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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盜王直之死：坐小轎子上刑場 罪名竟是叛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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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

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

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後，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餘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

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燬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燬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

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

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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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朝貢團寧波火拚 導致特許貿易取消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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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 ，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中，大內氏迅速崛起，開始爭奪原先由細川氏所控制的對華貿易，單獨派出使團到中國朝貢，而爭奪中國的「勘合」至為重要。大內氏從幕府派往中國的貢使手中，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1505－1521在位）的「勘合符」，細川氏也不甘後人，從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1488-1505在位）頒發的「勘合符」。顯然，細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經過期失效。

更大的流血衝突，便在嘉靖二年（1523）爆發。

這一年，日本的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兩支船隊先後到達寧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後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並未及時查驗先到的大內氏船隊的「勘合符」，而是待細川氏船隊到後一起查驗。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這樣，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更令大內氏使節宗設謙道憤怒的是，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設謙道的上手。雙方在宴會上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毀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毀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明軍多名將領也同時遇難，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國考略 · 朝貢篇》）。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其所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判決的結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

這場風波之後，明帝國並未取消日本的朝貢。3年後（嘉靖四年，1525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令琉球入貢使向日本國王轉交一封信，要求將宗設謙道逮捕歸案，否則斷絕朝貢，但杳無音訊。

嘉靖六年（1527），巡按御史楊彝上奏說：「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至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眾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諮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倘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備倭諸臣，修戰具，謹烽堠，選鋒蓄銃，以戒不虞。」（《明實錄》）歸納起來，他要求對日本朝貢重申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都一併援照舊例。

朝廷隨即批准，明確提出日本的朝貢「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大明會典》」禮部 · 朝貢 · 日本國」條），作為一項定規。後來，官居首輔大臣的給事中夏言，乾脆上奏建議撤銷市舶司，朝廷接受，寧波市舶司被關閉。市舶司的撤除，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明史 · 食貨五 · 市舶》）。

期間，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無法靠近中國港口，他們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縣志》）。

1551年，大內氏的大內義隆因內亂（大寧寺之變）被殺，繼位的大內義長於1556－1557年遣使朝貢，但明帝國又將其視為篡位者而拒絕。6年後（1557），大內義長又被毛利元就所滅，大內氏政權徹底滅亡，日本陷入混亂，「勘合貿易」完全斷絕。從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田中健夫《倭寇與勘合貿易》），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原文載於《大國海盜：浪尖上的先鋒隊》，雪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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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生代選手 打破揠苗助長迷思

曾清淡／資深媒體人（台北市）

許德敬（從右至左）和祖父許振芳、父親許弘恩都是撐竿跳好手，一門三傑在體育圈蔚為佳話。記者賴香珊／攝影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全球，今年東京奧運會能否如期於七月廿四日開幕仍有變數。而迎向更久遠的未來，我國體育界正持續推動中長程訓練計畫，以落實新生代選手的培訓。其中在田徑界被尊稱為「台灣撐竿跳高教父」的許振芳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概念，他呼籲我國必須打破「揠苗助長」的迷思，及早培育新生代。

許振芳這個概念是從杜普．蘭蒂斯的身上獲得啟發。蘭蒂斯年僅廿歲，最近表現非常搶眼，上個月接連以六公尺一七、六公尺一八，兩度打破撐竿跳高世界紀錄，更成為問鼎東京奧運會的熱門人選。蘭蒂斯出身於運動世家，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瑞典人，蘭蒂斯同時擁有這兩國國籍，他選擇披上瑞典的征衫。其父以前就是撐竿跳高選手，母親除了打排球外，也參與田徑的七項全能運動。

蘭蒂斯自幼受到父親薰陶，一頭栽進撐竿跳高領域。這種情形如同許振芳家族，許家三代先後投入撐竿跳高，許振芳本身就是傑出選手，長子弘恩在輔大體育系就讀時曾獲全國大專運動會金牌，長孫德敬是目前國內頂尖選手，最近在高雄舉行的港都杯締造五公尺一十個人最佳成績。

國人的傳統觀念，始終認為小孩子的成長過程不宜貿然接受正規訓練，以免影響發育。但許振芳不以為然，他覺得訓練方式可以循序漸進，一開始不妨當成遊戲，培養興趣，然後逐漸施予程度不一的訓練；這個概念如今在撐竿跳高神童蘭蒂斯的身上獲得印證。蘭蒂斯三歲時就在父親的引導下接觸撐竿跳高，以道具玩出興趣，七歲開始接受父親調教，接著持續締造各年齡層組別的世界參考紀錄。

許振芳一生奉獻撐竿跳高，曾獲教育部頒獎，他在南投縣草屯商工任教時利用學校禮堂的一隅闢建場地，開國內風氣之先，創辦國際室內邀請賽，即便學校毀於民國八十八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被迫易地另建校舍，而許振芳也退休了，但這項室內邀請賽仍持續舉行，即將邁入第廿七個年頭。

基於對撐竿跳高的執著，許振芳語重心長地呼籲「別輸在起跑點」，他舉中國大陸為例，小孩子六、七歲時就被選才，施予田徑、游泳或球類項目的訓練，體操更從四、五歲就開始培養。環顧國內，許振芳期盼選才培訓的起步不宜太晚，否則會跟不上運動界的時代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