醫學的代表,專研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的治療,所提出著名的「#風景構成法」至今仍廣泛運用於藝術治療。他注重與病患建立關係,深入觀察、了解患者,而非以藥物解決,行動與觀點具深厚的人文關懷。執業與教學近半世紀,中井著作等身,對翻譯亦多有涉略,2013年獲選為日本「文化功勞者」。
日文版《中井久夫集》共11冊,集結中井自1964至2012年間的隨筆。
經濟新潮社 自其中選出7篇探討「#面臨霸凌的人,#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中的處境」之文章,定名為《容身的地方》出版。書中收錄的文章完成於上世紀80至90年代,然而30年來霸凌從未消失,甚至因為網路崛起、身分匿名而助長了霸凌行為的侵害程度。
曾遭受霸凌的中井以精神醫學研究、解讀「霸凌」,了解人的處境,思考如何安身於世,這些文字或可讓為霸凌所困的人理解,即使遭到霸凌依然可以生存,跨過名為霸凌的人生關卡,找到面對的方法,勇敢活下去。
本文邀請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齊殷撰文,領讀者一起閱讀這部「讓自己更堅強」的健心手冊。
#尋找適合窩居的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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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790的網紅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本集主題:「親密:高俊耀劇作選」介紹 訪問作者:高俊耀 內容簡介: 如果我要說阿爸的故事,我要從哪個點說起?從阿爸跟著阿公阿嬤來 \到馬來西亞這塊土地說起?還是從他和媽認識然後生下我們開始說起?還是從阿爸的葬禮開始說起?到底從哪個點說起才會更清楚?到底從哪個點說起,才不會太...
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在 Eddie Tam 譚新強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譚新強:邪不能勝正
恭喜拜登正式成為美國第46位總統!選舉日為去年11月3日,因疫情嚴重所以大量人選擇以郵寄方式投票,所以點票需時較長,但也只不過約一周而矣(投票科技非常過時)。投票率高達65%,但選舉結果一點都不接近,拜登得票比特朗普多出近7百萬票。不幸特朗普願賭不服輸,多番經社交媒體散播謊言和思想病毒,故意撩起民粹,呼籲支持者以"行動"奪回國家,結果導致1月6日的暴力襲擊國會山莊悲劇,5人喪命。特朗普的4年邪惡總統任期,就此在這片血腥回憶中告終,可能也頗適合,希望起一點警剔作用。
有些人可能抗拒我以邪惡來形容特朗普,以邪教來形容他的信徒。他們錯誤以為正邪觀念已屬過時,且憤世嫉俗(cynically)認為世界上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只有個人利益,根本不需要講同情心和同理心,所以做任何事都可以不擇手段,即使導致其他人無辜受害。
反過來,另外一些意志較薄弱的人,又容易被人洗腦,變成極端主義分子,盲目追隨他們相信是至美至善的某種宗教、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或國家主義。最危險的是以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擁有絕對性,不用講道理、邏輯、證據的絕對永恒真理(通常再加上幻想被迫害),任何不相信的都是魔鬼,所以可以隨意欺凌、打壓,甚至殺害和徹底剷除!
明顯西方的所謂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已出現嚴重問題。過去30年,低下階層人士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在美國甚至下跌,貧富懸殊更日益嚴重(中國情况也嚴重,但低下階層的生活也在改善),尤其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採用零利率、負利率和QE等極端政策,情况更加速惡化。美國股市不停上升,窮人無論多努力工作仍追趕不上,反而連最基本的全民醫保都沒有,還講什麼人權?
這逐漸腐化的社會環境,就培植出西方民粹主義和特朗普現象出來了。香港的情况也有點類似,歷史背景、居住環境差,再加上聯繫匯率輸入資產泡沫,社交媒體輸入思想病毒,結果也出事了。
美國的反民主制度選出特朗普,初時很多人都只覺得是個無傷大雅的鬧劇,有如向所謂的傳統精英階層(establishment)豎起中指致敬。他的言行誇張,極具娛樂性,總算替他的支持者出口氣,更為每晚的「脫口騷」提供大量搞笑題材。開始時只是對他們認為是有點過分的PC文化的一點pushback(反攻),不想接受性別完全平等和性取向的完全自主權,弄致有些公眾地方需要設置4個或甚至更多的洗手間!但當然這是個危險的「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戲謔逐漸演變成對所謂自由主義的仇恨,以及更醜陋的白人至上、種族、國家、甚至新納粹主義!到了一兩年前,這些非常邪惡的意識形態、極端信仰,甚至暴力語言和行為,包括針對中國和中國人(在共產主義就是魔鬼的包裝下),幾乎恐怖地成為美國的主流文化和價值觀。
拜登勝利不代表民主勝利
不過,後來不幸碰上COVID疫情這次嚴峻的全球大考,特朗普的無知和無能完全暴露出來,甚至選擇完全反科學的政策,導致傷亡惨重。一如我所料,到1月20日拜登就職,美國死亡人數剛好超過40萬,有人讚我料事如神,過獎但非也,我只是相信科學和疫情傳播數學模型的預測。COVID當然是今次美國選舉的最重要推手,選出拜登也並不代表美國社會突然放棄原來的種族歧視觀念和極端國家主義。我更不贊同拜登勝利代表「Democracy has prevailed(民主最終取得勝利)」,最多只算「America has survived(美國倖存下來)」。但我希望拜登能幫助改變美國文化,起點撥亂反正的作用。
我勉強算跟拜登有過一面之緣,另參加過一次他也在線的Zoom峰會,亦有一些曾當他顧問的美國朋友。感覺上他是一個nice guy(好人),比較謙虛和關心別人,人生經驗豐富,且經歷過不少家庭慘劇,年輕時喪妻女,數年前又再失去最痛錫的長子,所以肯定擁有較多同情心和同理心,其實是每個領袖必須有的基本素質。他絕對不是一個完人。讀書成績非常差,代表人並不太聰明(IQ低),但人緣好(EQ高),所以30歲時已成功以反越戰立場(他也是個以哮喘為由的draft dodger),擊敗原以為肯定連任的共和黨參議員。他當了多年的單親父親才再婚,且近40年一直每天坐2小時火車到華盛頓上班。
我不清楚拜登私德如何,有否犯過性騷擾過失,但似乎不算太嚴重。政策上也曾犯錯,投票支持小布殊攻打無辜的伊拉克,但後來表示後悔。他始終是美國帝國主義下的產物,尤其因他已去世兒子,雖已成為特拉華州的檢察總長,仍志願參軍到伊拉克打仗,所以至今拜登幾乎每次演說,到最後都必加句「May God protect our troops(請上帝保護我們的軍人)」。不算過分,但亦意味他也是會不管戰爭的原因和對錯,只會堅持美國一方永遠站在道德高地,即使不是,仍將盲撐下去。
故意散播歪理就是邪惡
回頭再分析一下正邪和善惡如何分界。我並無強烈宗教信仰,更非一個研究道德倫理的哲學家,但我是一個有良知,擁有基本人性、理性、講道理、講邏輯,更相信科學的「正常人」, 在我心目中,這個世界是有善惡,是有正邪之分的,即使不是絕對性的,也最少有相對性的區別。
我認為現今衡量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正邪,需要3個標準:
(1)某觀點和論述,是否符合事實和基本科學。近年假新聞、假歷史和假科學,充斥各媒體甚至教育課程,指鹿為馬已變成新常態,更遑論渴望人民有獨立思想和科學精神,以數據和理據為依歸。一切故意散播反事實、反科學的歪理,都是邪惡的。
(2)不論立場,每個人的思想,尤其行為,都必須有一些包容性和慈悲之心,更不可崇尚以暴力解決問題。如果太過固執和自以為是,且妖魔化其他不同意見人士或甚至其他國家,情况就非常危險。矮化他人至連人也不是的地步後,到時最恐怖最殘忍的暴行都可以做出來,例如恐怖襲擊,和早前報道出來的澳洲士兵以殺害阿富汗兒童為「破處」殺人訓練,以及Blackwater僱傭兵在伊拉克的無數次濫殺無辜平民的戰爭罪行,且獲得總統特赦!不用多說,這就是邪惡!
(3)從前只要對人好,已可算是善良,但在現今全人類面對氣候變化和相關大流行疫情的挑戰,我認為任何故意損害地球環境和不按本分協助抵抗疫情的行為,也是邪惡的。戴不戴口罩,開電動車還是只因喜愛引擎聲而開內燃機超跑等選擇(當然亦需配合再生能源發電),已不再是個人自由的問題,而是關乎全人類未來的大議題!
拜登上台第一天,已簽署17個行政命令,大部分為扭轉特朗普之前發出的邪惡命令,包括停止退出世衛,申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停止歧視多個伊斯蘭國家的入境限制令,以及在所有聯邦政府建築物內的口罩令。這些都是撥亂反正的好開始。
但可惜美國邪惡故意抹黑中國的言行仍未改變。蓬佩奧在離職前最後一天,仍不遺餘力,將純屬中國內致的新疆政策, 誣衊為極嚴重的種族滅絕(Genocide)罪行。不幸美國候任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亦表示,大致贊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種族滅絕是最嚴重的人類罪行指控,絕不可亂說,後果可以極嚴重,可以帶來戰爭。請留意,美國的誇張指控,並非指控中國殺害維族同胞,他們只是誣衊中國採取限制維族人生育的政策,而此指控明顯與事實剛剛相反。眾所周知,在從前的一孩政策下,少數民族包括維族同胞,都享有優惠人口政策,可多生一個,農村更可生三個。在新疆此優惠政策到2017年才取消,不是壓制維族,是漢人終於也可享有生兩個同樣待遇!在2010至2018年期間,新疆的維族人口急速增加了25%,是漢人的10倍,升至近1300萬人。
過去十多年,新疆固然有恐怖襲擊和社會分裂問題,但現在情况已好了很多,新疆已再次和平穩定和安全。從前主要是受到美國在中東和中亞的不道德戰爭和大屠殺所影響,令到大量伊斯蘭教徒走向極端化。中國必須處理此動亂問題,但政策和手法比美國和平加有效數百萬倍!再教育、反洗腦和職業培訓,總比大屠殺正義和善良得多吧!
中國新疆政策比西方大屠殺善良
談到種族滅族這類極嚴重罪行,歷史上不幸也經常發生,大部分西方帝國,尤其英美都曾犯下這些滔天罪行。所謂發現新大陸後,一手十字架,一手利劍,再加散播病毒。1763年,英軍在特拉華州曾試過假扮善良,贈送沾滿天花病毒的毛氈給原住民,但原來不是意外,竟是故意放毒大屠殺,是原始的生化武器,行為極度殘忍和可恥!歷史清楚記載,歐洲殖民主義者,在200年內滅絕99%的美洲原住民,估計人數高達5000萬至1億,即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的十多倍!這才是滅族!
肯定又有人反對重提西方帝國主義歷史罪行舊帳,狡辯與現代西方人無關。我認為責任多大需考慮4個因素:
(1)罪行的規模。德國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日軍南京大屠殺,和歐洲殖民者滅絕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這等級的罪行,當然應受到很長時間,超過一世紀的懲罰和譴責,以及更重要的不可讓後代忘記此歷史,慎防再犯!
(2)時間的過去始終是個因素,必定體現一個exponential decay function。即使是極殘酷滅族罪行,例如蒙古帝國征服歐亞時,就算用當時標準,手段也是極度兇殘,罪孽甚深。但畢竟已過了800年,死者已矣,被消滅民族,已無後人替祖先發聲爭取平反。
西方人殖民美洲500多年,美國也立國近250年,拜登提名當內政部長的哈蘭(Deb Haaland),才是有史以來首位原住民內閣成員!這就算是贖罪?
(3)我從前也曾討論過,英國犯下嚴重歷史罪行如鴉片戰爭(販賣黑奴的罪也不輕),沒有發生過革命,連君主立憲制都仍保持着,既沒有賠償,連一句道歉都沒有,怎可能推缷責任?美英每四五年一次的選舉制度,只是表面化的政黨權力交替,絕非洗脫罪名的藉口!
(4)最重要的標準仍是這些國家有否真正懺悔,有否洗心革面,改變現今政策和行為?以此為標準,美國和英國肯定不合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盟,單在中東及中亞的不義之戰,在過去20年已殺害和導致過百萬伊斯蘭教徒死亡!行為和後果與十字軍東征幾乎無異!從前以護教拯救聖城為名,現在以更虛無縹緲的保衛自由民主作藉口!每次我聽到美國士兵滿臉正義,洗腦式地說,冒險參軍去伊拉克打仗殺人,是為了自由民主,我就毛骨悚然!為誰的自由?為誰的民主?
相對來說,中國過去了30年的政績,不止成功,更證明大量汲取過去錯誤中的重要教訓!以處理2019年的香港暴亂為例,拖了很久,明顯主要原因正是不想大開殺戒,企圖以最低武力止暴制亂。手法明顯比英治時代和中國內地過去經驗溫和,跟美國警察先開槍,後問話的慣例手法,更不用比較了。中國對外政策更加和平,已40年沒有戰爭!
中國需建構理論基礎說服世界
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都非常成功,人民素質不斷提升,今年人均壽命將超越美國,整體名義GDP也可望數年內超越。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得到超過90%全國人民的支持,且管治手法不斷改善、優化和減少使用武力,達到和諧社會的目標。可惜中國不善表達和論述自己的管治理念,仍缺乏一套完整的政治和經濟理論,所以至今連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未拿過。獎本身不重要,重要的「獲獎」代表中國開始整理好理論基礎,且願意跟世界闡述和進行理性辯論。最新的narrative economics(敍述性經濟學)已證明很重要,中國更需學習運用敍述性政治,說服世界中國是代表和平、人性、正義和善良的!
我始終相信邪不能勝正!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在 健吾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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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在 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本集主題:「親密:高俊耀劇作選」介紹
訪問作者:高俊耀
內容簡介:
如果我要說阿爸的故事,我要從哪個點說起?從阿爸跟著阿公阿嬤來 \到馬來西亞這塊土地說起?還是從他和媽認識然後生下我們開始說起?還是從阿爸的葬禮開始說起?到底從哪個點說起才會更清楚?到底從哪個點說起,才不會太輕易?--《死亡紀事》
編導演三棲的高俊耀,被評價為臺灣劇場「少數具有魔鬼視野的創作者」,他的劇本不只是角色、對話、情節三者的構成,更是文字、語言、聲音的三重奏,通往歷史的幽徑,一如他寫下:「文字會說話,有時比創作者更自覺,一個字的來歷比一個人的出生更為久遠。」於是,其創作眼光每每忍不住伸入樓起樓塌、半夢半醒之間的那人那死那生,「數字是人的代號,數字亦成了欲求的對象,人在自身內部分裂,是時代精神分裂的徵候。」
《親密:高俊耀劇作選》精選高俊耀近十年的三部劇作《死亡紀事》(與蔡承燊合著)、《大世界娛樂場II》(與莫兆忠合著)、《親密》,主題遍含馬來西亞族群政治、澳門賭場資本主義、離散華人的精神地理。本書同時收錄四篇創作手記、兩場對談紀錄,完整呈現一位劇場創作者的藝術階段。
作者簡介:高俊耀
窮劇場approaching theatre聯合藝術總監。當代劇場導演、編劇、演員。ACC亞洲文化協會受獎人。馬來西亞藝術學院戲劇系,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
長年關注亞洲族群遷徙歷史議題,屢受邀赴港澳及東南亞合作,與不同文化脈絡工作者相互激盪,映照彼此對生存關注以及導/演美學的思辨,持續探索當代表演者身體與意識之訓練,深耕亞洲劇場美學。其導演調度獨樹一幟,敘事凌厲精準,靈活轉換于多重語境之間。執導創作備受讚譽,曾獲「台新藝術獎」年度入圍、「牯嶺街小劇場」年度節目及評審團大賞、首屆「臺北藝穗節」明日之星大獎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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