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中小劇場 第68場 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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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六月初，粉專收到了一封私訊，寄信人是某個舊案主，第一句話便單刀直入：「我確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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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做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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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問她發生什麼事，也沒有問她心情如何，而是經歷了一段空白，然後利用那段空白，趕緊翻行事曆回溯我們的接觸時間。一直到確認我們的接觸時間，並沒有在她的潛伏期內，我才鬆了一口氣。事後回想，我對自己的舉動有些驚訝，簡直跟膝反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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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傳訊息的目的卻讓我更驚訝，因為，她希望我陪她寫封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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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被弟弟傳染的。弟弟是個壽險菜鳥，在里長的穿針引線下，承接了不少高齡客戶。今年五月初，他在公司安排下自費施打疫苗，一周後疫情爆發，抗體還沒來得及防衛，病毒便流到姐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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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姐弟先後北上打拼，一周三天固定聚餐，在母親過世後，這個數字有增無減。母親是個菜販，獨力撫養兩人長大，前年罹癌過世，弟弟去年才初入社會，因此這個數字，是她對母親的承諾。她對弟弟的疼愛，甚至超越了母親，對於接棒這件事，她比誰都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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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她成為確診者之後，這個故事變得無足輕重，沒人想探究，傳染足跡是唯一被劃記的段落。她的存在成了一種加號，加進確診人數裡，然後被製作成指揮中心圖卡，或是直播記者會的警示。數字抹除了她的過往，刪除了整件事的因果關係，但她並不在意怎麼被看待，她比較擔心出院後該怎麼面對那些受牽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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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她想跟那些人道歉。包括閨蜜、同事、健身房的朋友。但與其說犯錯，不如說愧疚，對她而言，成為傳播鏈上的節點，就是認證過的幫兇。她感到愧疚的，不只是影響了那些人的健康，更波及了他們的日常作息。每一個被匡列的名字，都被她剝奪了自由，斷送了經濟，而那些都是她珍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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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更謹慎一點就好了，要是再警覺一點就好了，但我真的沒想到，而且對方是弟弟啊，他不是故意的...」，收到這些文字時，我都能想像她的眼淚正滴在手機面板上。我們花了兩年，才讓她逐步走出喪母之痛，本來就是慣於將錯誤歸咎到自己身上的人，攬責是一輩子的課題，現在遇此一劫，先前積累的功底勢必要砍掉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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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看著訊息，我根本想不出她要道歉的理由。對我而言，若是揣懷「惡意」或是「故意」傳播，才構成犯罪的條件，才有道歉的空間。況且傳染這件事，本來就會讓人同時成為加害與受害兩種身分，而兩者都不是她自願被授予的。或許她確實缺少警戒，但說到要為整件事道歉的人，她恐怕還有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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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段話的目的，在於「澄清」。一般而言，要處理愧疚感通常有兩種方式：「澄清」或「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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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想法著手，協助案主澄清事發的因果關係，釐清責任歸屬，是一種「重新歸因」的做法。目的是讓案主明白，自己在整個事件中，究竟要負多少責任，澄清後避免卸責或過度自責，順道削弱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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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險，我當時並沒有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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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住了用「為什麼要道歉呢，你並沒有做錯什麼啊..」這種話當開場白，因為聽在對方耳裡，這是站在非確診者立場才會說出的話。當匡列名單在腦中一字排開，每個名字可能都等著絕交，確診後所經歷的愧疚感與人情壓力，沒有親身體驗，什麼漂亮話都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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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決定採取後者，從行動著手，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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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不是唯一的解法。我很了解這位案主，她不想用任何理由卸責，但又無力扭轉疫情，唯一能做的，就是認錯，把自己當成借鏡。與其澄清因果，不如承認自己太過大意，這樣做反而能給她一種承擔責任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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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允諾陪她寫這封道歉信，但有兩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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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既然要寫，那就要寫清楚自己究竟犯了什錯。寫信的目的，不是為了讓自己沉溺在自責裡，而是從這些字句中，理解什麼是所謂的「錯誤」。這當中是否有不可掌控的因素，是否有明知故犯的惡行，失去警戒的原因是什麼，我可以對自己的疏忽做出什麼保證，寫清楚，誠心致歉，是我們能做出最好的彌補。道歉可以是一種宣洩，也可以是一種反思，若要療傷，後者的成功機率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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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若有回信，我希望她能確認每封信的內容，因為這些回饋，是幫她進行重新歸因的良好素材。接著我請她出院之後，再寫一封「道謝信」，回想在這段隔離期裡，誰展現了寬容，誰給予了支持。因為我始終相信，所謂善意，會讓人從道歉延伸到道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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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收看記者會直播，讓我們開始習慣俯瞰數字，數字集結成趨勢，趨勢決定了我們接下來要振臂或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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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勢決定了視野，站在高處，我們看到的是隊形。站在平面，我們才能看到每個人的動態。一般人關心前者，我也是，身為人父，我比誰都關心數字。但身為心理師，我更不該忽略後者。面對確診者，我應該要走進他們的故事，而不是只有翻行事曆確認自己沒事。這封道歉信，適時地提醒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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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慣了數字，我們很難再去想像背後的故事，即便數字歸零，那些人的故事也回不到起點。然而至少，我還能把它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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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戰役有明確的敵方，但絕對不是我們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