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彼得堡(Peterborough)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一座城市,離多倫多東北約125公里,行車一個半小時。整個彼得堡市內人口約為8萬,其大城區人口則為12萬。彼得堡號稱電力之城,因為該城於1884年5月24日成為加拿大首座使用電燈照明街道的城鎮。彼得堡因為工業開發較早,又是Trent-Steven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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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歷史人物知多少 | 郭守敬】🔺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2020
🔸主辦單位: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郭守敬,邢州邢台人(今河北省邢台市),是元朝著名的科學家,與劉秉忠、張易、張文謙、王恂四人合稱紫金山五傑。
郭守敬年幼時受其祖父影響,刻苦又聰穎好學。祖父郭榮,為當地有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水利專家,精通算術和水利工程。郭守敬自幼便隨祖父學習各類技藝,並表現出驚人的天賦。他曾根據蓮花刻漏圖的圖紙描繪,便能理解並分析其運作原理。郭某曾意外獲得一個《尚書璇璣圖》,並成功利用竹片將其中記載的渾儀大致還原,此時他尚不足十六歲,可見郭榮對郭守敬有巨大的啟蒙作用。
郭守敬在得到元世祖賞識前已聞名於邢州。金・元好問 《邢州新石橋記》中記載了這麼一則故事:邢州自宋朝時曾有三條河流,並有一座石橋用以橫跨三條河條,然而因為遼金之間的連年戰爭,石橋早已被戰荒破壞,又被河水沖毁,被汙泥淹沒,百姓們只得架起獨木橋作過河之用,但獨木橋十分危險且經常損壞,百姓苦不堪言。時任地方官張文謙命郭守敬擔任測量師勘測石橋舊址。郭守敬經考察後,指出其中一個地方應該是石橋遺址。官員命工匠發挖,果然發現有殘破石橋遺址埋藏在下。消息傳開後,郭守敬為時人所傳頌。
公元1262年,元世祖(忽必烈)聞劉秉忠的大名,召其入京諮以政事。劉秉忠遂攜同郭守敬及其好友王恂共同進京面聖,並向忽必烈推薦年僅31歲的郭守敬。郭守敬向元世祖提出了共計六條分別涉及邢州流域,中都等地的水利建議,他更預言元朝遷都大都(今北京)後將會面臨開發和調配水資源的問題。元世組深以為然,提出不少問題,郭守敬對答如流,得到元世祖賞識。元世祖即場任命其為「提舉諸路河渠」,負責整修及管理各地河渠。不久後,西夏地區河渠問題嚴重影響農業發展,他以河渠副使身份,前往西夏地區重修舊有黃河灌渠。
郭守敬走馬上任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修繕地處西夏地區的眾多荒廢水渠。西夏地區本來就屬荒蕪之地,再加上連年戰亂,幾乎所有的水渠都已汙塞,無法發揮引水的作用。當地農民賴以為生的農田全部荒廢,引發饑荒,居民流離失所,生活困苦。郭守敬經視察後,發現寧夏兩大幹渠的淤廢對地方民生的影響最大,決心從這兩條渠入手,爭取在最短時間內使寧夏農業復蘇。郭守敬經過研究後,提出了「固舊圖新」的做法。他一方面命人疏通舊渠,另一方面又命令開挖新渠,雙管齊下。同一時間,由於西夏地區雨量極不穩定,供水的穩定性也成為非常嚴峻的問題。有見及此,郭守敬提出了建立水閘,築起水壩的構思,以水量過多時「泄水」及水源稀缺時「節水」的做法鞏固供水的穩定性。 這就是水壩的構思。
寧夏區當時擁有兩條大型水渠以及附近四州合計十餘水渠,合計二千六百餘里。在郭守敬的指揮下,竟然在兩年內便逐漸發揮作用。兩年之內,西夏區農業便開始復蘇,流離失所的居民紛紛遷回舊居務農。當郭守敬完成任務回京覆命時,西夏區已是一片繁榮,煥然一新。寧夏百姓為了紀念他,為他建立了一個祠堂。時至今天,寧夏唐萊公園仍有一尊郭守敬像。
現今中國的首都——北京,最早為元朝時期的國都。元軍攻陷南宋國都汴京後,忽必烈把國都從上都搬遷至大都,方便管治中原。金朝時期,金朝統治者便已看中大都的地理位置,著力發展大都,至元朝時大都規模已不下於開封等地。但是,與開封、汴京和長安等數朝古都不同的地方是,大都附近並沒有大型的河流能夠為城鎮提供源源不絕的水源,以及更重要的航運交通。
古代陸運技術遠遠落後於水運,因而只有船隻能到達的城鎮才擁有高速發展的資本。而當時的北京城,也就是大都,並不符合這種條件。商船的貨物若要進京,需在通州卸貨後,改用陸運,即利用人力及馬車運送入京,非常不方便。金朝年間,統治者曾下令開挖通州至京都(北京,)的運河,試圖接駁通州港口以及通往南方富庶地區的商船航道。然而,時任負責人某某顯然沒有勝任這工作的才能,他命令從京都西部的河流——渾河(今永定河)引水東下灌水進運河。結果就是運河常常淤塞,航路不順,商船難以正常航行。金朝時期,曾經有一次發大水,運河溢水泛濫,竟將京都淹沒,損失慘重,最終金朝統治者只得填堵運河棄置,運河計劃以失敗告終。
郭守敬到任後,認為引永定河之水灌河不可取。他改為引玉泉山的清泉之水至通州,因為玉泉山清泉清澈而少泥沙。但是清泉的水完全不能滿足需求運河的漕運量,大型的商船根本無法駛進該運河。萬般無奈之下,郭守敬只得又打起了永定河的主意。他滿懷自信地按照在西夏治水時的套路,建立了水壩套餐,企圖依靠水壩的功效來解決發大水的問題。然而,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過了不到一年,因為泥沙量太多,沙石竟堵死了水閘,水閘失去作用。最終,水閘計劃也宣告失敗,郭守敬放棄了依靠壩河單獨支撐大都的需求。
經過多次碰壁,郭守敬下定決心,遍尋大都附近地形,找尋能滿足需求的水源。皇天不負有心人,他終於在大都以北三十里的神山上,找到了白浮泉——一個水量充沛,水質清澈的泉眼。由於白浮泉與大都之間相隔了兩座大河谷,直接向南引水肯定是不可能的。郭守敬精心設計了一條路線,向西南方引水,借道河谷西南部取道大都,中途甚至能匯合西山群其他清澈的泉水,提供更多的水源,最後將匯合而成的水流引向大都,如此一來便能為大都運河的建設提供充足的條件。忽必烈聽到計劃後眼睛發亮,立即下令調動數萬軍民投入工程,由郭守敬全權指揮。全長160華里的山道運河工程,在郭守敬的指揮下,竟在一年半內便正式峻工。從此,從江南富庶之地遠途而來的商船,能經新建成的運河,直達大都,在大都內一處名為「積水潭」的水塘卸貨。忽必烈後來遇然經過積水潭,看見商船數量之多甚至把河水都遮掩了(史書記載當時的場景為「舳艫敝水」),大喜過望,將運河賜名「通惠河」。通惠河不但解決了大都的水源以及漕運問題,更徹底打通了中國南北的航運通道。它實現了從西北方引河入城的構思,在提供航道的同時,又能給大都提供北方寶貴的水資源,奠定了大都的供水格局,而這格局直至現代,仍被北京城所沿用着。
除了在水利工程方面有巨大的貢獻,郭守敬還在天文學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忽必烈遷都建立元朝後,因為從宋朝時期傳承下來的舊曆時隔過於久遠,誤差十分嚴重,經常誤導農民,令他們錯過農耕時節,對農業收成造成不少的影響。郭守敬的老師兼好友劉秉忠生前曾向忽必烈建議編製新曆法,卻沒有結果。後來,元朝遷都大都後,郭守敬等人上書忽必烈,再次建議編凪製全新的天文曆法。忽必烈也覺得此事勢在必行,便於至元十三年(1276年)宣佈開始改製新曆,並任命張文謙全權負責此事,張文謙又找來了郭守敬和王恂等人協助。
郭守敬為編製曆法做準備就花了四年以上的時間。郭守敬在準備時期提出了「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錶」的著名理論。
在準備時期,郭守敬創造了玲瓏儀,改良了自漢朝傳承下來的日晷儀,改名星晷定時儀,利用日影來測量時間。改良蓮花漏,制成寶山漏,用來計算時間,還有高表,候極儀,立渾儀,景符等等。他還創造了世界上首個水動計時裝置——七寶燈漏(又稱大明殿燈漏)。
郭守敬在他提出的理論裏,強調了編制曆法的兩大重點,儀表和測驗。經過了三年的準備後,儀器工具等均已被齊備,此時只剩下測驗來蒐集資料了。郭守敬非常清楚,以元朝的疆域之廣,再加上宋朝以前的數據已經存在大量缺陷,如果要制作一個通用於整個元朝廣大疆土的準確曆法,一個超大規模的大型觀測是必須的。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在元朝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天文測量,以獲得準確的數據編制新曆。忽必烈非常贊同,當場批準實拖,任命郭守敬全權負責測量事項。這次測量,就是著名的「四海測驗」。
郭守敬設立了共計二十七天文觀測點,二十七處觀測點均各設置了一個觀星台。觀測點的分佈極廣,郭守敬為此設立了一十四個監侯官來統籌龐大的測量工程。元十八年(1280年),郭守敬等人經常充分的準備和計算,於該年春季正式頒佈全新的曆法—「授時曆」。授時曆提出一年的長度為365.2425天,即一年總時間為365天5小時49分鐘20秒,一個月有29.530593日。這與現代曆法的測量時間差距僅有26秒鐘。授時曆提倡的周期更與現代使用的「格里高利曆」(即陽曆)完全一致,而授時曆的發佈時間較格里高利曆早302年。西曆由1582年開始發行並通用。
忽必烈死後,元朝後繼的統治者們迅速腐敗下來。他們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鬥爭,爭權逐利。郭守敬雖然沒有被卷入政治鬥爭,卻對朝廷大為失望。同時,年事已高的他也失去了年輕時的熱血之心。他沒有再推行各種的大型工程,而是專心著書立說。他留下了《推步》、《轉神選擇》、《上中下三曆注式》等前後共十四本作品,均為後世參研天文學提供大量根據和參考資料。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世人對郭守敬的評價都非常高。其徒弟齊履謙稱讚他「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在古代,史書稱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即是說他在水利工程,天文曆法以及儀象制度這三方面的領域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難以企及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稱其為「中國的弟谷」(弟谷為歐洲著名天文學家),事實上,因為郭守敬早於弟谷,不少人認為應把弟谷稱為「歐洲的郭守敬」。明代科學家徐光啟稱讚其技術為「絕學」;其好友劉秉忠評價他「習知水利,巧思絕人」;元代詩人王惲稱讚他「善推步算數,隱德君子也。」。在現代,河北省刑台市將其中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守敬路」。小行星2012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1981年,國際天文學會將月球上一座環形山命名為「郭守敬環形山」。2010年,LAMOST望遠鏡被正式冠名為「郭守敬望遠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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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原理 在 元毓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內人說想再讀卻找不到,因此舊文重貼)
【效率市場假說是錯誤的(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is wrong)】
前言:這篇文章大概2018年4月份寫成,忘在角落始終未刊出。恰好有讀者提到效率市場理論,就順便找出來刊。
效率市場假設本身的基礎假設存在許多與真實世界不符合的狀況,使得這套理論永遠只會是假設。市場參與的雙方會因為各種理由或資訊而做出買或賣的決定,但這並不表示所有參與所基於的所有理由本身都關係到「標的之未來收入預期」。例如大戶在海外投資失利,需錢孔急,與賣出行為其對持有標的之未來收入預期改變與否毫無干係;同樣的,市場反轉時,融資買股者可能被「強迫斷頭」,此決定係由券商決定且執行,而背後與該標的是否未來收入預期轉壞完全無關,純粹係券商自保的手段;甚或者在如2008年金融風暴中,許多本質強健且競爭力無損的好公司股價竟然腰斬一半以上不只,其賣壓很可能來自於持有者的自保行為。上述賣股行為均可能相當程度影響股價,但不見得是基於「對未來收入預期」之正確判斷。甚至可能明明對未來收入之預期樂觀者,也迫於下修市場帶來的財務壓力而跟著賣出。
這也告訴我們,效率市場假說認為的:「股價已經反應任何已知或未知資訊。」就算假設成立,價格還是可以和標的物本身的真實價值(intrinsic value)發生分離的。而此分離之存在,正是投資者可賺取的「資訊費用」。
更何況效率市場假說的假設根基有許多問題。最關鍵點在於「一則消息的好或壞在市場上往往無一致之答案」。即便在該理論認定的「強效率」環境中,因為股價(或債券價格、資產價格)反應的永遠是「未來收入折現總和」,故所謂的「高度資訊透明流通」依然被「未來永遠未知」這個侷限條件所綁住。即便資訊100%公開且100%確定,市場上每個人針對「該資訊對標的未來收入預期之影響」仍然不一致。
舉個例來說,假設台積電宣布增加資本投資5000億元,試問這究竟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論者其實兩方面都可以做合理的解讀:一者代表公司樂觀看待市場或二者公司經營者盲目樂觀。
同樣的,當某公司公布財報創記錄達獲利新高,並不表示未來能繼續維持甚或成長。反之,當某公司發佈裁撤12000份職位,關閉600家門市,許多人乍看都會認為是壞消息。但當時我詳細分析後,反倒認為這是一種面對大衰退 (the Great Recession)爭取彈性與活命現金的權宜措施,對於企業本身長期獲利能力不但無損,反而得以留一口氣,因此當年反其道而行地大量買入股票,是的,此例正是2008年的星巴克[1]。關閉門市消息一出,星巴克當月股價收盤價$7.78(2008/07/02),之後半年最低跌到每股$3.97,但隨著08年金融風暴復甦,如今股價已來到$58.36(2018/04/27),將近25.1%年複合報酬率,不但打敗一堆基金操盤手,更戰勝效率市場假說。
星巴克絕非什麼無名小卒,2008年時已經有許許多多分析師時時刻刻盯準每個消息,但市場依然存在「高度對未來未知之資訊費用」。回到利息理論上,也表示假設「單純的消息或資訊本身可以影響股價」或許短期有效。但長期股價永遠反應的是該標的真正未來收入之折現,亦或「租值」。而真正影響租值者是「關鍵侷限條件之轉變」,獲利者則是對其轉變能提前掌握。上述星巴克例子是市場多數人都認為租值下降了,但我認為關鍵侷限條件未有轉變跡象,所以公司租值沒變。
該理論認為股價反應了一切情報,投資人無從再從公開資訊中進行分析而獲取高額報酬,本身就是倒果為因。是投資者根據公開或非公開資訊「解讀」後「推測未來」才做決定。但並不表示投資人看到同一份情報會有一樣的解讀。牛群直覺很常跑錯方向,因為每位投資人掌握侷限條件與經濟學理論的功力不同,市場無論是否隨機漫步,依然被「未來未知」給侷限,造成「用功掌握侷限條件者」依然可以創造鉅額利潤。以上是我認為「效率市場假設」本身存在的致命硬傷。實證上也一直存在案例反證此假設。正經的專業投資者,不用太在乎效率市場假說之信徒一次次宣稱「市場難以被打敗」之論點。
我再舉一個更早以前,投資經驗仍青澀時期的自身經驗,說明侷限條件掌握。默克藥廠的知名的抗發炎止痛藥Vioxx於1999年5月上市,很快成為該公司的明星商品,一年貢獻營業額約$25億美元。2001年有學者指出存在可能引發心臟病之風險,但未被普遍證實。直到2004年,FDA調查指出美國人恐因服用此藥增加10萬人罹患心肌梗塞,其中可能導致30~40%死亡病例[2]。2004年9月,默克藥廠自行下架該藥品,消息一出震撼股票市場,公司股價從$40幾塊瞬間殺到$20出頭。市場普遍擔憂在美國苛刻的商品責任法之下,默克藥廠恐怕要面臨大規模集體訴訟與支付鉅額賠償。更有股市分析師認為默克藥廠短時間內將宣布破產。
但我看法不一樣。我知道雖然美國有全世界聞名、過度偏袒消費者的商品責任法,常常發生駭人聽聞的鉅額賠償新聞。但1984年Feldman v. Lederle Laboratories此一經典判決,為美國醫藥業立下了「科技抗辯(state of art)」法理之適用 – 若製造商於產品上市流通時,依照當時的科學技術水準無法知悉亦或無法擬制知悉(actual or constructive knowledge)商品潛在風險,則可免責或減低責任。
掌握這點法律知識,我的判斷是即便面對大規模集體訴訟,默克藥廠的科技抗辯應該不會讓訴訟一面倒地全輸,有輸有贏才是應該會發生的結果(後來證實果然如此[3])。再加上美國訴訟程序的曠日廢時、成本高昂,即便有事務所願意採取contingency lawsuit(由事務所出資,受害人出面,勝訴後雙方分錢),恐怕財務上也難以支撐持久戰。但面對默克藥廠這種驚人現金流怪獸,持久戰卻恰恰是有利策略。以冗長訴訟來換取全面性和解,應該才是最後結局。既然是和解,則風險不可能無限上升,必然談判上有來有往從而可以控制在默克藥廠可承受範圍內。
再者,雖然Vioxx單項產品2003年營收$25億美元,但對比2004年總營收近229.5億元來說,此產品比例上並未達致命程度。在詳讀財報與相關判例之後,我於2004年11月股價約$26上下買入,2007年4月股價約$50出頭,約莫略高於當初崩跌起點賣出。持有近2.5年,年複合投資報酬率約30%。
有趣的是,默克藥廠終於以$8.3億美元與聯邦政府達成和解已是2016年1月[4],如同當初的判斷 – 以拖待和解,才是藥廠會走的最佳策略!而這12年來默克藥廠平均年營收約在$420億上下,年稅後淨利約在$100億美元。以如此規模的藥廠,Vioxx造成的損失完全是可承受範圍內。在其研發能力、既有專利藥受歡迎的前提下,公司租值並不會因為Vioxx而嚴重受損。此外,法律關鍵上還有科技抗辯這個保護傘。最大的風險應該是”再出包”可能性,這點恐怕連公司經營方自己都說不準。
此例再一次說明,知名公司加上廣為人知的消息,依然存在股價出現錯估的現象,效率市場假說還是被證否。因為效率市場假說忽略:「並非每件消息都是關鍵侷限條件改變」以及「市場參與者對關鍵侷限條件的掌握功力不一」。
掌握關鍵侷限條件往往需要大量且廣泛的知識(books smart and street smart),佐以熟稔的經濟學基礎原理應用。經濟學理論毋須往湛深難解處走,而是要把淺的應用練熟。面對複雜的世事必須用簡單可證否的理論來庖丁解牛。二流經濟學者往往懂深不懂淺,懂數學而不懂世事,迷失在一堆空泛而無解釋力的理論中。反過來,當你對世事與基礎經濟學理論掌握度夠高時,許多花拳繡腿的經濟學理論內涵錯誤可是一望即知,例如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檸檬車市場理論」就是一個典型的簡單錯誤。
大賣空的Michael Burry醫生,掌握正確資訊與下了正確判斷,在相當長時間裡,市場依然以錯誤的價格在成交。沈得住氣,不僅僅是心理素質夠堅強;實證研究功夫下得夠,掌握關鍵侷限條件,才是底氣所在。
而此人透過檢視大量房貸契約個案從而發現以包裹房貸而衍生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不僅僅讓我們疑惑「明明公開可得知的重大風險訊息為何被多數金融從業人員忽視」,也相當高度證否「效率市場假說」。
如果我們把時間跨度放大,則效率市場假說解釋力越發貧弱。這是因為時間跨度越大、資訊費用越高,與此同時「能察覺關鍵侷限條件變化」之能力的租值也越高。
比如19世紀以前的航海技術成本、難度與風險都高過內陸運河,但19世紀以後隨著西方航海技術來到中國,使得中國南北運輸由原本的內陸南北大運河為主轉為海港為主,關鍵侷限條件大幅轉變。在宏觀租值角度,我們可以看到上海、廣州、香港這類海港城市大幅躍起(尤其上海、香港原本都只是小漁村),貨物吞吐量很快超越運河沿岸的城市(如烏鎮)。反應在市價上,就是這類海港城市的土地價格長期大幅上漲。根據1853年9月簽訂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此三國以「每畝年租1500文」為代價向中國上海政府租賃當年的無人荒地。依據學者考證,清朝中期後一文錢購買力約等於今日0.2人民幣(0.936新台幣),可推算出每畝地年租金約$1400元新台幣。而2018年4月上海黃浦區(當年租界所在地)平均每平方米年租金約$1476元人民幣(約$6926元新台幣),以現今多為大樓,假設平均為15層則相當於每畝地年租金$6926萬新台幣,上漲4.9萬倍!一百六十五年來的租金年複合成長率6.76%!
如果覺得動輒一兩百年的跨度太大,我們回頭看台北市發展。1960年代以前,台北東區主要是稻田跟零星工廠。1970年代後隨著公路發達(忠孝東路2~4段於1967年修築)與公車、私家車的成本大幅降低到平民百姓都能輕鬆負擔的過程,佐以捷運完工開通,交通成本這個關鍵侷限條件已經轉變,也註定台北市鬧區將往東邊更大腹地處移動。目前台北信義區地王林堉璘先生持有該區約7萬多坪土地,就是在1980年代即看出此變動方向而事先購地投資。近30年報酬率約30倍,年複合成長率12%!
以上例子我希望讀者能了解,租值如流水,會隨著侷限條件變化而漲跌。這部份我認為不存在任何一套可一體適用的商業理論或評斷標準。得由投資人自己下功夫,針對特定公司、產業去理解、熟識。某方面來說,這些功夫和投資也可說是智慧型投資人的租值,讓堅守原則的這些人可以長時間打敗商學院出來的基金經理人或散戶,甚至長時間打敗市場之人我也認識一二。
一體兩面的,我也希望讀者感受到,傳統商學院乃至於經濟學系對侷限條件掌握之不足與忽略(誠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批評『黑板經濟學』),必然始終投資績效不佳。反之,經濟學真到家,且對真實世界掌握得好者,如張五常教授,就有能力早在1979年推斷中國將走向市場經濟制度(又一重大侷限條件轉變),並於2008年再次推斷北韓將開放走向市場經濟。我則等到2017年金正恩試爆核彈,才敢做此預測,但均早於後知後覺的媒體或二流經濟學家。
對侷限條件掌握本身也需付出相當成本。不同社會環境、法律規範、個案狀況,都會存在不同的資訊取得成本。而自己自身的能力(智商、體力、機遇),又會增加或減少理解面的資訊交易成本。
對於一國經濟之盛衰的快速判斷,讀者可以參考張五常教授的「經濟的看相與把脈」一文。經濟感受強者,看看呼叫路人計程車的手勢,也能判斷景氣。出神入化且快如閃電。
我自己在2007年預測「台灣實質薪資成長率將為零甚至負成長」幾篇文章也是示範:從中國開放且投入全球化市場此一重大侷限條件轉變推測必然之現象,事後證明推測精準。如今坊間的各種「怪罪慣老闆壓低薪資」的覺青言論,根本就沒看到問題重點。這類朋友顯然缺乏觀察力與思考力,恐怕庸庸碌碌一生。
結而論之,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又一個公開流通訊息並未被正確反應在市價上相當時間的例子,這些例子都一再證否效率市場假說。
反之,相信效率市場假說者,往往也只是透露自己「不想下功夫了解真實世界,只想拿一個快速公式」的懶惰心態而已。人之常情,毋庸苛責。經濟學也早就預言了這類學者的存在呢。
可話說回來,就一般沒時間也沒能力大量閱讀、大量觀察並從中正確分析出關鍵條件的大眾而言,指數型被動投資還是有其高度存在價值。畢竟市場上充斥著大媽偽財經專家。
2019/09/01補充:
價值投資本質其實就是賺「資訊費用」。此資訊租值來自於:1. 市場對標的的未來收入流誤判或2. 市場對於未來/現在真實利率誤判。
因此,效率市場假說是錯誤的,但此資訊費用造成的租值也不是人人都能輕易賺到。還有,成功的價值投資,運氣成分比例並不低。即便看對趨勢,但真實世界的發展往往不是一路到底,而是拐彎抹角,這個過程可以淘汰或磨死一堆「明眼人」。
僅以此段文字作為此文的補充。
文章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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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原理 在 Dd tai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彼得堡(Peterborough)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一座城市,離多倫多東北約125公里,行車一個半小時。整個彼得堡市內人口約為8萬,其大城區人口則為12萬。彼得堡號稱電力之城,因為該城於1884年5月24日成為加拿大首座使用電燈照明街道的城鎮。彼得堡因為工業開發較早,又是Trent-Steven水道的樞紐,還臨近Kawartha湖區和Rice Lake,旅遊資源豐富。這裡最富有特色的景點就是彼得堡船閘國家歷史遺跡,彼得堡動物園和加拿大人獨木舟博物館。彼得堡船閘國家歷史遺跡是Trent-Steven河道上的21號船閘,是該河道目前僅存的兩座液壓船閘之一。來這參觀當然是因為這裡的船閘頗具特色。船閘建于1904,高19.8米,是全世界最高的液壓船閘,名列加拿大國家歷史遺跡,應該也是彼得堡最著名的景點。當然,全世界最高的船閘位於比利時,能將船升降73米。所謂液壓船閘就是並排兩個船位,總是一升一降來運載船舶。也就是說,這裡完全不需要外來能量,利用天平的原理和自然重力的作用來完成整個運輸過程。拜國家歷史遺跡之福,這裡的旅遊設施相當完備。有訪客中心,寬敞的免費停車場,維護完好的參觀步道。春季時節,這裡有很多櫻花盛開。在訪客中心,有電影詳細介紹船閘及其作業原理,同時這裡也有一些跟運河有關的展品展出。每年的5月底到10月初,船閘開放供船隻通過。乘坐加拿大最快的過山車、在河上漂流、參觀恐龍展品和在加拿大的仙境中和小朋友盡情玩樂。樂園於 1981 年開業,現在有超過 200 個景點,每年有超過三百萬名遊客到訪。佔地 130 公頃的樂園分為八區:動態區 (Action Zone)、國際節日區 (International Festival)、國際街 (International Street)、兒童村 (KidZville)、中世紀馬戲團 (Medieval Faire)、史努比星球 (Planet Snoopy)、盤旋水滑梯 (Splash Works) 和白水峽谷 (White Water Canyon)。
聖雅各座堂(Cathedral Church of St. James)是加拿大聖公會多倫多教區的主教座堂,加拿大多倫多歷史最悠久的一個堂會,成立於1797年。目前的教堂始建於1850年,1853年6月19日建成開放,是當時該市規模最大的建築物之一。它是由腓特烈•威廉•坎伯蘭設計,哥德式復興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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