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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该书写的一篇推荐文。
《理解廖金华的两道钥匙》
丘光耀博士
廖公金华是我行动党政治上的启蒙“师父”,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尊称他为“契爷”,我亦是“华沙”廖家军的二徒弟,大师兄是黄永安。
我和永安都是在1987年“茅草行动”爆发,大马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那段日子,因满腔热血反对马哈迪政权而在火箭总部和廖公结缘的。
我那时在组织上还未参加行动党,但思想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火箭仔”,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设立漫画工作室,在出版了《族魂林连玉》后准备编绘《人民英雄林吉祥》的关系,通过陈泽坡而联系上廖公,免费拿到了行动党总部的所有出版品(以林吉祥的文告集最多)。我当年19岁,在下笔前,用三个月时间,通读了获赠的火箭书籍。
★茅草行动的黑暗时代
1989年的廖金华,是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和时任林吉祥政治秘书的黄永安,坐镇火箭总部的“中央宣传局”。他们靠频密的新闻文告、编辑《火箭报》文章、收发传真机文件,肩负起整个党日常的对外宣传工作。当年还关押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林吉祥,每每在关键时刻,靠暗中传送出来的便笺和口语,来给全党发出“重要指示”,这当然也是廖和黄执行工作任务的“手谕”。
在上世纪80年代杪,那是一个还没有发明手机、互联网、电邮、网页、脸书、微信和推特的“前数码”年代,那时所谓的“和平抗争”,可想而知,条件何其坎坷。
在马哈迪铁腕管制下的马来西亚,正正是“亚洲价值观”包装下的警察国,电视台全然由国阵(巫统)牢控,各语文报章也处于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之中,法官被开除,社运被钳制,异见份子被收监,民间舆论很难浮出水面,形成威慑性的浪潮。然国内经济矛盾和种族关系却越发尖锐,邻国的民主化浪潮又澎湃汹涌,大马犹如一个随时爆发的压力锅。
在斗争条件如此严苛的大环境下,廖公督导的《火箭报》能定期出版、发行和销售,正是行动党连接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唯一喉舌,也是廖公在黑暗时代中维系一道不灭烛光的艰辛使命。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年廖金华的工作,理解廖金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理解林吉祥在逆境中曾对他的信任(相对同一历史条件下脱党的李霖泰),理解廖金华和林吉祥长年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这就是综合理解廖金华晚年和林吉祥发生过节时(KOKS运动)那种悲苍和义愤之第一道钥匙。
★火箭的华沙和英沙
再则,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廖公在行动党的角色,就离不开分析华裔政治领袖在行动党斗争史中的分工脉络之第二道钥匙。
行动党作为一个标榜“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多元民族主义政党,自1966年3月18日建党以来,就云集了一批又一批既不认同巫统单元马来霸权主义,也不支持马共武装革命路线的抗争者。他们有英文教育源流的自由派(律师和医生)和社会民主派(工运份子),也有华文教育源流的社会主义思潮追随者。
英文教育源流领袖对捍卫宪政民主下的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比较执着,而华文教育源流领袖则对追求民族平等和争取少数族裔尊严不受践踏为主要奋斗目标。就此,我称之为行动党斗争的两大分工脉络,即“自由人权派”和“民族平等派”,其实两者严格而言并无矛盾,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政治认知和斗争情感上有所侧重而已。
新村和华校出身的廖金华,加上南洋大学的中文系背景和受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缘由,他显然,是属于“民族平等派”。所以在行动党内,廖公被看成是“华沙”大将,即同陈庆佳、陈国杰、戴新标、陈泽坡、欧阳丁清、刘德琦等人被归类为一个阵营(非派系)。
而另一阵营,则以受英文教育,用英语来思考的领袖,他们多是不谙中文的二毛子,对林连玉和董教总没有感情。他们以看英文版的《孙子兵法》来理解中国兵家智慧但又不屑和社阵毛共左派为伍。这些火箭高层精英(还包括不暗淡米尔语的印度领袖),以华裔专业人士为多,社会地位较高,对华人基层社会的认识和情感相对比较疏离,在政治议程上以捍卫宪政自由、世俗民主、抗拒封建皇权和神权主义为标杆。这些精英份子,党内俗称“英沙”。
坦白说,“英沙”是行动党历届中央领导层的主流,“华沙”则在基层党员和华社拥有广泛的支持力量。这个分野,其实李光耀早年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一直存在,只不过他们的分野,导致该党的大分裂,最终成为李光耀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和林清祥控制的社会主义阵线之间的对峙。
所幸民主行动党的“华沙”和“英沙”矛盾,没有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情况那样糟糕。根据我的党史研究,火箭半个世纪以来的多次党争,其实多以权力争夺为主,意识形态之别只有范俊登在1976年对林吉祥发出的挑战(林和范都属“英沙”)。至于其他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派系斗争,主要都是环绕在议席分配和个人ego所衍生的矛盾。
而林吉祥,作为行动党的最高统帅,一直都在“英沙”和“华沙”之间维持平衡。林在捍卫“自由人权”和争取“民族平等”两大主旋律的处理中不仅游刃有余,他还有一个更突出的表现,能让两大阵营诚服,那就是他敢于在议会内外揭发贪污丑闻,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因为财经弊案直击敌营的心脏(在朋党资本主义横行的大马尤其严重),会遭到敌营滥用国家机器的强力打击。继林吉祥之后的林冠英,要坐第一把交椅,就难逃牢狱之灾和种种串莫须有的司法迫害。
★执政后的保守趋势
在晚近10年,托政治海啸之福,行动党告别了“万年反对党”的宿命。在开始践行半个世纪的建党理念、取得渐进改良的成绩之余,也造就了不少的机会主义苗头,如未经考验就能轻易当上议员,为了拓展组织和强化派系势力而广招党员又不加培训,再加上为了急于要转型成为所谓的“全民党”,不惜向保守的政治舆论妥协,尤其不愿再旗帜鲜明地捍卫世俗价值(因为伊斯兰鼓吹政教合一),不愿再坚定地追求民族平等(因为不要被视为挑战“马来特权”),不愿再如卡巴星那样敢于按《联邦宪法》精神挑战封建力量(避免被政敌扭曲为行动党反皇室),不愿在环保议题上站稳立场(关闭莱纳斯稀土厂被认为是违反马哈迪的亲商和亲日政策),甚至在处理“爪夷文风波”上也一再进退失据,这,看在“民族平等派”元老廖金华眼里,行动党509后的表现,为了执政的“大局”,42席的大党,給马哈迪过多的荣誉,给自己党过多的耻辱。一句话,行动党在参加希望联盟执政的22个月,对马哈迪没有发挥“是其是,非其非”的功能,2020年3月不幸倒台,未来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和评论?难道只批判后门政客夺权,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吗?
历史学的功能,就是纠正“社会的集体失忆症”。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家庭记忆、宗族记忆、学校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他的脑海中没有前人的任何印记和坐标,不晓得自己从那里来,为何站在此,将到那里去,那么这个人,等同于患上“老人失忆症”,在喧闹的城市中迷失方向,回不了家,也不懂今晚在那里露宿。
一个民族,也可能如同上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被同化、被流散、被清洗,不幸断了文化的根,或者被其他民族、统治集团、外部势力强行灌输错误的、扭曲的、虚假的历史印记,那么这个民族,就等同患了“社会的集体失忆症”,那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
这种通过抹杀他人的记忆,改变他人的记忆,重新塑造他人的记忆之手法,在任何权力机构,为了统治之便,都可能发生。
故此,历史学者要知道前人和记载过去,就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今天,让后人更好地走向未来。
而治党史,就是为了要认识、尊重和记载前人的斗争,他们因追求一个“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建国目标而前仆后继,并为此而付出了青春和血泪代价。换言之,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50年的“逆境斗争”,就没有308到509的相对“顺境建设”。
有鉴于此,我们要从前人的斗争历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炼出斗争的核心要义,什么价值需要坚持,什么手段可以扬弃,这都需要一个开阔的胸襟,多元的视角,超越主流派系对党史的诠释,才能丰富和补充“林吉祥史观”的内涵,避免任何人为了短期执政的考虑,而遮蔽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志士仁人对行动党的付出和贡献。
我希望廖公的这本回忆文集,能协助年轻的党员和领袖“认识你的党”和“认识你自己”。我提出的两道钥匙,可以作为你阅读时的参考,希望行动党人在当前的乱世中,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金在俊黑暗荣耀 在 Hew Kuan Yau 丘光耀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理解廖金华的两道钥匙
/丘光耀博士
廖公金华是我在民主行动党政治上的启蒙“师父”,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尊称他为“契爷”,我亦是“华沙”廖家军的二徒弟,大师兄是黄永安。
我和永安都是在1987年“茅草行动”爆发,马来西亚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那段日子,因满腔热血反对马哈迪政权,而在火箭总部和廖公结缘的。
我那时在组织上还未参加行动党,但思想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火箭仔”,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设立漫画工作室,在出版了《族魂林连玉》后准备编绘《人民英雄林吉祥》的关系,通过陈泽坡而联系上廖公,免费拿到了行动党总部的所有出版品(以林吉祥的文告集最多)。我当年十九岁,在下笔前,用三个月时间,通读了获赠的火箭书籍。
★前“数码时代”的文宣
1989年的廖金华,是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和时任林吉祥政治秘书黄永安,坐镇火箭总部的“中央宣传局”。他们靠频密的新闻文告、编辑《火箭报》文章、收发传真机文件,肩负起整个党日常的对外宣传工作。当年还被关押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林吉祥,每每在关键时刻,靠暗中传送出来的便笺和口语,来给全党发出“重要指示”,这当然也是廖和黄执行工作任务的“手谕”。
在上世纪80年代杪,那是一个还没有发明手机、互联网、电邮、网页、脸书、微信和推特的“前数码”年代,那时所谓的“和平抗争”,可想而知,条件何其坎坷。
在马哈迪铁腕管制下的马来西亚,正正是“亚洲价值观”包装下的警察国,电视台全然由国阵(巫统)牢控,各语文报章也处于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之中,法官被开除、社运被钳制、异见份子被收监;民间舆论很难浮出水面,以形成威慑性的浪潮。然国内经济矛盾和种族关系却越发尖锐,邻国的民主化浪潮又澎湃汹涌,马来西亚犹如一个随时爆发的压力锅。
在斗争条件如此严苛的大环境下,廖公督导的《火箭报》能定期出版、发行和销售,正是行动党连接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唯一喉舌,也是廖公在黑暗时代中维系一道不灭烛光的艰辛使命。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从这个角度来解当年廖金华的工作,理解廖金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理解林吉祥在逆境中曾对他的信任(相对同一历史条件下脱党的李霖泰),理解廖金华和林吉祥长年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这就是综合理解廖金华晚年和林吉祥发生过节时(KOKS运动)那种悲苍和义愤之第一道钥匙。
★“华沙”和“英沙”阵营
再则,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廖公在行动党的角色,就离不开分析华裔政治领袖在行动党斗争史中的分工脉络之第二道钥匙。
行动党作为一个标榜“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多元民族主义政党,自1966年3月18日建党以来,就云集了一批又一批既不认同巫统单元马来霸权主义,也不支持马共武装革命路线的抗争者。他们有英文教育源流的自由派(律师和医生)和社会民主派(工运份子),也有华文教育源流的社会主义思潮追随者。
英文教育源流领袖对捍卫宪政民主下的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比较执着,而华文教育源流领袖则以追求民族平等和争取少数族裔尊严不受践踏为主要奋斗目标。就此,我称之为行动党斗争的两大分工脉络,即“自由人权派”和“民族平等派”,其实两者严格而言并无矛盾,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政治认知和斗争情感上各有侧重而已。
由此,新村和华校出身的廖金华,加上南洋大学的中文系背景和受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缘由,他显然,是属于“民族平等派”。所以在行动党内,廖公被看成是“华沙”大将,即同陈庆佳、陈国杰、戴新标、陈泽坡、欧阳丁清、刘德琦等人被归类为一个阵营(非派系)。
而另一阵营,则以受英文教育,用英语来思考的领袖,他们多是不谙中文的“二毛子”,对林连玉和董教总没有感情。他们以看英文版的《孙子兵法》来理解中国兵家智慧,但又不屑和社阵毛共左派为伍。这些火箭高层精英(还包括不暗淡米尔文的印度领袖),以华裔专业人士为多,社会地位较高,对华人基层社会的认识和情感相对比较疏离,在政治议程上以捍卫宪政自由、世俗民主、抗拒封建皇权和神权主义为标杆。这些精英份子,党内俗称“英沙”。
坦白说,“英沙”是行动党历届中央领导层的主流,“华沙”则在基层党员和华社拥有广泛的支持力量。这个分野,其实在李光耀早年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一直存在,只不过他们的分野,导致该党的大分裂,最终成为李光耀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和林清祥控制的社会主义阵线之间的对峙。
所幸民主行动党的“华沙”和“英沙”矛盾,没有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情况那样糟糕。根据我的党史研究,火箭半个世纪以来的多次党争,其实多以权力争夺为主,意识形态之别只有范俊登在1976年对林吉祥发出的挑战(林和范都属“英沙”)。至于其他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派系斗争,主要都是环绕在议席分配和个人“ego”所衍生的矛盾。
而林吉祥作为行动党的最高统帅,一直都在“英沙”和“华沙”之间维持平衡。林氏在捍卫“自由人权”和争取“民族平等”两大主旋律的处理中不仅游刃有余,他还有一个更突出的表现,能让两大阵营诚服,那就是林吉祥敢于在议会内外揭发贪污丑闻。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因为财经弊案直击敌营的心脏(在朋党资本主义横行的马来西亚尤其严重),会遭到敌营滥用国家机器的强力打击。继林吉祥之后的林冠英,要坐第一把交椅,就难逃牢狱之灾和种种串莫须有的司法迫害。
★“华沙”元老的愤慨
在晚近十年,托政治海啸之福,行动党告别了“万年反对党”的宿命。在开始践行半个世纪的建党理念、取得渐进改良的成绩之余,也造就了不少的机会主义苗头,如:未经考验就能轻易当上议员,为了拓展组织和强化派系势力而广招党员又不加培训;再加上为了急于要转型成为所谓的“全民党”,不惜向保守的政治舆论妥协,尤其不愿再旗帜鲜明地捍卫世俗价值(因为伊斯兰鼓吹政教合一)、不愿再坚定地追求民族平等(因为不要被视为挑战“马来特权”)、不愿再如卡巴星那样敢于按《联邦宪法》精神挑战封建力量(避免被政敌扭曲为行动党反皇室)、不愿在环保议题上站稳立场(关闭莱纳斯稀土厂被认为是违反马哈迪的亲商和亲日政策),甚至在处理“爪夷文风波”上也一再进退失据!这,看在“民族平等派”元老廖金华眼里,行动党在509后的表现,为了执政的“大局”,一个四十二席的大党,給马哈迪过多的荣誉,给自己党过多的耻辱。一句话,行动党在参加希望联盟执政的廿二个月,对马哈迪没有发挥“是其是,非其非”的功能,2020年3月不幸倒台,未来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和评论?难道只批判后门政客夺权,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吗?
历史学的功能,就是纠正“社会的集体失忆症”。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家庭记忆、宗族记忆、学校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他的脑海中没有前人的任何印记和坐标,不晓得自己从那里来,为何站在此,将到那里去,那么这个人,等同于患上“老人失忆症”,在喧闹的城市中迷失方向,回不了家,也不懂今晚在那里露宿。
一个民族,也可能如同上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被同化、被流散、被清洗,不幸断了文化的根,或者被其他民族、统治集团、外部势力强行灌输错误的、扭曲的、虚假的历史印记,那么这个民族,就等同患了“社会的集体失忆症”,那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
这种通过抹杀他人的记忆,改变他人的记忆,重新塑造他人的记忆之手法,在任何权力机构,为了统治之便,都可能发生。
故此,历史学者要知道前人和记载过去,就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今天,让后人更好地走向未来。
而治党史,就是为了要认识、尊重和记载前人的斗争,他们因追求一个“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建国目标而前仆后继,并为此而付出了青春和血泪代价。换言之,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五十年的“逆境斗争”,就没有308到509的相对“顺境建设”。
有鉴于此,我们要从前人的斗争历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炼出斗争的核心要义,什么价值需要坚持,什么手段可以扬弃,这都需要一个开阔的胸襟,多元的视角,超越主流派系对党史的诠释,才能丰富“林吉祥史观”的内涵,避免任何人为了短期执政的考虑,而遮蔽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志士仁人曾对行动党的付出和贡献。
我希望廖公的这本回忆文集,能协助年轻的党员和领袖“认识你的党”和“认识你自己”。我提出的两道钥匙,可以作为你阅读时的参考,希望行动党人在当前的乱世中,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廖金华的回忆录《政海浮沉卅载》即将出版,全书384页,届时欢迎大家邮购支持。
金在俊黑暗荣耀 在 記者陳曉蕾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天安門母親今天發出的公開信, 123位聯署, 32位已故者遺願
天安门母亲: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
——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各位人大代表、各位政协委员:
当年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至今已进入第二十四个年头,昨日统领着中国的三代领导人至今也已由第四代领导人习近平先生出任。再过几天,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即将换届,选出新的国家主席,新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政协主席。
但是,二十三年来令世人瞩目、年年都会提上台面的八九“六四”问题,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被一届又一届领导人牢牢地压着,拒不作出公开的交代。
今天,新的一代领导人上任了,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一致要求他们能弥补以往领导人的错失,果敢地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处理。
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
在两代会将要召开之际,我们敦请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来关注、讨论这件事情,把推进“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作为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去年12月,习近平先生在深圳、广州视察时的讲话中,谈到“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由此丢失了苏联的军队和专政工具,最后戈尔巴契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的一个党,“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出来抗争”。
他在这个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的“六四”,但“六四”问题却呼之欲出。一次是中国的“六四”,一次是苏联的“八·一九”。两次重大历史事件,相隔不过两年,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中国的“六四”镇压究竟是经验?还是教训?他们不会不想到,而我们这些“六四”惨案的受害者,更不会不想到。事实上,当年苏联、东欧巨变即是引“六四”屠杀为戒,一个靠机抢、坦克维护的政权是不能持久的。
那么,当年中国的男儿在哪里呢?他们决不是调集军队实行血腥镇压的邓小平、李鹏,而恰恰是因为反对调集军队镇压而被邓小平、李鹏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禁锢了足足十五年,不屈服、不检讨,然后默默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赵紫阳;是当年在“六四”屠杀现场的死人堆里一次又一次地抢救伤员最后被子弹击中颈部死去的北医应届毕业生王卫萍;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伤员用门板抬进医院最后自己却被别人抬进医院停止了呼吸的北京工人刘凤根;是为了救护同伴双腿被坦克碾掉后苦苦挣扎求生存最后被迫去国的北京体院应届毕业生方政……他们才是中国的好男儿。在“六四”惨案中,他们可歌可泣,视死如归,又何止于这区区少数几个人呢! 这群中华儿女有自信,不自馁,曾经前仆后继地抗争过,不过总是被摧折,被抹杀,最终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
在以往的半个多世纪里,有多少优秀的青年、壮年、男人和女人默默地倒卧在血泊中,告别了生他们、养他们的这片土地。这一场场、一幕幕的死亡、血污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不消退的阴影,中共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难道总要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吗!
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总有那么一些过于自负的当政者,他们始终相信:有枪、有炮、有坦克就垮不了;他们始终相信:有权、有势、有钱就倒不了;他们始终不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他们也始终不相信:气数(统治的合法性)尽,一切皆干净。
“六四”至今已经快二十四个年头了,人们痛定思痛,沉下心来,思绪变得深邃、理性。时至今日,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推行政治改革;但这决非坚持一党专制下的改革,否则就会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要改革,首先必须解决“六四”问题,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回想起当年持续了五十天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广场上喊出了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倒,反腐败”。今日,这两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膨胀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要实行政治改革,必然要沿着当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方向,紧紧抓住并解决这两个时代的主题。除此以外,中国无路可走!
“六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海内外各个政治派别、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取决于朝野之间各种政治诉求达成最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目前尚不存在。这就需要依靠民间和官方的对话、谈判。对话、谈判的成与败,一如人心之所向,民意之所归。
我们作为“六四”受害者群体,作为天安门母亲,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还有下一代。我们的要求仍然是这样三条: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做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以上这三条要求概括起来就是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我们还曾多次申明:关于“六四”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不能按任何党派、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由政府单方面采取“平反昭雪”的做法。我们意识到,属于我们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包括死去亲人的权利和尊严,应该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和维护,不能靠他人的施舍。为此,我们提请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通过相关的决议,以求“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这个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我们认为,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在此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我们再一次提出“六四”问题,再一次重申我们的主张和诉求。我们相信,形势比人强,请代表、委员们明鉴!三思再三思!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郝义传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 陆燕京 李浩泉 孙珊萍林武云 奚永顺(共 123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共32人)
2013.2.28
http://www.peacehall.com/…/gb/ch…/2013/02/201302280024.shtml
http://www.64wiki.com/info/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