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偉大時代的終結|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朝停廢大規模的航海活動,是中國海洋事業的一個大撤退,一個「偉大」的航海時代終結了。
明代中葉以後,中國船隻在印度洋,基本上已是消聲匿跡。即使是在東亞和南中國海域,亦不再有當年鄭和出航的那種壯舉。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民間私商新勢力的崛起。此時,官方的海禁政策擋不住民間私商冒險的出海,亦商亦盗滄海間。惟,同樣都是出海,後者已不是鄭和下西洋時的那種形態和性質。
明季之「真倭」、「假倭」,諸如曾一本、林道乾、林鳳,乃至鄭芝龍等,這批海商兼海盗集團,雖然展現他們在海上的活力,卻已不是宋元時期官民結合機制下的商販活動。船隻方面,在缺乏正常化的海外貿易環境下,中國海上私商不再有像當年鄭和船隊那般造建碩大的寶船,反而改為向中小型帆船發展,以便能更為快捷、靈活的逃避明朝官兵的追擊。
明朝政府何以罷廢大規模的下西洋活動?明中葉以後,不論明朝皇帝主觀意愿上是想要抑或不要,明朝的國力已是不能再承擔。這與明中葉以後採取緊縮性的海外政策有關,也與明朝本身國勢的衰弱、官營手工業的衰敗有關。
當年,如果沒有雄厚的人力、財力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是很難成功進行的;如果沒有「威」(強大的國力)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怎能那麼順利,怎會有那麼大的成效。這種情形,就好像今天中國的強大,才是中國在國際間立足所必須之後盾。現實就是如此。光靠幾句儒家教化的格言,不過是外交辭令緣飾門面的文化光環,是不足以立足世界的。
然而,自從明成祖第五次親征漠北,死於軍中,此後,明朝國勢日顯困窘。明宣宗兵撤安南,是必然的結果。北方外患加遽,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親征,在土木堡之役反被敵人俘虜,成了階下之囚,國體喪盡。這時的明朝已是無暇再編織綺麗浪漫出海招諭的盛世大夢了。
明成祖死後,明朝官方的動員能力也大為減弱。即使是宣德年間,明宣宗為了派遣鄭和進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下西洋,曾做了最後的努力,下令征召潮廣、江西二都司及直隸鎮江諸衛的2萬4千名兵員,充當鄭和下西洋的海軍人員,把當時的運糧軍官調發往營造下西洋的準備工作。鄭和第七次下西洋,雖完成使命,但在這期間,也引發了為參加下西洋做準備工作的官軍們紛紛畏難逃跑的事件。
明中葉以後,明朝官營手工業也日趨衰敗。官營手工業的匠戶逃亡者眾。就算明朝政府如何諭令挽救,也徒勞無用。當年建造下西洋寶船的官營造船廠日漸蕭條。建造鄭和寶船的龍江造船廠在明初有400多戶的造船匠,他們最初的待遇還算不錯,後來卻江河日下,常有賠補之累,許多造船匠生計陷入困境,紛紛另謀生路。到嘉靖九年(1530),只剩下100多戶船匠,匠戶減少了四分之三。
官營造船的質量下降,船廠腐敗經營,欺隱侵匿,貪污成風,偷工減料也普遍存在。作為下西洋主要物資基礎的官營基盤已動搖,若縱有「再世鄭和」,又怎能再掀壯舉?
大規模下西洋所需的費用,對明廷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早在永樂末年,對鄭和下西洋之壯舉,國內朝中已有反對聲浪。明成祖死後,仁宗即位,就「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詔停止西洋取寶船,不復下番」。宣宗時雖復行下西洋之舉,卻也是最後的一次,至正統年間又復禁。
成化年間,宦官為了討好迎合皇帝,向明朝國家檔案部門索取「鄭和出使水程」的資料。當時的車駕郎中(後升任兵部尚書)劉大夏以當年鄭和「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弊政」為由,把「鄭和出使水程」等珍貴航海檔案資料藏匿,甚或銷毀。
劉大夏銷毀鄭和檔案的主張,雖愚不可及,卻是代表了當時不少「忠義之士」的憂患情懷。歷史常常就是這般的愚弄人。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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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皇帝與海盜合作 维持海洋控制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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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與海盜劉香作戰完畢、正在廈門養精蓄銳的鄭芝龍,剛同意將協助荷蘭人獲得閩台的自由貿易權,因此並不防備荷蘭人此時的突然攻擊,他的主力艦隊都還在船塢中整修。
鄭芝龍遭遇了猝不及防的「七七事變」。1633年7月7日,荷蘭艦隊主力佔領了南澳島,揭開了戰爭的序幕。
金門砲戰
大航海和大殖民時代,東西方的第一次大規模海洋戰爭爆發。在鄭芝龍的優勢艦隊面前,荷蘭人被打得落荒而逃,「不敢窺內地者數年」。
佔領南澳島後,荷蘭人立即兵分三路前往「好望角」(福建汕頭灣南邊的半島)、鐘灣、冬山劫掠。7月11日,前往鐘灣的Wieringer號,與26艘明軍戰艦接觸,雙方第一次交火。
之後,荷蘭人直接將宣戰書送交明政府。
大航海和大殖民時代,東西方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即將爆發,雙方都開始動員更多的力量。荷蘭人不斷從台灣抽調戰艦前往廈門沿海,而鄭芝龍則發出了「江湖追殺令」,在政府的標準軍餉之外,自費給每位士兵2兩銀子的軍餉,如果戰事延長,另再發5兩;而放火船如能燒毀敵船,獎勵200兩,每艘放火船上有16人,人均12兩;另懸賞荷蘭人的首級,一個紅毛人頭獎勵50兩。
8月和9月,雙方爆發了多次中小規模的戰鬥,互有勝負。但荷蘭人此前的攻勢受到了鄭芝龍的阻滯。8月底,劉香、李國助正式與荷蘭方面聯手。
9月16日,福建巡撫鄒維璉親自掛帥,五虎游擊鄭芝龍擔任前鋒,開始籌劃反擊。在戰艦標準配置之外,鄭芝龍自費購買了英國產的新式大砲,安裝在每一艘主力戰船上。同日,荷蘭艦隊並劉香的海盜艦隊,開始在金門料羅灣集結。
1個月後,明軍主力也集結完畢,150多艘戰艦組成了有史以來中國最為龐大的作戰艦隊,隨即在10月22日爆發料羅灣大海戰,荷蘭人與海盜的聯軍大敗而逃。
此戰,根據福建巡撫鄒維璉《奉剿紅夷報捷疏》,鄭芝龍擊沉了荷蘭人的5艘戰艦,俘獲1艘。而根據荷方的各種記載,荷蘭艦隊「在颱風和戰鬥中喪失了4條軍艦,還有3艘不知去向」,實際上是鄭芝龍各燒毀和俘獲了1艘荷蘭軍艦(Brounersheaven號和Slooterdijck號),其餘荷蘭軍艦均衝出重圍,其他的損失都是日後因颱風等自然災害造成,並非戰鬥損失。正因荷蘭人保持了相當的實力,鄭芝龍才選擇了與他們再度談判,也為日後鄭成功收復台灣埋下了伏筆,否則,荷蘭人如果在料羅灣海戰中徹底失敗的話,他們將難以堅守台灣據點。
金門料羅灣海戰,鄭芝龍給信奉弱肉強食的荷蘭人上了一課,「崇禎中,(荷夷)為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明史》)。鄭芝龍被官方稱為「海疆長城」,並提拔為南澳鎮副總兵。這是明代 200年來政府第一次真心地與「海盜」合作並且相濡以沫。
而荷蘭人在次年的總結中說:「我們去年發動的戰爭結果足以證明,自由無限制的中國貿易憑武力和強暴是無法獲得的,大員(台灣)長官和評議會已深深意識到這點,為促進事務的進展,長官先生已將21名囚犯釋放,並派重要商人Hambuan送往中國,無疑會受到巡撫和其他中國大官的召見」(《荷蘭人在福爾摩莎》) 。普特曼斯因戰敗而辭職。
鄭芝龍與荷蘭人達成了協議,荷蘭人賠償戰爭損失,並保證不再騷擾大陸沿海,並放棄對劉香集團的支持,鄭芝龍也代表官方同意取消海禁,讓更多的福建商人前往台灣貿易。這一協議,雙方是互惠的,但相比而言,鄭芝龍所得更多:荷蘭人放棄了敵對態度後,中國前往馬尼拉的貿易航線開通,想獲得更好收益的閩粵兩地海商,不需要經過荷蘭人的中轉或阻撓,而直抵馬尼拉,當然,貿易量放大後,也有更多的貨物流入了台灣,讓荷蘭人有了可炊之米。
失去了荷蘭人支持的劉香集團,迅速被鄭芝龍的優勢兵力撲滅,至此,鄭芝龍徹底掃清了東西兩洋的航道,通商範圍遍及東南亞。至1635年日本實行鎖國,鄭芝龍已經是海上霸主,日本市場的關閉對他毫無影響。此時的西太平洋上,「海氛頗息,通販洋貨,內客外商,皆用鄭氏旗號,無儆無虞,商賈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三千金。歲入年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梢,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國皆飛黃(鄭芝龍)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中國官方第一次對大洋深處實施了有效的管理。
鄭芝龍麾下的軍隊也超過20萬人,不僅有漢人,而且還有日本人、朝鮮人甚至非洲黑人在他軍中扛槍吃糧,他的船隊規模超過3000艘,成為西太平洋地區最大的海上力量,台灣海峽完全成為鄭芝龍的內海。
更為重要的是,鄭芝龍在1630年、也就是他接受招安後不久,就從日本接回了6周歲的兒子鄭成功,年幼的鄭成功開始在名師的督導下,認真學習中國文化。父親締造的這一海洋帝國,即將在他的手上繼續發揚光大。
鄭芝龍稱雄大洋,是中國人繼鄭和之後,第一次重新奪回了海洋的發言權。不同的是,鄭和下西洋,是在完全有能力的情況下,去收縮乃至閹割海上的擴張,而鄭芝龍則是積極地向海洋拓展。
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政府與海盜的真心合作,崇禎皇帝獲得了一個安寧、富庶的東南海疆,不僅不需要再牽扯國家的財力和人力,而且為中央提供了比較穩定的財政支持,得以全力對抗努爾哈赤和李自成。
這種合作的意義,與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與海盜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樣,有效地整合了國家力量與民間力量,已經與大海隔絕太久的黃土中國,終於迎來了一絲藍色的希望。
(三之三,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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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鄭和能遠洋航行的基礎是甚麼? (二)|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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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忽必烈滅宋以後,認識到自己的國家疆土異常遼闊,其實普通元朝人也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疆域空前的大帝國之中。按元朝人自己的說法,叫做「皇元混一聲教,無遠弗屆」。「聲」就是語言,「教」就是宗教或者禮儀、文化。元人還說「區宇之廣,曠古未聞」,「中國之往復異域商販,如東西州焉」。即從中國到外國去做生意,就像往返於東邊的省份與西邊的省份之間一樣平常。
為此元世祖忽必烈發起了一個項目,要編一部《大元一統志》,還要繪製一幅地圖,表現整個蒙元帝國。負責這個項目的機構是元政府中的秘書監,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檔案館或者是國家圖書館。當時中國內地的地圖,如南宋、金的地圖,秘書監已有不少,蒙古人遠征也帶來了一些回回人的地圖。秘書監的地理學家們的雄心壯志是,把這兩種體系的地圖拼合在一起,繪出一幅更大的蒙古帝國全圖。
這個任務非常艱難,不只是雙方資料的文字不一樣,主要是雙方的科學體系完全不一樣。我們中國的古人認為大地是方形的,所謂「天圓地方」,而回回人則認為大地是球形的。那麼在拼合過程中,漢地圖中說的東方,是不是就是回回圖中的東方呢?問題非常大。
編纂《大元一統志》的是秘書監的負責人,名曰札馬魯丁,是回回人,其家鄉是布哈拉,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札馬魯丁在忽必烈的兄長元憲宗蒙哥在位期間,曾進獻了幾種天文儀器,其中有一件叫做「苦來亦阿兒子」,是波斯語kura-yiarz的音譯,《元史 • 天文志》說,「華言,地理志也」。但是「地理志」怎麼會是一件科學儀器呢?
《元史》專門有解釋,稱札馬魯丁所獻的「苦來亦阿兒子」,是一個木頭做的球,表示大地,陸地以白色表示,海洋用綠色表示,陸地佔三分海洋佔七分——這不就是地球儀嗎?可以說大地球形說是在元代傳入中國的。
除了札馬魯丁以外,秘書監中最重要的掌握海外地理知識的人,以及其他科學家,如天文學家、數學家,都是回回人,都是穆斯林。這些回回科學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我們中國人不能盲目自大,認為自己在歐洲殖民者來到中國之前,一直是領先於世界的。每一個民族都是有創造力的,如果你不能吸取別人的長處,一直以為地球是方的,怎麼行呢?
將伊斯蘭世界和中國的地理知識相結合,表現範圍遠超以往
秘書監的官僚在編修《大元一統志》的過程中,向忽必烈打報告說,除了元帝國東、西兩邊的漢地圖與回回圖以外,新地圖中還要描繪東南亞、印度及海外諸藩國,需要收集航海圖。除了漢文海圖以外,還需要回回的海圖。報告中提到專門要派人到福建去,那裡有一種圖叫「海道回回文剌那麻」。多年前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曾經考證說「剌那麻」是波斯語rāh-nāma的音譯,其意義是「行路指南」。他們的要求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大元一統圖》今已不存,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元仁宗時代的《經世大典圖》等幾幅非常重要的元朝留下來的地圖,表現的範圍遠遠地超過了歷朝歷代。
講到地圖,我們不能不提到有一幅很重要的古代中國地圖,叫做《大明混一圖》,現存於第一歷史檔案館,這個圖現在已經完全朽爛了,一翻就破,有4米多長、寬達3米7,幾乎佔了一面牆這麼大,但摹本還是可以看的。從圖中的國內地名判斷,繪製的時間大概是在洪武二十年左右,也就是1387年,早於鄭和首航約20年。這幅地圖覆蓋的地理範圍極廣,東面到日本、東南亞,南及印巴次大陸,西面更了不得,包括了整個歐洲和非洲,巴黎也繪在其上,還標示出地中海。
雖然此圖被稱為《大明混一圖》,但圖中多數中國內地地名都是元代地名,且從朱元璋取得天下,至此圖繪成不過二十餘年,其間積累的地理知識不足以畫出這樣一幅地圖,因此它一定利用了元代的資料,應當有一幅元代的底本,但其底本又與官方機構中的科學家們繪製的地圖不同,應當是一幅由元代江南的民間人士繪成的世界地圖。
民間人士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世界地理知識呢?這非常值得追究。我們迄今在中國本土沒有發現甚麼線索,但是1339年蒙古統治者建立的伊利汗國有一幅繪出歐、亞、非三大陸基本輪廓的草圖,繪圖者是一位地理學家叫穆思脫非,圖中歐、亞、非三大陸的形狀和《大明混一圖》大致相同。這點使我們相信,《大明混一圖》的元代底圖在繪製時參照過與穆斯脫非圖類似的回回地圖。
《大明混一圖》為甚麼重要呢?如果我們把它和《鄭和航海圖》比較一下,會發現《鄭和航海圖》一類的海圖,通常不管地理方位,起點是南京的龍江關(今南京的下關),終點是東非,以一字長卷的形式表現,像人在一條船上看兩邊,船經過了甚麼地方我就把它畫出來。《大明混一圖》發現之前,歐美人雖然承認《鄭和航海圖》很了不起,居然畫到非洲了,但是認為中國人沒有地理方位感,東南西北不分。所以單憑《鄭和航海圖》還不足以說明當時中國人對中國和海外地理知識掌握的程度。
而《大明混一圖》可以說是記載了「地理大發現」以及西方人到達東方之前,中國和東方對於世界地理知識的最重要的資料。當時的歐洲人甚至不知道非洲呈三角形,尖端指向南方,歐洲人長期以來認為非洲的大陸的形狀是一個「7」字形,其南部尖端是拐彎的,認為印度洋像地中海一樣,被包圍在亞洲、非洲之間,歐洲當時的地圖都是這樣畫的。這說明甚麼呢?它說明,早在元代,各民族的科學家們,在吸納海外地理知識的過程中,創造了新的地理知識。元代的科學家將伊斯蘭世界的地理知識與原來中國的地理知識結合在一起,表現出當時的歐、亞、非三大陸,除了澳洲、美洲不知道以外,全世界都在上面。這也說明,鄭和在出海之前,海外的方位已經很清楚了。
小知識:中國古代航海的自然條件
島鏈:中國所面對的並不是浩瀚無際的西太平洋,在黃海、東海以東是一連串島嶼,即所謂「島鏈」,大致和中國的海岸線相向平行。若從北向南數分別為:千島、日本列島、琉球(沖繩)、台灣島、呂宋(菲律賓)列島等等。所以中國古代的水手從東南沿海的港口啟程,只要知道北極星在甚麼地方,在航行中不會有太大的危險,如果遭遇到風暴或發生不測,向東可能會漂到這一連串島嶼中的一個,向西可能漂到中國大陸沿海,向北可達朝鮮,越過對馬海峽則為日本,向南就進入東南亞。
季風:中國地處東亞的季風帶,每年4月,東南風起來了,出海的船舶帆一張起,就自動向北航行。而每年到了秋末冬初,北風起的時候,帆一張起風就把船向南推。因此,我們古代的航海稱為季風航海。季節性的航海持續了幾千年,只是在自然動力被人工動力(蒸汽機等)取代以後,季風航海的規律才被打破。
陸標導航
中國古代海船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導航法,是陸標導航。在海上航行的時候,舟師——今天叫船老大,大都有一個世代相傳的小本子,記錄航線沿途地理特徵。如要去某一個國家,舟師事先要估計順風需要航行五天,到了某處應當先看到某種形狀的海島,然後如何轉向。海上有時候風大、有時候風小,如果航至第四日某一時刻,應當出現的島嶼已經看到了,雖然天數未足,也應果斷轉向。在陸標與預計航行日程發生矛盾時,舟師的判斷以陸標為第一標準,日程是第二標準。
早期海圖
中國的舟師,那些船老大,在世世代代航海的過程中,像師傅帶徒弟一樣,將航路中某一站會看到甚麼——比方說一座山,把山上的廟,古怪的石頭等等地理特徵,都描繪下來,以待他日再次經過時對照,這應該說就是海圖的起源。最早明確提到海圖的是宋代的文獻,存留至今天最詳細的古代中國海圖是《鄭和航海圖》。
海圖是這樣做記錄的:比方說海船抵達今越南南方的外羅山時,海圖中會提到這座山東高西低,海灣里可以看到有椰子塘,海水有四十五托深。一托就是成年人雙手伸開後兩個中指間的距離,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一米六至一米七的樣子。
測量水深的辦法是:水手將繩子的一頭拴個石頭或其他重物,抹上豬油或牛油沉到海底,油脂會沾到海底的泥沙,水手將繩子拎回,就可以用雙手伸直的方式丈量出海水有多深,也可觀察到海底是泥質還是沙質。
元代的國際交流語言是波斯語
元朝中央政府設立了兩種翻譯的職位,一種叫做蒙古譯史,把蒙漢語互譯。第二種叫做回回譯史,即翻譯回回人的語言。
今天,英語被視為國際交流語言,而在10 -16世紀的西域和亞洲許多地方,波斯文是最重要的學術語言,也是通用的國際交流語言。元代與明代中前期,中國的使臣到西域去,都使用波斯文與當地人進行交涉。元代的色目人民族眾多,宗教不同,多數擁有自己的書面語,但是只有回回文,即波斯語,與蒙古文、漢文一起,被列為元代的官方文字。
舉個例子,我們今天在海外能夠看到鄭和留下來的唯一的實物證據,就是在斯里蘭卡的國立博物館中保存有一塊三種文字合璧的碑,記錄了鄭和代表明政府向當地一個寺院進行的布施。這三種文字是漢文,當地使用的泰米爾文,以及波斯文。
新觀點:「西洋」在哪裡?
鄭和下西洋,甚麼叫「西洋」?
關於「東洋」和「西洋」的概念,過去討論來討論去,大家沉在史料的圈子裡出不來。我想另闢一條思路,跳出前人討論的範圍。
為甚麼會有「東洋」和「西洋」的概念呢?
南海有很多珊瑚礁,很多在水下,到低潮的時候冒出來,人可以站在上面,捕魚是好地方,但是遠航的船舶都知道這個地方危險,一定要避開。怎麼避開呢?兩條路,第一條從中國福建、廣州出洋以後,先向東到台灣或菲律賓,然後向南走;第二條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的港口出海以後,直接沿著中國大陸向南走,從福建、廣東到海南島,再到越南,繞過越南到泰國、柬埔寨。前兩種方法之間的差別,就是前者是沿著南海的東邊走,後者沿著南海的西邊走。所以我就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東洋」與「西洋」應當起源於上述兩條航線,是航線概念而不是地理概念。
因此「東洋」指的就是東洋航線所經過的地區,就是從福建、廣州出去,向東到台灣、呂宋(菲律賓)、印尼、日本,這都叫東洋,地理範圍大概是今天南海以東;那麼沿著中國大陸向南走,經過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到印度,沿途所經各地就叫西洋,大概是今天南海以西。東洋和西洋的界限就在於南海的珊瑚礁。
(二之二,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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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明末,朝廷治權無力,泉州府南安人鄭芝龍善於掌握時機,在東南海域混得風生水起
,中日荷都認得此人,甚至擁有私兵、私人船隊。
明廷內憂外患,終於想到招安他。但華北大亂,明朝失守,南明也沒撐多久,滿清終於入
主中原,鄭芝龍泉州同鄉洪承疇來勸降鄭芝龍,鄭芝龍應之,北上後卻被軟禁、處決。
鄭芝龍當初最好的選擇是否是堅持繼續遊走法律邊緣?他能遊走到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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