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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犯強制治療今進行《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大法官1個月內公布釋憲日期】
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遭男子梁育誌性侵殺害案舉國震驚，大法官今日（11月3日）上午仍如期召開「性侵害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以下簡稱強制治療）憲法法庭，討論強制治療制度是否違憲。此為繼通姦除罪化（釋字第791號）與黨產條例案（釋字第793號）後，今年第三度為釋憲案舉行公開言詞辯論，全程同步在司法院臉書平台實況轉播（https://bit.ly/362yNF1）說明大法官對此一爭議議題高度重視。

《報導者》今年8月間即推出《違憲邊緣的治療之網──台灣性侵犯強制治療爭議》專題報導（https://bit.ly/322HpJC），全面檢視此一制度的困境。

此案緣起於2013年一位性侵害受刑人盧恩本提出，之後陸續有前台中地院法官時瑋辰（現為新北地院法官，其案件當事人由於已被釋放，非繫屬案件故不被受理）、雲林地院法官張淵森（現為台中地院法官）、雲林地院法官潘韋丞以及多位受強制治療處分者提出聲請。他們主張強制治療無設定上限，成為可無限期拘禁人身自由的「絕對不定期刑」，有違比例原則；同時認為，延長強制治療的機制缺乏完整聽證與辯護程序，即可由檢察官逕自認定，有需要就繼續延長治療，受處分者無從表達意見，只能事後聲明異議，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因此聲請人請大法官就強制治療的法令依據（《刑法》91-1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22-1）宣告違憲並失效。

大法官於今年8月20日宣佈併案受理相關案件並進行言詞辯論。

￭釋憲案代理律師：強制治療程序保障空白，形成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今日《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一開始，強制治療受處分人的代理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周宇修與薛煒育即猛烈批評現行強制治療制度是一種「標籤詐欺」、「國王的新衣」，以治療之名將這些受處分人與社會隔離，（台中監獄培德醫院）不能因換了招牌就說不是監獄，代理人引用「釋字第471號」解釋強調，強制治療雖然屬於預防犯罪的保安處分之一，可是拘束人身自由的效果與刑罰無異，若無受到罪刑法定主義與禁止溯及既往等對於刑罰手段的嚴格規範，將是法治國的巨大空隙。

法官代表潘韋丞接續陳述意見，質疑法條所述治療到「再犯危險性顯著降低」缺乏法律明確性，恐造成恣意認定的後果。張淵森對此持相反意見，主張沒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並再度強調，強制治療程序保障幾乎一片空白，雖可聲明異議，但心智障礙者完全不懂，嚴重弱化受處分者權利。相較於受處分人代理律師的批判態度，兩位法官強調非全盤否定強制治療制度，不反對高危險個案進行無期限治療，但不能不論犯罪行為輕重、危險性高低，全部不定期限，否則違反比例原則，潘韋丞並提出搭配轉向及分流設計的務實建議。

￭官部門代理人：執行細節問題，並不構成違憲理由

機關代表方面，衛福部由前監察委員高鳳仙擔任代理人，她強調強制治療制度參考美國民事監護（civil commitment），非以處罰為目的，而是基於矯正與社會防衛，性侵犯猶如煞車壞掉，沒專家幫忙會一直壞下去，現階段替代方案不足下（電子腳鐐監控還是能拆掉、化學去勢或以藥物降低性慾皆未立法），就算執行得再差還是有其必要。

針對代理律師對強制治療的質疑，法務部代表次長蔡碧仲尖銳回應，當舉國都因台南女大生性侵命案陷入風暴時，應該反思這一切問題都是由加害者所造成，並堅持現階段只是執行細節的問題，不構成違憲理由。只能把受處分者關在台中監獄裡的原因，是因地方政府把治療處所當成垃圾場一樣的嫌惡設施，不發使用執照、不增加床位，造成法治國的空隙，大家都有責任，現在培德還有56人，宣告違憲貿然放出去後果難以想像。

￭專家鑑定人：再犯風險難評估，美、德亦曾提出違憲審查

由法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組成的鑑定人意見陳述中，主要圍繞著兩個議題，一是在醫療專業上要如何以及是否能可能評估再犯危險，二是如何從本土的經驗檢視這個移植自美國的制度目前遇到的困境。

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吳建昌坦言，危險性是否顯著降低永遠牽涉著價值判斷，無法一刀切，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並無法得到證據支持何種治療方式較有效，但依個人需求在知情同意狀況下的「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fe Model, GLM）或許是可參考採用的方法之一。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沈勝昂則指出，目前實務上主要綜合量化統計及臨床判斷預測再犯率，但在有限的治療空間中有其侷限，即受處分人無法在現實環境中試驗是否真能有所改變。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林明傑提出美國與德國也都曾遭遇多次性侵犯強制治療的違憲審查，前者以民事庭審核而非刑事的方式解套，確立其為治療而非刑罰的本質，後者則在修法以法官保留以及定期評估審查機制，後於2011年通過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符合人權公約。

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法思齊則指出，強制治療在美國法上與繼受德國法的台灣有非常不同的前提，相較我國是刑罰與保安處分並行的「雙軌制」，美國則只有單軌制，因其框架限制，非應報嚇阻的刑罰，只能放置在民事程序，再來美國適用的對象為極端嚴重犯行的「性掠奪」（ sexual predator ），且除再犯危險性還要有精神疾病或人格異常才能構成要件，反觀我國規範的對象涵蓋過廣，從《刑法》221到227條所有犯罪行為都包括在內，即使輕微猥褻也有可能被強制治療，不能因爲美國合憲，我們就合憲。

法思齊於回覆大法官詢問時更指出，美國立法的背景都是在遭遇極端個案後因應民意而生，並產生性犯罪高再犯的迷思，但特殊案例無法反映此類犯罪全貌，事實是一般性犯罪除戀童癖外再犯率通常不高，近年美加兩國的研究已指出嚴格的性犯罪政策強制是失敗的，甚至如梅根法案（Megan's Law）衍生更多問題。

￭司法院：一個月內宣布大法官釋憲日期

在大法官呂太郎、詹森林、黃虹霞、楊惠欽針對各爭點詢問聲請人、機關代表及鑑定人後，各方再做最後的意見陳述，最後一名發言者為代表相關機關的司法院刑事廳廳長彭幸鳴，她強調法官跟每位國民一樣對不幸的犯罪事件感同身受，但當坐上法檯時，法官就不能只考慮自己，而需更深層的探究為什麼加害人會犯罪、什麼樣的處遇能讓其負起責任，而強制治療經過逐步修法後愈趨嚴苛、剝奪人身自由的力道加大的同時，程序保障卻明顯不足。

「當性侵害加害人已接受刑罰後，國家是否仍以剝奪人身自由來排除此一群體，猶如古代流放隔離痲瘋病人，或是應該將其當做一個人，以治療為核心促其回歸社會？」彭幸鳴總結說道。

會後法庭審判長、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宣佈將於一個月內公布解釋案日期。 (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性侵、非法處所、無限期隔離──全球最嚴格強制治療模式下，陽光照不到的暗影】https://bit.ly/3oMrnON
【為何替性侵加害人釋憲──逆風法官在社會安全與人權界線間的抉擇】https://bit.ly/35ZR0Tx

#性侵 #強制治療 #釋憲 #大法官解釋 #言詞辯論

裁判字號：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96 號 判決
案由摘要：
鐵路法
裁判日期：
民國 108 年 08 月 12 日（重要判決值得注意！）
裁判要旨：
一、刑罰與行政罰相較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 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26 條規定及其立法 理由中，認定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 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又立法政 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屬法律 的變更，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應依行政 罰法第 5 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二、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安定性及信 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為應受如何的制裁有所 認識或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以懲 罰。是以，無論刑法第 1 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政罰法第 4 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 行政罰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亦 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方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 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
參考法條：行政罰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26 條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8年度判字第396號 上 訴 人 林建均 訴訟代理人 鄭敦宇 律師 被 上訴 人 交通部 代 表 人 林佳龍 訴訟代理人 孔繁琦 律師 林俊宏 律師 吳篤維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鐵路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8月21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43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的代表人於案件繫屬本院後的民國108年1月14日變 更為林佳龍，已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與訴外人羅仕鑫共同於102年3月至4月間 加價販售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北埔站至 蘇澳新站及新城站至蘇澳新站間的團體火車票（下合稱「臺 鐵團體票」）計11,440張，違反67年7月26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上訴人於103年 10月15日（原判決植為13日）始接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認依行政罰法 第27條第3項規定，尚未逾行政罰的裁處時效；鐵路法第65 條於103年6月18日修正時由刑罰改為行政罰，按法務部104 年4月14日法律字第10403501650號函示，於103年修法前的 違法行為，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從輕處罰原則，適用103年 修正後行政罰的規定裁處，乃依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鐵 路法（下稱「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以106年9 月29日交路監（一）字第1069700104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鍰計新臺幣（以下如 未特別指明，均同）1,143,700元。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 ，遭決定駁回後，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判決駁回，遂提起 本件上訴，並聲明：原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 三、上訴人起訴的主張及被上訴人在原審的答辯，均引用原判決 所載。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的判決，是以：
（一）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羅 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由 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月 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由 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藝 品店，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價方式 出售的違規行為，堪予認定。又上開違規行為違反67年鐵 路法第65條規定，惟該規定業於103年6月18日修法，將上 開違規行為除罪化，改為行政罰，故上訴人與羅仕鑫所犯 67年鐵路法第65條罪嫌，因於犯罪後廢止其刑罰，業經花 蓮地檢署檢察官為102年度偵字第4256號不起訴處分在案 。 （二）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乃立法政策裁量，將「購 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行為的可非難性，由刑事罰降低至 行政罰，為處罰的減輕，並非就此不罰。是依本院103年 度判字第528號判決意旨，立法政策改變，就同一行為的 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或由「刑事 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其新舊法律的 適用，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所示「從新從輕原則」的法理 定之。亦即，行為時法律科以刑事罰，裁處時法律僅論以 行政罰，以裁處時法律效果有利於上訴人，即應援引裁處 時法律為裁處。上訴人上開違規行為發生於102年3月至4 月間，依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係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的刑罰，該條文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為行 政罰，惟103年6月18日修正前、後的鐵路法第65條規定均 具不法內涵，並未變動，被上訴人乃按行政罰法第5條規 定從新從輕原則，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依經 上訴人及羅仕鑫簽名確認的臺鐵訂票紀錄計11,440張，包 含臺鐵北埔站—蘇澳新站計20筆及新城站—蘇澳新站計37 筆紀錄，按各區間車票價格計算，票面金額共計 1,143,700元，乃以原處分處上訴人出售車票價格1倍的罰 鍰（即法定最低倍數罰鍰）計1,143,700元，並無違誤， 且未違反行政罰法第4條規定。上訴人以其行為後，裁處 法律效果改為行政罰，而認其行為乃為行為時法律所「不 罰」，於法不合。 （三）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以103年度偵 字第1526、2114、2274號起訴書，提起公訴，經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103年度訴字第288號刑事 判決以上訴人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6月， 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在案。惟花蓮地院103年 度訴字第28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內容，僅是針對 上訴人利用電腦設備購買車票的犯罪行為，與本件加價出 售違規行為無關，故被上訴人自得就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 將所購臺鐵團體票加價出售的違規行為，加以處罰。
（四）綜上，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乃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等詞，為其判斷的基礎。
五、本院判斷如下：
（一）依法始得處罰，為民主法治國家基本原則之一，對於違反 社會性程度輕微的行為，處以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 罰，雖較諸對侵害國家、社會法益等科以刑罰的行為情節 輕微，惟本質上仍屬對於人民自由或權利的不利處分，其 應適用處罰法定主義，仍無不同。為使行為人對其行為有 所認識，進而擔負其在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行政罰法第4 條明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立法理由參照）又一行 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由於刑 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而刑罰的懲罰作用較 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資警惕時，實無一事二罰再 處行政罰的必要。且刑事法律處罰，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 之，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應予優先適用，故同法第26條 第1項前段明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立法理由參照 ）據此可知，刑罰與行政罰之間孰輕孰重，雖然各國立法 例或學說容或有不同的見解，惟我國立法者業已於上開規 定及其立法理由中，認為無論從行為的情節輕重、違反社 會性或法益侵害的程度及懲罰的作用等方面而言，刑罰均 屬較行政罰為重的制裁。 （二）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 ，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 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明定法律或自治條例變更時的適用，是採「 從新從輕」的處罰原則，即於行為後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變更者，原則上是「從新」，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的 法律或自治條例；僅於裁處前的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 處罰者，始例外「從輕」，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的規定 （立法理由參照）。又我國過往承襲德日學說見解，認為 「行政罰」與「刑罰」本質有所不同，前者行為之所以受 處罰並非本質上違反倫理或道德，而是因法律的規定，故 稱為「法定犯」；後者則是本質上違反道德或倫理的行為 ，無待法律規定，即具有可非難性，稱為「自然犯」。然 而，行政罰所制裁的行為，未必即無道德或倫理的可非難 性，且原來純為法律規定的義務，長期施行後深植人心， 亦可能轉變為道德或倫理的要求。是以，典型的刑事犯較 諸典型的行政犯，固然有較高的反道德性及反倫理性，對 社會足以產生較大的損害或危險，但二者間並非本質上有 絕對的不同，而是因價值判斷或不法行為的內容，所作逐 漸的進階式劃分，而此劃分權限屬於立法機關，立法者得 從社會需要與政策考量等觀點，衡量該等行為的危險性， 據以決定處罰的方式。此觀諸司法院釋字第517號解釋理 由書揭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抑刑事罰 ，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 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即對 違反法律規定之行為，立法機關本於上述之立法裁量權限 ，亦得規定不同之處罰」意旨即明。因此，立法政策改變 ，就同一行為的處罰，無論由「行政罰」轉變為「刑事罰 」，或由「刑事罰」變更為「行政罰」，均屬法律的變更 ，且未改變其行為的可罰性，至其新舊法律的適用，自應 依前述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從新從輕原則」予以決定 。 （三）67年鐵路法第65條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處 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是採取以刑罰制裁行 為人的立法政策。嗣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的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 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1倍至10倍 罰鍰。加價出售訂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將原本 的刑事制裁予以除罪化，改以行政罰制裁行為人。是行為 人如於舊法時期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而違反67年鐵路 法第65條規定，嗣於新法時期制裁時，由於無論新舊法時 期，該行為均屬不法行為而具有可罰性，且因103年鐵路 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行政罰，較67年鐵路法第65條 規定的刑罰為輕，故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的「從新從 輕原則」，適用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處（ 另參酌司法院院解字第3389號解釋意旨）。
（四）事實認定是事實審法院的職權，而如何調查事實或證據的 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斟酌判斷之權，如果其事實的 認定已經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而且沒有違 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然其證據的取捨與 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導致其事實的認定不同於該當事人 的主張者，也不可以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的情形。原審 依職權調查證據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認 定上訴人與羅仕鑫意圖謀利，以代訂臺鐵火車票方式，由 羅仕鑫提供其女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交付上訴人使用， 由上訴人上網向臺鐵申請團體票訂票商店代碼，於102年3 月至4月間以電腦訂票程式訂購臺鐵團體票計11,440張， 由羅仕鑫以每張車票加價10元的代價出售給花蓮地區各大 藝品店，因認上訴人與羅仕鑫共同將所購臺鐵團體票以加 價方式出售的違規行為等情，經核與卷內的證據相符，且 無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的違法。又67年鐵 路法第65條及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的共同構成要 件事實包括「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上訴人與羅仕鑫 分工完成上述違規行為，自屬故意共同實施違反103年鐵 路法第65條第1項前段規定的不法行為甚明。上訴人主張 其於原審否認有「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的行為 ，詎原判決引用上訴人相反的陳述（102年9月12日調查筆 錄），認定上訴人有加價10元販賣車票的行為，未令上訴 人敘明或補充其先後陳述不符之處，致有遭法院突襲而影 響其受公平審判的疑慮，且原審未敘明其心證形成及不採 有利上訴人事證的理由，恣意將羅仕鑫的販賣行為與上訴 人的訂購車票行為連結為共同行為，有判決不備理由及認 定事實違反證據法則的違法等語，是針對原判決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的職權行使，指摘其為違法，以及就原判決已 詳予論斷者，泛言未論斷，實不足採。 （五）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基於法治國下的法 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必須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何種行 為（構成要件）應受如何的制裁（法律效果）有所認識或 有預見的可能性，始得在該法律效果的範圍內依法對其加 以懲罰。是以，無論刑法第1條所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或行 政罰法第4條所定的處罰法定主義，都是建立在行為時的 法律（包括行政罰的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刑罰或行政罰 的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基礎上，而且對行為人的制裁 ，亦應在行為時法律所明定的法律效果範圍之內（惟如適 用刑法第2條所定的從舊從輕原則或行政罰法第5條所定的 從新從輕原則，則可能處以較原定範圍為輕的處罰），方 不會使行為人擔負其行為時法律所未規定的責任，致其遭 受無法預見或預計的懲罰。本件上訴人行為時的67年鐵路 法第65條所定法律效果為「處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 罰金」，而依刑法第33條第4款前段及第41條第1項規定： 「主刑之種類如下：……四、拘役：1日以上，60日未滿 。……」及「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 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易科罰金， 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可知， 67年鐵路法第65條的法律效果，最重僅能處拘役59日併科 銀元1,000元以下罰金，且拘役部分原則上最重得以3,000 元折算1日易科為罰金，故上訴人預見其行為所可能遭受 的制裁，自係以行為時上述得以最高額易科為罰金的拘役 59日併科銀元1,000元罰金的法律效果即180,000元（ 3,000元×59日+1,000銀元×3=180,000元）為限。而上訴 人衡量其行為的可罰性後，既仍執意為之，固應受罰，惟 參酌上述行政罰法第4條所定處罰法定主義的意旨，被上 訴人依據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對上訴人裁處罰鍰 時，即應於上述最重的法律效果範圍內為之。然而，被上 訴人依103年鐵路法第65條第1項規定，逕按上訴人及羅仕 鑫購票後加價出售的張數11,440張，以原處分處每張車票 價格1倍的罰鍰計1,143,700元，已大幅逾越上訴人行為時 對其行為可罰性的預見（計）可能範圍，有悖於處罰法定 主義的要求，自有違誤。訴願決定及原判決遞予維持，均 有未洽。 （六）綜上所述，上訴論旨請求廢棄原判決，雖未指摘及此，惟 原判決既有如上所述的違法，仍應將原判決廢棄，且基於 確定的事實，本院已可依該事實為判決，爰撤銷訴願決定 及原處分，由被上訴人依本院所表示的法律見解，另為適 法的處置。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2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吳 東 都 法官 劉 介 中 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程 怡 怡 法官 張 國 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 玉 純
資料來源：
最高行政法院
司法院公報 第 61 卷 10 期 341-349 頁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8年1月至12月）第 647-655 頁
相關法條 9
* 中華民國刑法 第 1、33、41 條（108.06.19）
* 行政罰法 第 4、5、26、27 條（100.11.23）
* 鐵路法 第 65 條（67.07.26）
* 鐵路法 第 65 條（103.06.18）

【香港國安法】 #換日線字典
　
「如果我們不出來回擊，這很可能就會是最後一次了」── 距離香港反修例運動將近一年，港人的抗爭還不得以停歇。24 日香港民眾齊聚港島區抗議，而港警出動 2,000 人戒備並以催淚彈和胡椒球驅除群眾，並至少逮捕了 180 人。迫使港人在此時上街的「惡法」，便是將在本月 28 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港版國安法」。一位 19 歲的抗議者告訴《華盛頓郵報》：「或許明天，香港就會變成中國，然後我們就不能在網路上批評任何一字而不被逮捕。」而這所謂的「港版國安法」，在香港學運領袖黃之鋒與鄺頌晴於《華盛頓郵報》的投書中，更被形容為「香港自治的最後致命一擊（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且是中國對於香港「一國兩制」的公然破壞。
　
▍什麼是「港版國安法」？
　
「港版國安法」來自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22 日公布、全名為「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當晚消息一出，引起國際關注；再加上 27 日香港立法會將二讀辯論具爭議的《國歌法條例草案》，讓反對民眾迅速決定在 24 日上街抗議。假如 28 日中國全代會通過「港版國安法」，最快於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在 6 月底開始立法。目前在草案中已經提及會制定法律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外國勢力干預香港等行動，並且授權中國國安機關在港設機構。而且「港版國安法」將直接列入如同香港憲法的《基本法》附件中，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香港公布實施──總而言之，中國當局直接繞過了香港政府的立法程序，強行執行「港版國安法」，也被香港民主派形容是搶奪香港的立法權。
　
▍香港觀點：「港版國安法」是要鎮壓香港恐怖主義？
　
香港公安局局長李家超 24 日在公安局官網發表一文，以「恐怖主義在滋生 支持建立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為題，支持「港版國安法」。李家超表示：「自去年至今已有十多宗涉及爆炸品及危險品的案件，種種跡象顯示本土恐怖主義正在香港滋生，社會大眾必須正視問題，不容許恐怖主義在香港落地生根。」並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而李家超「作為保安局局長，全力支持全國人大《決定》。」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也在 25 日表示會全力支持草案，並「帶領警隊與保安局轄下的其他紀律部隊，共同努力維護國家安全」，鄧炳強認為「港版國安法」將「有助打擊港獨勢力。」同時，80 多名建制派區議員則透過聲明表示支持立場。他們認為反修例風波破壞社會安寧，全國人大立法完善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更是在守護「一國兩制」，合情合法合理，呼籲全港市民支持。
　
另一方面，370 多名香港泛民主派區議員發表聲明認為，「港版國安法」將讓香港自由化為烏有，把香港未來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更會令「一國兩制」淪為空談，並且反對以任何形式收緊香港的民主自由。學運領袖黃之鋒和鄺頌晴在《華盛頓郵報》的投書便直言，北京當局選擇現在出手是利用各國正忙於新冠肺炎疫情時，起早各項對香港的掌控。他們也認為在草案的「顛覆」、「分裂」等法條用詞並不夠明確，這恐將成為侵害人民自由和基本權利的鎮壓工具。他們在文中最後說：「我們再一次的請託大家與香港人站在一起。」
　
▍外媒、外國政府立場
　
針對「港版國安法」，英美歐各國都發表正式聲明：美國國務卿龐貝奧（Michael Pompeo）譴責中國單方面、獨斷地將「國安法」強加於香港，並說：「這個繞開香港制度完善的立法程序、並無視香港人民意願的決定，將為北京在聯合國報備存檔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對香港所做出的高度自治承諾敲響喪鐘。」在此聲明中，美國更形容「港版國安法」是「災難性」的；英國、澳州和加拿大的外交部長則共同發表聯合聲明：「我們十分關注中國提議引入涉及香港的國安法」，更說在沒有香港人、香港立法、司法機構直接參與的情況下推出涉及香港的國安法，明顯地破壞了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原則。
　
進一步來說，《紐約時報》便認為中國對香港的收緊掌控只是「開始」：中國推出的「港版國安法」，並不是輕率之舉，其實是醞釀已久的蓄意行動。如同黃之鋒投書所說，中國是運用全球應對疫情流行時，在東亞地區展示自己經濟、外交和軍事的實力。回顧過去一年的反修例運動，美國聖母大學教授 Victoria Hui 就認為：「國際社會經常對中國穩步控制香港的努力表示反對，但並未採取過真正的懲罰措施；北京是在賭外國政府只敢繼續發聲，不敢採取行動。」
　
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Oxford China Center）主任 Rana Mitter 更直言：「中國現在是一個不再為自己的獨裁愧疚的國家。」──習近平在發表「港版國安法」的全國人大年度立法會議則說，中國的體制是「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CNN》則分析「港版國安法」將對媒體產生「寒蟬效應」：香港長年以來是國際媒體報導東亞地區新聞的駐地基地，不過在「港版國安法」之下、將迎來更多北京壓力，香港媒體的自我審查將變得更多，尤其當報紙、電視台都成為中資之後，「香港大量國際媒體的命運成為未知數」，並預測外國媒體將再尋香港之外的分部基地。
　
▍後續影響：金融經濟中心洗牌
　
在「港版國安法」草案出現世人眼前當天，香港股市迎來 5 年以來最嚴重的下跌──恆生指數在 22 日下跌了 5.6％。英國《金融時報》分析這是投資者們擔心北京通過法律，可能會在香港再次激發大規模抗議，使美國和中國之間關係進一步惡化。《紐約時報》則認為在中國更進一步掌控香港的「渴望」中，讓「香港置於中美之間日益加劇的衝突之中」，而雙方「採取的報復行動將削弱香港作為商業樞紐的吸引力。」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Robert O'Brien 24 日在美國 NBC 上表示美府可能對中國、香港進行經濟制裁。對於「港版國安法」，他則說：「一個他們（金融體系）來到香港的原因是法規，那裡是自由企業制度（free enterprise system）、資本主義體系（capitalist system），那裡有民主和當地選舉。如果這些都消失了，我不知道金融體系要怎麼繼續待在香港。」倘若美方真的獻出經濟制裁，無疑動搖亞洲經濟版圖。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簡錦漢就告訴《中央社》，若取消特殊待遇，「香港將不再被視為獨立關稅區，屆時美國將會向香港徵收與中國相同的關稅，進出口限制也會比照中國大陸，將大幅影響香港的金融中心與自由港地位。」
　
不過針對爭議，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 24 日重申：「全國人大這一決定，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權益。」
　
若香港失守，新加坡是熱門選擇，《彭博》專欄作者 David Fickling 就認為「新加坡將可能順理成章成為下一個亞洲金融中心。」《換日線》專欄作者 Mark Lin 則認為：「儘管香港局勢正面臨短期的挑戰與考驗，但中長期觀之，亞太地區仍呈現東京、香港、新加坡三雄爭霸國際金融中心之態勢；但反過來說，東京、香港、新加坡若要維繫亞太地區最具競爭力城市的美名，背後的政經體制能否良性運作，亦為支撐的關鍵之一」（全文：【評論】「香港已死，台北或成最大贏家」？亞洲三大金融中心格局未變，台北恐怕還差得遠）
　
▍對臺灣的影響
　
總統蔡英文也在臉書上發表聲明，其中她提到：「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60 條，香港情勢一旦發生變化，可停止適用該條例一部或全部，我們希望香港情勢不致走到這一步，也將密切關注後續發展，適時進行必要的應變措施。」正是因為目前臺灣與港澳關係是依循「港澳條例」；與中國大陸則採「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因此若香港情勢惡化、淪為「一國一制」，根據《中央社》訪問國安人士，當香港的地位被根本性改變而危害台灣安全時，就會讓「港澳條例」中使香港成為特別地區的現況將不存在，在法律恐將回歸「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對此，近日在臺重啟銅鑼灣書店的創辦人林榮基說，希望臺灣政府不要「一刀切」，能夠保留居留權益等相關條款，繼續協助港人──在反修例運動後，許多港人遷居臺灣。像是 4 月在公館商圈的開幕的餐廳「保護傘」，就由香港義務律師黃國桐創辦，餐廳除了提供十多名年輕抗爭者工作機會，更將成為支援在臺港人的基地；同時，更多的香港準大學生也考慮來臺就讀。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多了 65%，今年共計有 3427 名港生報名臺灣的大學。
　
回應「港澳條例」，陸委會聲明並不是要「放棄香港」。「港澳條例」第 60 條是保護香港核心價值與人民的「保護條款」，不只是「情勢變遷條款」，是為了保障台港交流中台灣的國家安全及人民利益，更是要監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
　
文：特約編輯王新茜 / 換日線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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