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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端網絡觀察：阿富汗動蕩，與你同樣年輕的她們正在戰火中如臨深淵】

「世界可能沒辦法做點什麽，至少世界不應該朝哭泣著的他們祝賀，不該替深陷痛苦的她們說她們非常幸福。」

「當塔利班掌權時，學校將不會再有女孩子，而此時，阿富汗有900萬個女孩在上學。就在這幾周，塔利班摧毀了多所學校，200多萬女孩將被迫輟學。」

上周日（8月15日），最後一個阿富汗主要城市首都 #喀布爾 被塔利班士兵攻佔、#總統府被佔領，一日之内，總統阿什拉夫·加尼宣佈辭職逃亡，塔利班宣佈從政府將移交權力、戰爭已經結束…

阿富汗政府軍在兩周内快速敗退引發全球譁然，一則城陷前喀布爾商店主緊急用白漆覆蓋女性廣告的影像快速傳遍社交媒體。在這些被掩蓋的廣告中，美麗的女性模特穿著西式的白紗裙，長髮自然披散未被頭巾覆蓋；但這樣在西方國家司空見慣的造型，在奉行伊斯蘭教遜尼派中原教旨主義宗教思想的塔利班看來，卻是「傷風敗俗」的。

如今塔利班即將重新執掌阿富汗政權，在嚴苛的塔利班律例之下，阿富汗的女性們還能穿上美麗的紗裙嗎？

#重返黑暗時代？

「他們屠殺我們的人民，他們綁架許多兒童，他們將女孩作為童養媳賣給了他們的男人，他們因為一個女人的打扮謀殺她 ，他們活活挖掉一個女人的眼睛，他們折磨並謀殺我們最受愛戴的喜劇演員之一…」（相關中文翻譯來自公眾號《同時》，已取得授權，相關內容已遭微信刪除）

知名阿富汗電影製片人薩拉·卡里米(Sahraa Karimi)8月13日在個人社交帳號上發佈的這封公開信，在國際輿論引起震盪。信中她指出阿富汗女性 #因塔利班大量失學、藝術家被威脅；面對國際的沉默，她痛苦的說：「我無法理解這個世界。我無法理解這種沉默。」

不少推特網民難過於她信中提到的女性殘酷處境：「很難想象當她寫這封信的時候有多絕望」「我們不應該生活在一個 #受教育女性被迫害、#兒童被强制結婚 的世界」。大量網民嘗試tag聯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等人權組織尋求幫助，詢問「我們是否有能力為這些女性提供生命援助？」也有人質問失去美國援助的阿富汗的軟弱，「一個嚴肅的問題：20 年來，美國和其他國家向阿富汗政府派遣了軍隊、提供了財政援助和軍事援助，所有這些金錢和努力有帶來什麽改變嗎？為什麼沒有正確使用它們來建設一個國家？」

在聲援的評論中，不少印度網民感同身受、呼籲印度施以援手。一位印度網民寫道，「當克什米爾的印度教徒撤離之時，當印度的無辜者被强奸殺害之時，沒有任何國際論壇聽到我們呼救的聲音。今天阿富汗的境況與我們當初多麽相同，每個人都只是冷漠的注視、卻無人發聲反對。這就是殘酷的世界，現實更加痛苦。」鄰國伊朗的用戶也留下評論：「最傷人的是這一切的野蠻侵略、掠奪破壞都是以神的名義做的，而狂熱的人類只是玩具。」

然而，除了在推特上轉發呼籲，不少網民也感到力不從心，「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麽，太無力了，除了流淚我什麽都做不了」。更多的人開始擔憂卡里米的安全：「請一定要平安」「如果有可能請多用英語更新情況」。

在卡里米隨後的更新下，確實出現了幾則讓人憂心的阿拉伯語評論：「卡里米女士，如果阿富汗情況平定了、塔利班沒有像你預計一樣對待你，你會怎麽辦？」「塔利班會因為你的異見殺掉你。」

#人權危機？

據BBC報導，1990年代塔利班統治下，婦女被迫穿著全身罩袍、10 歲以上女孩的教育受到限制，包括公開處決在内的殘酷刑罰被推行。就在一個月前的7月16日，《印度斯坦時報》還曾報導塔利班發表聲明，要求阿富汗當地宗教領袖提供 15 歲以上女孩和 45 歲以下寡婦的名單，以供與他們的戰士結婚。

「阿富汗的婦女和女孩都被抛棄了。 她們的夢想和希望呢？她們為之奮鬥了二十年的權利呢？」著有《追風箏的孩子》等暢銷書的阿富汗裔美國小説家哈立德·侯賽尼(Khaled Hosseini)，在個人推特賬號上轉發一名阿富汗女孩的視頻、表達對塔利班占領後女性權力的擔憂。視頻中女孩表示，「我們什麽都不是，因為我們出生在阿富汗…我們在被歷史慢慢絞殺。」侯賽尼所發起的 #PrayforAfghanistan 詞條，成為了網絡聲援阿富汗的標簽。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僅在過去一個月，就有超過 1,000 名平民在阿富汗的戰火中喪生。戰亂之中，比起大國局勢更值得關注的，可能是此刻正在生死邊緣掙扎的阿富汗人。阿富汗人即將面臨什麼？雖然各國都表示「尚不明朗」，但其實2001年前塔利班的統治已經給出過答案。誠然，塔利班剛剛表態「將允許婦女出門上學、工作」，但這種口頭保證在1990年代就做過好多次，每次都以「阿富汗缺少基礎設施、不能保證婦女安全」為由變卦。

處境更為危急的是阿富汗60%的非普什圖人口，尤其是至少10%的什葉派穆斯林。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不完全統計，從5月末塔利班發動進攻以來，已有250萬阿富汗人流離失所，其中80%為婦女和兒童，這個數字還在呈指數級增長。戰火讓農業活動幾乎停擺，目前境內有1/2的兒童處於嚴重的營養不良中。這還不是全部，在上一輪統治中塔利班有大肆屠殺被佔領城市的平民的記錄，而本輪進攻雖然注意國際輿論影響，但也已經有數起針對曾與政府合作的阿富汗人、什葉派以及女學生的爆炸襲擊。

塔利班在戰鬥中不會刻意迴避平民目標，橫死街頭的人更無法統計。很多阿富汗人通過媒體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阿富汗即將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聯合國也要求各國向塔利班施壓、並對難民開放邊境。然而作為回答，為了應對可能湧入的難民潮，奧地利、德國、丹麥、比利時、荷蘭、希臘等國立刻收緊了移民政策，甚至開始驅逐已經在境內的阿富汗難民。

「我處於危險之中——（但）我不再考慮自己了，」在8月14日接受BBC蘇格蘭廣播的采訪時，卡里米含淚解釋她站出來的原因， 「我想到了年輕的女孩們……這個國家還有成千上萬美麗、年輕有才華的女性，她們需要保護。」

端傳媒今日刊出評論：「殘酷的事實就是，站在民族國家視角上，只能看到民族國家。很多國家關心阿富汗，沒有國家關心阿富汗人……塔利班的極端案例讓國際政治中『人』的缺席以一種最諷刺、最災難的方式呈現，而實際在人格化國家的爭鬥中，關於人的考量的缺席存在於大國博弈的每一瞬間。」

「當我們津津樂道地談論國際政治、品評阿富汗風雲中中美各國的進退得失時，需要不斷提醒自己：中國、美國、俄國……尤其是阿富汗的人民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們從大國博弈中獲得過什麼？他們未來會受到何種影響？作為主權國家人口一部分的自己，跟被主權世界驅逐的阿富汗人，究竟有什麼本質區別？」https://bit.ly/2VQ5Z1x

圖：2010年6月26日，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上學途中的女孩們向裝甲車內的美軍部隊揮手。攝：Chris Hondros/Getty Images

📌卡里米公開信全文：https://www.facebook.com/karimisahraa/posts/369984744490720

📌端傳媒即將刊出深度文章討論為何塔利班能迅速拿下阿富汗；以及資深報導阿富汗的記者的手記，反思對國際媒體在阿富汗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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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 #六週年 #新開端 #阿富汗 #塔利班

【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盧斯達：選舉沒用了，就不選吧！── 香港的「動員戡亂」元年】

過去一星期，香港接連遭受重鎚打擊。已在《國安法》立法前緊急解散的「學生動源」，幾個前成員夜間被警方拘捕，指控他們觸發《國安法》； 曾經策動「佔領中環」和協調民主派初選的戴耀廷教授，也接到香港大學的解聘決定；林鄭政府也在近日宣佈，要將本來在9月初的立法會大選押後一年，同時還有十多個參選人被選舉主任取消選舉資格。

每一件事對香港都是破天荒。以言入罪如果成真，沒人安全，已經不是示威暴力還是和平的問題，而是倒退到思想不同步，都可能變成「思想犯錯」（thought crime）；戴耀廷是終身制教授，這個制度是在保護學者可以發言或自由研究，即使言論或思想不受主流歡迎，也不會被「多數人暴政」剝奪其學術自由。

政治清算大於一切，香港大學甚至廣義的香港，不知如何還能在國際宣稱自己有學術自由、與普世學術圈子接軌？然後選舉本質其實是香港民主陣營的鴉片，現在取消了，以純博弈的角度來看，對政權而言也可能是得不償失。一直以來的半民主選舉，其實令政府可以通過與民選議員合作，補充自己未經民選產生而不足的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在議會的共謀下，很多議員會變得保守、與民間脫節、身上的官僚屬性就慢慢增加，這就無形中增加了民主陣營的分化點。極權操作之下的民主諮詢選舉，對所有人都是誘惑。外國人頭腦簡單，往往視選舉為文明指標之一，過去二十多年，香港都被視為自由城市，因為怎說都好，有選舉。

選舉對選民當然也是誘惑。

施密特（Carl Schmitt）看不起選舉，一些受其影響的新左派威權學派，也吸收這種反選舉情結。他們總是據此大聲批判西方，認為選舉只是假授權，在興高采烈的競技場，人們以為那裡真的上演生死較量，但賽果早就在檯底下決定了，真正重大的決策骰子早已擲下。西方民主是否真的如此消極，我們不知道，但作為香港人，香港的選舉確實如此消極。

因為立法會有一半議席，都是義大利法西斯式的「業界代表」小圈子選舉。小圈子代表和民選議員混在一起，再包攬於整個治港結構，便和光同塵，人人都沾上一定合法性和罪孽。對民主改革熱切追求的團體，最終都會因為獲得體制一定程度的接納，而成為其一部份，久而久而之就順從了時間靜止、維持現狀的邏輯。立法會議員，有重重體制規條，令他們提出的立法草案基本上不可能通過，要「創制」是很難的，不過阻礙政府運作則是有可能。這半年來，公民社會就醞釀選舉勝出之後，在議會運用財政預算案否決權，令政府無法取得新一屆的財政預算，使整個體制陷入危機。而北京也馬上反應，認為這種想法是要「奪權」。

本來這個廣義制度文化政治設定，非常有效，好像會延續到永遠，它最後敵不過天然的世代交替，新一代有新想法，而且沒有負累。他們從2010年代開始衝擊這種勾結共謀的制度，一方面批判反抗政府、一方面逼迫保守的泛民主派──畢竟新一代也是選民，甚至自己會成為一支政治勢力。所以保守泛民自己也新陳代謝、內部分裂。在政治衝突越來越厲害的新常態，政治從業員也要比較像「抗爭者」，否則會跌票，不再受歡迎。

老牌民主派政黨民主黨的老牌議員黃碧雲，就在七月間舉行的民主派初選低票落選，被迫表示不再參與來屆選舉，但其同黨的新生代鄺俊宇、許智峯等，票數仍然堅挺，因為他們較多出現在抗爭現場，平時活動亦較活躍。你很難想像，在一兩年前，許智峯因為在議會裡抗爭「太激烈」而遭受黨內保守大老迫宮，差點要跪玻璃認錯的慘況；現在你做得不夠激烈，外面的選民不會放過你。

民主派選民的內涵，已經由思想信仰層面，擴散到行動層面。民主派選民的倫理，不只是信仰民主與否，而是通過抗爭和犯法的規模，在過去兩三年已經急速擴大。香港的犯罪人口很少，但犯法人口很多，如果你作為他的代表，也不像一個行動者，沒有一點 outlaw 的意味，支持者就不會買單。這個決定性、由下而上的文化影響，已經取消了選舉以往的維穩氣質。

押後選舉的表面名目，是香港疫情控制不到，新症日日破百，但其實造成這個結果的，是政府自己不封關，過去任由了二、三十萬「免檢人口」進出，說詞是全面封關「有困難」。總之，這次押後選舉，又是再一次實施「法外之法」，像早前的《禁蒙面法》，也是特首引用《緊急條例》自行擬定。基本上法庭和立法會都不能干預，香港特首擁有國家級的、超越所有機關的權力，是一個小凱撒，當然在小凱撒上面還有很多的奧古斯都。

說是押後一年，但在一年之間會發生甚麼事？可以肯定的是公民社會將進一步被襲擊和肢解。在一兩年之間兩度引用《緊急條例》，不選舉、四處抓人，這便是沒有名字的「動員戡亂時期」。香港回不去了，以前的香港可以維持門面，是北京准許，現在不行，一方面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已經改變，二是因為香港內部形勢也改變：選舉不只無法形成能與北京勾結共謀的保守民眾，反而成為激進民眾爭相顛覆的目標。在2016年，首度有提倡獨立的候選人被取消資格，事後體制內學者坦言，此舉是不能讓立法機關成為任何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基地。

循此思路，有關舉措，是因為判定香港選舉已經失去了定海神針的作用，政治風險飆升，所以不能讓它留著成為禍患。循此，除非香港內部外部形勢有戲劇性改變，否則對當權者來說，港英末年延續到2016年的半選舉制度，之後也難言可以「安全」，對草木皆兵的政府來說，何時都不安全，而且會越來越覺得不安全。選舉是否只會押後一年？之後邁向無限期停擺亦有可能。中國和香港對這制度有完全不一樣的前設和想法。中國認為香港以前那種狀態是特權，類似清朝皇帝給你一口通商，是特許給你的恩賜；香港人則認為自由和人權本來就是普世，以前有的，今日也應該有。所以北京想的是政治利害，而香港人則拿著《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去逐字為自己的權利辯護。

當北京無法再忍受香港人的要求和行動，神聖的「制度」和「文本」可以一夕消失；但對中原主義的北京來說，這也不是剝奪你，而是「回復原狀」，收回本來給的互市特權，這是他的主權範圍。

對於本來有半選舉去自我麻醉的香港人來說，這套儀式令人有參與感、令人有當家作主的幻想，也是一種抗爭方式。沒人會完全放棄選舉，只要儀式開放，終會有人參加。然而原來有得參加的，現在也逐出了。（溫和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公民黨楊岳橋也首度被取消資格）。

在「制度停擺」的靜穆之中，佔香港大多數的溫和派、社會賢達，一直依靠文化美沙酮才勉強撐得下去的他們，望見如此，內心會起怎樣的反應和轉變，也許才是真正政治風險的所在。香港變了很多，然而更大的變故可能還在歷史的前頭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