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 雖然本貓最近美食和旅遊文寫不完, 幸好還有人記得本貓是軍事史研究者, 邀請本貓去聊抗戰勝利70週年啦! (7/5,週日,下午3:00 中正紀念堂)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790的網紅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本集主題:「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新書介紹 專訪企劃:林進韋 本書特色: 這場戰役,改寫了台灣百年的命運 開創中西軍事史的新領域,史景遷高徒歐陽泰,以嚴謹的考據、活潑的論述,揭開近代史上第一場中國戰勝西方的故事。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復明事業受挫,從南京撤退...
軍事史研究 在 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本集主題:「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新書介紹
專訪企劃:林進韋
本書特色:
這場戰役,改寫了台灣百年的命運
開創中西軍事史的新領域,史景遷高徒歐陽泰,以嚴謹的考據、活潑的論述,揭開近代史上第一場中國戰勝西方的故事。
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復明事業受挫,從南京撤退回廈門,準備攻打台灣。他寫信給駐台的荷屬東印度公司長官揆一,表明希望收回父親鄭芝龍「租借」給東印度公司的土地。時值東印度公司統治台灣三十餘年,台灣成為荷蘭海外最大殖民地,作為台灣長官的揆一當然不願拱手相讓。雙方衝突一觸及發,展開長達一年的台荷之戰。
當時,荷蘭在與英國的競爭中勝出,並擊敗西班牙與葡萄牙,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
然而受過嚴格軍事訓練、架駛技術優良、船艦配備大砲的荷蘭精兵,卻輸給他們眼中由海盜與海商組成的鄭軍。原因究竟為何?
聲名鵲起的漢學家歐陽泰,在挑戰全球史領域的重大議題:「為何西方主宰了近代世界的形成?而非中國?」之中,發現了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的重要性。歐陽泰以此戰為主軸,詳細地描述了這場十七世紀中最具世界史意義的戰爭細節,以及台荷雙方在軍事科技及戰略的差異,如何讓鄭成功翻轉本來可能失敗的結局。
透過這場影響東西未來百年布局之戰,我們得以一窺火藥科技發展的堂奧,以及科技對戰爭成王敗寇之影響,並打破過往「十五世紀後西方突飛猛進」之推論,驗證了十七世紀中西實力尚在勢均力敵的年代。
本書融合歐洲軍事卓越主義與歷史修正主義學派的優點,為軍事史研究中的傑作。更難能可貴的是,歐陽泰挖掘大量的文獻,化繁為簡,還原台荷大戰的現場,使讀者彷彿身臨其境,鳥瞰全局。是研究台灣史的學者及一般大眾不可錯過的精彩作品。
作者介紹:歐陽泰 Tonio Andrade
西方漢學界的著名學者,近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史學者之一。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西方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曾任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東亞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及中國史與全球史。著有《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決戰熱蘭遮》(Lost Colony)等。
新書《火藥時代》寫作時間原本在《決戰熱蘭遮》之前,以「西方為何能取得現代世界的主導權?中國為何衰落?」為題,探討東西方在軍事發展上的分野與西方為何能產生軍事優勢。描述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的《決戰熱蘭遮》,提供了十七世紀歐洲經歷軍事革命時,雙方實力尚在均勢的最佳證明。《火藥時代》則給予更寬廣的視野,把此問題延伸到「為何西方的軍事優勢產生於工業革命之後?」透過論述西元九一○年至一九○○年東西兩方的軍事科技演變,解答歐洲能撼動近代世界版圖的原因。
軍事史研究 在 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本集主題:「火藥時代:為何中國衰弱而西方崛起?決定中西歷史的一千年」新書介紹
專訪企劃:林進韋
本書特色:
中國和歐洲強權勢均力敵的狀態為何被打破,
就此進入武力上的「大分流時代」?
挑戰傳統軍事史觀 引發學界熱議論戰
漢學大師歐陽泰 改寫中西軍事革新史的關鍵之作
「中國發明了火藥、槍砲與炸彈,但何以西方人會在十九世紀超越、擊敗並且羞辱了中國?」——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大崩壞》作者
——軍事科技史上最令人費解的歷史謎團——
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是由西方人主宰近代世界版圖?
漢學家歐陽泰以火器發展切入,重新剖析東西方軍事科技史的變革,破解近代西方崛起、東方衰落的真正關鍵。
十世紀時,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並應用在軍事用途上,幾百年後,火藥科技才逐漸西傳;但到了十九世紀,中國卻在鴉片戰爭中遭逢英國痛擊。
為何曾是世界第一個火藥帝國的中國失去了領先優勢,而過去無足輕重的西方國家卻成為宰制世界的強權?
十六世紀以降,西歐各國躍居全球強權的角色,但中國卻開始一路落後。長久以來,史家往往主張火器幫助歐洲人建立了全球霸權;不過,中國人不僅在九世紀時就率先發明了火器,直到十八世紀初期仍然持續進行火藥科技的創新——這段火藥科技發展史遠比原先許多人認定的還要更長。
但中國在近代何以變得如此積弱不振?主因之一即為從一七六○年代乾隆朝開始,中國開啟了將近一世紀的承平盛世,「天朝無戰事」造成了火藥科技發展的停滯落後。
在此之前,中國與歐洲同樣深具軍事創新能力,雙方武力的「均勢狀態」卻在鴉片戰爭正式宣告終結,軍事上的「大分流時代」就此降臨。然而,長久以來史家為何又對勢力此消彼長的原因爭論不休?本書透過比較東西方軍事史的研究,不僅要探詢「何以中國會走上不同於西方的道路?」更要叩問「西方為何能取而代之成為近代世界的霸主?」歐陽泰以火藥戰事貫穿全書,打破傳統軍事史研究的地理邊界,還原東西方火器發展的面貌,翻轉了史學界對於軍事革新的傳統論述。
作者介紹:歐陽泰 Tonio Andrade
西方漢學界的著名學者,近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史學者之一。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西方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曾任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東亞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及中國史與全球史。著有《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決戰熱蘭遮》(Lost Colony)等。
新書《火藥時代》寫作時間原本在《決戰熱蘭遮》之前,以「西方為何能取得現代世界的主導權?中國為何衰落?」為題,探討東西方在軍事發展上的分野與西方為何能產生軍事優勢。描述鄭成功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戰的《決戰熱蘭遮》,提供了十七世紀歐洲經歷軍事革命時,雙方實力尚在均勢的最佳證明。《火藥時代》則給予更寬廣的視野,把此問題延伸到「為何西方的軍事優勢產生於工業革命之後?」透過論述西元九一○年至一九○○年東西兩方的軍事科技演變,解答歐洲能撼動近代世界版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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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發覺好像越來越像在談學術發展史了啊XD(掩面)
希望有興趣的人能覺得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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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之所以被譽為現代軍事史之父,主要便是因其能
身兼上述兩者的傳統。戴布流克既是蘭克學派的學生,身為軍人的他亦與德國參謀部關係
甚深,他一方面採用人口統計學與經濟學模型,一方面提倡更嚴格地看待史料,試圖將軍
事實踐結合歷史上的社會、政治結構。然而戴布流克的傳統並沒有延續下去,特別是對英
語世界來說,有許多人將愛德華‧克雷西爵士(Sir Edward Creasy)視為英美學界的現
代軍事史之父,因他在1851年出版了《世界十五場關鍵性戰爭》(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克雷西的作品深受輝格傳統的影響,對他來說,所謂「決定性
」的戰爭就是指那些對英國形成議會民主制度有重大貢獻的戰役,而它們之所以重要並不
是因為它們對當時的人來說很重要,而是因為它們促成了維多利亞的輝煌時代而顯得重要
。也因此,希臘擊敗波斯入侵的馬拉松戰役成了一場自由與東方式獨裁的戰爭,而1066年
的黑斯廷戰役(Battle of Hastings)則是愛好自由、具有原初民主特質的盎格魯薩克遜
人對抗獨裁諾曼人的戰爭,是這一連串決定性的戰役構成了西方文明、構成了大英帝國的
一部分(也許我們可以用中國史當例子,譬如說,涿鹿之戰到底為什麼重要到屢屢被寫進
教科書?為建構華夏乃炎黃子孫也。)這種目的論的史觀帶有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
色彩,且毫無疑問是以歐洲為中心來進行書寫的。這種觀點在當時英語世界廣為流傳著,
即使到近一百年後溫斯頓‧邱吉爾,其《英語世界民族史》仍舊維持類似的基調。甚至不
只是軍史界,這種「重大戰役」的看法在職業軍事教育和(特別是)大眾間亦特別盛行,
甚至直到今天,我們仍舊時常可以看到掛著類似標題的作品出版。但也和今天類似的,歷
史學界對此卻顯得不以為然,像克雷西這種著作的盛行,非但沒能拉近學術圈與職業軍人
和大眾的距離,反而逐漸加深了兩者的藩籬。
兩次世界大戰的傷痛不只撕裂了西方,也撕裂了歷史學界與軍事研究。特別在英美學
術界,和平主義與反軍事主義並沒有隨著綏靖政策的破產而消失,軍事史研究因此變得非
常不受歡迎。此時英國史學界深受左派傳統影響,而美國學術圈則受到冷戰和麥卡錫主義
的牽連,學者多不願意因研究軍事史而被貼上支持軍工複合體或保守的標籤,軍事史和歷
史學間乃形同陌路,經濟史、政治史和宗教史大行其道。頗弔詭的是,軍事題材在大眾仍
舊維持其熱門程度於不墜,作者同時也指出,或許正是出於這種受歡迎的程度與學術界的
那點自命清高,助長了這股現象。無論如何,在缺乏新血和與同其他史學領域研究成果交
流的情況下,學術軍事研究遂長期衰弱不振,而這個狀況要到接近1960年代時才稍微改善
。
乍看之下,1960年代無論如何都不像是軍事史復興的時期。美國發覺自己陷於越戰的
泥沼而惡名昭彰,而高等教育在英美的急速擴張也使得更多不同階級、種族的人得以進入
學術圈,歷史學界乃致力於探索以往被忽視的聲音,社會史乃成為新的風潮。但也正是在
這股社會史轉向上,軍事史研究被以「戰爭與社會(War and Society)」的名義重新發
掘。這個時期的軍事史研究所關心的不再是那些個別的軍事偉人或宏大戰略,而是放眼於
戰爭對社會整體的影響之上。這種戰爭與社會的研究,最初為了不受現實政治的拖累,而
幾乎都選擇中古時期作為研究對象,H.J. Hewitt的”The Organization of War under
Edward III”即為一例,他關心的不再是愛德華三世時期沙場上呼風喚雨的名將與他們的
戰術戰略,而是當時的軍人是如何被徵召、供養和組織的,相對於戰鬥本身,他也花更多
的篇幅在那些沒有戰爭的時候。換言之,史家開始關心起社會制度、社群組織、經濟模式
與戰爭的互動。然而起初這類的研究增長的速度很慢,且研究者多半不是軍事史家(或者
不以軍事史家自居),對軍事院校的影響也相對有限。直到另一位英國軍事史家、同時也
是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資深講師的John Keegan在1976年出版了”The Face of Battle
”一書標誌了一個新的契機。該書以百年戰爭時期的阿金庫(Agincourt)、拿破崙時期
的滑鐵盧、一次大戰的索姆河等三場會戰做案例。雖然研究對象仍是戰役本身,但他卻也
和此時期的其他史家一樣,跳脫了上層軍事將領和政治家的觀點而試圖從士兵的心理角度
出發、以熟捻的筆法結合歷史、社會與心理學的研究而獲得英美學界與大眾的好評。1962
年英國戰史研究巨擎麥可‧霍華德爵士(Sir Michael E. Howard)創辦倫大國王學院的
戰爭研究部門時曾矢志以跨學科整合的方式來研究戰爭,雖然此舉在當時並未能立刻扭轉
歷史學界和戰爭研究的刻板印象,但我們或許已能從中隱約察覺到戰史研究的未來:隨著
Hewitt、Keegan這些結合了歷史學界原先研究關懷與人口統計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
學等社會科學方法的「跨學科」作品逐漸增加,這種所謂「新軍事史」的影響力也隨之在
1970、80年代水漲船高,替1980年代另外一股新的思潮注入軍事史學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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