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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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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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想擺脫書:書永遠不死》艾柯&卡里埃爾對談錄
* 這是一個對談。
對談雙方艾柯&卡里埃爾,一位是百科全書式學者、作家,另一位是傑出的編劇,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
他們都是愛書人、藏書家,海闊天空聊談由書延伸的種種話題。
詩人海涅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在他們開始燒書的地方,他們最終會燒人。
書,永遠不該死去。
⋯⋯⋯⋯⋯⋯
卡里埃爾: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趨向:收藏技術竭力淘汰的東西。
我有個比利時朋友是電影編劇,他在地下室放了十八台電腦,就為了可以看從前的影片!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沒有什麼比永久性載體更曇花一現。我們還能讀一本五個世紀以前印刷的書,卻無法看一張只不過數年以前的電子錄影帶或LCD老光盤。
除非把舊電腦都留在地下室。
卡里埃爾:真正令我震驚的,在於當下的完全消失。我們從未如此著魔於仿古風尚。過去在全速追趕著我們,很快我們就要服從前一季度的時尚。
未來永遠不確定,當下卻漸漸在縮短和退避。
艾柯:現在的消失,不僅因為從前持續三十年的時尚如今只持續三天。這同樣與我們講到的事物的過時有關。從前,你花幾個月時間學騎自行車,一旦學會,這就成了一件終生有效的家當。如今,你花兩星期學用一個新的電腦程序,等你漸漸能操作時,更新的程序又出現了,你不同意也不行,手機軟體會強制更新。
因此,問題不是集體記憶的喪失。在我看來,這更像是當下的不穩定。我們不再活在一個平和的現在之中,我們只是沒完沒了地為未來努力做準備。
卡里埃爾:我們處於運動、變化、更新和轉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正如剛才所說的,我們的時代卻是一個越來越長壽的時代。
我們的祖父母的一生顯然要比我們的短暫,但他們始終處於恆久的現在之中。
我叔叔的祖父從前是個鄉下業主,他在每年的1月1日為來年整理賬目。前一年的賬目基本預示了下一年的狀況。什麼也沒有改變。
03
艾柯:記憶具有雙重用途——無論個人的記憶,還是集體的記憶(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數據,二是讓那些沒用並有可能充塞我們腦袋的資訊沈於遺忘。
一種文化若不懂得過濾過去幾個世紀的遺產,就會讓人想到博爾赫斯在《博聞強記的福內斯》中的人物福內斯,那個能記住一切的記憶專家。
但這恰恰與文化背道而馳。文化,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和其他物件的墓園。
卡里埃爾:如果借助在網上搜尋的資料,我們在邏輯上必須覈實這些訊息的可靠性。網絡工具讓我們方便地找到一切假訊息,真實的和不真實的,但事實上也讓我們陷入某種極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關安貝托·艾柯的網上訊息一定充滿謬誤,至少充滿不確定性。
艾柯:當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出版克萊蒙梭或柏拉圖研究著作時,我們應該相信,他提供的資料確切可靠,因為他一生都在圖書館裡覈實這些來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從網絡獲取資料,一切都變得不可靠。說實話,這一切早在網絡之前就已存在。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本來都不是過往事件的真實寫照,它們只是重構。
05
卡里埃爾:你和我一樣知道,國家主義的約束在何種程度上歪曲了我們對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歷史學家們還常常屈服於本國公開或隱秘的意識形態……阿塔蒂爾克命人改寫土耳其歷史,聲稱早在羅馬時代,土耳其人在羅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幾個世紀。
諸如此類的事情處處都有……我們即便想覈實,又上哪裡覈實呢?
我們一般認為,土耳其人事實上來自中亞細亞,而現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沒有留下任何書寫遺跡。怎麼辦?
06
艾柯:如果記憶像一張軟體,人到五十歲就會得阿爾茨海默症。遠離阿爾茨海默症或其他各種老年痴呆的方法,就在於持續不斷地學習,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詩,做各種智力練習,甚至字謎或者變位構詞遊戲。
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學還必須背誦詩歌。但接下來的幾代人越來越少這麼做。熟記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訓練記憶力和智力。今天,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不是非得這麼做不可,但我們恰恰要強迫自己進行這種日常練習,否則就有過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險。
卡里埃爾:我恰好還記得一句引文——我的記憶剛剛夠用——「我還記得一個擁有非凡記憶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記住些什麼。」也就是說,我只能記住遺忘。這樣一來,我想我們的交流有助於區分法文中的「知識」(savoir)和「認識」(connaissance)。
知識塞滿我們的腦袋,卻不總是有用。認識則是把一種知識轉化為生活經驗。
07
卡里埃爾:我們的歷史書的書寫往往從民族主義傾向出發,從短期利益出發,從這兒那兒感受到的意識形態的選擇出發。
任何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都不是清白無辜的。丹東本是19世紀法國那些歷史學家們的偉人,到處可見丹東像和丹東街。後來他失寵了,被證明墮落了,廉潔的羅伯斯庇重新獲得青睞,受到阿爾貝·馬蒂埃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大力支持。於是在法國的某些左派社區有了幾條羅伯斯庇爾街,在蒙特伊–蘇–布瓦甚至有了一個羅伯斯庇爾地鐵站。
明天又會是誰?又會有什麼動靜?
08
卡里埃爾:我們全都受著過濾的教育,這種過濾早在我們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說,這是一切文化的本質。不過,我們不該禁止對這樣的過濾發出質疑,事實上我們也不缺乏這類質疑。舉個例子。在我看來,除了蘭波和波特萊爾以外,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均默默無聞。他們是17世紀初的巴洛克詩人們,布瓦洛和其他古典詩人曾對他們施加了致命的打擊。他們的名字是讓·德·拉塞佩德、讓–巴普蒂斯特·夏西涅、克洛德·霍皮、皮埃爾·德·馬爾波夫。我有時會背誦他們的詩,但這些詩人的作品只有古本,也就是他們在世時的版本,非常罕見,極其昂貴。這些詩幾乎沒有再版。我堅信他們屬於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之列,遠遠超過拉馬丁、繆塞,儘管後兩位的作品作為法語詩歌典範而暢銷不衰。
09
卡里埃爾:偉大的俄羅斯小說家們相互通信,甚至和他們的法國同行保持書信往來,比如屠格涅夫和福樓拜。一個作家若想避免被過濾,那麼他最好聯合、參與某個小群體,而不要保持孤立。
艾柯:莎士比亞之謎在於,人們不能明白,為何單單一個演員就能創造出如此天才的作品。有人甚至推想,莎士比亞的戲劇可能出自培根之手。但是不對。莎士比亞並非孤單一人。他生活在文大學者圈中,和其他伊麗莎白時代的詩人們保持密切往來。
10
卡里埃爾:在古老的文化傳統裡並不存在對偉大創作者的膜拜。不計其數技藝超凡的古代匠人進行創作,卻從未在他們的作品上署名。他們從不把自己視為、也從不被人視為藝術家。
艾柯:他們也沒有創新的概念,這是西方的標誌。在某些文化傳統裏,「藝術家」(artists)的野心只是極為忠實地重複同一種裝飾圖案,並把前輩教下的技藝再傳給學生。他們的藝術即便有變化和差異,我們也察覺不到。
11
卡里埃爾:佛里茲.朗還為人所知,至少電影愛好者們記得他的《殺手M》。但其他幾位呢?過濾,正無情、無影地全面實施,甚至電影學校也一樣,這由學生們來決定。突然,某位「被過濾的」導演重新現身。因為他的某部電影在這裡或那裡放映,並造成轟動。因為新出了一本關於他的書。但這總是極其罕見的。
我們幾乎可以說,電影一旦開始走進歷史,也就走進遺忘。
卡里埃爾:突然之間,活力不再,導演老去,演員也是,作品被不斷重複,某種精髓的東西正在喪失。義大利電影一去不復返,儘管它曾經在世界電影名列前茅。
這讓我們笑、讓我們顫抖的三十年,如今還留下什麼?
費里尼始終讓我心醉神迷。安東尼奧尼一直讓我心懷敬佩。你看過他最後的電影短片《米開朗基羅的凝視》嗎?這是有史以來最美的一部電影!安東尼奧尼在2000年拍攝了這個不到十五分鐘的短片,片中沒有任何對白,他有生以來第一回把自己拍進電影。我們看見他獨自一人走進羅馬的聖·皮埃爾·奧里安教堂。他緩緩走向教皇尤里烏斯二世的墳墓,整部電影就是一個沒有對白的對話,是安東尼奧尼和米開朗基羅的摩西像的相互凝視。我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自我展示和言論表達的瘋狂,毫無來由的焦慮躁動——全被否決在影片的沈默和導演的凝視之中。
12
卡里埃爾:如今唯一還保持手寫的東西————是醫生的藥方。手寫信消失將造成一整個行業的消失。
筆跡學,代人寫信,手稿收藏者和商人……使用電腦讓我懷念草稿,尤其那些對話場景的手稿。我懷念塗抹的槓子,刪改的字句,最初的混亂,向各個方向發射的箭頭,它們標誌著生活、運動和依然困惑的探索。
13
卡里埃爾: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書籍處處輕易地得到傳播,它是一種挽救文化的工具,正如在古羅馬帝國末期,有些知識份子隱退到修道院裡,抄寫一切他們可以從正在衰敗的文明中輓救出來的東西,他們感覺到它將要分崩離析。
這種現象發生在所有文明陷入危難的時代。
可惜的是,沒人採取這一方法來挽救電影。你知道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嗎?書名很漂亮,叫《消失的電影攝影集》。那些電影只剩幾張劇照,我們必須從這些劇照出發,重新建構電影本身。這有點兒像那個伊朗書籍裝訂師。不僅如此。把電影改編成小說,就是說把電影提煉成帶插圖的書,這種做法早已存在,可以追溯到默片時代。這種改編自電影的書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而電影本身卻早已消失。
書比電影更長久,儘管書的靈感來自電影。這麼說來,電影也有考古學。
14
艾柯:從那以後,這本書每次重新出現在拍賣目錄裏,我都會去查看,書價再也沒有回落過。這樣的價格,讓書再也不可能落入真正的收藏者手中。
卡里埃爾:它成了一件金融產品,一件商品,這很可悲。收藏家,也就是真正愛書的人,往往都不是特別有錢。書一旦變成可以賺錢的物品,貼上「投資」的標籤,有些東西就丟失掉了。
艾柯:必須強調一點,古籍已不可避免地走在消亡的路上。我要是擁有一件珠寶珍品,或甚至一幅拉斐爾的畫,在我死後我的家人會賣掉它。但我若收藏書,一般會在遺囑上註明,既然我花了一輩子把它們收集在一起,也就不希望它們將來被拆散。這樣一來,這些書要麼只能捐給某個公共機構,要麼通過佳士得拍賣行賣給一家大圖書館,一般會是美國圖書館。從此,這些書就永遠地從市場上消失了。在每任擁有者去世的時候,鑽石都會回歸市場。至於印刷初期珍本,從此只能在波士頓圖書館的館藏書目上看到。
艾柯:永遠也不可能。因此,除了所謂的投資者造成的破壞以外,每一冊古籍都變得越來越稀罕,也必然地越來越昂貴。至於年輕一代,我不認為他們喪失了對珍本的愛好,我倒是懷疑他們是否曾經具備這種愛好,既然古籍的價格總是遠遠超過年輕人的購買能力。話說回來,一個人若真的感興趣,也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錢才能成為收藏家。
15
卡里埃爾:愚昧往往接近謬誤。
對愚昧的興趣促使我關注虛假的研究。這兩條道路完全被傳統教育所忽略。每個時代既有其真理的一面,也有眾所周知的愚蠢的一面,極大的愚蠢,然而傳統教育只負責教授和傳播真理。
從某種程度而言,愚昧被過濾了。是的,確實有「政治上正確」和「理智上正確」之分。換言之,有一種所謂的好的思考方式,不管我們願不願意。
艾柯:虛假並不一定是愚蠢或弱智的表達方式。虛假就是一次謬誤。違心地行事,就是言與知相悖。
人們一直都在真誠地犯錯。
謬誤橫貫人類的歷史,這不算壞事,否則我們就成了神.....托勒密真的相信地球靜止不動。在托勒密身上絲毫沒有弄虛作假的成分,隔著歷史來看,這只是一個謬誤的知識罷了。
卡里埃爾:我有很多年沒回到這些問題上了。但我再次感到震驚,研究愚蠢問題是如此讓人興奮。
不僅因為愚蠢引出書的神聖化問題,還因為愚蠢讓我們認識到,我們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說出類似蠢話。我們總是處於說傻話的邊緣。
我再讀一句夏多布里昂的話,他評論自己一點都不喜歡的拿破侖:「其實,他就是一個戰爭大贏家,除此之外,任何將軍都比他能幹。」
艾柯:當我們決定談論愚蠢,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在向人類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而當我們漸漸臨近死亡——正如咱倆的現狀——我們開始覺得愚蠢勝過美德。
卡里埃爾:在研究愚蠢問題時,我們發現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自己是傻瓜。顯然,我們不可能把別人當成傻瓜自己卻不受懲罰。
我們最終會意識到,別人的愚蠢恰如一面鏡子朝我們張開。
一面永久、精準、忠實的鏡子。
卡里埃爾:我們的精神都有些狂熱。我們收藏的書全都見證了我們的想像令人眩暈的程度。一邊是不著邊際的妄想和瘋狂,另一邊是愚蠢,想要區分這兩者尤其困難。
艾柯:我們可以強調文明的各種進步,這些進步極為顯著,並且涉及在傳統中毫不相干的各個社會範疇。但與此同時,愚蠢也越來越多。
從前的農民不說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受過教育也不一定意味著智慧。
不。今天有這麼多人渴望被人聽見,致命的是,他們只被人聽見了他們自己的愚蠢。
從前的愚蠢沒有爆發,不為人所知,今天的愚蠢卻肆意橫行。
16
艾柯:我承認,我直到四十歲才讀了《戰爭與和平》。但我在閱讀以前就瞭解這部小說的精髓。你剛才提到《摩訶婆羅多》:我從沒讀過,雖然我收藏了三種語言的三個版本。誰從頭到尾讀過《一千零一夜》?誰真正讀過《愛經》?
但人人都在談論它,有一些還加以實踐。這個世界上充滿我們沒讀過卻幾乎無所不知的書。
問題因此在於,我們是怎麼知道這些書的?巴亞爾說他從沒讀過喬依斯的《尤利西斯》,但他打算向學生們講解這部小說。
卡里埃爾:說到我們書架上那些沒有讀過並且永遠不會去讀的書,很可能每個人心裡都有這樣的想法:我只是暫時把它們放在一旁,我和這些書有個約會,不過是在以後—很久以後,甚至來生。
有些垂死的人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卻尚未讀過普魯斯特,這樣的哀嘆實在讓人受不了。
艾柯:當有人問我是否讀過這本或那本書時,我出於謹慎總是這麼回答:「您知道,我不讀書,我寫書。」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會閉嘴。但有時還會有人堅持不懈地提問。「您讀過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嗎?」我最終屈服了。連續三次我試著讀這本小說,每次都半途而廢。
—-文章來自於本書部分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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輓聯例子 在 [新聞] 金庸寫作3大癖好:專黑一輩、一名、一姓- 看板JinYong 的推薦與評價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067860
金庸寫作3大癖好:專黑一輩、專黑一名、專黑一姓
2022/02/08 07:08:00
大陸中心/莊沛儀報導
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創作許多經典作品,其筆下的小說每部雖都擁有不同的故事情節、主
軸和快意情仇,但綜觀金庸的作品,不少資深書面發現他有十足的偏好性,在創作文章的
時候,可以發現他有三大特殊癖好,分別是專黑一輩,專黑一姓,專黑一名。
專黑一輩:
金庸在創作文章時,曾多次對「表哥」這一角色多加描繪,而這些表哥們非富即貴,絕大
多數都是出身名門、玉樹臨風的風流公子,但隨著小說情節的發展,就會發現這些表哥就
是披著羊皮的狼,會做出各種令人所厭惡的操作,其中以慕容復多次利用表妹王語嫣最為
典型,此外《連城訣》當中的汪少俠也是徒有其名,還有《倚天屠龍記》當中朱九真的表
哥也不是一個好人形象。
至於金庸為何喜歡在小說中黑化「表哥」這個輩分?書迷們普遍認為這和金庸的「風流才
子」表哥徐志摩有關,因為徐志摩不顧懷孕的髮妻張幼儀,去勾搭林徽因,最後逼得張幼
儀不得不離婚,而在遇到朋友的妻子陸小曼,徐志摩再次露出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後來徐
志摩遭遇空難去世,金庸更是送了一副嘲諷的輓聯。
專黑一名:
除了厭惡表哥,金庸還特別討厭「天德」二字;按理說,這個名寓意極好,更是取自漢代
碩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天德施。但到了金庸先生的筆下,「上天之德」卻變成了德
行有虧、心狠手辣之輩。
比如《射鵰英雄傳》裡的段天德,他為了討好自己的上司完顏洪烈,不僅幫助完顏洪烈去
殺人搶人,更是害郭家和楊家整整兩家人家破人亡。他身為一個和完顏洪烈完全沒有上下
級關係的小官,卻為了討好對方而做出如此多傷天害理的事情,折在段天德手中的江湖俠
士不在少數,最終他死在了郭靖的刀下。
除了段天德,還有一個角色就是《笑傲江湖》裡面的吳天德,吳天德只是一個小小的參將
,但是卻喜歡欺壓百姓,一直到之後令狐沖看到了吳天德欺壓百姓的情況,方才拔劍相助
,扒光了吳天德的衣服,將他掛到了樹上,以此來懲罰他的惡性。
專黑一姓:
在金庸所有小說中,只要是寫到「田姓」,基本上就不是什麼好人,但這並不是說金庸對
這一姓有偏見,而是一種歸類罷了,比如《笑傲江湖》的採花大盜田伯光,和在《雪山飛
狐》中的田氏家族。田氏家族本是故事中的大家族,家族在所處江湖的地位可謂是威名顯
赫,但威名的背後卻是見不得上的黑暗勾當。
田家的掌門人是田歸農,此人武功高強,在江湖中頗有威望,表面看上去光明磊落,實際
上卻是一個壞事做盡的無恥之徒,經常在當地,憑藉著自己的威望,命令自己的手下挑選
年輕貌美的姑娘讓自己享用,強搶民女的情況更是屢次發生。他的女兒也同樣惡毒,在和
自己的師兄互生情愫之後,就開始了這段不為人知的戀情,更是在懷有身孕之後,親手殺
害了自己的腹中胎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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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專黑,但每一種都只舉出兩個例子
樣本數會不會過少?
說不定真的只是碰巧而已,根本就不是刻意要黑
要不然,是不是也可以說,
金庸對姓胡的也沒多好,
飛天狐狸連姓名都沒有,
胡一刀早早掛了,
胡斐顛沛流離,
美刀王胡逸之根本就只是個七仔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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