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通】經濟復甦逆風仍勁 「國內國際雙循環」顯深意
經歷一季度慘烈的史無前例收縮(-6.8%),市場期待的中國經濟隨全面復工、社會解封而「劫後重生」,仍遠難言恢復常態化。周五(15日)揭盅的4月數據顯示,除了工業增加值轉正,投資、消費仍陷負值,城鎮調查失業率更重攀上6字頭。
而就在前一日,政治局常委會首提「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適逢侵侵揚言「可以切斷與中國的一切關係」「正考慮是否要求中概股公司遵守美國會計準則」,而央媽牽頭四部委發布金融支持大灣區26條,未來政策發力點不言而喻。
投資消費齊遜預期,實際失業恐超紙面
國家統計局公布,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由負轉正,同比增3.9%(市場:1.5%),主因受惠5G的光纜、集成電路等高技術製造業發力。社會消費品零售仍同比跌7.5%(市場:-7%),其中重災區餐飲跌幅逾31%。
首4月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跌10.3%(市場:10%),其中基礎設施投資仍跌11.8%,首季井噴式發行的1.08萬億專項債,效力似未顯。不過,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電子商務服務投資分別大增15.4%、25.6%,經濟結構轉型趨勢不容忽視。
此外,復工範圍擴大,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反攀升至6字頭;而鑒於該數據並未納入非城鎮勞動人口(規模約1.05億人),據法國巴黎銀行估算,全體勞動人口的實際失業率首季或已達12%。距離全國兩會開幕僅餘一周多時間,市場普遍預計北京勢把就業放在政策首位,力保社會穩定。
就在最新數據揭盅前,昨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首提「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或反映最高層應對「去中國化」的基本思路。
港「安全門」舉足輕重,碳交易謀遠慮
無巧不成書的是,由央媽牽頭證監、外匯局等的《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簡稱26條)》同日公布,拋開業界耳熟能詳的擴大銀行/保險/證券業開放、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等,猶值得留意的有二,一是「鼓勵符合條件的創新型企業赴港澳融資、上市」,二是「研究設立廣州期貨交易所」。
早在去年11月,阿里巴巴在港第二上市創下集資逾千億元的記錄,即再證香港在中美博弈(或對抗)的大棋局中舉足輕重。無論是中概股公司在港第二上市,還是內地5G、AI、區塊鏈等創新型企業赴港融資,實際上都相當於留下一道「安全門」,前者可借「美港股互換」避險,後者則可充實外匯錢袋。
而研設廣州期貨交易所開展碳排放交易外匯試點,更是深謀遠慮;須知,繼石油霸權後,低碳霸權正悄悄逼近。早在1月,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就在達沃斯警告,中國需找到定價碳排放的方法,否則將可能面對歐盟擬出台的碳邊境調節稅;而花旗國蓬佩奧上月底就指摘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污染國,預料其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都不會進入平穩期。」
面對「去中國化」山雨欲來,以龐大的內需市場(國內循環)對沖外需嚴重衝擊,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以確保安全門,爭奪未來碳排放的定價權--政策發力點不言而喻,箇中投資機遇值得推敲。
#經濟 #貿易 #國際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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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強輸出是什麼?CEO!印度裔統治下的美國巨頭:2家市值破萬億,掌舵30%五百強
印度出口的最佳商品是什麼?
江湖戲言:是CEO。
納德拉接任微軟CEO,皮猜在Google真正登峰造極,而今,又一家美國科技巨頭——IBM也迎來了一位印度裔CEO,阿爾克溫·克裡希納(Arvind Krishna)。
印度裔CEO一次次被提起,華裔高管也一次次被相提並論作對比。
然而,美國巨頭公司步入“印度裔CEO”時代,可不只是個例。《哈佛商業評論》此前的一項研究表明,目前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有30%的掌舵人來自印度。
都是鼎鼎大名的巨頭公司。還不止於科技圈,更是涉及製藥、餐飲、快消、銀行業等等諸多領域的巨頭公司。
今天,我們就盤點列舉十位代表性CEO,他們在職期間所領導的公司,市值最高破萬億,最低也有近百億美元。若是將他們的公司市值加起來,可高達數萬萬億美元……
也想通過個中經歷和履歷梳理,更加清晰地看出印度裔CEO的上升路徑:從何而來?因何成功?
也想提出思考題:印度裔不斷上位,真的完全是因為“比華人更會搞關係”嗎?
▌Google CEO is an Indian
桑達爾·皮猜(Sundar Pichai),1972年7月出生於印度泰米爾納德邦,今年47歲,現任Google及其母公司Alphabet CEO。
他本科畢業於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讀的是冶金工程專業。之後在斯坦福大學的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上,獲得了理學碩士學位,此後又拿下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MBA。
畢業之後,皮猜先是在一家半導體公司Applied Materials工作,任產品管理崗位,後又加入麥肯錫,從事管理諮詢工作。
2004年,32歲的皮猜加入Google,對Google的產品業務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首先是帶領Chrome一舉打敗當時市場上還占主要份額的IE流覽器,其後建立了Google在Android系統中的強大優勢。
2014年10月,Google又進行了一波管理層調整,皮猜的權力範圍進一步擴大:除了繼續負責核心 Android 和 Chrome 業務,還接管了研究、搜索、地圖、Google+、商務和廣告產品,以及基礎設施等業務。
這個時候的他,加入Google十年,成為“二號人物”。但這並不是他在Google內部晉升的天花板。
2015年8月10日,Google宣佈進行組織重整,皮猜出任新Google公司董事長及CEO。
2017年7月,他又向前踏了一步,加入了Alphabet董事會。此舉也被認為是佩奇培養其為接班人的體現。
到2019年12月,Alphabet正式官宣,皮猜升任,以Google CEO的身份,同時擔任Alphabet首席執行官職務。
2020年剛開年,Google母公司Alphabet在皮猜治下,市值首次突破萬億美元。
▌微軟 CEO is an Indian
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1967年8月出生於印度海德拉巴的Nizams市,今年52歲,現任微軟CEO。
他在1998年畢業于印度馬尼帕爾理工學院,獲得電子和通信的工程學士學位,隨後前往美國留學,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攻讀電腦碩士,後來還在芝加哥大學獲MBA學位。
畢業之後,先是在SUN工作,1992年加入微軟,歷任線上服務部門的高級副總裁、研發以及業務部門的副總裁、微軟伺服器和工具業務群擔任總裁等等。
是微軟多項重要技術的開發者之一,比如資料庫、Windows伺服器和開發者工具等等,也曾負責Bing搜索業務,向陸奇彙報。
2011年接手雲計算業務,推出雲計算版Office軟體——即Office 365,並推動微軟雲服務Azure快速增長。
2014年2月,接替史蒂夫·鮑爾默,成為微軟CEO,當時微軟股價為31.76美元,市值2413億美元,備受錯失移動互聯網時代之困。而且那時候,華裔高管陸奇同樣擁有超高威望和呼聲,納德拉面臨內外壓力。
納德拉上任之後,在微軟進行大刀闊斧改革,發力雲計算與企業級市場服務,逐步不再只聚焦Windows業務,推動微軟“刷新”。
2018年4月,入選《時代週刊》2018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榜單,2019年11月22日,名列2019《財富》年度商業人物榜單第1位。
到2019年12月31日,微軟股價為157.7美元,市值近12000億美元,是上任時的5倍。
▌IBM CEO is an Indian
阿爾克溫·克裡希納(Arvind Krishna),1962年出生於印度安德拉邦,今年58歲。
1985年,他本科畢業於印度理工學院,與谷歌CEO皮查伊、哈曼國際CEO迪內什·帕利瓦爾(Dinesh Paliwal)是大學校友。
隨後他前往美國,1990年在伊利諾州立大學巴納-香檳分校大學獲得電氣工程博士學位。
畢業之後,他便加入IBM,從工程師開始做起,至今已經工作了30年之久。2015年,他晉升為高級副總裁,負責雲計算、認知軟體等業務。
2018年,推動IBM以34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Red Hat,完成IBM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交易,也是開源史上最大的交易。
2020年1月31日,他被任命為IBM首席執行官,接替IBM首位女性首席執行官維吉尼亞·羅曼提 (Ginni Rometty)。
2020年4月6日,他正式就任IBM首席執行官一職,並發出首份員工公開信,宣佈了上任之後的“三把火”:雲、人工智慧、客戶。
疫情當前,近年以來IBM又為核心業務增長乏力、服務部門冗員等問題所累。克裡希納的上任,能否複刻印度老鄉納德拉在微軟創下的成就?
令人拭目以待。
▌百事可樂 CEO was an Indian
盧英德(Indra Krishnamurthy Nooyi),1955年10月出生於泰米爾納德邦馬德拉斯,也就是現在的金奈,今年64歲,2006年擔任百事公司董事長及CEO,2018年退休,現在也是亞馬遜董事會成員。
1974年,從馬德拉斯基督教大學畢業,獲得物理、化學和數學學士學位,1976年獲得印度加爾各答管理學院。
1978年,被耶魯大學錄取後移居美國,當時她23歲,只有500美元。1980年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盧英德的職業生涯起于印度,曾在強生公司和紡織公司 Mettur Beardsell 擔任產品經理。1980年從耶魯畢業之後,以戰略顧問的身份加入波士頓諮詢集團(BCG) ,然後在摩托羅拉擔任副總裁兼企業戰略與規劃總監。
她與1994年加入百事公司,在其建言下,百事公司於1997年10月必勝客、肯德基和Taco Bell從公司分離並獨立為百勝全球公司,2001年,被提升為百事公司總裁兼CFO。
在2006年10月,正式上任公司CEO,是百事集團的首位亞裔女CEO,同年,他也名列《財富》美國商界女強人50強榜首、華爾街日報”全球最值得關注的50位商界女性”第二名、”福布斯權力女性榜”第28位。
在擔任CEO的數十年中,她帶領百事完成了一系列重組,負責全球的戰略發展,在2018年10月3日離任首席執行官職位,工作12年,在她任職期間,公司的銷售額增長了80% ,市值增長255%,達到1400多億美元。
▌諾基亞 CEO is an Indian
拉吉夫·蘇裡(Rejeev Suri)是現任諾基亞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印度裔新加坡人,1967年10月出生於印度新德里。今年52歲。
蘇裡是微軟CEO納德拉的校友,同樣畢業于印度馬尼帕爾理工學院。
他在諾基亞工作了超過20年,2014年開始擔任諾基亞CEO。
這一年,諾基亞已經在手機市場宣告徹底潰敗。在完成與微軟公司的手機業務交易,將設備和服務業務出售給微軟之後,正式退出手機市場。
也就在交易完成的同一天,蘇裡上任了。
此後,諾基亞的經營重點轉移到了通訊業務上,而蘇裡被稱為“諾基亞轉型的直接推動力”。
諾基亞和西門子的電信設別合資企業——諾基亞西門子通信,從虧損部門轉變為占諾基亞收入90%的子公司,就是他的手筆。
2015年4月,諾基亞斥資166億美元(約合1029.2億人民幣)收購法國通訊設備公司阿爾卡特朗訊。這家公司給諾基亞帶來了固網、核心和IP網路技術方面的能力。
依靠這些能力,諾基亞大大拓展了在美國通信市場中的份額,並超越愛立信,成為世界第二大通信運營商。
蘇裡表示,這場收購對諾基亞發展5G通訊技術帶來了戰略性優勢。
來到5G大幕已經緩緩揭開的現在,諾基亞在蘇裡的領導下,已然是商用5G市場上最有競爭力的玩家之一。
今年1月9日,諾基亞公司在官網發佈聲明,宣佈已經在全球簽署了63份商用5G合同。
並且,諾基亞還表示,他們是唯一一家5G技術被美國所有四大主要運營商、韓國所有三大領先運營商以及日本所有三大全國運營商選中的網路(設備)供應商。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諾基亞市值207.88億美元。
▌Adobe CEO is an Indian
山塔努·納拉延(Shantanu Narayen),Adobe現任董事長兼CEO,1963年5月出生於印度海德拉巴,今年56歲。
他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商管理學碩士,也是鮑林格林州立大學電腦科學碩士。還曾代表印度參加亞洲帆船賽。
他的職業生涯始於蘋果。離開蘋果之後,曾任矽谷圖形公司桌上型電腦和協作產品總監,其後又自己創業,創立了開創互聯網數位照片共用的Pictra公司。
1998年,納拉延加入Adobe,擔任全球產品研究高級副總裁,後又晉升為全球產品執行副總裁。
2007年11月,他被任命為Adobe首席執行官。2017年成為董事會主席。
就任CEO之後,納拉延開創了Adobe延續至今的基於雲的訂閱服務,建立了數位文檔的全球標準。
Adobe稱:納拉延作為首席執行官,帶領Adobe轉變為行業創新者,釋放了人們的創造力,推動了Adobe數字業務的發展。
2011年,納拉延被時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任命為總統管理諮詢委員會(PMAB)成員。
2018年,納拉延在《財富》雜誌的“年度最佳商人”排行榜中名列第十二位。還被印度《經濟時報》評為2018年度“年度全球印度人”。
2019年,他獲得了印度政府頒發的蓮花士勳章,嘉獎其在貿易和工業領域為印度做出的傑出貢獻。
截至2019年12月31日,Adobe市值1596.54億美元。
▌萬事達 CEO is an Indian
彭安傑(Ajaypal Singh Banga),萬事達卡(Mastercard)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出生於1960年,今年60歲。
彭安傑的中學時代在海德拉巴公學度過,這同樣是微軟CEO納德拉、Adobe CEO納拉延的母校。
此後,他在德里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印度管理學院讀完了MBA。
1981年,彭安傑進入雀巢,從事銷售、市場行銷和管理工作。
1994年,他離開雀巢,加入百事公司。期間,他把當時在百事
旗下的肯德基和必勝客帶到了印度。
在百事決定剝離其餐飲業務之後,彭安傑也做出了改變:從餐飲業轉向到銀行業。於是,他接受了花旗銀行提供的工作。
到2009年離開花旗時,彭安傑已經是花旗亞太業務首席執行官。這一年,他加入了萬事達。
2010年,他從萬事達首席運營官(COO)升任CEO和董事會成員。
彭安傑有一句名言:
創造一個超越現金的世界。
在彭安傑的管理之下,萬事達從一個銀行所有的組織轉變為一個盈利企業。在數位支付領域,仍同Google、亞馬遜等新巨頭積極競爭。
2015年,時任總統的奧巴馬任命他為總統貿易政策和談判諮詢委員會成員。
2016年,印度政府授予他蓮花士勳章。
此外,他還擔任著美印商業委員會(USIBC)主席,世界經濟論壇國際商業理事會成員等職務。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萬事達市值為3008.33億美元。
▌美光科技CEO is an Indian
桑傑·梅羅特拉(Sanjay Mehrotra),美光科技集團( Micron Technology)CEO,印度裔美國商人,出生于1958年6月27日,今年61歲。
Mehrotra早年在德里(印度首都)的一所學校接受過幾年教育。他先是在彼拉尼博拉理工學院(BITS Pilani)上大學,後來轉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Mehrotra在此完成了電子工程和電腦科學的本科和碩士學位。
並于2009年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商學院(Stanfo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高管教育專案。
1998年,Mehrotra和其他兩位合作人共同創立了閃迪公司(SanDisk),並在2011年至2016年擔任總裁和首席執行官。
閃迪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閃速資料存儲卡產品供應商。
2017年2月,他被任命為美光科技首席執行官。2019年,還被任命為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主席。
Mehrotra擁有的專利數達70多項。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美光科技市值597.43億美元。
▌摩托羅拉 CEO was an Indian
桑傑·賈(Sanjay Jha),摩托羅拉前CEO,是一位印度裔美籍商人,出生于1967年,今年53歲。
Sanjay Jha生於1967年,分別在利物浦大學和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獲得電子工程學學士和博士學位。2011年,被授予 D.Sc 榮譽學位。2018年,選入美國國家工程學院。
1994年,Jha作為一名高級工程師開始了他在高通公司的職業生涯。
他在高通超大型積體電路集團工作,研究Globalstar衛星電話。
後來,他又著手於第一個13k 聲碼器的研發,該專用積體電路集成到了高通公司的MSM2200晶片組中。
1997年,Jha被提升為工程副總裁,負責領導積體電路工程集團。
他領導並監督了五代數據機和基站晶片組(數位基帶和射頻)以及系統軟體的開發。
1998年,被提升為高級工程副總裁。
2002年,高通科技創業投資公司,Jha擔任高級副總裁和總經理,管理科技投資組合和新技術集團。
2003年成為高通執行副總裁和高通 CDMA 技術公司總裁,並于2006年12月被任命為首席運營官。
2008年8月4日至2012年5月22日,Jha成為摩托羅拉移動設備業務的新任 CEO。
2014年1月7日,他被任命為全球第二大半導體鑄造企業Globalfoundries的CEO。
2018年3月9日,他辭去了Globalfoundries CEO的工作。
2011年8月15日,Google以12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摩托羅拉移動。
2014年1月30日,聯想宣佈以29億美元收購摩托羅拉移動智慧手機業務。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摩托羅拉系統市值275.26億美元。
▌哈曼國際 CEO is an Indian
迪內什·帕利瓦爾(Dinesh Paliwal),哈曼國際(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CEO,是一名印度裔美籍商人,出生于1957年12月17日,今年62歲。
哈曼國際是一家旗下擁有包括Revel、 AKG、harman/kardon、Infinity、JBL、Lexicon及Mark Levinson等16個全球領先品牌的母公司,是全球領先的音響產品製造商,處於全球音響的研發和製造領域裡的領導地位。
除此之外,他還是雀巢公司董事會成員。
Paliwal曾在澳大利亞、中國、印度、新加坡、瑞士和美國生活和工作。
他在印度理工學院獲得工程學碩士學位,在邁阿密大學獲得應用科學與工程學碩士學位和金融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2019年,邁阿密大學還授予 Dinesh 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彰他為推進邁阿密大學在商業、技術、創新和創業活動方面的領導地位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貢獻。
在加入哈曼之前,他曾在 ABB 集團擔任全球市場和技術總裁。在 ABB 工作的22年中,他在5個國家擔任管理職務。
ABB集團是電力和自動化技術領域的領導廠商,位列全球500強企業。
Dinesh可謂是榮譽無數。
2010年,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評為紐約都市年度企業家,並獲得了全球印度裔人組織頒發的印度裔美國人成就獎。
2014年,《財富》雜誌將Paliwal評為“年度商業人物”。
2017年,Paliwal 被提名首屆 Recode 100,以表彰當年在科技、商業和媒體領域中做出的貢獻。
2016年11月,三星宣佈以大約8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哈曼國際,Paliwal 在收購後繼續領導公司。
▌共性:理工科高材生,重視MBA教育
以上,就是十位“最有權勢的印度裔CEO”,但也再次說明,他們,還不是印度裔CEO的全部。
還有Palo Alto Network、利潔時集團、星展銀行、高知特、Conduent、帝亞吉歐以及NetApp等世界頂級公司的CEO,均是印度裔。
而且如果把統計放到高管層面,或許還有更多的傑出印度裔會被納入其中。
所以回到開頭之問,印度裔CEO的職場成功之道,是否有跡可循?
由表及裡,或許可以從履歷中先歸納幾點共性:
第一,基本是理工科出身,但非常重視工商管理類的教育,看重MBA。
谷歌CEO皮猜、微軟CEO納德拉,都是理工科出身,但都專門研習了MBA方面的課程和經驗。
並且據納德拉在《刷新》中的自述,1992年獲得微軟工作機會,同時自己還面臨MBA課程的挑戰,但納德拉並沒有二選一,而是周內在西雅圖微軟工作,週五下班就飛赴芝加哥,一連2年皆如此,最終獲得芝加哥大學MBA學位。
其次,職場忠誠度高。
上述幾位印度裔成功CEO通常在一家公司慢慢升職、積累勢能,而不是為了薪水頻繁跳槽,這對於後來被委以重任也有重要助力。
谷歌創始人拉裡·佩奇和布林在交接班信中就說:皮猜已經在Google的CEO職位上證明了自己,而且他15年來兢兢業業,帶領上下攻克難關解決問題,謙虛又技術範,沒有人比他更合適帶領Google和Alphabet走向未來。
最後,赴美深造,其後落地紮根。
跟諸多外來族裔一樣,印度裔CEO們基本都是在國內完成本科教育——也基本都是國內名校高材生,然後赴美留學深造。
但或許是印度過去一個時代的發展原因,這些印度裔CEO的上升路徑中,沒啥“後路”可言,想要發展更好,就需要在美國全身心融入打拼,甚至拖家帶口,落地紮根。
比如微軟CEO納德拉,家境不錯,父親是印度高級官員,但最後在微軟掌舵,完全憑藉的是個人努力,甚至最初帶妻子去美國,還未能獲得移民許可。
而更多華裔人才,因為中國經濟和科技互聯網的高速發展,面臨機會,也會錯失另外的選擇。
這無關對錯,都是個人選擇,但如果回到那個喜聞樂見的話題:為什麼是印度裔而不是華裔?
或許也要對印度裔在美國管理層的崛起,更加見賢思齊。
之前公開討論時,有說過語言的原因——英語是印度的官方語言,印度裔語言上天然在美國優勢。
也有表達種族性格的因素,常見的印象說法如“印度裔團結、拉幫結派”、“一個印度裔進公司會招攬更多印度裔進來”,“一個華裔進公司會排擠走另一個華裔”……
但印度裔高管們自身的努力和優點或許會因此而遮蔽。
是時候更全面、客觀地看待成功的印度裔了,偏見只會加大傲慢,進一步忽視學習進取之心。
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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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段時期,對遙遠武漢前線的想像/理解中,討論得最離奇和偏差,甚至奇譚怪論到讓我覺得略欠人性、近乎磽薄的揣想,大概就是關於由體育館和會展中心改造而來,主要用來收治輕症級別的確診感染者的「方艙醫院」了。
至今復盤,或許大批量興建方艙醫院,讓輕症確診患者有地方可去、有一對多的基本醫療人力照護,且一旦病情惡化,能更有序地後送到正式醫院病房,大概是使武漢抗疫戰爭從醫護資源瀕臨斷線,到逐步拉回軌道、穩定住局面的轉捩點。
這一舉,扭轉了更多家庭因為起初隔離病房不足、醫院整體床位不足的狀況下,許多輕症患者自我居家隔離,但事實上很難做好居家隔離、反而造成全家多人交叉感染的悲劇繼續擴大。只可惜,這一決策來得太晚了。
用同事的話說,一些病人稱,方艙醫院是武漢在經歷十多天殘忍和混亂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唯一讓人感受到安慰的地方。
是的,在這裡,除了醫護之外大家都染病了,都是輕症病人。不少人的家人還在重症醫院裡救治,甚至病逝。但與此同時,六七百張病床加上醫護同處一室的社區感和團結感,也成為病人們的心理支撐。
戰地醫院在壓力、情緒和生死交關、別無出路的多重壓力型塑下,竟也迸發了濃濃的社區感。康復情況較好的患者組成了志願者隊;醫護為了給病患“將一直與病人同在”的信心,挑選病況較好一起分組分隊辦起競賽;有的患者為了怕自己組建起來的患者志工隊一旦自己出院就散了,想著辦法讓自己多待幾天。有的正歷經喪親之痛的患者,不願意回到熟悉卻再也不同的家裡面對傷痛,而想一個人待在方艙醫院裡舔舐傷口。
同事們歷經四次進出方艙醫院採訪後,作出了下面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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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艙醫院裡的愛與怕
文|財新記者 蕭輝 包志明 高昱
攝影記者 丁剛(發自武漢)
張兵沒有想到,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住了16天,2月23日醫生通知他可以出艙了,竟然有些不舍。他對財新記者說:“原來在新聞上看到有人說捨不得離開方艙,我覺得有點假,輪到自己出院,也捨不得。”
毗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武漢客廳,原本是座占地面積1800畝的集會展、商貿、文化、服務於一體的超大型城市綜合體,2011年動工,之後分期陸續竣工開放,曾舉辦過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藝術雙年展等重大文化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設計容納2000張床位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與此同時,在中央指導組的推動下,武漢及全國各方救援力量連夜行動,緊急抽調20個省份的醫療救援隊充實方艙醫院醫護力量。
之後武漢推進“應收盡收”,作為新冠病人最大的收治地,方艙醫院數量和床位迅猛增加。截至2月22日,包括在建和規劃中的武漢方艙醫院已達32家,總床位數達35529張,到2月23日,已建成的16家方艙醫院累計收治患者1萬余人,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床位緊張的局面。
02.2月21日下午,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收治在此的患者下床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
這是我國第一次在疫情中大規模建設方艙醫院。“方艙醫院是解決收治主要矛盾的現實之策。”作為方艙醫院的主要倡議者,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表示,大容量的方艙醫院既可以讓病人得到系統的醫學管理,讓大量輕症患者通過必要的救治獲得康復,又能起到批量病患集中隔離作用,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另外一個還少人關注的意味在於,記者在方艙醫院觀察到,或許是一種劫難餘生的心理,又或許因為免費治療、免費食宿的公益性和“按需分配”醫療資源的平等性,千百人集體生活在同一屋頂下,曾被視為痼疾的醫患關係空前良好,身份與財富的鴻溝似乎也在同樣的病毒和口罩面前消失了。
“這是整個武漢失魂落魄的一個多月裡,我惟一感受到溫馨的地方。”張兵說,“就像一個夢。”
初入方艙
1月中旬,張兵的父親高燒,住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1月23日確診為新冠肺炎,當天轉送到武漢市第七醫院,第二天也就是除夕的早上就去世了。張兵的母親、妻子和他本人在醫院陪護父親,自己確診,母親和妻子則是高度疑似,核酸檢測沒有呈陽性,但是雙肺病變嚴重。妻子的症狀最重,一度呼吸衰竭。1月底2月初正是武漢各家醫院床位最緊張的時候,作為中學教師的張兵動員了所有社會關係給妻子到處找床位,“每天打幾十個求助電話,瘋了一樣。”依然沒能求到床位。
每天早上,張兵拎著小板凳,陪妻子去門診打吊針,醫院裡人山人海塞滿病患,到晚上才能排隊打完吊針,拖著疲憊虛弱的身體回家。
張兵一度恐懼會失去妻子,幸好妻子熬到2月初,等來了“應收盡收”的政策,全國醫療資源緊急援助武漢,醫院的床位逐漸多了,張兵的妻子住進武昌醫院,病情得到控制。
新冠病毒在身強力壯的張兵身上沒有明顯體現,他一直“居家隔離”。2月7日傍晚,張兵接到社區電話,要他到東西湖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隔離。他匆匆吃了一片麵包,就坐上了轉運病人的大巴。張兵記得那天晚上天氣陰冷,下著瓢潑大雨,大巴車停在距離方艙醫院後門病人進口通道還有幾十米遠的地方,開不動了。
當天是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第一天接收病人,場面有些混亂,十幾輛轉運患者的巴士擁擠在進出口,前面的車很難掉頭出來,後面的車很難進去。警察張銀銀在大雨中往返走動,指揮清出了一條專門進車的道和專門出車的道。
張兵在晚上八點多抵達方艙醫院,在寒冷的登記大廳等了四個多小時,淩晨12點半,張兵終於進入艙內,他被分到A艙266號床位。病床很簡陋,一層褥子、一床被子,旁邊還有一個簡陋的床頭櫃。周邊床鋪已經住進了病人,神情淡漠地躺著,沒有人跟他打招呼。
張兵默默整理床鋪,一名男護士走過來問他是否吃過晚飯,給他端過來一份熱氣騰騰的飯菜。又冷又餓的張兵吃飯的時候,男護士又陪他閒聊,說自己來自福建莆田,家中的孩子才三個多月大,醫院號召大家志願支援武漢,男護士沒有多想就報名隨隊出征了。看到外地來的醫療隊,張兵覺得自己沉到冰水裡的心又熱了起來。
方艙醫院條件簡陋,對張兵來說,最難熬的是晚上睡覺時間,方艙內24小時不熄燈,頭頂明晃晃的大燈開著,換氣扇噪音很大,張兵感覺自己坐在飛機機翼下,嗡嗡的噪音在他耳邊不停轟炸。在方艙的第一夜,張兵失眠了。第二天晚上,他洗漱回來,發現床頭擺著一副眼罩和耳塞。又過了兩個晚上,張兵能安然入睡了。
對張兵來說,最大的安慰來自方艙裡的醫務人員。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聚集了從廣東、寧夏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來的三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和從福建、甘肅、安徽等過來的醫療護理隊,武大中南醫院負責管理,數百名醫護人員細緻的護理逐漸化解了病人們的恐懼不適。醫護人員定點給病人送來早、中、晚餐和藥物,分發水果和點心——這些東西都是這些醫護人員穿著厚密的防護服,從艙外經過三重緩衝門,一點點搬進方艙。
從醫院變成社區
在經歷長達十天的自然選擇式混亂後,2月2日中午,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佈第10號通告,要求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進行集中收治和隔離,其中要求對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必須實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然而這些臨時治療區究竟是哪些,人們並不知曉,更重要的是,醫院床位本就無比緊缺,收治重症病人都捉襟見肘,酒店隔離點則不具備治療條件,如何安置數量更為龐大的確診輕症患者,成為當務之急。
一位武漢政府官員向財新記者透露,興建專門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的方艙醫院,是2月3日上午一次會議上,由王辰提出的——整個會議為此暫停,當天下午,武漢政府官員陪著王辰考察選址,最終緊急徵用了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三座面積較大、空間開闊的公共場館,建設總計可容納3800張床位的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是一種以醫療方艙為載體、醫療與醫技保障功能綜合集成的可快速部署的成套野外移動醫療平臺,一般由醫療功能單元、病房單元、後勤保障單元等模塊構成,其中醫療功能模塊又包括緊急救治、臨床檢驗等設施功能。由於它機動性好、展開部署快速、環境適應性強等諸多優點,從戰爭急救到突發災害、應急救援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武大中南醫院宣傳部部長高翔對財新記者介紹,2月4日淩晨三點,設計師團隊開始設計武漢客廳改建方案,中午12點拿出方案,下午開工,2月6日改造完畢,又花了一天安排設備,即交付中南醫院管理團隊運營。2月6日財新記者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看到,來自武漢建工的施工工人還在接拉電路管線,身著環衛和城管服裝的人在佈置床鋪,一群後勤人員和保安圍成一個圈,拿著手機拍攝一名護士演示防護服的穿脫程序。
陳小豔是中南醫院外科的總護士長,此次擔任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區護理總負責人。她介紹,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分為ABC三個艙,A艙614張床位,BC艙各400多張床位,一共有1461張床位。艙內每12個床位隔開成一個小艙,除了床位,還有治療室、採樣室、搶救室等醫療功能模塊,還設置了圖書角和公共活動區域。
1500張床位的醫院一天選址設計,兩天建設,一天調試,2月7日接收病人,前期難免簡陋。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她從中南醫院病區剛換到方艙醫院,幾百張床位鋪天蓋地進入眼前,她的頭有點暈,心裡咯噔一聲,“這麼多張床位,如何管理,我心中並沒有底”。
張銀銀負責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秩序,他告訴財新記者,初進方艙看到600多張床位,他也覺得“震撼”。張銀銀2003年在北京當新兵第一年就遇到SARS,他被臨時抽調協助轉運SARS病人到小湯山醫院。“小湯山醫院是單間病房的,這次在武漢客廳,突然看到1萬多平方米的一個大廳擺滿了床位,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張銀銀第一天上班時間是排在下午2點至8點,一個班六小時,每天只有一套防護服,值班期間不能吃喝上廁所。方艙醫院按照傳染病醫院的結構,分為三區兩通道,工作人員從前門通道進出,病人從後門通道進出。
第一天的任務是接待病人入艙,張銀銀接近淩晨才出艙。脫防護服必須嚴格按照防護要求,光用酒精洗手都有十次,全套流程走下來又大概要花30分鐘。儘管又累又餓,張銀銀讓護士們先脫防護服出艙。等待出艙時,兩名護士扶著一個護士走了過來,被扶著的護士渾身軟弱無力,幾乎要暈過去了。張銀銀打聽,才知道她連續在艙內工作了20多個小時,從6日下午就進艙安排床鋪,到7日接待病人,一刻沒有休息。
剛住進來的病人愁眉苦臉,幾乎每個人都會拉著醫護人員問個不停:要在方艙醫院住多久?艙裡醫療條件如何,有沒有醫生,有沒有氧氣瓶、呼吸機,都發什麼藥,病重了能不能順利轉院,什麼時候能出院。還有病人心情不好,抱怨伙食差,抱怨沒有熱水,抱怨廁所髒。陳小豔帶著護士們儘量幫助病人改善居住條件,怕冷的添棉絮、加電熱毯,醫護人員掏錢從艙外帶東西給病人吃,安撫病人情緒。
“硬件條件差,我們就用服務來改善。”陳小豔說。
有一次,陳小豔例行查房,一個病人突然很傷心哭了,說自己很痛。陳小豔立即給病人測血氧、測心率,都是正常的,病人也說不上來哪裡疼,最後說是心慌,對這個病恐懼,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治好,不知道治好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一次查房中,有個老婦人突然撕心裂肺號啕大哭——她剛得到老伴在醫院去世的消息。“這個時候說什麼話都是蒼白的。”陳小豔只能默默地陪著她。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剛開始進艙,面對傳染病人,她有點緊張,刻意保持距離,但很快就不再顧忌,會拉著病人的手,拍拍他們的背,安撫他們。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領隊——他總是驕傲地自稱是國家隊。作為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的本行在方艙醫院使用並不多,有一次,一個正在登記入院的病人突然血氧降低,心跳也不好,程青虹給病人進行了緊急救治,隨後將病人轉入武漢客廳馬路對面的金銀潭醫院。
在方艙醫院,程青虹做得更多的是安撫病人的工作。一次查房中,程青虹發現一個老人坐在床邊不停搓手,口中念念有詞:我不出門玩,我不紮堆,我怎麼會得這病?程青虹打聽到老人得病把家人也傳染了,始終很自責。程青虹告訴老人,“千萬不要反復探究自己為何會得病,武漢病了,你身處的環境很容易得病,偶然因素你被感染了,那不是你的錯。”
陳小豔察覺,剛住進來的幾天,天氣陰冷,病人們普遍情緒低落,大多躺在床上不動。為了活躍氣氛,護士們動員病人下床走動,由護士們領著做呼吸操,新疆來的女護士們還跳了新疆舞,引來很多病人圍觀。醫護人員和病人以及病人之間的互動逐漸多起來,方艙醫院的氣氛逐漸活躍起來。
方艙醫院剛啟動的前幾日,護士給病人們挨個發飯、發藥,A艙30多名護士服務600多名病人,每頓飯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發完。終於有一天,一名年輕的男病人走過來說:“我能幫你發飯嗎?”
在小夥子的帶動下,A艙成立了病人志願服務隊,協助護士送餐,工作任務大大縮小,半個小時就能送完餐。
張銀銀告訴財新記者,他最感動的一件事也是來自病人的幫助。艙裡的飲用水由他和四名安保人員運輸,他每天要搬30多桶桶裝純淨水,由於穿著厚厚的防護服,搬運比較費勁。有一天,他獨自在搬運純淨水,蹲下抱起桶裝水,突然覺得桶裝水變輕了,一個沒穿防護服的人幫忙扶住桶裝水的另一側,張銀銀錯愕了幾秒鐘,意識到這是個病人。“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患者,他說了句‘我來’,就默默地幫著我搬運剩下的桶裝水。”張銀銀對病人說了句“謝謝”。說出口,張銀銀覺得這聲“謝謝”很特別,“以前都是病人對我說‘謝謝’,現在我對病人說‘謝謝’,很感慨,病人主動參與醫院管理服務,醫院成為了社區”。
2月23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組織醫護人員和患者舉辦“同舟共濟,大愛永存”歌唱比賽。中南醫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以及廣東醫療隊、甘肅醫療隊、福建醫療隊、安徽醫療隊一起合唱《讓世界充滿愛》,病人們也列隊合唱《歌唱祖國》,然後大家一起高喊“武漢加油”。程青虹告訴財新記者,病人們準備得很認真,精神飽滿列隊表演,看得他一度熱淚盈眶。
這些艙內的娛樂活動曾受到艙外人員質疑,認為唱歌跳舞會增加病毒傳播,加重患者病情。程青虹說,舉辦活動前,充分考慮了病人的身體狀況,謹慎選擇了身體恢復比較好的病人,對活動時長、唱歌時人與人的距離也做了要求。“我們想通過這個活動,給病人傳達一種信念,病人不好,我們醫護人員不會走。讓病人安心地對抗疾病。”
在方艙醫院“復活”
那個首先提出來幫護士發飯的病人叫楊信,28歲,是一家保險公司的推銷員,這是他第一次做志願者。
1月26日,楊信突然發燒,拉肚子,一連幾天高燒38度多。他在新聞上看到,病人一床難求,害怕交叉感染,就在家裡隔離昏睡。2月4日,楊信覺得實在熬不住了,自己開了一輛電瓶車到東西湖區人民醫院看病,CT顯示雙肺感染,醫生告訴他基本判斷是新冠肺炎。楊信的手發抖,想到了之前做生意欠下的70多萬元小額貸款,想到了在新聞上看到的有人跳橋跳樓,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度想到了自殺,只是再想到出生才三個多月的女兒,他選擇給社區打了一個電話“自首”。
當天晚上10點,楊信住進了社區安排的隔離酒店。他仍然在發燒,等了一晚上沒有醫生來,他心裡很害怕,哭了一晚。2月5日早上燒退了,他又收到保險公司的文件,一旦確診可以理賠19萬元。被每個月3萬多元小額信貸還款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楊信,這次反而希望自己能確診,拿到這筆賠償。
在隔離酒店,楊信身體逐漸好轉,2月9日核酸檢測,2月10日出了結果——陽性。“陽性是我期待的結果,確診了能拿19萬元,這是我賭命換來的,小百姓生活不容易。”
2月11日,楊信領到了保險公司理賠的19萬元,也進了方艙醫院。身體狀態不錯,心情也還可以,從來不讀書的他主動到閱覽區選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就是看著這個書名挑的,我希望我會在方艙醫院復活。我跟我的同事打趣,‘富人靠離異,窮人靠變異’。我開玩笑說,我變異產生抗體,拿我去做實驗,掙他100萬元”。
讓楊信感到自己確實在復活的,還有他在方艙做志願者的經歷。進方艙的頭兩天,楊信覺得有點新奇,在方艙到處走走看看,拍照片發微信朋友圈。他拍護士們長時間穿著隔離衣,眼罩上起了一層厚厚的水霧;他拍護士們做的“愛心樹”、溫馨的彩繪圖和“武漢加油”字眼;他拍新疆護士領跳的新疆舞,他拍一個高三的小妹妹在複習功課。
2月14日早上,楊信收到單位工會主席的短信,工會給每個確診的員工發1萬元慰問金,用微信轉發。看到1萬元的那瞬間,楊信突然手顫抖了,沒有點擊接收按鈕。“我一下子被感動到了,之前保險理賠給我的19萬元解了我的生活之困,我得到社會的幫助已經很多,這1萬元不是我應得的。”楊信最終決定捐出這1萬元,他首先想到的是買方便面給病友吃,通過外面的朋友買了178箱方便面,送到方艙醫院。
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護士們給艙內的夫妻病患贈送了玫瑰花。楊信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三個月的女兒,他突然悟出來,情人節是“有情人”的節日。他想給遠道而來的護士們做點什麼。中午,護士們到病床旁發午餐,楊信一衝動,搶過了護士的飯盒,說:“放心,我不是搶飯的,你們太辛苦了,我能幫你們發飯嗎?”護士很開心地歡迎他加入發飯的隊伍。
2月15日早上六點,楊信起床了,在家隔離的那段時間他每天昏睡到中午,現在有了早上發早餐的任務,也就有了起床的動力。他七點就跑到護士站幫著取早餐,七點半分發早餐。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楊信又想了個辦法,拿著一張紙寫上“願意和我一起發飯嗎?”然後挨個床位遊說。中午,讀高中的楊陽和中學老師張兵加入了進來;到晚上,發飯的志願者隊伍就有十多人了。
楊信的領導能力被激發出來了,第二天他又跟醫護人員商量,成立了方艙醫院A艙志願服務隊,楊信任隊長,隊員們分工幫著發放飯、發點心、搬運桶裝水、打掃艙內衛生。
志願者還成立了一個監督清理廁所的小分隊,楊信捐出自己的一個盆子,在廁所外守著,他會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叮囑上廁所的人:“我們都是神槍手,拉便對著小洞口,大號以後沖盆水。”有志願者監督,病人也不好意思亂拉亂撒,上完廁所後主動沖水,廁所髒亂的問題得到改善。
楊信贏得了醫護人員的尊重,每天都有護士從艙外給他帶吃的東西,一包糖、一盒餅乾、一個蘋果,楊信把吃的分給志願隊的夥伴們,又會從病友那裡得到更多吃的東西。在楊信看來,方艙的生活不像是在醫院,也不像是在監獄,反而讓他想到了中學時的夏令營,大家集體勞動,互相分東西吃,充實而溫馨。
方艙醫院的生活設施和服務也在不斷完善:有了WiFi,以及各地捐助的食品、飲料、書籍、生活用品、影音設備。
相比其他醫院,方艙醫院不需要佔用過多醫護人員,也不需要太多高端搶救設備。2月16日,國家發改委宣佈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2.3億元,支持武漢方艙醫院完善設施、增添必要的醫療設備。據介紹,每個方艙醫院都要求CT設備全覆蓋,增加供氧設備和心電監測儀等。
在很多方艙醫院裡的病人看來,住院的日子固然難挨,但相比1月底2月初那十幾天在醫院和家之間無望奔波的經歷,方艙醫院像一處平靜的避風港。這裡所有人都是同一種疾病,住著一樣的床位,吃著一樣的飯菜,醫療服務平等對待——即使有區別也是根據病情輕重,身份、財富、階層,在這裡都暫時不存在了。
最後的庇護所
不過,方艙醫院畢竟是醫院,這裡有繞不過的悲傷。
張桂青是石河子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2月5日隨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征援助武漢,她和另兩名心理醫生承擔武漢客廳方艙A艙的心理輔導工作。
一天結束值班後剛回到賓館,張桂青又被緊急呼叫回艙內,另一位60多歲的女性,今天得到消息,老伴在醫院去世了。病人木然坐在床頭,不吃不喝不說話。張桂青走到病人的面前,輕輕地拍她的背,和她說話,病人眼眶裡含著淚,沒有任何回應。張桂青默默站在她床前良久,病人的手機響起,連續打了三次,病人沒有反應。
張桂青問她,電話是誰打來的。病人呆呆地說:“兒子打過來的。”張桂青勸她,“一定要接電話,要讓家人放心。活人生活要繼續下去。”病人在張桂青的勸說下接了電話,號啕大哭。
“我這幾天遇到五六起這樣的事,都是女性病人收到丈夫的死訊崩潰了。”張桂青對財新記者說,“病人在受到極度刺激時,壓抑自己的痛苦,對身體更不利,哭出來是一種釋放。”
中年男人也會有崩潰的時候。2月19日,鄧淼在方艙醫院度過了40歲的生日,沒有蛋糕、沒有祝福,妻子在身邊陪著他默默流淚。他們一家四口都確診了,五天前,鄧淼的父親在火神山醫院去世,他覺得世界塌陷了。
鄧淼和父親住了40年,從來沒有分離過。父親每天早上會給他熬小米粥喝,會幫他把衣服洗乾淨疊好放在床頭,偶爾父子倆也會拌個嘴,但第二天就和好了。鄧淼以淚洗面,經常在午夜半夢半醒間看到父親的身影,都是這些日常的場景。
鄧淼蜷縮在病床上,不想面對任何人,任何事。住在他對床的楊信會時不時給他塞一個橘子或者蘋果,醫護人員也對他特別照顧,在分配飯菜、點心時會多給他一些。鄧淼吃不下,醫護人員會勸他多吃。鄧淼告訴記者,在整個疫情期間,他感受到的溫暖就來自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友們。
按照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制定的《方艙醫院管理規則》,方艙醫院原則上收治已確診且未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的輕症患者,要求有生活自理能力,年齡在18-65周歲之間,無呼吸系統、心腦血管系統等基礎性疾病及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治療過程中,以口服藥物為主,必要時可輸液、吸氧。根據治療過程中的病情演進情況,轉為重症的將送往定點醫院接受救治,治癒的可就地檢測,符合出院標準即可出院。
楊信告訴財新記者,他不想出院,為此還故意逃掉了一次核酸檢測。據醫生程青虹介紹,病人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為陰性,肺部吸收好,經過方艙醫院醫療隊專家組綜合評估達到出院條件,就能出院。楊信知道自己身體狀態恢復不錯,第一次核酸檢測為陰性,他故意漏掉了第二次核酸檢測,“我還想在方艙醫院多待一段時間,我擔心我出去了,志願隊就散了”。
護士專門來做楊信的思想工作,“你首先還是個病人,方艙醫院以治病救人為主,你出去了,可以騰出一個位置給新的病人”。志願隊的小夥伴們也向他保證,新的志願者會補充上來,志願活動會持續到方艙醫院結束的那一天。
2月26日,楊信出院了,相熟的醫護人員和志願隊的夥伴都來送他。“在方艙醫院我經歷兩次復活,一次是身體上的康復,一次是精神上的康復。”出院後住在隔離點的楊信每天最大的樂趣是在方艙醫院志願者群裡聊天,小夥伴們會拍照給他分享方艙的生活,“第一次留戀一個醫院,就是家的感覺”。
鄧淼也不想回家,家中有父親的點點滴滴印記;他不想回到社會,不想面對親友和同事的關心。他就想在方艙安安靜靜待著,獨自吞咽失去父親的痛苦。
同一個小艙的病友張兵、楊信等陸續出院了,方艙的床位逐漸空出來,又有新的病人住進來。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現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艙每天平均有二三十名病人達到出院標準出院了,更多病人的CT影像顯示明顯好轉,出院在望。
“終有一天所有病人會治癒出院,方艙醫院會結束它的使命。我們不會忘記,全國醫護人員共同營造的方艙醫院,曾經給病人們一個港灣。”但張桂青也告訴財新記者,新冠疫情帶給武漢人的災難記憶會是極為深刻的,即使治癒了病人的身體,災後對病人及家屬的心理支持也必須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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