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T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OK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E。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D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XXKOL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DJ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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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0萬的網紅姊妹淘 babyou.com,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預告】 《鄧一個人咖啡》9/9中午12:30首度直播預告 我們都曾被她療癒過 《鄧一個人咖啡》暖心回歸 https://babyou.nownews.com/opencms/channel1/Article005513.html 9 / 9 中午 12:30 首度直播 請鎖定↓↓↓ 姊妹淘臉書...
鄧醫生回來了 在 郝明義Rex How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報導者》網路版 https://bit.ly/3c2Ic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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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一下。🤗
每次接完案和運動完之後,
我都要幫自己伸展,
或使用按摩球、滾筒按壓身體。
因我的背肌肌力不夠,
沒有伸展開來很容易沾黏,
所以我有膏肓痛,
之前給別人按摩都沒用。
是上了健身房增加背的肌力後,
就沒再痛過。
但是⋯
經歷了12月、1月的旺月,
埋頭趕案子,回到家累到無法動,
我的圓肩愈來愈明顯,
只好把背和胸給拉開來,
我的前胸整個鎖住。
最近一個禮拜,
我拿著這本書,結合拉筋、滾筒、按摩球,
慢慢地把我的筋給推開來,
否則賺來的錢都要去看醫生。
我們街上有位賣芭樂的阿姨,
她的頸椎都用器材固定住,
她說她50歲左右五十肩,
後來好像脊椎第3還是4節長骨刺,
導致四肢痠麻,又無法開刀。
我對筋膜沾黏很在意的原因是
我之前同部門的同事,
我們一起當班時,
她常跟我喊她的筋骨痠痛,
我真的是聽到怕了😱
⋯⋯⋯⋯⋯⋯⋯⋯⋯⋯⋯⋯⋯⋯
聽到鄧惠文醫師訪問吳淡如,
吳淡如在廣播節目說到:
「有兩種人到了中年之後還會帶笑容的,
一種是不斷地在運動,
另一種是持續不斷地在學習。」
我在這兩項花的錢都超過我收納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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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只要身體健康,
有一天會賺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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