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道德相對主義定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搜救不收費的思考：國外志願者有話要說】
對於興趣不在登山的社會大眾來說，登山健行活動與生活的唯一交叉點似乎只有山難新聞（令人遺憾），而且部分媒體特別喜歡加油添醋一番來博取關注。

只要出現山難新聞，「重罰」或「使用者付費」幾乎是膝反射一般的答案，用嚇阻的方式乍看之下也合理，但這樣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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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對各國搜救體制略有研究的人，今天我想提供一個天平另一極端的觀點：加拿大卑詩省搜救協會（BCSARA）。這是北美洲規模最大的第一線民間地面搜救組織之一，由79個地面搜救團體和超過3,000名志願者所組成，每年出勤次數超過1,900次，救援超過2,100名失蹤或受傷的人。位於國際戶外觀光勝地的他們，是三不五時以身赴險的一群可敬公民。

根據協會自己計算，如果要以有薪制度來取代協會的工作，每年會超過2千萬美金，還不計入超過5千萬美金的雜項支出。另外據消息指出，卑詩省直升機救援也免費，費用則由民間捐款和政府補助支出，但有關單位「保留」追討費用的權利。（他處和美國各州情況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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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協會對於搜救免費的正式官方聲明：

BCSARA 和其所屬的搜救會員團體不認同為卑詩省內的搜救服務而向任何人收費，無論他們的求援原因為何。

BCSARA 相信，如果迷路、受傷的人或他們的親友知道搜救服務需要付費，就會直接影響他們求援的意願和時機。我們的立場是：任何搜救服務的部署若有延誤，就會影響到任務的成功。

卑詩省每年發生超過1,900件求援案件，可以是在市區搜索失智症患者、找尋野外迷路的健行者，或是深入山區利用專業技術和裝備搶救登山者。在任何情況下，回應求援的道德義務均優先於任何收費的念頭。當授權機關發出請求，BCSARA 的會員搜救團體就會執行搜救任務，且不論求援理由為何都不收費。

BCSARA 的管理層由16位從全體組織選出的志願者代表，及合作機關（加拿大皇家騎警、市警署、卑詩省應變管理處、卑詩省消防及救護）各自指派的1位代表所組成。

我們搜救會員團體的目標是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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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思考方式也可泛見其他國家的志願者搜救組織。近年走入戶外的人越來越多，準備不足的新手隨之增加，他們也不是沒想過收費這回事（尤其是很窮的地方型組織），但大致上都認同不應該為了搜救而收費──因為延誤求援時機的弊遠大於利，不只讓生還機率降低，更可能讓搜救人員陷入更危險、被動的處境。

臺灣的環境擁有自己的問題，比如說民搜、義消的資源和能量不足、面對勤務量跟搜山任務有心無力的消防（主責單位）、數量節節高升的戶外休閒愛好者等。政府內部並非沒有思考過搜救付費議題，但潛在爭議宛如潘朵拉的寶盒，若開啟則是另一波問題的開端，包括付費標準化、公平性、審查機制等，或可能耗費更多的社會成本。

少數偏激者認為簽一份責任自負的切結書（生死狀）就好，但至少就我曾研究過的先進國家之中，沒有任何政府會如此對待人民，再嚴苛的地方至少都會有某種形式的配套保險制度──而且最重要的議題應是人道主義才對，不是針對成本窮追猛打。

大體而言，一地的觀光興盛，利益越多就能催生越好的公私體制，但相對的會犧牲自主的空間和提升成本；相反來說，一地的觀光薄弱，雖然保障低成本和自主性，但就越會依賴公部門的資源來處理一切問題。臺灣剛好處於青黃不接的時期，傳統社團日薄西山，登山產業粗具規模，但商業部分卻欠缺定義與長遠規劃，上面還駕著多頭馬車繼續跑。

「山林解禁」政策之後，合乎邏輯的下一步應是「戶外遊憩資源統整和規劃」，不知道政府能否勇於面對這個延誤數十年的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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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sarteam [Instagram]

【認真聽】 爆頭就對了 ！| 從《#屍戰朝鮮：雅信傳》到《#惡靈古堡》|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後人類未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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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屍朝鮮：#雅信傳》只有一個想法—「欸為什麼沒有可以按下一集的地方！」。真的很喜歡《#李屍朝鮮》，自從2019年看了第一季，那種「公路電影」般的一路跋涉，加上詭秘的政權鬥爭，還有寫實又魔幻的戰爭，重新定義了活屍文本的特徵與內涵。我們今天就談談「活屍」（#zombie）及其文本，活屍在大中文化中的意義，還有活屍也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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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認為，活屍電影、電玩、小說等，尤其在2000年後的興盛，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這些文本從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迂迴地提出「反-社會結構」的批評，並在倖存者身上，賦予某種「#後人類」式的期待。這種Ulrich Beck的「#解放性災難」，使我們思考新的社會型態與人類存在，並開啟未來的可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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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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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
▶ 活屍的系譜
▶ 活屍文本的基本解析
▶ 巫術所控制的活死人
▶ 活下來的人有這三種
▶ 作為一種後人類
▶ 爆頭就對了
▶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末日重生—解放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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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ropkmml94wf0863oyg6vp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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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5YZl1BR-1MdCKbHp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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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1GzNMgApuTqh61IbAnXKXp?si=qKcV2omiRo2D9-eAwCUvIA&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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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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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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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2019第一次看到Netflix上的《李屍朝鮮》，非常驚豔，居然可以將活屍與歷史、政爭、戰爭混合在一起，創造一種全新的視野。第一季的片頭，令人頭皮發麻，逐集釋出的片段，你可以一集一集地慢慢發覺這是養屍的陰翳詭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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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概的背景是，16世紀末日本入侵朝鮮數年後的朝鮮王朝，王世子李蒼想見臥病在床十多天的父王，卻一直被宮人阻撓，直覺宮中有不可告人秘密。為追尋真相，李蒼微服暗訪醫治其父王的醫員，卻發現一場恐怖瘟疫正全國擴散，染疫的人會死而復活，變得非常嗜血及人肉，整個朝鮮正陷入一場滅亡危機。整個《李屍朝鮮》虛構地表現著真實的史實，包含16世紀的國際政治、政府治理、人民生活、飢荒與瘟疫，那些人吃人的殘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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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信傳，運用了朝鮮與女真之間的緊張關係，架構了一個「生死草源起」的場面。其中全智賢以及她的部族，是夾在朝鮮與女真之間歸順政府的「城底野人」，以來往探密為生。活屍在這裡，指向某種「他者」，是一個民族傷痛的隱喻，本篇裡並沒有太多的謀策或活屍趕殺，更多的是在恨意上的不斷加深，這個被賤斥、賤踏的他者（沒有認同、失語、赤裸、遭受暴力），最終反撲成為一種灰滅性的瘋狂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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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最後活屍感染全滅軍隊時，感到內心充滿快感呢。你也可以藉雅信，明白前兩季的諸多橋段，包含生死草的來源、為何會出現、朝鮮的政爭、第二季結束時全智賢的詭異微笑。並且，藉由雅信這位女性角色的賤斥主體反撲，整個顛倒了前兩季的所有「皇權」（kingdom）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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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屍朝鮮》大概是近年K-zombie中，最典型又精彩的作品。它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其脫離了20-21世紀裡，成為重要的反烏托邦類型的活屍文本，獨樹一格。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這整個影視發展中的活屍文本，其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反映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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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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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導演李安的句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活屍電影已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電影類型之一，是一種結合怪物、恐怖、與科學幻想的文本。從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開始，1968年George Romero執導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興起，「活屍」一社會想像在40年內逐漸成為主流，時至今日已然有577部相關的活屍電影作品發行，尚未包含電玩、小說等其他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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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活屍文本更蓬勃出現，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重要類型。這些血腥恐怖的情節背後，與一般鬼片不同，其隱含著複雜的、預設式的、假設式、未來式、較積極的負面烏托邦，用通俗的方式探討著「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趨勢，甚至可以說，活屍文本就是某種「社會科學的科幻」（Reed and Penfold-Mounce, 2015），是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後面就來漫談活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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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海地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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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瑄（2017）回顧了活屍的系譜。她認為，當代習稱活屍的怪物依其所從出的歷史脈絡與形象變遷過程，可以區分為「#海地活屍」與「#美國活屍」，兩種活屍形象各有所對應的社會情境及衍生的政治文化意涵，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則是揭示活屍的理論潛能所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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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海地活屍」為巫毒教的產物，例如「白殭屍」，海地人相信巫毒教巫師能夠藉由含河豚毒素的特定毒物與儀式，讓活人處於假死狀態，之後再藉另一種藥物使之復甦；但甦醒過來的受害者會失去許多心智功能，淪為受巫師操縱的奴隸。由於海地的歷史充滿被帝國殖民為奴的記憶，海地活屍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壓迫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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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美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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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活屍在1920年代傳入美國，並在電影中，幾經轉變，最後由喬治羅米洛的活屍系列，將活屍由巫術型轉換成「感染型」。二十世紀西方大眾文化想像中的喪屍已從「#傳統神祕傳說中沒有心智且相對不具威脅性的奴性機器」轉變為「#兇惡且自我驅動的吃人機器」；活屍研究者不應將「海地喪屍」與「美國喪屍」的發展史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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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喪屍擺脫巫師或奴隸主甚或殖民者支配後，始得成為所謂「常人怪物」（行屍走肉），方能夠代入各種社會脈絡與問題情境，凝聚吸納其間的想像與焦慮，羅米洛的活死人系列因此可說是活屍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林宛瑄，2017）所謂的「感染型活屍」。不論性別種族階級，任何人都可能轉變為活屍，人與喪屍之間的界線不再牢固，人無法輕易將活屍斥逐為與己對立之他者。只要有心（?），人人都可能是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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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電影的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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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557部活屍電影名稱做文字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詞彙，如邪惡（Evil）、重返（Return）、活死人（Undead）、黑暗（Dark）、屋舍（House）、居民（Resident）、啟示錄（Apocalypse）、戰爭（War）、變種（Mutant）。這些片名用字指向大眾對「人」（human）之常態的質疑與恐懼。活屍象徵著，道德人性的變質、資源稀缺的搶奪、社會集體歇斯底里的害怕、全球戰爭的末日想像、對傳染病的恐懼、與基因科技的深層不信任。簡單來說，即是在技術、風險、生命權力、恐怖主義等等概念力量將社會質變後，活屍電影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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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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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活屍文本時，我時常將重點放在「活屍」本身，以其作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的隱喻與批判視角，但事實上，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類，也是很重要，他們可能是反映人類在世界存在的方式，與社會重建的未來。倖存者的分類，依賴原本的社會資源，純淨的社會結構。倖存者可以分類成「#群眾」（Multitude）、「#超人類」（transhuman）、「#後人類」（post-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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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的情況下，大眾被與活屍連接在一起，你可以在大部分的電影中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口過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幸成為活屍的大眾在社會結構中無腦的重複動作，另一方面，倖存的群眾則試圖恢復舊秩序，或是，衝破各種機構的框架，例如種族、性別等。這樣的集體大眾合作，也表現在活屍路跑的活動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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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人類」，是一種思考未來的方式，許多超人主義理論家與倡導者希望運用理性、科學和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減少貧困、疾病、殘疾和全球各類折磨人的疾病。在《惡靈古堡》電影中，女主角Alice受感染又轉基因，變成一個超越人類界限的賽博格（cyborg），如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裡說的一樣，女性的暴力是對所有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與破壞，拋棄了所有人的從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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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人類」（post human）狀態，少了超人類的超越，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與風險共處的例外狀態，然後形成一種生命風格。是對未來人類個體趨勢的一種觀察、推測與想像，最著名的經典是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他強調技術革命將帶來人類社會的終極改變，其中包含了道德界線的瓦解，與社會集體暴力的來臨。Ira Livingston與Judith Halberstam則描繪「後人類」是科技的設計，是藏有符碼傳染的軀體，是致命的肉身，人類不再屬於「人族」（the family of man），而是後人類的一員。諸多學者對人類個體的未來狀態有著不確定的憂慮，但也隱含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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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頭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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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玩《惡靈古堡》中，第一次將「生化武器」、「傳染病」、「病毒」等元素加入活屍文本。「這場流行病的傳染速度，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疾病要快得多了。」在Covid-19的時代，在《惡靈古堡3》重製版（Resident Evil 3，2020）詭譎緊張的開場序曲中的這句話，令每一個身處在現在的玩家深深感到遊戲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巧合。從1996年誕生於日本Sony公司的遊戲開發部的《惡靈古堡》（Resident Evil），以大規模傳染與生化實驗為故事基礎，展開第一代成人玩家恐怖科幻視野，也是幾十年來活屍類型文本（zombie genre）的重要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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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靈古堡》的核心是T-virus病毒，這種將人類變異成活屍的虛構感染，讓玩家無論是通過歐式豪宅、非洲村落、亞州公寓，每一集都有。就算到了《惡靈古堡：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的羅馬尼亞風格民間故事中，都還是可以碰見邪惡集團Umbrella Corporation，因為製造生化武器，而開啟的活屍末日。但對於《惡靈古堡》而言，一開始幾代你還會期待是有解藥的，可以回到末日前的社會。但最近的幾代，主角與活屍的距離開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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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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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屍速列車》裡，列車上的病毒傳染末日最可怕的敵人除了活屍之外，還包括各種延伸出來的危機狀況，像是對糧食、飲用水、衛生的不信任，大量流竄的、囂張的、與恐慌的活人才是真正致命的對手。這些由活屍想像延伸出來的情境，全都指向全球化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災難，社會失序、病毒感染、生化戰爭、病毒疫苗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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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屍速列車》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它的成功，正是奠基在韓國的徹底失敗上，的確，電影中所提及的「世越號沈船事件」、「MERS疫情」等真實事件，都體現了導演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經歷，看見了韓國階層文化的不公平、國家體系的失常、經濟壓力下，人們渴望「逃跑」。所以我們看到《屍速列車》裡有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對雇員的指使、社會對高齡的排擠等；也看到軍隊體系的暴亂之力；一節節的車廂裡的失序場景，反而在極端的條件下將韓國的社會秩序表現了出來。而失速的列車也逃往向釜山，一個韓國經濟的重量級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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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電影如《活人生吃》、《毀滅倒數28天》也時常描繪「商場裡的消費活屍」、「倖存者的險惡競爭」、「資源的匱乏」、「極具才能的才德至上英雄」、「巨大邪惡的企業（與科學家）」、「失能又極權的軍政複合體」，也時常是活屍電影的重要場景。都很像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場場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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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非人的共生的遊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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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片通常很短，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傳染的展開片段，但如果像是《陰屍路》這種發展很長的篇幅，就可以看人們開始嘗試展開新的生活。有趣的是，活屍科幻電影看似悲觀，這些倖存者卻總為未來社會帶來希望，追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例如《屍速列車》，電影中主角孔劉與其他人物的關係描繪得十分飽滿。一個故事由主角構成，主角本身卻又由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構成，互動來去，在情緒、情感、合作策略的各種人際關係行為中，維繫了「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末日的價值。又或者是超級長篇《陰屍路》、被罵翻的《最後生存者2》，到後來已經展開各種活屍末日的生活共同體實驗，活屍末日是新世界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或傳統的社會建制，只有一群剛強的倖存者」（林宛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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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感官主義的票房刺激，我們可以思考，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被大量產出的殭屍文本，也許並不是我們恐懼上述的「後人類怪物」，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殭屍，他提醒著當代人類身上存在著「跨界性」，我們必須要在無法可管的條件（社會變動太過劇烈）下創造新的律法。這是「後人類」的啟蒙，在最狂暴卻又極度管制的的區域中重新創造「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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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式災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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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來解釋這活屍延伸出來的後人類思考。在活屍科幻電影鋪成的過程中逐漸展開視域，可以發現空間與政治、生命與法律、混亂與正常之間已經失去清楚界線，這種「例外狀態」標示著當代社會型態的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的共存。而就是因為《李屍朝鮮》、《陰屍路》、《屍速列車》、《惡靈古堡》以及其他的活屍類型文本中，存在著活屍的暴力性、動物性、去道德化，反而強化了主角與其他角色之間社會關係，那些是人性的脆弱、難得的尊重與無私的互動，這些是維護「人」所存在的最後理由。「最後生存者」，這種新的存在方式，不純然是對非人狀態的拋棄恐懼，更可以是一種共振、共活（想想看這兩年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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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活屍文本可以反映Ulrich Beck（周桂田、徐健銘，2016）提出的「解放式災難」，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活屍」給我們一種壓力，一種啟事，一種警告，告訴我們自己即將面臨（或正處於）例外世界，承認當代人類個體已然是各種跨界性的混合體，但我們依然盡力地維護著人性的價值與個體安全的保證，在可能是最壞的未來情境裡，持續重新定義人類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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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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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桂田、徐健銘（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 林宛瑄（2017）。我們就是喪屍:《 陰屍路》 中的喪屍末日與再創生。英美文學評論。

3.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4. Halberstam, J. (1995). Ira Livingston, eds. 1995. Posthuman Bodies.

5. Reed, D., & Penfold-Mounce, R. (2015). Zomb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walking dead as social-science fiction. In The zombie renaissance in popular culture (pp. 124-138).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