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新竹的合併升格,對新竹的治理和發展一定有利,對多數縣市民絕對有利,對少數政客會不利,這種事情,一定就會進入[候選人考量]和[政黨考量],這都是那些少數人為了自己的選舉,在找理由阻止地方升格的進步,但我相信多數縣市民都看得懂,只是政黨成見蒙蔽了自己的判斷。
在我看來,地方制度可以是[修憲層次]的問題,大可不必為了新竹量身訂作,或因竹廢食,反正這個會期是修憲委員會大展身手的時刻,蔡英文總統和民進黨應該跳脫我從第六屆堅持到現在的[地方制度法修正案],大膽從憲政層次來討論國土和規劃問題。
其實對中國國民黨來說,現在剛好是這麼重要的黨主席選舉,明年的地方選舉,又是這一任主席的重頭戲,有為的候選人們應該拿地方制度的議題來作為選舉主軸,好好辯論一番。
可惜的是,這些候選人們腦袋裡面只有中國,只有回到92共識,國內政治除了喊口號提數字2022要贏幾席,根本沒有國政藍圖。
我的主張是:
1,簡化政府層級,全國縣市全面升格,廢除人口條件,要不要合併升格由各地自行討論,無共識者,2026就地升格(新北桃園模式)。
2,有共識者,2022實施升格選舉,得延任之鄉鎮市長比照過去案例,得以區長延聘一屆。
3,無共識者,2026實施,鄉鎮市長不再延任禮遇。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3萬的網紅柯文哲,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國家治理 #柯文哲 #民眾黨 2013年,我在蘋果日報有一篇投書,「我的存在,見證台灣的荒謬」,6年後的今天,面對台灣今天的政壇,依舊如此。 其實2020總統大選,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我要去選,可是藍綠雙方一直把柯文哲當成假想敵,甚至把他放在總統初選的民調,來做對比式民調,那今天如果柯文哲說...
選舉數字口號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心疼奧運選手是因其代表國家榮譽
東京奧運台灣代表團,考量到疫情的影響,昨日搭乘華航包機前往日本參賽,體育署用防疫為由,安排所有選手搭乘經濟艙,此事在世界球后戴資穎將訊息發在IG限時動態曝光後,立刻引發各界罵聲,就連總統蔡英文都對此發文,表示這樣的安排有違其過去的承諾,相關單位應立即做出調整與說明。
易讀版: https://www.potatomedia.co/s/2cp3kqPE
這次的事件,朝野可說是難得的團結。
前往東京奧運參賽的選手們,都可說是台灣體育界中的佼佼者,更代表著為國爭光的至高榮耀,每位辛苦選手的參賽表現,都與我們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何從上到下都希望能夠善待所有選手,能夠完善的照顧到每個環節。
這次的癥結點也一一整理出來。
一、位置的安排
這次的主團總共有134人,商務艙共36人,選手近50名。
根據體育署臨時記者會的說法,經濟艙是根據防疫需求,採用前後左右四個位置都空出來來安排,但商務艙卻是全部坐滿,這當然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協調,畢竟台灣到日本的路途並不長,但關鍵在於這些運動好手,在並未被「事先告知」的情況下,在現場只能接受這安排,在防疫需求無法自費前往的情況下,只能接受這安排。
經濟艙對我們一般人都相當不舒適,更何況體型較為壯碩的選手。
無論是去程包機兩台選手全部搭乘商務艙,或事先告知讓其有所準備,或官員跟著一起全程搭乘經濟艙,結果都一定比現在的更好。
二、回程的安排
臨時記者會中官員表示「搭經濟艙是考慮到防疫安全,回程會全部改商務艙」,這本身就是荒謬的說詞。
先不討論基本邏輯,如果去的時候搭經濟艙是考量到安全,那回程讓他們做商務艙不就讓他們陷入危險之中,也不考慮到選手會有安全問題,難道高官與教練就沒安全問題等。
回程能夠都搭乘商務艙,最關鍵是在於大家回國的時間都不同。
自然都能夠安排在商務艙,既然如此在臨時記者會上這樣解釋,相信多數的人民都不會買單的。
三、體育改革一直是台灣心中的痛
過去體育協會把持各體育賽事早已不是新鮮事,特別在國際賽中這些協會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既然蔡總統體育改革的承諾猶言在耳,這件事情自然會引起大家的反彈。
改革就是希望改掉過去的陋習,永遠將選手的福祉放在第一位,然而連小小的交通都能安排得如此荒謬,自然會引起朝野一致的砲轟。
改革就要大刀闊斧地做,讓人民真正有感,否則只會淪為選舉口號。
四、商務艙的名單
這次商務艙的名單確認後,立刻也受到許多人的炮轟,認為官員不該如此享受,而讓選手如此辛苦。
但其中有兩個名單被攻擊我個人是有意見的。
首先是這次的中華奧會團長林鴻道,許多人翻出他與哥哥林鴻明,曾經捲入一起掏空案,以此作為攻擊,認為其曾有不良紀錄,必然是尸位素餐的領導者。
但中華奧會團長的名字是必須出錢出力的,光是從他這20年來援助,每次都是幾千萬起跳在掏的,許多選手都是感念在心頭,舉個比較近的例子。
2016年的里約奧運,林鴻道就用個人名義宣布,只要選手獲得金牌就會提供獎金千萬,並且也再捐出一千萬讓所有選手的交通升級艙等,只希望有更好更舒適的航程,而在今年的東京奧運,也是維持奧運金牌就個人贊助千萬的慣例。
林鴻道所成立的「台灣運動發展促進會」,過去也不斷地為台灣體育環境改善所付出,在成立的第一年就捐出六千萬來做體育發展。
一個出錢出力又付出的企業家,無論他過去的私德如何,至少他對體育界的貢獻是遠大於所有人的,如果要藉此事件來攻擊他,這是不對的。
過去以來這麼龐大的資金,我相信有許多企業家都能承擔得起,但只有林鴻道選擇接下這個重責大任,如果這次的事件讓他心灰意冷決定收回對體育產業的挹注,這才是台灣最大的損失。
而另外一位蔡辰威先生,也是飽受攻擊,許多人並不清楚他的付出便將炮火指向他。
根據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報導中指出,目前擔任「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裁」、「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榮譽主席及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榮譽理事長」的他,長年挹注資源推展體育活動,並以實際行動培植基層優秀選手。
在主持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中華民國手球協會以及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會務期間,設置選手獎助金、破紀錄獎金及教練激勵獎金等制度,激勵選手在國內外競賽能有優越的表現。例如:在田徑協會理事長任內,即頒發了 54 項次,合計 69 人次改寫全國紀錄的獎勵金,以及在 2017 年台北世大運獲得標槍金牌並破亞洲紀錄的鄭兆村選手。在擔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會長期間,為選手尋求企業贊助,培養出諸多國人熟知的選手,如吳燕妮(跆拳道)、鄭韶婕(羽球)、林怡君(射擊)、袁叔琪(射箭)、郭振維(射箭)、林佳恩(射箭)、楊淑君(跆拳道)以及郭婞淳(舉重)等。
如果這些頂尖優秀的選手都口口聲聲感謝的人,最終卻成為莫名被攻擊的對象,這是非理性更是傷害台灣體育環境的做法。
這次事件的癥結點,在於政府官員在安排的過程中,並沒有做好完整且妥善的溝通,導致選手的認知與實際有落差,但這次的事件還有衍生其他的插曲。
包含所有選手都需要舟車勞頓的前往松山機場,讓南部的選手反而捨近求遠,就有人砲轟在機場的歡送,就是大型的群聚,也是讓選手消耗無意義的體力,或許這件事情同樣可以用防疫考量昨為答辯,但人民會不會買單則會很直接地呈現在民調數字上。
再來是戴資穎在限動上Po出房間照片,又再度引起討論,質疑居住品質不佳,不該是參賽選手應該住的。
但這個部份我認為也應該要有完整且詳細的說明。
首先是東奧會有提供選手村供選手居住使用,但並不是所有選手都會入住。
以戴資穎的羽球為例,他的比賽場地距離選手村有將近30公里的距離,光是車程時間就要將近一個小時,所以為了減少與人群的接觸,以及降低舟車勞頓的辛苦,體育署特別安排了離場地較近只有3公里的飯店,現在又是比賽期間,附近的飯店全部被訂購一空。
為此戴資穎也對媒體表示:「能夠不用每天都進到選手村也不錯,至少不用跟這麼多人接觸,也比較沒有群聚的風險,心裡會比較安定一點,而且也可以免去交通時間」,看來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早些時候奧運包機的關係,心裡很擔心這次代表隊選手們在其他地方會不會也被委屈了,所以剛剛一時情緒沒有先仔細查證就發文,真是不好意思,上一篇文已經刪除,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次的事件資訊量非常龐大,當然也有許多做的不完整的地方需要值得檢討與改進,但並不是莫名的攻擊與製造糾紛,關鍵在於如何讓台灣的運動健將,受到更多的照顧,而不是賽前靠自己,賽後國家之光。
選舉數字口號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10137115741348/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29321820489544/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37523026336090/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0215429400183/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3328702422189/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5860505502342/
(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選舉數字口號 在 柯文哲 Youtube 的最佳解答
#國家治理 #柯文哲 #民眾黨
2013年,我在蘋果日報有一篇投書,「我的存在,見證台灣的荒謬」,6年後的今天,面對台灣今天的政壇,依舊如此。
其實2020總統大選,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我要去選,可是藍綠雙方一直把柯文哲當成假想敵,甚至把他放在總統初選的民調,來做對比式民調,那今天如果柯文哲說他不選了,請問兩黨的初選是不是要重辦?
我的主觀認為,剛選完市長就馬上就投入總統大選,這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應該有的現象。我也認為,這會影響整個市政的進行。
事實上,我在一開始很不想去選,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到了今年年底,我們同時有一萬戶的公宅(社宅)在開工,環南市場要完工進駐,大龍市場要完工進駐,第一果菜市場跟魚市場要開工,這些工程加一加就超過兩百多億元,有很多理由,讓市政跟總統大選沒有辦法同時去兼顧。
我個人也認為,要相信自己的口號,「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如果我們在台北可以把它做好,政治文化可以改變,也可以把台北當槓桿,來影響整個台灣。
事實上,在過去這段時間,我相信我們在台北的所作所為,不管在財政紀律,從雙語教育,到智慧教學,都一步一步去改變整個台灣。
我從一個素人來當台北市長,我非常清楚,其實當台北市長的前兩年非常非常的辛苦,因為都搞不清楚狀況,一直到第三年第四年才比較順利,其實我現在如果選上了總統,我相信整個故事又要重演一遍,前兩年會非常辛苦,對整個狀況沒辦法掌握那麼好。
所以,事實上從頭到尾,本人對參選2020總統大選的意願本來就不高。
只是,當時藍綠初選結果出爐的時候,讓我們非常的焦慮,我相信這不僅是我,而是全台灣知識份子都有類似的焦慮:「難道我們真的要在草包跟菜包當中做個選擇嗎?」這種藍綠對決,或是訴諸意識形態的對決,就會造成到現在為止,藍綠雙方的總統候選人很少在談政見,每天晚上政論節目在談的,也只是如何去贏得這場選舉,從來就沒有一個候選人告訴我們,如果他當選的話,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
當整個台灣又開始陷入統獨的泥淖,我個人認為,台灣在現階段要解決的,還是「國家治理」,效率、務實、注重數字,講究KPI,這種政治文化才是我們這個時代要建立的。
郭台銘先生是一個跨國大企業的老闆,應該是一種危機型的處理人物,所以當時我認為,如果能在企業界存活下來,總是有一定的實力,我也相信,這種企業出身的,受意識形態的包袱會比較低。
當時郭台銘先生表達他想投入大選,特別是在初選之後,那我們也覺得,如果有人願意出來挑戰這一局,讓台灣有機會跳脫藍綠泥淖,我個人是樂觀其成,所以還特別還替他取了一個口號:「台灣重開機」。
不過,每個人都有他的人情世故,郭董作為一個跨國企業大老闆,他考慮的層面一定更複雜,我想他還是有很多的包袱,所以當他決定不選,我也只能表達尊重,那我也理解,將來大家還是會維持合作關係,在每個人的工作崗位上繼續努力。
能夠對台灣有好處的事情,我們還是可以在不同崗位,不同角度去努力。
既然這場總統大選,會回歸到藍綠對決的局勢,那就更凸顯我們在國會力求三黨不過半的重要性。目前的執政黨在國會也過半,可是我們看到的是執政毫無顧忌,人事浮濫酬庸,特別在選前太多大撒幣的政策,在我看起來是完全沒有財政紀律,這是目前執政跟國會都過半的一個寫照。
如果民眾黨可以進入國會成為一個關鍵少數,我想有幾個好處:
第一,有人在問:「為什麼要組黨?」其實在現行的體制下,我們要進軍立法院,不得不組黨,特別是不分區立委,所以我們希望成立政黨進軍國會,把我們的價值理念帶進國會,將它推廣跟實踐。
第二,如果我們可以成為一個關鍵少數,至少在不同的議題,跟不同的政黨合作,既可以減少在野黨無理取鬧,不是純粹為反對而反對,也可以避免執政黨肆無忌憚,我們可以做更好的監督。
最後,我們在國會的布局,還是用影子內閣的概念,我們會提滿34席的不分區立委,能夠當選的就進入國會當立法委員,排在後半段的,就進入國會當辦公室主任,或是幕僚助理,這也是培養下一代的政治人才。
以上是我的聲明。
-
誠實的市長在臉書:https://facebook.com/DoctorKoWJ
真實的柯P在IG:https://instagram.com/doctorkowj
認真的阿北在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llMvuz1DIPIoqNnur7_Pig
一起幫我揪Line友:https://line.me/R/ti/p/@kpteam
Follow KP on Twitter:https://twitter.com/KP_Taipei
微博上面也能找到偶:https://www.weibo.com/u/70685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