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重大創傷指標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於成年時期才有如深水炸彈般，造成社會廣大恐慌、混雜著不解困惑的重大異常犯罪行為，如：隨機殺人、情殺、分屍、殺童案等，很可能就是導因於過去被忽略的犯罪遠因—童年不幸成長經驗。

人是一個連續性的個體，不幸童年經驗與成年殺人行為可能的關係，造成一個人在發展（認知、情緒、社會技巧、依附關係、人格等）上的問題。再者，不幸成長經驗讓他們更易被學校、同儕及社會排擠，而身處於負向環境或情境中，也易啟動暴力攻擊相關神經與基因。

過去研究顯示，許多有童年不幸經驗的被害者會轉為加害者，過去他們被暴力對待，很有可能他們也會暴力對人—暴力招致暴力。由於兒童時期沒有建立愛與歸屬等健康安全依附關係，他們的內心可能潛藏強烈需求未得到滿足。最後，由於對人缺乏信任與安全感，就更容易產生某面向的人際衝突。

取自《人性越界．犯罪心理解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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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晚安：

昨天的直播所談到的部分內容，我從今天開始摘要出來跟朋友們進行討論。
https://www.facebook.com/Psychologist.Hung/videos/647924389171454

其實真正犯罪的人，不一定都會被抓到，或者被關到監牢。而大部分的人，都曾經觸犯法律，包括闖紅燈、踩踏公園草皮。

從小孩做錯事，到大人虞犯法律，裡面都有共通的因素。透過犯罪心理學，我們能夠更了解人性的運作。

這整本書看完，我更感覺到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那些代代相傳的暴力，到我們這一代，希望可以慢慢喊停。

祝願您，試著做自己的溫柔月亮，偶然碰上身邊的人迷失在黑夜裡，能給出指引方向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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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陳建安】

無差別殺人者心理社會剖析

￭ 以鄭捷案為例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二十二分，對臺灣社會大眾而言，已深刻到成為一個時代共同的恐懼記憶—臺北捷運鄭捷大宗隨機殺人（mass killing）案。這種幾近戰場殺戮的犯罪手法，對生活於此社會空間的你我而言，有種無法形容的痛與被害恐懼感。

隨機殺人的恐懼俗語說：「冤有頭，債有主。」隨機便是無緣無故，莫名其妙！

人們之所以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感到輕鬆與安全，很大部分是拜我們生活經驗的累積，而產生對世界的掌控與預測能力。其實二○○九年「黃富康案」殺死一起去看屋的房東，才是臺灣近年第一件隨機殺人犯罪案件，然而鄭捷案件更是公然打破了我們上述的思維假定，因為你我都可能是被害者，這樣的恐懼更強烈與直接。隨機殺人案件除了讓被害者感到無辜外，更令人感到恐懼的是，它常沒有個犯罪脈絡。我們的思維一直認為「事出必有因」，沒有因果的世界，太令人恐懼。

…………

【Q & A】隨機殺人犯真的都是隨機的嗎？

￭ 老師，請問所謂的隨機殺人，真的是不分對象嗎？
隨機不會是真的完全隨機，正常情況下，人不可能不分青紅皂白殺人，就算是隨機殺人犯還是會有初步選擇的。

￭ 所以他們還是有先限縮犯案對象或地點？
可以這樣說，有些人選擇到大眾運輸系統下手；有人選擇學校、遊藝場或大馬路上的兒童。這個選擇特定的場合與對象，背後都還是有隨機殺人犯自己的抉擇理由。例如，自認為殺兒童造成的影響最小、曾經性交易的對象來自某地方、對某間教室記憶最深刻等，都是影響因素。

￭ 那這個情況下，他們如何「隨機」犯罪？
當這些人選定了適合條件的犯罪標的後，對象是誰就不重要了，也就是無差別了。如同一位隨機殺人犯說的：「當你想要殺人的時候，殺誰都不重要了。」

…………

兒童不幸成長經驗與重大異常犯罪

￭兒童時期的創傷，使其從被害轉加害

觀乎臺灣近年來重大矚目社會案件中有幾個特性：
1.不少是無前科者。
2.大多介於二十至三十歲之間。
3.犯罪前生活背景單純。
4.多為單身。
5.不少具有童年不幸成長經驗。

其中讓傳統犯罪學家感到驚異的是，過去典型重大犯罪者多少都有犯罪前科，或者生活與交友方面較為複雜等較顯性易辨識的預測指標。

然而，這類於成年時期才有如深水炸彈般，造成社會廣大恐慌、混雜著不解困惑的重大異常犯罪行為，如：隨機殺人、情殺、分屍、殺童案等，很可能就是導因於過去被忽略的犯罪遠因—童年不幸成長經驗。

心理學對童年的成長歷程以及其對成年後的影響一直相當關注，精神分析論認為童年創傷（虐待、疏忽、父母衝突、家暴或目睹家暴等），會造成個體的不安全感。而且這種不安全感可能會造成在往後人生中，情緒上深層的焦慮、不安、精神疾患，甚至導致人格障礙與健康問題。

人是一個連續性的個體，不幸童年經驗與成年殺人行為可能的關係，造成一個人在發展（認知、情緒、社會技巧、依附關係、人格等）上的問題。再者，不幸成長經驗讓他們更易被學校、同儕及社會排擠，而身處於負向環境或情境中，也易啟動暴力攻擊相關神經與基因。過去研究顯示，許多有童年不幸經驗的被害者會轉為加害者，過去他們被暴力對待，很有可能他們也會暴力對人—暴力招致暴力。由於兒童時期沒有建立愛與歸屬等健康安全依附關係，他們的內心可能潛藏強烈需求未得到滿足。最後，由於對人缺乏信任與安全感，就更容易產生某面向的人際衝突。

…………

【Q & A】在很多犯罪人身上都找得到不幸的童年成長經驗嗎？

￭ 老師，請問重大刑案的犯罪者，在童年成長過程中有很高比例經歷不幸的遭遇嗎？
在近年接觸的重大刑案犯罪人身上，確實有許多共通點是家庭或學校都出現問題。如：北投割喉龔案、臺大當街情殺張案、連殺兩女友逃死刑的吳案，以及桃園縱火燒死至親等六人的翁案等，都存在家庭衝突或學校挫折等問題。

￭ 所以不幸經驗對他們的影響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衝突」兩個字。目睹或經歷人際衝突的人，容易在人際問題中使用較激烈的手段解決問題。它的原因一個是習慣，另一個是認同，再來是不能抑制的衝動。
所以他們兒童時期就潛移默化，透過學習、認同或習慣化的行為，把攻擊納入心中的劇本之一。很有可能，人對衝突反應有千百種，但他們偏偏選擇最糟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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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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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國民黨的突襲下立法院再度空轉一日
　
若對於監察院被提名人有任何質疑，運用審查與監督的方式，透過答詢過程點出問題讓人民知道，會好過單純的暴力衝突與破壞公物...
　
--下文節自 陳菊(花媽) 臉書粉絲團--
　
今天非常遺憾，沒有機會在國會殿堂向大家說明，因此僅在臉書上向國人們報告。

自從接受總統的提名後，我一直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 #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後，確保監察權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會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這段時間來，我始終期盼能夠在國會殿堂上，與朝野黨團就監察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未來的工作規劃，乃至監察院的存廢，進行溝通討論，並且直接清楚地回應在野黨對我的種種質疑。

然而，我相信每一位國人都清楚看見，在野黨不僅不願意理性行使人事同意權，更不願意當面與我將他們所質疑的種種說清楚講明白——即使他們口口聲聲要我出來面對。

我對我的理念、我的清白，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無奈在野黨只有不停地片面抹黑指控，用非理性的手法阻止我走上備詢台向朝野立委及全體國人說明。

因此，我只能在此，將原先預計在立法院報告的全文，直接向全體國人同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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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同意權審查報告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首先，對大院為監察院院長及監察委員被提名人選召開審查會，行使憲法所賦予之同意權，本人表達由衷感謝。本人也深感榮幸能有機會對大院說明未來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善治與人權保障的工作，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一、出身農家，追求民主自由人權

本人是台灣農民的女兒，出身宜蘭三星，從19歲投入民主運動、從事人權工作，至今已經五十年，見證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艱辛歷程。我曾被軍事法庭以唯一死刑起訴，也坐過六年半的黑牢，在從事反對運動的過程中，不僅致力於救援政治犯，也積極協助許多處境艱難的家屬；在我走入政府體制後，弱勢優先、關懷弱勢更是制定各項政策時一貫堅持的信念。

捍衛人權是我一生所繫，50年來，我從未忘記。在美麗島事件後，我繼續從事人權工作，任職台灣人權促進會超過十年，在1988 年受德國維薩克總統邀請參加「世界人權宣言四十周年」活動，1993 年獲聯合國邀請參加世界人權會議，為台灣人權發聲。

1994年到2000年，我先後擔任國大代表、台北、高雄的社會局長，從街頭走入體制，因為長期為弱勢爭取權益，我深刻明白弱勢的聲音幽微細小，因此，我以促進並保護人權為目標，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

2000年我擔任勞委會主委。在將近六年的任期內，捍衛過去常被忽視的勞動人權，完成許多重要的法案及政策，包括性別工作平等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大量勞工解雇保護法等等重大保障勞工權益的法案，過去勞退舊制有百分之九十的勞工領不到退休金，使街頭抗爭不斷，我們建立了年資可攜的勞退新制，同時也修改勞保條例，確保勞工的勞保年資得以接續。這是台灣勞動人權的重大發展，保障並促進每一位勞工的權益。

2006年底我當選高雄市長，以近十二年的任期全力建設高雄成為安居樂業、多元文化、保障人權的幸福城市。我們成立高雄第一個人權委員會，更率全國之先，首創同性伴侶的戶政註記制度，核發「同性伴侶證」， 使每個多元個體都能在人權城市高雄得到尊重，真正落實「相愛是人權」。

過去兩年，我擔任總統府秘書長，依然關注人權的促進與深化，我協助促成婚姻平權法案通過，也參與政治檔案解密，讓許多塵封檔案一一揭露，令歷史的真相有機會露出曙光。

二、監察院的轉型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

本人今日以監察院長被提名人至大院向各位委員報告，是民主憲政、責任政治的體現。本人在接受蔡總統提名擔任院長職務後，深深感受到社會對於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高度期待與重視，更深刻了解社會對於監察院定位和功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去年12月10日《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三讀通過，標誌著監察院即將轉型、邁入嶄新的階段。接受總統託付，推動監察院轉型、建立國家人權機構的重責大任，我感到非常榮幸，更感到戰戰兢兢。未來的監察院，不僅要繼續發揮監察權救濟人民權利、監督政府施政的職責，更必須完成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制度建立，發揮國家人權機構的功能，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如蒙大院通過提名，本人將全力推動以下工作：

(1)監察院必須超然、公正、效率行使職權，確實監督政府、伸張公平正義。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及監察法，監察院行使彈劾、糾舉、糾正及審計權。彈劾權是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所做的處置；糾舉權則同樣針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所先行的停職或其他急速處分；而糾正權則是針對行政機關行政作為的問題，促其注意並檢討改進；近日來部分人士將糾正案與弊案混為一談，這顯示監察院職權未被社會大眾普遍認識，徒增紛擾爭議。因此，未來監察院，一方面要加強社會溝通，讓審議的過程更公開透明，接受全民監督。另一方面，更要強化監察委員行使職權的獨立性、非黨派性和公正性，讓未來監察權的行使，更能受到社會的廣泛信賴。

(2)設置並完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相關制度，監察院將不再只是消極的舉錯糾正，更要積極地保障並促進人權。

從1948 年聯合國頒布世界人權宣言，至今人權已成為全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由國家設立保障人權的專責機構也已成為世界潮流。

201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大院院會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感謝大院的立法，讓台灣的國家人權機構終於獲得法定正式的組織地位，這不但是台灣落實「人權立國」的里程碑，也是監察院轉型的起點。

國家人權機構象徵著國家的「良心」，必需致力聽見最細微的呼救聲、為最脆弱的群體發聲，落實憲法對人民權利的維護，促進及保障人權，確保社會公平正義。

「國家人權委員會」是銜接台灣與國際人權規範的重要橋樑，使台灣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落實國際人權公約。未來，我們將依據巴黎原則的精神，以憲法或法律保障「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性，提供人權的諮詢、監測、受理申訴和教育，調查對人權的侵害及歧視，並建立指標監督政府施政是否符合人權標準。

「國家人權委員會」將整體性、系統性監督國內的人權狀況，其目的並非立即嚴懲被調查機構或人員，而是要發掘制度與結構上的困難，參照國際人權標準與所掌握的事實證據，提供立法、行政等政府部門保障人權的諮詢與建議。

「國家人權委員會」也將積極推動人權教育，提升、強化各級公務機關人員的人權意識及人權保護機制，協助公務機關找出具有侵害人權疑慮之處，並提供相關解決方案。

推動人權外交也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工作重點。過去由於威權統治以及遭受國際孤立，台灣長期與國際人權運動及組織脫節，未來「國家人權委員會」將積極與國際人權組織交流，並廣邀各國的國家人權機構來台訪問，讓台灣與國際人權無縫接軌。

此外，身為坐過六年半黑牢的政治受難者，我始終堅信轉型正義是台灣脫胎換骨很重要的歷史工程。歷史真相大白是公道的基礎，如果沒有歷史真相、就沒有真正的公平與和平，我們必須牢記受難者和家屬的傷痛，誠實面對曾經侵害人權的國家暴力，以及創傷的歷史真相，才能帶領台灣真正走過黑暗，走向真正自由民主的未來。

(3)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與定位。

作為監察院院長，首要為超出黨派，以公正中立之地位，捍衛監察委員行使彈劾、糾舉、糾正等職權，不受任何特權、外力、利益及個人利害關係的干涉。

本人已向民主進步黨申請註銷黨籍，退出所有政黨職務和活動，全心投入人權保障和促進的工作，依法行使監察院長職權。

其次，身兼監察院長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我有義務與監察委員、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一起凝聚共識，推動監察院改革轉型、並履行國家的人權責任及義務。

更重要的是，廢除監察院與考試院，是社會長期普遍存在的呼聲，我也認同這個主張。最近朝野各政黨已經逐漸形成廢考監的憲改共識，相信各位委員會在憲改工程啟動後，實現這個對人民的承諾。

我也會在修憲程序完成前，遵循大法官解釋，依憲法妥善行使監察院長的職權，提昇監察權的效能與公正性、保障人民救濟的權利，同時也積極配合憲改工程，承擔起制度轉換、銜接的重責大任。

我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之際，確保監察權能夠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監督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三、清白自持，始終如一

監察院為台灣最高監察機關，職司端正官箴、澄清吏治，因此監察院成員的個人操守、歷練、專業能力都必須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我從政以來坦蕩磊落，面對過無數嚴格檢驗，清白自持，始終如一。我在此必須強調，除了美麗島事件的六年黑牢，我一生從未被司法判刑，更從來不曾遭到彈劾。

二十多年來，我歷任國大代表、台北市社會局長、高雄市社會局長、勞委會主委、近十二年的高雄市長以及總統府秘書長等公職，我必須面對最嚴格的質疑、調查，接受最高標準的檢驗，我知道，心中有天堂的人，就不怕被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近年來「資訊戰」成為民主政治的嶄新挑戰，在媒體與網路充斥各種造謠抹黑與不實指控的訊息，造成社會嚴重撕裂、衝突對立、令台灣的民主自由蒙上陰影。而我個人也首當其衝，成為這種資訊戰的打擊標靶，例如前述將監察委員針對行政機關提出的糾正案混淆為弊案，甚至在網路的搜尋引擎上隨意輸入亂碼，竟會出現影射我涉及弊案的連結，實在令人震驚、遺憾，台灣民主發展至今，不該以濫用言論自由及侵害人權的方式製造對立鬥爭。

各位委員。在爭取自由民主、推動政治改革的路上，面對威權的壓迫，我不曾恐懼退讓；如今，面對鋪天蓋地的抹黑與攻訐，我也不會因此退縮。台灣的民主可以繼續向前，不只是因為許多人無懼威脅的前仆後繼，也是因為台灣人民對是非公道、對價值理念的堅持，相信各位委員都秉持相同的信念，一起為了台灣的民主自由、憲政與人權發展，時時刻刻警惕著這些今日若不維護，明天就可能會失去的珍貴價值，以合作化解對立，以溝通取代衝突，共同開創更美好的未來，期待台灣成為真正公平正義的國家。

四、不忘初心，用餘生守護人權

我從十九歲開始，投入黨外運動與人權工作，爭取民主自由、捍衛人權尊嚴，在這條路上不曾計較個人得失，因為這段過程已經給了我豐富且充滿意義的一生。

五十年來，我和許多人一起走過威權時代的黑暗，也共同創造並分享過台灣的榮耀，更一起見證了台灣民主轉型的奇蹟。然而，縱使台灣的民主自由，在眾人多年的努力下，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鞏固與深化，但我們不應停止追求更美好的社會、更有尊嚴的生活，因此，人權的保障與促進更顯得重要。

最後，在我逐漸淡出政治的人生階段，能有機會回到投入公共事務的初心，人權的領域，再為台灣盡一份心力，我感到十分榮幸，更令我確信，為人權奮鬥是我一生使命。我必盡全力不負所託，以我的初心，用我的餘生，守護台灣、維護人權，讓台灣成為一個不僅民主自由，更落實人權價值的國家。

願我們，同心協力，讓台灣更加美好公平、沒有恐懼、沒有壓迫，讓人民更有幸福尊嚴。謝謝各位。

今天非常遺憾，沒有機會在國會殿堂向大家說明，因此僅在臉書上向國人們報告。


自從接受總統的提名後，我一直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 #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後，確保監察權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會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這段時間來，我始終期盼能夠在國會殿堂上，與朝野黨團就監察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未來的工作規劃，乃至監察院的存廢，進行溝通討論，並且直接清楚地回應在野黨對我的種種質疑。


然而，我相信每一位國人都清楚看見，在野黨不僅不願意理性行使人事同意權，更不願意當面與我將他們所質疑的種種說清楚講明白——即使他們口口聲聲要我出來面對。


我對我的理念、我的清白，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無奈在野黨只有不停地片面抹黑指控，用非理性的手法阻止我走上備詢台向朝野立委及全體國人說明。


因此，我只能在此，將原先預計在立法院報告的全文，直接向全體國人同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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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同意權審查報告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首先，對大院為監察院院長及監察委員被提名人選召開審查會，行使憲法所賦予之同意權，本人表達由衷感謝。本人也深感榮幸能有機會對大院說明未來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善治與人權保障的工作，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一、出身農家，追求民主自由人權

本人是台灣農民的女兒，出身宜蘭三星，從19歲投入民主運動、從事人權工作，至今已經五十年，見證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艱辛歷程。我曾被軍事法庭以唯一死刑起訴，也坐過六年半的黑牢，在從事反對運動的過程中，不僅致力於救援政治犯，也積極協助許多處境艱難的家屬；在我走入政府體制後，弱勢優先、關懷弱勢更是制定各項政策時一貫堅持的信念。

捍衛人權是我一生所繫，50年來，我從未忘記。在美麗島事件後，我繼續從事人權工作，任職台灣人權促進會超過十年，在1988 年受德國維薩克總統邀請參加「世界人權宣言四十周年」活動，1993 年獲聯合國邀請參加世界人權會議，為台灣人權發聲。

1994年到2000年，我先後擔任國大代表、台北、高雄的社會局長，從街頭走入體制，因為長期為弱勢爭取權益，我深刻明白弱勢的聲音幽微細小，因此，我以促進並保護人權為目標，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

2000年我擔任勞委會主委。在將近六年的任期內，捍衛過去常被忽視的勞動人權，完成許多重要的法案及政策，包括性別工作平等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大量勞工解雇保護法等等重大保障勞工權益的法案，過去勞退舊制有百分之九十的勞工領不到退休金，使街頭抗爭不斷，我們建立了年資可攜的勞退新制，同時也修改勞保條例，確保勞工的勞保年資得以接續。這是台灣勞動人權的重大發展，保障並促進每一位勞工的權益。

2006年底我當選高雄市長，以近十二年的任期全力建設高雄成為安居樂業、多元文化、保障人權的幸福城市。我們成立高雄第一個人權委員會，更率全國之先，首創同性伴侶的戶政註記制度，核發「同性伴侶證」， 使每個多元個體都能在人權城市高雄得到尊重，真正落實「相愛是人權」。

過去兩年，我擔任總統府秘書長，依然關注人權的促進與深化，我協助促成婚姻平權法案通過，也參與政治檔案解密，讓許多塵封檔案一一揭露，令歷史的真相有機會露出曙光。


二、監察院的轉型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

本人今日以監察院長被提名人至大院向各位委員報告，是民主憲政、責任政治的體現。本人在接受蔡總統提名擔任院長職務後，深深感受到社會對於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高度期待與重視，更深刻了解社會對於監察院定位和功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去年12月10日《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三讀通過，標誌著監察院即將轉型、邁入嶄新的階段。接受總統託付，推動監察院轉型、建立國家人權機構的重責大任，我感到非常榮幸，更感到戰戰兢兢。未來的監察院，不僅要繼續發揮監察權救濟人民權利、監督政府施政的職責，更必須完成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制度建立，發揮國家人權機構的功能，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如蒙大院通過提名，本人將全力推動以下工作：

(1)監察院必須超然、公正、效率行使職權，確實監督政府、伸張公平正義。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及監察法，監察院行使彈劾、糾舉、糾正及審計權。彈劾權是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所做的處置；糾舉權則同樣針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所先行的停職或其他急速處分；而糾正權則是針對行政機關行政作為的問題，促其注意並檢討改進；近日來部分人士將糾正案與弊案混為一談，這顯示監察院職權未被社會大眾普遍認識，徒增紛擾爭議。因此，未來監察院，一方面要加強社會溝通，讓審議的過程更公開透明，接受全民監督。另一方面，更要強化監察委員行使職權的獨立性、非黨派性和公正性，讓未來監察權的行使，更能受到社會的廣泛信賴。

(2)設置並完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相關制度，監察院將不再只是消極的舉錯糾正，更要積極地保障並促進人權。

從1948 年聯合國頒布世界人權宣言，至今人權已成為全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由國家設立保障人權的專責機構也已成為世界潮流。

201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大院院會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感謝大院的立法，讓台灣的國家人權機構終於獲得法定正式的組織地位，這不但是台灣落實「人權立國」的里程碑，也是監察院轉型的起點。

國家人權機構象徵著國家的「良心」，必需致力聽見最細微的呼救聲、為最脆弱的群體發聲，落實憲法對人民權利的維護，促進及保障人權，確保社會公平正義。

「國家人權委員會」是銜接台灣與國際人權規範的重要橋樑，使台灣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落實國際人權公約。未來，我們將依據巴黎原則的精神，以憲法或法律保障「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性，提供人權的諮詢、監測、受理申訴和教育，調查對人權的侵害及歧視，並建立指標監督政府施政是否符合人權標準。

「國家人權委員會」將整體性、系統性監督國內的人權狀況，其目的並非立即嚴懲被調查機構或人員，而是要發掘制度與結構上的困難，參照國際人權標準與所掌握的事實證據，提供立法、行政等政府部門保障人權的諮詢與建議。

「國家人權委員會」也將積極推動人權教育，提升、強化各級公務機關人員的人權意識及人權保護機制，協助公務機關找出具有侵害人權疑慮之處，並提供相關解決方案。

推動人權外交也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工作重點。過去由於威權統治以及遭受國際孤立，台灣長期與國際人權運動及組織脫節，未來「國家人權委員會」將積極與國際人權組織交流，並廣邀各國的國家人權機構來台訪問，讓台灣與國際人權無縫接軌。

此外，身為坐過六年半黑牢的政治受難者，我始終堅信轉型正義是台灣脫胎換骨很重要的歷史工程。歷史真相大白是公道的基礎，如果沒有歷史真相、就沒有真正的公平與和平，我們必須牢記受難者和家屬的傷痛，誠實面對曾經侵害人權的國家暴力，以及創傷的歷史真相，才能帶領台灣真正走過黑暗，走向真正自由民主的未來。

(3)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與定位。

作為監察院院長，首要為超出黨派，以公正中立之地位，捍衛監察委員行使彈劾、糾舉、糾正等職權，不受任何特權、外力、利益及個人利害關係的干涉。

本人已向民主進步黨申請註銷黨籍，退出所有政黨職務和活動，全心投入人權保障和促進的工作，依法行使監察院長職權。

其次，身兼監察院長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我有義務與監察委員、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一起凝聚共識，推動監察院改革轉型、並履行國家的人權責任及義務。

更重要的是，廢除監察院與考試院，是社會長期普遍存在的呼聲，我也認同這個主張。最近朝野各政黨已經逐漸形成廢考監的憲改共識，相信各位委員會在憲改工程啟動後，實現這個對人民的承諾。

我也會在修憲程序完成前，遵循大法官解釋，依憲法妥善行使監察院長的職權，提昇監察權的效能與公正性、保障人民救濟的權利，同時也積極配合憲改工程，承擔起制度轉換、銜接的重責大任。

我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之際，確保監察權能夠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監督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三、清白自持，始終如一

監察院為台灣最高監察機關，職司端正官箴、澄清吏治，因此監察院成員的個人操守、歷練、專業能力都必須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我從政以來坦蕩磊落，面對過無數嚴格檢驗，清白自持，始終如一。我在此必須強調，除了美麗島事件的六年黑牢，我一生從未被司法判刑，更從來不曾遭到彈劾。

二十多年來，我歷任國大代表、台北市社會局長、高雄市社會局長、勞委會主委、近十二年的高雄市長以及總統府秘書長等公職，我必須面對最嚴格的質疑、調查，接受最高標準的檢驗，我知道，心中有天堂的人，就不怕被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近年來「資訊戰」成為民主政治的嶄新挑戰，在媒體與網路充斥各種造謠抹黑與不實指控的訊息，造成社會嚴重撕裂、衝突對立、令台灣的民主自由蒙上陰影。而我個人也首當其衝，成為這種資訊戰的打擊標靶，例如前述將監察委員針對行政機關提出的糾正案混淆為弊案，甚至在網路的搜尋引擎上隨意輸入亂碼，竟會出現影射我涉及弊案的連結，實在令人震驚、遺憾，台灣民主發展至今，不該以濫用言論自由及侵害人權的方式製造對立鬥爭。

各位委員。在爭取自由民主、推動政治改革的路上，面對威權的壓迫，我不曾恐懼退讓；如今，面對鋪天蓋地的抹黑與攻訐，我也不會因此退縮。台灣的民主可以繼續向前，不只是因為許多人無懼威脅的前仆後繼，也是因為台灣人民對是非公道、對價值理念的堅持，相信各位委員都秉持相同的信念，一起為了台灣的民主自由、憲政與人權發展，時時刻刻警惕著這些今日若不維護，明天就可能會失去的珍貴價值，以合作化解對立，以溝通取代衝突，共同開創更美好的未來，期待台灣成為真正公平正義的國家。


四、不忘初心，用餘生守護人權

我從十九歲開始，投入黨外運動與人權工作，爭取民主自由、捍衛人權尊嚴，在這條路上不曾計較個人得失，因為這段過程已經給了我豐富且充滿意義的一生。

五十年來，我和許多人一起走過威權時代的黑暗，也共同創造並分享過台灣的榮耀，更一起見證了台灣民主轉型的奇蹟。然而，縱使台灣的民主自由，在眾人多年的努力下，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鞏固與深化，但我們不應停止追求更美好的社會、更有尊嚴的生活，因此，人權的保障與促進更顯得重要。

最後，在我逐漸淡出政治的人生階段，能有機會回到投入公共事務的初心，人權的領域，再為台灣盡一份心力，我感到十分榮幸，更令我確信，為人權奮鬥是我一生使命。我必盡全力不負所託，以我的初心，用我的餘生，守護台灣、維護人權，讓台灣成為一個不僅民主自由，更落實人權價值的國家。

願我們，同心協力，讓台灣更加美好公平、沒有恐懼、沒有壓迫，讓人民更有幸福尊嚴。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