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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冷待的香港粗獷 ]

分享原文，稍作補充：
一直覺得東海工業大廈讓街道轉角變得不可思議，以前不知怎樣形容它的美，現在再看會有另一種角度。

展覽於 openground 進行中，有趣在於許多的陌生，即使有時眼熟，但從來沒有細細去看的一些香港建築。

場內會有策展團隊複製的建築物料，可以觸摸，幻想當時人的需要及心境，怎樣是剛剛好，甚麼是知足，由一幢建築物無聲去說。

Kevin Mak的照片不用多說了，靚到令人覺得不用客氣。

原文刊Andthe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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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而不浮
被冷待的香港粗獷

想像一個中年人，五十歲上下，沒有足夠年資去接受敬禮，擠不進殿堂，卡在時間線上的某點，遭冷落一旁，尷尬地一臉蒼白——而他曾經踏實和誠實地，為社會交出貢獻，可是始終沒有換來掌聲。

以人喻物，城內也有好些這樣的建築。
建於戰後六、七十年代，屬於現代主義建築的分支，龐大至近乎霸道，常被形容為怪獸（近年民間比喻更有趣，Marvel宇宙裡的變形俠醫Hulk），敢於不加粉飾，客觀事實裸露人前，統稱為「粗獷主義」（Brutalism）：1950年代由瑞典建築師Hans Asplund首先提出，及後經英國建築師夫婦Alison 與 Peter Smithson，以及建築評論權威Reyner Banham大力推廣，影響力在七十年代尤其重大，香港也沒有例外。

粗獷主義有幾個特點，強調不經修飾的外觀，幾何結構直截了當，鋼筋混凝土外露，樑柱和核心筒等一目了然，外觀上著重表達力量，並且刻意不施油漆粉刷或批盪，看上去灰頭土臉地粗糙。

這些建築常用於建設學校、政府大樓，圖書館和體育館等公共樓宇，本身帶有強烈的實際功能性——甚至可以這樣說，它本來就不要求華麗，不為點綴市容而來，是實實在在應付民生的工具，不矯情，不說多餘廢話。

粗獷主義的實驗味道，讓它素來不為主流美學擁抱，然而有建築師不表認同。
深水埗openground的最新展覽《未知的香港粗獷建築》，罕有地給這類建築一支射燈，以照片，研究資料及建築圖則，展示15組粗獷建築，站在香港某角落，在看見與不被看見之間。

譬如每次經過葵涌都嘆為觀止，「點解工廠可以咁靚」的東海工業大廈，1975年落成，大部分牆壁用上麻石飾面，樸拙，卻有沉實的帥氣。每個建築組件都設有凹槽，可以像積木似的曡起砌成，極具快靚正的香港精神。
策展團隊甚至認為，大廈結構的精密程度，可以跟1970年黑川紀章設計的中銀膠囊相提並論。

展覽中亦有鮮被提及，異常科幻的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建於1972年，位處山上，當時為避過大規模挖掘工程，禮堂一方坐落山坡，另一方由懸臂式支柱支撐，結果構成飛碟狀，懸浮半空，極具前瞻，超越學校建築的想像。

而粗獷至世界聞名的代表，要說到聖士提反書院的科藝樓，大膽地設計成梯形，外牆傾斜，能夠反射陽光，避免體育館受日照長期曝曬，非常聰明。
兩個大型懸臂樑的邊陲，刻有類似葉紋的V字紋道，下雨時出水管的水沿樑柱流到地面，硬漢內藏浪漫巧思。

值得留意的是，展覽名字在建築前加上「未知」：一來粗獷主義不算廣為人知，同時因為英殖香港華洋共處的背景，增加建築的複雜性，讓某些疑似粗獷主義建築的定義，還需繼續討論。

另一個未知，涉及建築的生死存亡——粗獷主義向來備受爭議，不獲廣泛重視及欣賞，加上漸因失修而破落，本來就已碩果僅存的粗獷建築，近年面臨消失，比如荒廢好些年的清水灣邵氏片場，現正開始拆卸重建。

留下來的倖存者，亦不代表可以安全。部分業主因了解不多，以保養的名義，替建築抹上油漆或批盪，外表亮麗了，但跟粗獷主義的原有精神背道而馳。
例如展覽中的幾幢中大建築，除了牟路思怡圖書館，其餘巳被翻新，不復最初落成的模樣。

這現象非香港獨有。2017年，德國建築博物館（Deutsches Architekturmuseum）策展人及建築評論家Oliver Elser啟動SOS Brutalism計劃，建立網上數據庫，列出世界各地相關建築，以作監察和保育，至今載有超過二千座建築，其中約二百座標為瀕危紅色，代表面臨清拆或錯誤改建。

赤柱聖士提反書院的科藝樓建築群，一直是SOS Brutalism檔案中唯一的香港建築；今日再檢索，裡面已加進新的項目：中大科學館、眾志堂學生活動中心，並包括已通過撥款，將會拆卸的中環郵政總局（註：策展團隊認為郵政總局更接近典型現代主義，有待商榷）。

撇開主觀的美醜定斷，粗獷主義建築，記錄了戰後的社會面貌，捱過了最窮苦，未正式邁向富裕，平凡實用便是最大安樂，那是樂得簡單的年代。
曾經在當時，人們需要快捷，低成本，坦蕩蕩地真實的建築物；然後許多年後的今天，誠實直白的建築，或事，或人，會不會得到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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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認真做無聊事 x knowhere 丨
日期：8月21日-9月12日
時間：星期二至日1-7pm
地點：中環PMQ B座 H205 kno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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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knowhere丨
▪️中環鴨巴甸街35號PMQ元創方B座H205
▪️Tuesday to Sunday 1-7pm
▪️https://instagram.com/youknowhere

【 周潤發獲浸大頒發榮譽人文學博士 】

現年66歲的「發哥」周潤發，周六（7/8）獲香港浸會大學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表揚他的專業成就，以及對社會的卓越貢獻。這是「發哥」繼1999年獲香港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2001年獲香港城市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之後，第三次獲專上教育學院頒授榮譽名銜。

從主辦單位提供的現場相片可見，一頭白髮的「發哥」身穿畢挺西裝現身會場，英氣十足，他隨後於台上致謝辭，感謝浸大頒授博士學會。「發哥」早於17歲時已為幫補家計而輟學，對此他笑言講到讀大學，母親最有先見之明。「她很有遠見，60年代帶我飄洋出海到香港（舉家從南丫島搬到九龍區），讀『香港社會大學』，當時我得10歲！」

回想當時的香港，經濟仍未起飛，大多市民都過着窮困生活，家住舊唐樓，一間屋便住了30多人。「我、家姐、細妹、外婆瞓張碌架床喺廳，亦有啲一家七、八口住一間房，走廊都有三張碌架床，環境好惡劣，對我一個鄉下仔來講，壓迫感好大。」年紀細，無法改變現實，惟有在日常生活中找樂子，「所以我成日去睇五點半公餘場，當時前座（收費）兩毫子、後座四毫子，其實套戲做乜，我只係鍾意歎冷氣。」

經過長時間薰陶，或多或少影響「發哥」的人生路，去到70年代，他決定報讀邵逸夫爵士開辦的「無綫大學」，即無綫電視與邵氏兄弟合辦的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第三期，當時他不過是個18歲的青年人。入讀藝訓班一年之後畢業，自此「發哥」便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演戲唸對白，「每日不停講，06（早上六時）開始，外景講，返到廠（繼續），連瞓覺都係講對白，九年來都係咁，你問我拍咗乜？真係唔知！」他指出，去到80年代迎來第一個事業巔峰，留在電視台的時間，比在家的機會還要多，「（當時）見到最多嘅唔係我阿媽，係鄭裕玲，日日只係唔見幾個鐘，佢係响電視台陪我最多嘅藝人。」

演罷《上海灘》（1980）許文強之後獲得超高人氣，1981年他接拍許鞍華執導的《胡越的故事》，1984年再演許導的《傾城之戀》，事業版圖漸漸由電視界轉向電影界。「發哥」說：「80年代新浪潮（導演）回流香港，1984年我入咗『電影工業』呢間大學，而呢班新浪潮導演帶畀我嘅，係以前電視台導演畀唔到我，對白亦唔使講咁多，好好彩！1986年拍咗吳宇森導演嘅《英雄本色》，打後10年都响『槍林彈雨』下過，我可以講，（當時）我開槍用嘅子彈，多過當年『一哥』（警務處處長）。」

及至1994年，「發哥」與電影公司的合約結束，他去了美國進修，1996年接拍第一套西片《血仍未冷》（The Replacement Killers／1998年上映），之後再拍《再戰邊緣》（The Corruptor／1999）和《安娜與國王》（Anna and the King／1999），惟發展未算順理。「好彩到99年，李安導演保薦我去咗北京大學，拍咗《卧虎藏龍》，一拍就拍到而家。」他總結這些年來在影圈打滾經歷的轉變，由講廣東話，到荷李活講ABC，再到中國大陸講Ji Qi Xi，適應能力如此強，是現實使然，「其實係迫出嚟，嗰陣時要搵食，响片場百幾，甚至幾百人等住你，冇得做唔到。當然，香港人畀咗好多鼓勵、包容、愛錫！仲有好多謝香港呢個地方，賦予我智慧同愛我，要多謝香港呢個地方，香港人，多謝各位！」

頒授典禮結束後，「發哥」隨即出席閉門分享環節，有大約200名浸大學生出席，惟院校方沒有安排傳媒採訪。

＊圖片由香港浸會大學提供

＊＊原文以特約記者身份刊於《眾新聞》 眾新聞
https://bit.ly/3yDbp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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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2021）

#游大東影視筆記 #游大東 #周潤發 #香港浸會大學 #HKBU #榮譽博士 #香港 #鄭裕玲 #眾新聞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浸會大學

世上有如此多的不許人間見白頭，有那麼多原以為不會分離的同偕白首，像在我心裡面秋官還是楚留香的模樣，周潤發和鍾楚紅是秋天的童話裡的一對。這些照片記著的不單是傾倒眾生的風華絕代，還是粵語最漂亮精彩的年代，最動人心魄又不可方物的聲音。

很久之前，有一個朋友，經已記不起是誰，向我提議開闢一個攝影專欄，以拍攝電影界人物為主。我本來就喜歡拍攝人物，又由於當時加入了『電影雙周刊』，跟電影界朋友有著密切的聯絡，何不藉此「專欄」逼自己不停拍攝？我生性疏懶，要是沒有「專欄」的壓力，我是不會定期工作的。故此，就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在『電影雙周刊』第二十期開始了「曝光人物」一欄。當時，「曝光人物」是意圖把有突出表現的電影工作者，或有潛質的幕後工作者介紹出來，特意「曝光」一番。

記得第一個電影人，我是選擇了許鞍華，那時她剛拍完了處女作《瘋劫》。許鞍華的性格，我是知道的，要她拍照，實在為難她，我私下有點兒不忍逼害她，可是任務在身，唯有努力把她誘請出來。回想也好笑，我把她帶到深夜的電車上，舉機相向，她還苦苦哀求我放好一馬拍。她不是矯扭作態，因為四周無人，而是她真的很怕拍照。怕拍照，我覺得完全正常，我也怕被人拍照。終於我還是完成了任務。我很喜歡那張照片。

說起來，譚家明也是一個怕拍照的人，他可害得我苦了！我曾經隻身夜探嘉禾片場，在又焗又熱的廠景內苦候整個晚上，一無所獲，就是因為他怕了我的攝影機，又很會躲。又有一次我碰見他在尖沙咀拍戲，立刻趕回家取攝影機，以為可以替他拍得一張照片，豈料，他竟然在眾人面前央求我不要拍，真給他氣壞！所以至今我還未有一張滿意的譚家明照片，遺憾！

幸而，電影工作者不是全部都害怕攝影機，有些根本喜歡上鏡，這類型的人最受歡迎，亦是最合作的模特兒。章國明就最可愛，他懂得怎樣引導你的攝影，不斷提出意見刺激你。面對著他，你會有很多很多選擇，而不是相對無言─尷尬。拍攝過程是輕鬆、愉快的。徐克也是很好的拍攝對象，他會給你機會，給你時間。有些導演在工作時異常緊張，不停走動，使你一個鏡頭也沒法捕捉。楚原在邵氏片場內，快步來回，難得有停下來的一刻，但在適當的時候，他也會記起我的存在，而給我機會。但有些導演便不會明白我持機等待的苦心，像有意作弄似的永遠不會走到「有足夠光線」的地方，使我用武無地。有時連燈光師也同情我的苦候，通情達理的特意把燈光射去，給我拍攝的機會，為了拍攝「曝光人物」，多年追縰電影進行拍攝的實況，跟很多工作人員都熟絡起來，他們給我很多方便和幫忙，感激不盡。

拍攝人像，我喜歡用廣角鏡，在短距離捕捉對方最自然，最不自覺的面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唯有在他們工作時進行拍攝，因此使我有機會體會拍電影的艱苦，亦豐富了我的經歷。我會落到中區的地底深處，那時黃志強正在那裡拍攝《癲佬》。我冒生命危險攀落地鐵的地底地盤，裡面沒有空氣調節，烏煙瘴氣，真難為那班工作人員要在裡面工作多日。我又曾探過西環上面的防空洞，那時鄧光榮在山洞裡面拍《怒拔太陽旗》。我要忍受那些防空洞的髒和黑，工作人員都懷疑我為何要自討苦吃。我又試過在寒風凜裂的高速公路佇立，那時曾志偉在拍《最佳拍檔大顯神通》的飛車鏡頭。全組工作人員士氣高昂，像感覺不到寒冷，只有我一個冷得牙根打顫。

記得有一次，我要替麥嘉拍照，照例先打電話追查行蹤，他說：「今晚我們半夜出發，像黑夜行軍，要攀山越嶺，你還是別跟來吧！」永遠是那樣大男人口氣，我才不被他嚇倒，堅持跟隨出發。麥嘉唯有帶同我摸黑走路，一行人有講有笑，並不太辛苦。雖然當晚捱到通宵，我也拍不到一張滿意的照片。可是深夜行山是我前所未有的經驗，也算是有多少收獲。

說來「曝光人物」帶給我的收獲可不少，除了經驗、朋友之外，就是意外的讚賞。有點奇怪，不少人都表示喜歡「曝光人物」。施南生便說過她和徐克喜歡把所有的「曝光人物」放在一起來欣賞。台灣『中國時報』亦要求刊登那些照片，另立名目為「電影人映象」。直至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電影雙周刊』第119期，「曝光人物」一欄才停止。因為我要應付一項新的工作，分身不暇，唯有割愛。想不到有不少朋友比我還緊張，屢次追問我何時再續 ，此事一直令我耿耿於懷。

我可不曾想過把作品結集成書，名攝影家翁維銓早已建議我進行出版攝影集，他的鼓勵使我欣然，但亦令我歉疚，我曾替上百的電影人拍照，竟然遺漏了這位也是導演的朋友。其後還有不同的機構及朋友向我提議出版「曝光人物」，可是每次翻看那些攝影作品，都覺得成績平平，差強我意，實在沒有勇氣再拿出來獻醜。幾經規勸和催逼，我才毅然把四年來的『曝光人物』和其他電影人的照片勉強整理出一個大概，完全是就地取材。真怪自己疏懶，心無大志。要是早有計劃，就不至內容偏頗不全。

這本『電影人』只是這幾年的攝影紀錄，我希望會有第二集的『電影人』，能夠把本港現在及將來出色的電影工作者的照片收集，攝影師不必是我。

希望這願望有實現的一天。

A long time ago, a friend persuaded me to start a photo column expressly on film makers. i love photographing people, and ever since, I joined the film Biweekly in 1979, i have come to know film makers well. Being a photo columnist, I had to photograph continuously. The column"exposeure" ca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10/11/79 issue of the flim Biweekly, solely to "expose" and introduce to the public some remarable film makers or outstanding personaliities in the industry.
Ann Hui, was my first subject, who had just finished her first film, "The Secret" In spite of her reluctance of being photographed, I accomplished my first shooting assignment on the upper deck of a tram - but not without much coaxing and cajoling. This particular portrait meant much to me.

Patrick Tam too, was reluctant to be photographed. In spite of my patience and perseverence, I yielded to Patrick's evasiveness and reluctance. Consequently, i never did photograph Patrick.
Fortunately, not all film makers had " camera fright" and these cooperative personalitieswere excellent subjects as well as models. Alex Cheung was great because he would not mind being photographed, and he even offered suggestions which made the photo-session a delightful and happy experience.

Tsui Hark was easy to work with for his cooperativeness and time. While photographing Chu yuan at work, His mobility almost rendered the mission impossible, but his understanding enabled me to accomplish my mission. Often, the dimness of the studios possed problems to photographing directors at work; and without the lighting men's special assistance, some works would never have been achieved. Many thanks are due to those i have come to know and worked with during those years.

The focal length of a wide angle lens is my preference for portraiture. It facilitates my capturing the subjects in the naturnal and uncontrived. On following film makers around in those photo--sessions - through studios and on locations, I experienced the hard work of film-making. I lived with the heat and grime of MTR construction site in Central where Kirk Wong was filming "The Mad man." i experienced the darkness and filth of the tunnel in kennedy Town where Allan Tang filmed the "Aces Go places II" on a freeway.
Once i hiked all night to photograph Carl Mak. Though the night trip did not merit any good photographs, the experience itself was rewarding.
Not only had the "Exposure" won me experiences and friennds, bbut also pleasant surprises - acceptance. people from many walks of life expressed interests in those works. Often, Nansun shi recalled she and Tsui hark would lay them out for appreciation. The "China Times" of Taiwan had publish them ina photo colum. "portraits of Flim Makers' Against my friends Advice the "Exposure" ended on September 1,1983 when I took up another job.
Peter Yung, a renowned photographer and film maker as well, whom I regretably did not photograph, encouraged me to publish them.Repeatedly, publishers approached me with similar ideas to which I had not complied. After much rationalization, I re-examind and re-edited the body of work, an accomplishment in four years. i reaized that had I been planning in advance, I would have been been more organized and comprehensive in covering more film makers.
" The Flim Makers" is merely a photographic record to which i wish there could be a sequel by me or other photographers. I hope I can find the time and energy to make the wish come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