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通訊監察書 調 取 票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簡訊實聯制的法與情】
現今民眾要進入營業場所前必須要掃QRcode回傳場所代碼，或者是手寫個人資料，若不配合，則會面臨3千到1萬5千元的罰款。六月底時有法官發現辦案的警察將為了防疫用的簡訊實聯制運用在偵查犯罪之上，且指揮中心曾經承諾過該簡訊僅供防疫之用，不會被挪作他用。司法院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就簡訊實聯制所取得的資料可否使用，交給法官個案裁量，或者是由立法機關立法規範。簡訊實聯制取地的民眾地理位置資訊，究竟可否用來偵查犯罪之用？警察可不可以向法官聲請搜索票調取簡訊？或者可否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通保法）請法官核發通訊監察書？

🎸【檢警可否針對簡訊聲請搜索票或通訊監察書？】
首先要先釐清的是，何時聲請搜索票？何時聲請通訊監察書呢？簡單來說，如果嫌犯已經將訊息傳遞「完畢」，用的是搜索票；如果仍然在「傳遞當中（嫌犯按下傳送後到指揮中心真正收到前）」，則要聲請通訊監察書，所以要聲請哪一張是取決於偵查機關要抓的簡訊是已經傳送完畢或者是正在傳遞中的。然而無論是哪張，原則上法官若核發搜索票或通訊監察書，應是合法的。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22條，若檢警想要搜索存放在電信公司的簡訊，只要有相當理由可信嫌犯的簡訊確實是存在該電信公司當中，並且符合法定聲請搜索票的程序，就可以請法官合法搜索票；而依照通保法第5條，聲請通訊監察書雖有較多限制才可核發通訊監察書，如：必須是符合重罪（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等）、情節重大等要件，然而基本上只要嫌犯犯下的罪夠嚴重，符合通保法規定，法官也應該要核發通訊監察書。
所以，在法律層面看來，檢警聲請搜索票或通訊監察書取得簡訊實聯制的資料，應該沒有違法的問題，但……你／妳應該跟我一樣覺得哪裡怪怪的吧（被騙感情的感覺）？

🎸【應立法解決簡訊實聯制遭挪用的問題】
指揮中心承諾不會挪作他用、但檢警聲請調搜索票或通訊監察書又沒違法，問題的根源可能在於這次指揮中心為了把防疫效果放到最大，而有諸多權力，比如像本案的簡訊實聯制，民眾被強制公開自己去過的店家，不配合就開罰。但同一個政府卻可以在強迫人民配合實聯制時，一邊承諾僅供防疫用、一邊又用來追訴犯罪，想必一定會造成人民的不信任。指揮中心雖然承諾不會挪作他用，但該承諾在法律上並沒有強制力。應該要「立法規範」電信公司不得提供因實聯制所取得的資訊以及該簡訊不可用於防疫用途，民眾才不會幫助防疫同時，又要擔心今天傳出去的簡訊、未來會不會被用在對自己不利的用途上。

「僅限防疫目的，不得為目的外利用」的 #簡訊實聯制，可以用來鎖定嫌犯行蹤嗎？
　
不久前，一位法官投書指出，他在審核搜索票時，竟然發現警方偵辦案件時，竟使用簡訊實聯制的內容來 #鎖定嫌犯行蹤。這樣的行為，等於破壞了「僅限防疫目的使用」的規定，不僅侵害人民隱私，若民眾因此擔心個資遭挪用而不再信任實聯制，恐為日後疫調工作帶來隱憂、釀成防疫漏洞。
　
目前簡訊實聯制的運作機制，是民眾發送含有場所代碼的簡訊至1922，相關的紀錄都僅有電信公司留存，指揮中心承諾，這些資料「僅限防疫目的，且不得為目的外利用」。
　
但是，我們就想問，指揮中心作此承諾的法律定性及授權依據為何？#法制面空缺 的問題，很快就浮上了檯面。
　
雖然指揮中心做出了承諾，但卻忽略了偵查實務上，警方根據《通訊監察保障法》向電信業者合法調取的電信資料，本來就涵蓋通信紀錄、位址、簡訊等內容；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電信業者依據例外條款「依據法律明文規定」，可以將資料提供給檢警作為目的外使用。
　
也就是說，法院、檢警取得資料是合法的，電信業者把資訊提供給檢警也是合法的，但是指揮中心卻做不到在設計制度之初所保證的承諾，也破壞了人民的信任。
　
歸根究柢，其實原因就在於，政府承諾簡訊實聯制僅用於防疫，但卻沒有建立足夠的規範去處理疫情期間疫調資料，以及怎麼限制「目的外使用」的爭議；無論是之前的紙本實聯制，還是現在的簡訊實聯制，疫情指揮中心均僅透過公布《COVID-19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或透過記者會一再保證「僅限防疫目的，且不得為目的外利用」的承諾。
　
然而，這份《實聯制措施指引》，法律授權基礎及法律定性卻都不清楚，而且，目前這個指引甚至跟原先《個人資料保護法》、《通訊監察保障法》等規範互相衝突。
　
究竟哪部規範應優先適用，又由哪個單位擁有解釋權限？指揮中心召開記者會所作出的各種口頭保證，在法律上又有什麼意義？
　
除此之外，即便法制完善了，但目前仍欠缺中立的專責個資保護機構，來負責審核及確保個資使用範圍，指揮中心到底要如何確保實聯制資料，能夠確實排除目的外利用呢？
　
時至今日，指揮中心對以上的問題，都沒有說明清楚，只在日前的記者會中再次承諾，「請警政署通令所有警察機關，主動不使用因通訊監察獲得的簡訊實聯制內容，避免造成外界不必要的誤解」。
　
但「主動不使用」的意思是什麼？如果是要求電信業者不得提供實聯制簡訊內容，仍必須說明清楚，這個措施的法律依據為何，為何指揮中心能據此介入司法偵查？若是排除作為刑事證據使用，則指揮中心又因據什麼樣的法律依據，去干涉法院對於證據能力的評價？
　
其實，簡訊實聯制的問題，只是凸顯了政府整整一年來，#忽視疫情期間法律基礎建設 的冰山一角；若指揮中心真要達成承諾，簡訊實聯制一開始就必須具備完整的法律規範基礎，並且明確排除其他目的的使用。
　
因此，我們也要在此呼籲，指揮中心應儘速完善法制、另訂規範，並且也應與司法院、法務部、警政署各單位協調，將簡訊實聯制的相關資訊排除於通信紀錄外，明令偵查機關不得調取疫調簡訊，而且，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時，也應主動指示不得調取「疫調簡訊」，才能達成只用在防疫用途的承諾。

請儘速以實際作為來亡羊補牢，而不是喊出一張「僅限防疫目的」的空白支票，卻讓人無所適從！

【#吳景欽 專欄】簡訊實聯制可用於犯罪偵查嗎
有台中地院強制處分專庭的法官，審查警方聲請搜索票時，發現有利用 #簡訊實聯制 以找尋犯罪嫌疑人行蹤之情事，遂質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一再強調，簡訊實聯制不會用於防疫之外的說法。惟檢警則稱，取得這些資訊，都是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規定，絕無逾越法律之界限。關於此爭議，到底問題出現哪？
關於手機的任何簡訊，因屬通保法第3條第1款的通訊範疇，故若要取得其內容，原則上，就得依據通保法第5條第2項的規定，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司法警察就可因此取得通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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