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咒術迴戰》裡的咒術起源 | #發現陰陽師的日常 | 咒術與日本人 | 日本是「詛咒之國」 | 京都、大阪、奈良的陰陽師地點 | 日本的結界在哪裡?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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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掀起了一股陰陽師風潮,在小說、漫畫、電影、電視、電玩中,#安倍晴明 幻化的陰美角色,在鬼魅充斥的平安時代,各種「#咒術迴戰」,讓我們愉快地沉溺在魔物幻化、咒詛攻克的敘事當中。但,你有想過,什麼是 #陰陽師 嗎?什麼又是陰陽道?陰陽師如何建立起日本的「#咒術」傳統?咒術與日本國家文化又非常緊密的關係?而日本關西又有哪些與安倍晴明相關的熱門與隱藏版景點?想要透視陰陽師與咒術師,聽這一集Podcast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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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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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術)的社會學
▶ 咒術師的大眾文化熱潮
▶ 所謂陰陽道
▶ 陰陽道的結構性意義
▶ 被官僚體制收編的咒術知識
▶ 玄怪災異的政治學
▶ 占卜咒術作成為生活美學
▶ 咒術與祭祀
▶ 咒術迴戰裡的咒術源流
▶ 陰陽師地點巡禮
▶ 日本的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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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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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術迴戰的咒啊~ 咒的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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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術,屬於一種原始思維,或許我們也可以說做,巫術、魔術等,普遍存在於各大文明的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宗教之中,主要誕生於主觀與客觀關係的混淆。人類對於自然的認知與能動不足,於是對於自然的千變萬化,產生強烈的恐懼和敬畏之心,便相信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千變萬化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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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咒術、巫術的世界有著自己的合理性,也就是說,在共感與類似的巫術推動下(Frazer, 1890),人們會自行腦補符合自己情感願望的因果關係。如果真的難以在咒術系統中被解釋,那便會自行分化出新的方式(咒術),來解決不合邏輯的地方。所以說,反論之,從咒術的內容與施展,可以看出個人的情感世界,若從集體的面向來看,這種強烈的情感、高度的敵意,便會呈現在制度性的權威當中,例如國家的治理、集體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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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日本的歷史脈絡,小松和彥(2014)、加門七海(2021)都將日本詮釋為「詛咒之國」(呪いの国)。從一個東方觀點的視角來看,學者們希望在特定的文化特殊性上,將日本理念型化。相對於西方發展出一神宗教,四處充滿神靈,並且對自然現象感到畏懼的精神心態,就產生出了一種以「呪」為基礎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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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對咒術的考察與理解,可以窺見到個人的內心世界與日常行動,與社會的集體制度與精神心靈。於是,我們就來談談,日本的咒術,陰陽師與陰陽師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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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陰陽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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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結界》一書中,安倍晴明的後代安倍成道定義,所謂陰陽師,是在日本古代陰陽寮制度中,那些有著豐富天文、地理、占卜、咒術學問的人,從現代的角度來看,就是「國家級研究機構」中的研究員博士們。陰陽師的制度與角色的源流。綜合了陰陽師的各種形象,到安倍晴明一個角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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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咒術迴戰》裡的咒術師與詛咒師,看起來是,正反的兩面的角色。但事實上,就是陰陽師,陰陽師在平安時代晚期後,進入一般常民中,接受委託而行事,自然就有著「有錢辦事」的陰暗面向,本來就存有好的陰陽師與壞的陰陽師。(例如盧屋道滿)。對了,咒術迴戰作品裡的咒術師,其實雜揉了陰陽道、雜密、道教、神道教的咒術脈絡,綜合為「咒術師」的形象,可以一一追尋到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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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官僚體制的陰陽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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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師的知識,源於中國思想的陰陽家,但陰陽五行之說,可以說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學科(或科學),提供了兵書、術數、方技等基礎知識要素。這些陰陽家多半被稱之為「術者」,掌握占星、災異、風水、望氣、巫醫、役使神鬼等。如司馬談、班固對陰陽家的評論一樣,術者的技術是一種「知識權力」,因此被吸納到官僚體系,像是建立「太史」與「太史局」,以壟斷知識,對其施展保護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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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的陰陽之術,則是由百濟渡來人傳入,在西元538年的「佛教公傳」事件,使得儒學、佛教、術數文化在日本本土展開知識基礎。官方派人學習曆法、天文(占星相)、地理(擇吉地)、遁甲(式盤占卜)、方術(包括咒術在內的醫術),帶來政治上的有效性。首次陰陽寮體制的出現,在飛鳥時代天武四年,在明日香村中的高松塚古墳裡就有星宿圖像,證明天文學知識在統治階級有了完整的傳播。初期陰陽寮裡的博士,許多都由渡來人擔任(初期如高金藏、王中文等),並且知識世襲,像是後來的最澄大師,自幼也習陰陽之術,屬漢人系渡來人的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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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襲了許多當時中國的習慣與制度,陰陽師正式成為國家體制中的一員。陰陽寮為其行政體制,模仿唐朝太史局體系,主要負責陰陽、曆法、天文、刻漏等工作。陰陽寮設六名陰陽師,設陰陽博士(如安倍晴明)負責培訓陰陽生。實施《大寶律令》後,禁止的僧侶的占卜行為(原本一起跟著佛教傳來),嚴明地進行了技術知識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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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異的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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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儒學思想與五行占卜的相結合,產生了將災禍與異怪視為對統治者發出警戒的概念,我們可以稱之為「災異思想」。「災」指的是乾旱、洪水、飢荒、蝗蟲、火災等,「異」則包含日食、天象異常、地震、植物異變等。只要一發災異,就等於下罪統治者的失德,要己詔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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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奈良時代到平安時代的律令國家體制完整,於是有趨向儒家思想中心的傾向。也就是說,如果天有災異,那必定是統治者德行與施政有問題。到了平安時代中後期,則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統治,轉向以陰陽學說為主,天皇提高了陰陽寮官僚體系中的重要性,並且賦予他們解釋災異的占卜權力(但同時也是限制非官方的占卜)。也就是說,原本咎責天皇的治理問題,轉變為預測、判斷、詮釋災異的原因,並將災異歸咎給「神明」、「怪物」作祟。從史官的紀錄就可以明顯地看見,各種「奇怪現象」被寫入《續日本書記》等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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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災異的政治學,促成了整個朝廷政府對占卜、咒術與祭祀的依賴,透過強調陰陽學說與祭祀禮儀的《董仲舒祭書》,擴大這些技術的需求。於是,偉大的陰陽師們正式登場,並且被記錄在《今昔物語集》裡,形成後世對陰陽師的印象整體,例如安倍晴明等,廣為流傳,也形成某種以「祭祀、咒術」為核心的社會文化與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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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時代的生活風格促成陰陽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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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道平安時代後期,律命制度逐漸崩潰,陰陽道正成為貴族統治階級危機意識的精神土壤,遇到不好的、無法解決的是,就用陰陽師來占卜災害的原因,並且使用咒術祭愈來對應。這個做法確立了陰陽道成為一種「咒術宗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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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外戚攝政的貴族政權時期,保守又纖細的藤原文化,也缺乏積極進去的治理精神,凡是注重先例,日常生活中塞滿了各種年中行事,大小的祭祀活動,連沐浴更衣、剪指甲都要「凡是問陰陽師,占卜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貴族們也覺得到處都是怪異的事,但現在想想可能是普通的事情。如《小祭目錄》中,包含「獸類」(突然出現)、「鳥類」(亂飛)、建物(倒塌漏水)等等。有些事情就被貴族認定為怪異、妖怪的現象,請陰陽師來確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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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師的咒術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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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像是安倍晴明這樣的大咖,在這個時期都在幹嘛呢?從史料紀錄來看,安倍晴明作為陰陽師的活動共被記錄67件,包含13件占卜、18件咒術與祭祀、21件為勘申時間與空間。大致上可以藉此想像一下陰陽師、咒術師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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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咒術迴戰》裡看到的,可能只是陰陽師生活的一部分。當然,「咒術」的特色,在平安時代後期,越來越重要,既然把世界怪異歸因給作祟,那更多實際又積極的防範、抵抗、恢復、甚至反擊,就逐漸重要。甚至推動陰陽師、陰陽寮,成為一種具有咒術宗教性質的存在。比較有趣的是,《咒術迴戰》裡的咒術起源,「術式」就是咒術,「領域展開」就是「結界」,包含陰陽道、神道、雜密、道教、修驗等不同的咒術習慣,但其陰陽道裡雜揉成一種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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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術的類型:祓、反閉、身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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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師的咒術可分為「祓」、「反閉」、「身固」。祓,一般來說,容易被認為是什道教的固有儀式,一開始是只有朝廷可以執行的「大祓」,後來為私人、個人進行祈願與祓,是平安時代末期與鎌倉時代的事情了。前述政府部門對作祟、汙穢、避忌的概念,擴散到民間後,社會整體開始對「祓」的效力產生其待。這些祓,不只是去汙解厄,也可以去病、安產、詛咒與反詛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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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閉」與「身固」,都是類似迴避邪鬼、保護自身的咒術。反閉時常是一種帶著特定「禹步」走法的儀式,誦反閉咒,其實跟道教中的禹步相同。而「身固」則是護身法,需要刀禁咒、結獅子印、畫符等。也是跟道教雷同,大家想想看殭屍電影就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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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咒術迴戰》中可以看見各種咒術的想像,例如新田新的護身與恢復術式就是「身固」;釘崎野薔薇的「稻草人」就是「丑時參拜」的「厭魅」,為一種交感巫術;伏黑惠的「十種影法術」就是安倍晴明的「十二神將」式神,來自於道教式盤所指出的十二天將;五条老師的「無量空處」,則來自於密教的祕法,「虛空藏求聞持法」;加茂憲紀的弓矢,与幸吉的魁儡術,西宮桃的飛行掃把,都可以追溯出陰陽師的相關咒術繪卷與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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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道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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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祭祀,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為何京都有如此多的寺院神社活動,各種不同的祭祀典儀,充斥著一整年。在時間與空間上,許多是延續於陰陽師主導的祭祀。並且在(功能性)祭祀的過程中,逐漸地,將陰陽道推向一個真正的咒術宗教。如果你有機會在日本參加一些神社的祭祀,你可以體會一下平安時代,陰陽道祭祀的場景,有點像是電影《來了》,在黑暗降臨時,導引四方,請神到現場來達到祈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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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詛咒與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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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松和彥的《詛咒與日本人》(呪いと日本人)中,他提到知高縣物部村的一種伊邪那岐派咒術師(いざなぎ流),部分與陰陽道有關連性,但也可得知,詛咒這樣的想法早就存在於日本的在地宗教中。小松和彥描述這些詛咒的故事中,包含了各種人性、人心的邪惡與厭惡,隱含著「人存在的立場」,人惡的部分。小松和彥談了為何人害怕詛咒、如何詛咒別人、如何防止詛咒等,從諸多歷史事件,比山下克明更加廣泛地論述了詛咒、咒術在日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像是怨靈的故事、用御守的習慣、各種祭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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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道的觀念與技術,從國家集團,擴展到貴族仕紳,在蔓延到民間鄉土,展現了統治者的治理框架。但同時,這些觀點與技術也符合著一般人民心中在情感上的展現,進行表現出日本人在「詛咒的世界」(呪いの世界)上的社會-個體結構二元互動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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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道深刻地影響著日本人的宗教世界。也是因為陰陽道沒有追求「超脫」的教義,大都為了現世的功利,沒有密教的隱密深遠的典儀,也沒有道家對生命的追求。在陰陽道充分融入各種信仰的過程中,使得日本人的宗教觀相對寬容又薄弱,陰陽道回應著日本人在現實生活中,很實際的每日的安定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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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術其實離我們很近 #日本的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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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再談安倍成道的《日本的結界》。這本書沒有太深奧的論證,或是填鴨的史料,讀來有趣輕鬆,書的內容來自於真正的陰陽師的「#經驗之知」。安倍成道以自己的生活所知,敘述著結界的技術、陰陽師的系譜、安倍晴明的卓越等,並舉出關東、近畿、中部、北海道等地的結界樣貌。旅行者們可以跟著這本書,去拜訪日本的各處結界,饒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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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單獨來聊一集陰陽師與結界的旅行好了。(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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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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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zer, J. G. (1990). The golden bough. In The golden bough (pp. 701-711).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 小松和彥(2014)。呪いと日本人。角川。
3. 加門七海(2021)。呪術の日本史。宝島社。
4. 安倍成道(2021)。日本的結界。健行文化。
6. 山下克明. (2012). 院政期の大将軍信仰と大将軍堂. 東洋研究, (186), 35-54.
7. 山下克明. (2006). 陰陽道の宗教的特質. 東洋研究, (159), 91-117.
8. 山下克明. (2020). 日本古代の呪符文化 (前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 術数文化>)--(< 術数文化> の伝播・展開). アジア遊学, (244), 260-280.
9. 山下克明. (2021). 古代・中世の陰陽師 (総特集 陰陽道・修験道を考える). 現代思想, 49(5), 25-37.
10. 山下克明. (2019). 『小右記』 にみる藤原実資の陰陽道信仰 (特輯 『小右記』 と藤原実資 (下)). 古代文化= Cultura antiqua, 71(2), 191-202.
11. 山下克明. (1996). 平安時代の宗教文化と陰陽道. 岩田書院.
12. 山下克明. (2007). 陰陽道の成立と儒教的理念の衰退. 古代文化, 59(2), 17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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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論文都沒這麼認真
道教施食咒 在 偽學術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一起來寫】#鬼滅之刃的文化導覽(一):鬼的起源、鬼退治物語的敘事原型 // 鄭雋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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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漫畫家吾峠呼世晴創作、ufotable公司製作的知名動畫作品《#鬼滅之刃》系列在2019年因為動畫版第一季的成功,在全球引起熱烈迴響。相信讀者目前已對主題曲朗朗上口、也多少知道主角炭治郎等人服裝造型藏有不少秘密,近日電影版『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篇』在日本上映後佳評如潮,上映三日票房突破46億日幣,超越《天氣之子》。偽學術將藉此良機推出《鬼滅之刃》相關連載,帶領各位讀者回顧日本文史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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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的起源:#平安時代對鬼的詮釋與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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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完結的漫畫原作中,作者曾清楚畫出本作大魔王「鬼舞辻無慘」鬼化前,身穿平安時代貴族服裝的形象,而本文考察出的「鬼」也確實誕生在平安時代。日本在發明假名前,文化傳遞上相當仰賴且沿用漢字,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人所歸為鬼」。原始漢字「鬼」在中文、英語最直接對應的解釋理當是亡魂/ghost,但亡靈在日本語則另以「幽靈」稱之(Zack Daviss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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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西元931年-938年編纂、史上最早的分類體漢和辭典《倭名類聚鈔》記述,日本語對鬼的詮釋有「おに」(鬼)、「もの/もののけ」(物/物之怪)兩種說法,前者肉眼看不見但能感受實體;後者則為沒有明確型態,僅能感受到氣息的 #靈異存在(多田克已,2009),可直接反映平安時代起始前或初期的普遍觀點,與現今日本大眾解讀為 #兇惡的活物 顯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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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系統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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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化是會變異的,由於遣唐使 帶回兵法、曆道、陰陽道等大量直接來自中國的文物,同時包含漢傳佛典,佛法普及後「佛教系統的鬼」(惡鬼、夜叉、阿修羅、羅剎…等)兇惡描述對大眾影響甚鉅。由於各類口語轉述、抄本將印度、中國等地與本地混同,直到收錄各國民間故事的《今昔物語》在平安晚期成書,大眾對鬼的印象更逐漸複雜化(多田克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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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佛教雖然早在飛鳥、奈良時代已透過百濟納貢而形成早期日本佛教,卻也有著政教混同、流於抄寫與唸咒的 #形式主義 弊病(聖嚴法師,1993),故早期日本只將佛視為神道教的其中一種神祇,影響力不高。因此,兩位隨遣唐使渡海取經、開創本土密教的高僧 #最澄(天台宗)、 #空海(真言宗),除佛法成就斐然外,引進文獻對鬼的定義造成流變可說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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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道裡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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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土信仰陰陽道對漢代志怪文獻《神異經》的開創性誤讀也在日本境內產生了「鬼門位於東北方」的概念(川合章子,2002),該書星相紀載云:「東北方位有鬼星,其門題字為鬼門」與十二地支(丑、寅/牛、虎)的對應,加上對野蠻人的恐懼,導致民間普遍將鬼描繪為「#頭長牛角、#身披虎皮」的形象。民俗學者小松和彥在《カラー版 重ね地図で読み解く京都の「魔界」》指出:道教的「#牛頭馬面」也是影響鬼形象的因素(見圖二,歌川芳艷《大江山酒吞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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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師與鬼的纏鬥也是民間故事的常見主題,平安京北邊的「#貴船神社」據信曾有女子因丈夫變心,透過駭人的「#丑刻參拜」化身為復仇厲鬼。這則傳說從平安晚期的《今昔物語集》到鐮倉初期的《平家物語》有多種變體可循。無論能樂謠曲《鐵輪》與小說家夢枕模的《陰陽師》中,鬼女最後都被陰陽師 #安倍晴明 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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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種種文化變異,現代日本出版品已普遍將鬼歸類為「妖怪」的其中一種,泛指「作惡的活物」。頭上有角、嘴有獠牙、身穿虎皮、力大無窮、生食人肉…可說是融合了先民恐懼野蠻人而產生的他者化 想像與各方宗教傳說,最後定型於平安時代的形象。文化語境的斷層造成美麗的誤會,卻也豐饒了庶民精神生活,鬼正是如此的存在、文化的混血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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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退治物語的原型:#桃太郎、#物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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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神話學與文學等領域,普遍有沿用 分析心理學理論,將故事解讀為原型(archtype)的說法。存在於人類集體潛意識裡的原型像某種公式,與工程學原型/物理模組功能相仿,會在歷史上不斷重複相似的現象。日本特有的「#鬼退治物語」(おにたいじものがたり,onitaijimonogatari,即英雄討罰惡鬼的故事)敘事原型,諸如《桃太郎》、《大江山酒吞退治》…等,由於桃太郎是流傳最早、深植人心的口述傳說文本,二戰期間的愛國宣傳動畫也經常使用來作為青少年的學習典範(見圖三,《桃太郎──海の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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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太乙(2010)的說法,青少年冒險故事最明確的經典模式為:「人物A→啟蒙旅行(voyage initiatique)→人物A’」,坎伯採納了心理學個體化歷程的觀念,將其賦予了極為詩意化的名稱:「#英雄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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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敘事原型相仿的研究,尚可參照俄國文學與民俗研究家普羅普(Владимир Пропп)以俄羅斯民間故事為基礎寫出《故事形態學》、比較神話學家坎伯(Joseph Campbell)暢銷名作《千面英雄》都是實用的研究書目。電影研究者如戴錦華《電影批評》(2015)則援引結構主義語言學佐證,整理出編劇的「敘事學」,裡面包含沿用自普羅普《俄羅斯民間故事研究》的 #角色行動範疇:壞人、施惠者、幫手、公主或寶物等。上述各領域的研究,都證明了任何型態的故事都有類似公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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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相較於華人與西洋,大和民族的物語文學有何獨特之處?在台日兩地文化頻繁交流的現今,現代日本語的「物語」(ものがたり,monogatari)幾乎等同「故事」,已是默認的文化共識,然而在《源氏物語》等物語文學蓬勃發展的平安時代,物語尚具有 #神祕主義 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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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前半已提及平安早期對「もの,mono/もののけ,mononoke」(物/物之怪)虛幻性的定義,現代日本學界,民俗學家折口信夫認為:「もの代表的是靈。像神,但位階較低的各種精靈」、哲學家梅原猛則進一步提出:「『ものがたり』是『もの』所說的話,是『もの』談論『も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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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 #河合隼雄(2016)在《活在故事裡──現在即過去、過去即現在》整合兩位學者的觀點,輔以語言學佐證,證實了物語不但是故事,更涉及了民族集體心理與靈魂的層次,因此物語的敘事,即為靈性的言說。換言之,物語的本質比起故事,是更接近靈魂與神祕世界的行為,即「#以靈魂為基礎的內在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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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滅的國族情感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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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滅》的劇情以鬼退治物語為架構,呼應了存於大和文明先民拓荒建國的正邪對立觀念與神道信仰,喚醒了集體對遠古傳說的渴慕。既符合物語文學闡述傳奇與心靈的特性,更不偏不倚命中青少年對英雄之旅的浪漫想像。縱使動畫版明顯有成功的商業操作,也無可否認原作的敘事原型與物語性能產生強大的情感動員,這恐怕是吾峠呼世晴老師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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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之旅勢必有魅力十足的惡徒撞擊出戲劇張力,由於現今「鬼」在大眾文化已是常態被歸類為反派的存在,而本作明確描寫:由人轉鬼、階級嚴明(十二鬼月,上下弦)且高度組織化的邪惡勢力已經幾乎是現代人的認知,每個鬼更如同希臘諸神般充滿人性,各自有著悲慘的過去與對永生的渴望,這些要素開創了鬼退治敘事的新格局,敵我雙方的各種苦難又恰好滿足了亞里斯多德以來對悲劇淨罪作用(Ktharsis)的渴求(陳中梅,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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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早鬼退治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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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上最早成形的鬼退治敘事,是流傳於岡山縣、岡山市周邊的吉備津彥命(孝靈天皇之子)討伐惡鬼「溫羅」的傳說,民間信仰普遍視為《桃太郎》的原型。但也因為史書對吉備津彥命著墨甚少,信史的匱乏導致史家對桃太郎=吉備津彥的推論仍有所保留。至於溫羅的真實身分,由於該地遺跡的朝鮮式建築 等諸多證據,人類學領域普遍推測是朝鮮半島渡海而來、擅鑄鐵的異邦人(孫嘉寧,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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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家阿村禮子與插畫家夏目尚吾合著《吉備津彦と温羅 : おかやま桃太郎ものがたり》則融合了傳說、史料,重構了更完整、串起傳說與史實的桃太郎,除了帶入 #天皇征服部落的政治史觀,更寫出溫暖動人的新結局:桃太郎在夢中得知溫羅實為流亡至當地的百濟國王子,悔恨不已,於是建立神社祭祀溫羅,並請溫羅遺孀阿曾媛擔任巫女。同時將自己名字依地名改為吉備津彥命,誓言守護人民(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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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岡山地區因為遍布 #古墳時代 的遺跡、供奉吉備津彥命與溫羅的 #神社,被視為重要文化遺產,地方政府推廣觀光與文化普及的資訊,到處可見桃太郎與鬼的文化符號,日本政府當局對文化產業的重視可見一斑,值得台灣方面借鑑。岡山市政府列為官方推行觀光刊物的《吉備津彦と温羅 : おかやま桃太郎ものがたり》,電子全書可至官網免費下載(有正體中文版!),網址:https://momotaro-ura.jp/stor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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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墳時代 的某些遺跡也跟往後連載的內容有關,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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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還準備上車
#上了無限列車還想活著離開
#放心杏壽郎絕對會救你
#筆者跪求網友提供杏壽郎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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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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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ack Davisson.(2015).《Yurei: Japanese Ghost》,Chin Music Press Inc.,Seattle
2.多田克已著、歐凱寧譯(2009).《日本神妖博物誌》,台北市:商周出版(原典為1990年出版)
3.聖嚴法師(1993)〈日韓佛教史略〉《法鼓全集》,台北市:財團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數位線上電子版,2020.09.25瀏覽,網址:http://ddc.shengyen.org/)
4.川合章子著、簡美娟譯(2002)《漫畫陰陽道與陰陽師》,台北市:台灣先智出版(原典為2001年於日本出版)
5.小松和彥(2019)《カラー版 重ね地図で読み解く京都の「魔界」》,東京都:宝島社,P.45
6.河合隼雄著、河合俊雄編、洪逸慧譯(2019)在《活在故事裡──現在即過去、過去即現在》台北市:心靈工坊(原典為2016於日本初版)
7.戴錦華(2015)《電影批評》(第二版),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8.陳太乙(2010)〈解析普拉斯的創作世界──從『最後的巨人』到『歐赫貝奇幻地誌學』〉《追尋消失的秘境──普拉斯的世界解密手冊》,台北市:時報出版,頁10-11(普拉斯《最後的巨人》別冊贈品)
9.亞里斯多德著、陳中梅編譯(2001)《詩學》,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頁226-230(陳中梅撰寫附錄、名詞解釋部分,原典為古希臘文獻,約西元前335年成書)
10.孫嘉寧(2018)〈桃太郎昔話・温羅伝説と鳴釜神事から見る地域の「歴史の語り直し」〉,《日本文化人類学会第52回研究大会》,弘前市:弘前大学
11.阿村禮子著、夏目尚吾繪(2012)《吉備津彦と温羅 : おかやま桃太郎ものがたり : 吉備路ガイドブック》,岡山市:日本遺産『桃太郎伝説の生まれたまち おかやま』推進協議会(岡山市政府刊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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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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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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