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的莫德納今天下午將隨著華航班機抵達台灣。
這陣子許多人為了疫苗的事情非常擔心,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特別跟所有的朋友說,我相信政府會在最快的時間之內,讓你我都可以有疫苗可打;陸續會有更大量的疫苗抵達。
除了購買疫苗,我們應該把工作的因應重點放在提升台灣快速、大量接種的能力,提前做好「空間」與「人力」兩方面的規畫,避免混亂、提升效率。
■ 開放空間:過去一年,國際間嘗試各種大量施打疫苗的方式。日本職棒無償出借巨蛋球場,作為接種場地;美國在大型商場、足球場、停車場、藥局施打;在法國,暫停營業的巴黎迪士尼樂園成為接種站。我們的原則應該是利用閒置的空間,廣設接種地點;非必要時,避免增加醫院、診所的負擔與人流。
■ 廣招人力:我們也需要更多受過基本訓練的人來協助施打。有些國家納入消防員、EMT 救護員、軍醫的人力。最近,衛福部召集「疫苗注射護理隊」、台北市也招募退休的醫療志工;政府(從總統到中央與衛福部)應依權限放寬相關的法規限制,讓社會的大量人力可以在各地協助接種,紓解醫護人員的壓力。
無論是採購或者國產疫苗,儘快提高接種率都是最終目標。在大量疫苗開始供應之前,中央與地方要協力做好完整的規畫:在都會區、鄉鎮及原鄉部落,確認替代接種場所,改善流程,在各地讓接種與行政人員演練內、外場的配合;並且,訂出每天施打的目標量。
「防疫如同作戰」,而作戰需要計畫、後勤、人力,以及社會的動員。我們的共同敵人是病毒,希望我們可以互相打氣、解決問題,而不要互相攻擊。我們一起往前看,為這場戰役做好準備。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460的網紅MoshPit Kenny,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向27部隊的每位勇者致意 1947年2月27日晚間台北市發生緝菸血案,隔日2月28日駐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抗議群眾,局勢至此急遽惡化。下午三時,政府發布戒嚴令並出動武裝軍警開槍掃射台北市街頭民眾。群眾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現址),並透過電台向全台灣廣播說明...
軍醫局招募 在 電影神搜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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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醫局招募 在 鄭丞傑教授/醫師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的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
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創辦人之一
1910-1911 他如何對抗中國東北的一場溫疫
值得今天我們景仰與學習
一個280歲的王朝,臨終前一年完成的大事。
《轉載》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軍醫局招募 在 MoshPit Kenny Youtube 的最讚貼文
向27部隊的每位勇者致意
1947年2月27日晚間台北市發生緝菸血案,隔日2月28日駐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抗議群眾,局勢至此急遽惡化。下午三時,政府發布戒嚴令並出動武裝軍警開槍掃射台北市街頭民眾。群眾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現址),並透過電台向全台灣廣播說明2月27日晚間發生的緝菸血案,以及當天長官公署廣場的流血事件,並控訴一年多來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貪官污吏橫行與軍警的暴行,呼籲全台灣民眾驅逐各地貪官污吏以圖生存。隔日起由台北市開始的反抗政府事件蔓延台灣全島,全台各地民眾紛起抗暴。
3月2日,台中地區民眾收到楊逵和鍾逸人廣泛印製倡議召開市民大會的傳單,於台中戲院舉行市民大會,共同推舉台中市婦女會理事長謝雪紅為大會主席,會中強烈抨擊國民黨暴政。參加群眾決定遊行示威,利用消防車鳴響警笛呼籲市民響應起義。3月3日,謝雪紅在台中市參議會組成「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組織「人民大隊」,簡稱「民軍」。霧社地區一百多名原住民泰雅族人下山參與台中作戰本部。民軍的隊伍計有彰化隊、大甲隊、豐原隊、東勢隊、埔里隊、員林隊、田中隊、太平隊、獨立治安隊等等[7]。3月3日上午八時許,國軍於教化會館(空軍後勤部供應分站)出動武裝卡車在台中市區分途進行沿路掃射,採取兩面包抄,與民軍展開激烈槍戰,雙方皆有死傷。當日下午,各地民軍自電台廣播中獲悉消息,紛紛趕赴台中並支援作戰,與台灣中部地區多處國軍的軍事據點進行交戰,自下午四時激戰至晚上,夜雨中,槍砲聲震動全台中市,國軍部隊陷入重重包圍,試圖突圍失敗,國軍部隊於當日晚間十時許繳械投降。至3月4日,民軍共攻取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察局、台中縣警察局、台中市憲兵隊、台中團管區司令部、台中軍械庫六處、台中廣播電臺、台中電信局、專賣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機構。3月4日上午10時,台中水湳「空軍三廠」(第三飛機製造廠)少將廠長雲鐸與民軍談和並交出武器,此時台中市區以及近郊悉數為民軍控制。3月5日上午,虎尾、嘉義、高雄、台北各地的民軍都向台中作戰本部求援,作戰本部乃將彈藥交付支援作戰。3月5日下午,謝雪紅另組「特別志願隊」支援虎尾機場的戰鬥。3月6日,作戰本部將在地八部隊,及四百餘名青年、學生,與二戰後退伍的台籍日本兵等改組為「二七部隊」,由鍾逸人擔任二七部隊的部隊長。
這是一張1930年代的烏牛欄吊橋明信片,此處即為二二八事件之《烏牛欄之役》戰場,圖中可見烏牛欄吊橋上面有汽車在行駛。
二二八事件之烏牛欄之役中,二七部隊警備隊與國軍廿一師交戰戰場現在的模樣。
二七部隊的基本隊伍,包含黃信卿的埔里隊、何集淮與蔡伯勳的中商隊(台中商業學校學生隊)、呂煥章的中師隊(台中師範學校學生隊)、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李炳崑的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林大宜從農村招募當過日軍的農民、延平學院學生、吳振武的民主保衛隊離隊隊員,以及包含霧社地區泰雅族原住民青年的陳明忠的突襲隊等等。職務分配以鍾逸人為隊長、古瑞雲為副官、蔡鐵城為宣傳部長、黃信卿為參謀長、石朝耀為聯絡官、何集淮負責祕書處、吳崇雄為救護軍醫。
3月6日下午,二七部隊的埔里隊成功逮捕以蔡志昌為首的軍統特務份子四十多名,並將之拘禁於台中監獄。3月7日,二七部隊正式成軍,並駐紮於台中「干城營區」、進駐干城營房,同時修理戰車、高射砲、機關砲、迫擊砲,並整修機場。3月8日,二七部隊馳援嘉義的戰鬥。3月12日,二七部隊得知國軍大批增援部隊逼近台中的消息,考量自身實力有限,以及避免與國軍在台中市區進行正面的戰鬥因而波及台中市民,於是部隊轉往南投埔里,並改稱「台灣民主聯軍」。二二八事件期間,二七部隊除攻佔台中各政府機關之外,亦武裝支援嘉義、南投民眾反抗國軍的戰鬥。
二七部隊因得知國軍二十一師於3月12日已進逼台中。而當時已全盤控制台中市警、政、軍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軍於台中市區戰鬥而波及市民,毅然決定於3月12日下午三時起撤出台中,並將部隊,以及武器、彈藥、糧食、車輛等物資暫時集結於埔里國民學校,台中至埔里間卡車來往不絕,沿途民眾紛紛向民軍戰士致意。3月13日上午,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派出宣傳隊,分乘兩輛卡車到埔里鎮內各地進行宣傳;宣傳部長蔡鐵城(《和平日報》台中總社採訪主任)於車上演講,說明該部隊遷入埔里的任務,並號召埔里鎮民同心協力抵抗國軍21師。3月13日中午,台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本部進駐埔里武德殿(現埔里鎮公所位置)。3月13日下午三時許,國軍21師先遣部隊開抵台中,並侵占民間店鋪與住宅以為營舍。3月14日,國軍21師146旅436團之一部(兵力800人)進駐草屯,並繼續前進至水里龜子頭地方,企圖向埔里推進,二七部隊分隊於下午五時獲悉後在中途截擊,迫使國軍退回草屯。3月15日,另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營)由二水經集集前進至水裡坑(今南投縣水里鄉),並佔領日月潭與門牌潭兩發電廠。又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連)試圖經由魚池地方包圍埔里。國軍分路夾擊二七部隊,並縮小包圍圈,此時埔里對外通道均為國軍封鎖。當時身為台中農學院學生的突襲隊隊長陳明忠於晚上十時率部夜襲,兵分三路,包圍魚池警察所,16日凌晨二時,與國軍21師146旅436團第2營第4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潰退水裡坑。3月16日,增援國軍進攻埔里,警備隊指揮官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駐守烏牛欄吊橋西南邊600公尺處的南、北兩側小山巒迎戰,乘地利之便,由上午十一時激戰至黃昏,戰場上槍聲與爆炸聲持續不斷,國軍21師146旅436團第2營傷亡逾200人,此役重創國軍,史稱「烏牛欄之役」。不久後因當地原住民不支持游擊作戰,民軍孤立無援又無法與他處隊伍聯繫,又兩軍兵力火力差距過大、腹背受敵,加上彈藥用罄,於3月16日晚間遂行解散,結束了中部地區的武力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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