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即將進入尾聲，很高興這部戲為這社會帶來更多的思辨。
我曾在<我>劇本書，書寫了一篇導讀。
(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6240)
在此與朋友分享這篇導讀，全文收錄於該本書的導讀。
「這本書很大膽，因為它把世人最容易理解的邪惡如殺人，最期待的罰如死刑，透過每個角色的敘事，叩問這個『簡單』，帶入『思辨』。不過，我認為這本書藏在最深處的意涵是：邪惡來自於欠缺思考的危險。而你我都可能正在走向邪惡，卻毫無所知。」——律師、作家／賴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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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惡的距離>
法國存在主義的哲學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曾說：「邪惡不單只是表面上的樣子。」正因為如此，我們很難看到邪惡的本質，更難估算它的距離，因為我們或許就身在其中。
書中的王赦律師承接人神共憤的隨機殺人案辯護，卻說：「他們是罪人，不是惡人。」這句話點出一個叩問，殺人觸法的人不是惡人，誰會是惡人？哲學家沙特為何認為邪惡不只是表面的樣子，觸法難道不是邪惡的直接標準？
或許舉兩個真實案例，就會明白罪人與邪惡不一定畫上等號。
2014年報導某日午時，在醫院病房內，一位臥床的老婦人遭人以水果刀刺入左胸，刺穿右心室，經醫院急救後仍因心因性休克及呼吸衰竭死亡。兇手是她的丈夫，判決記載他不忍妻子長年重病臥床，自忖精力、經濟無法負擔照顧重責，也憂心子女剛成家立業，難以負擔照顧老父病母的身心及財務壓力，因此起意行兇。最後法院認為「客觀上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判決：殺人，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另一則報導，有一名二十一歲身心障礙的年輕人無力工作，與資源回收的母親相依為命，家內貧困，三餐不繼，一晚家中瓦斯使用殆盡，他念及母親在外資源回收，辛勞一天，卻無瓦斯可供應熱水，夜裡竊取鄰居的瓦斯桶，讓母親返家時有熱水可用。由於竊盜罪為非告訴乃論的案件，警方縱然同情也是依法移送偵辦，但發新聞稿為這個年輕人求情。
從這二則事件，這名老者與年輕人或許是罪人，但不一定是惡人。
俄國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Quotation)在《罪與罰》提到：「犯罪是對社會組織一種不正常現象的抗議，如果社會組織正常，一切犯罪行為就會消滅消失殆盡。」因此我們不僅很難從犯罪，直接斷定邪惡的本質，甚至犯罪本身就是整個社會的病兆，那麼，誰是邪惡者？
若說人生如棋盤，棋盤是黑白棋的對決，如卡通或英雄劇中正與邪的對立。我們會很明白它的距離。然而等你活得夠久，也夠明白，或許會發現我們不會永遠是持白棋的人，我們偶爾會換局持黑棋，也或許無法分辨棋子顏色，就如同找不到真正的邪惡。
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公審時，她發現：「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真正的邪惡藏在欠缺思考的平庸之中。因此，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這個號稱法治國的社會結構下，究竟為何衍生這些無法預測的隨機殺人事件，嚴重割裂社會安全網？或許有人推說因法律沒有唯一死刑的威嚇所致，但無論是本書中李曉明或現實社會的隨機殺人事件，該人物都是設定在求死動機，所以這是行不通的說法。
這本書很大膽，因為它把世人最容易理解的邪惡如殺人，最期待的罰如死刑，透過每個角色的敘事，叩問這個「簡單」，帶入「思辨」。
它試圖從黑白棋對弈的迷局，找到我們與惡的距離。從罪人、犯罪受害人、媒體、律師的位置，讓讀者看到每個位置的困境，也讓每個位置的人互相辯論，直到理解或和解。
王赦是出賣靈魂的惡人嗎？
李曉明在劇院隨機殺人，造成多名被害者死傷，王赦律師擔任李曉明的辯護律師，他不僅承辦該案，還擔任殺死女童案辯護人，為何屢接如此慘絕人寰案件?
他說：「要理解李曉明犯案動機的背後脈絡，才能預防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政府為了消除民怨或其他政治因素，隨時會處死李曉明！要探究李曉明到底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
他不是為了利，因為法律扶助基金會給的酬金，少到僅足以支應閱卷費和幾趟的車資而已，既不是為利難道為了名？然而承辦如此驚悚的案件，招致自己被無止盡的咒罵與攻擊，甚至波及家人，誰想爭這種惡名？他只是一個本於良心為社會安全找答案的人。
書中死者家屬代表人物喬安，她與惡就站在對立面嗎？
除了被害者身分，喬安同時代表媒體，意味著所有社會大眾對於正義的轉述者，雙重身分，讓她有無法被挑戰立場的資格。但書中很巧妙的安排她與屬下大芝，也就是加害人李曉明的妹妹共事，擦出不少火花並點出一個質問：「媒體殺人」。喬安說：「我們就是無良媒體….從小到大你跟哥哥相處，他是怎麼樣的人，你覺得你們家庭教育沒有問題…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早一步了解他，他可能不會犯下這種滔天大罪…」而大芝回應：「我哥是殺了很多人，但我們一家人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嗎?」「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喬安與惡有絕對的距離嗎？
罪人李曉明是惡人嗎？
二十年前美國科倫拜高中校園槍擊事件。其中一名加害者狄倫的母親蘇．克萊伯德多年後在TED演講，她說：「這麼多年來她不斷探問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這聽起來很簡單，卻至今沒有答案。」她在書中《我的孩子是兇手》：「他是邪惡的嗎？我花了很多時間思索這個問題。」
我試圖從隨機殺人事件的判決書中關於鄭捷日記的隻字片語，和蘇．克萊伯德書寫的《我的孩子是兇手》中引用狄倫的日記稍加比對，兩人的措辭語氣相似，而科倫拜案的心理學家認為：「一旦走投無路，他們就會尋找解脫之道，他們看不到其他選項。他們根本不在乎。」「狄倫自己想尋死，不管他人死活」；在鄭捷案的鑑定報告則提到他的人格具有不在乎社會規範之特質：「其對於自己遭遇不公平對待（自戀特質遭到傷害）時，反應尤其強烈（忍無可忍），因而產生類似立下殺人誓言。」
他們生病了嗎？因為狄倫和鄭捷都已死亡(前者自殺，後者則是執行死刑)，因此我們欠缺更多的答案，但他們究竟為惡人還是病人，我們無法清楚標註，這本書在李曉明案件同樣沒有給出答案，卻明確地探討更多關於思覺失調症患者、更生人及其家人遭到社會歧視的議題，似乎隱諱地指出邪惡本質，那就是社會的偏見，以及迫不及待的排擠、隔離，呼應了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說的犯罪源自於對社會組織不正常的抗議。
不過，我認為這本書藏在最深處的意涵是：邪惡來自於欠缺思考的危險。而你我都可能正在走向邪惡，卻毫無所知。
/賴芳玉，全文收錄於<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本書/作者:呂蒔媛、公共電視/麥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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