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825）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寫了許多個人成長、親屬關係，特別是與中國、與左傾思想有關的事，也許該講講香港了。
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重要角色：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革命的醞釀，對中國歷次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支援，中國革命者、抗戰和戰後文化人，選擇作為避風港……。香港對中國的影響和作用很大。但是，作為香港普通市民，無論是土生土長，還是大陸移民，都並不關心中國的事。關心中國的，主要是部分知識人：從大陸來的學者，從事新聞出版業的人。一般市民會關心自己在大陸的親屬，但不會關心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
1945年香港只有50萬人口，那時對大陸來港的移民沒有任何限制，內戰激烈的1948、49年，來港移民激增，1950年香港人口達220萬。那時，香港人把所有不講粵語的外省人，通稱為「上海佬」。上海佬把外省經營工商業的資金、管理、文化，帶來了香港，香港經濟開始了躍動。
1948年我來香港時，住九龍城，許多電影界人士都住那裡。從我家騎樓望出去，常見有人在劈木柴，那時香港還是燒柴時代。與我之前生活的上海比較，香港的硬件落後於上海。我記得1957年，香港萬宜大廈裝自動電樓梯，許多市民還好奇跑去看，但上海戰前的百貨公司就有電樓梯了。
來港的合法非法移民，在1950年後持續增加，大約每十年香港人口增加100萬人。大陸來港的人口，成為香港居民的主流。來港的移民與香港原居民一起，在政治平靜和法治穩定之下，過着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安居樂業日子。港英提供的法律，使這裏的中國人能在基本上機會平等之下，得以各顯神通，從而創造出香港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政治運動與社會主義均貧化對香港人沒有實在的衝擊，但領教過中共的統治強權，又看到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沒有長遠計劃，因此使香港人在心理上一直存有過客心態，認為我們在香港的福氣，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非永久的福氣。香港是一個跳板，許多人總想着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自古以來，中國人面對天災，就是逃荒；面對暴政和橫逆，就是逃亡。逃，是中國人主要的求生手段。忍無可忍的時候，中國人也極少會反抗，反抗者也極少有機會獲眾人響應，因為多數人從來就是「走為上著」。
那時的香港人享受著英國法律的保護，千方百計謀生和發展事業，但就遠離政治，既遠離中國的政治，也遠離香港的政治。港英時代市政局民選，但投票率極低。許多人都認為政治由英國人管就好，幾個華人領袖也只是做做樣子，大眾市民無謂枉自操心。五六十年代，香港警察不但貪污嚴重，分贓規則的嚴密程度有過於警察明訂的管理規則，市民也無怨言。英國統治者大概也覺得貪污是中國人的文化，就像採取「大清律例」容許納妾一樣，都聽之由之。在英國洋大人面前，香港華人是否低一等呢？也許是的，比如在公務員升遷上不如洋人。但有什麼關係？比諸在中國人當統治者的地方，許多人還是選擇逃來香港。
報紙是香港民情最真實的反映。在五六十年代，香港中文報紙數量之多，蔚為大觀。五十年代報紙售價一毫，絕大部分報紙的報頭，都以「中華民國」記年，若看到以公元紀年的，就是左報了。暢銷報紙的頭版都是港聞，極少用中國、台灣、國際新聞作頭版。那時有報壇中人概括報紙暢銷三條件：港聞不厭其詳，狗馬「生性」（狗經馬經的貼士準），副刊「滋陰補腎」（各連載小說要有點鹽花，但又不過分）。
港聞最吸引市民眼球，那時沒有電視，一場醫生強姦女病人的官司，各報港聞全版詳細報導，讀者看得津津有味。頭版定大標題的編輯是搶手的人才。最經典的是報壇名人韓中旋，在1961年雅麗珊郡主訪港時為《明報》起的大題：「打炮廿一響，送御妹過海」，帶廣東俗語的「淫詞」，把老板金庸嚇到去華民政務司署請罪，並即時辭退老韓。各報副刊多刊登一個個方塊的連載小說，寫手都是有才識、文筆生動、頭腦靈活又生活多姿多彩的作家，其中高雄、馮鳳三、王季友等都日寫萬字以上。他們寫稿純然為了賺稿費，不留底，不剪報，交稿就算。但實際上大都寫得很好，應有留存價值，真是可惜了。
香港報紙的面貌，正是反映了那個時代香港人的普遍心態，就是在英國法律的保護下謀生，香港話就是「搵食」。但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無需擔憂政治災禍地「搵食」，就是百姓所求的安居樂業。不過香港人和港英政府的這種但求無災無難的心態，在1967年左派暴動後就改變了。（54）
圖1，1948年剛到香港時，與父親和姐姐。
圖2，1959年與麗儀。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