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金本位制度優點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譚新強：加密貨幣對實體世界的挑戰
文章日期：2021年5月7日

【明報專訊】上周末巴郡在洛杉磯舉辦虛擬股東大會，雖然巴菲特已年屆九十，老拍檔芒格更已九十有七，但全球投資者仍非常留意他們兩老對任何投資的評價和意見。巴郡今年表現亦非常好，升了超過22%，遠遠跑贏大市，實在寶刀未老！

有人問到他們對Bitcoin的看法。巴菲特始終較聰明和圓滑，笑說早料到必有人問，但要跟政客學習避免回答吃力不討好的敏感問題，結果真的不答，把燙手芋拋給性情較直的芒格。芒格直說熟悉他性格的人就知道對他提起Bitcoin，猶如鬥牛勇士對公牛耍弄紅布，公牛必氣沖沖衝過去。他率直地說他極度憎恨Bitcoin的成功，更不歡迎一種對綁匪和勒索犯有用的貨幣。他亦不喜歡送數十億美元給那些隨便在空氣中發明這些金融產品的人，覺得整個發展令人惡心，更認為對人類文明的利益相反！

老人家語重心長，並有一定道理，但現今Bitcoin和其他加密貨幣紅到發紫，所以網民的反應非常負面，大部分人都認為巴菲特及芒格兩人的一套投資理論已過時，完全不明白加密貨幣的價值。著名對冲基金經理Dan Loeb說，巴菲特及芒格經常提出只應投資熟悉的東西，缺乏長期學習精神，變成故步自封，所以錯失很多好的投資機會。他更指出，如聽了芒格意見而在過去一年做空了Bitcoin，已必全軍覆沒。

巴郡從不派息 與黃金加密幣無異
我理解芒格的憤怒，因為Bitcoin不受監管，所以相信不少罪犯用來作交易。更重要的是，Bitcoin崛起的目的，正是要顛覆原來的金融秩序，而巴菲特和芒格，當然就是原來秩序的最重要守護者之一。我認為較諷刺的是芒格批評Bitcoin，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必定是認為它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好聽的可稱之為「數碼黃金」，同樣沒無現金流，但黃金至少是金光閃閃，摸得到的實物，Bitcoin則完全虛無縹緲。但回頭想，巴菲特收購了巴郡超過50年，自此從未派過息，解釋是他投資能力比小股東強，亦避免股息的雙重稅務，有一定道理。若從DCF金融分析角度來看，怎樣計算一件永不派息的資產，跟黃金甚至是Bitcoin又有甚麼區別？

記憶中，曾有投資者問過巴菲特：「巴郡永不派息，如何識別巴郡與一個龐氏騙局？」巴菲特頓了一下然後回答：「真的不容易，主要分別只是對他個人品格的信心吧！」說到底，Bitcoin亦一樣，也是只有一個信字。

加密幣市值達2萬億美元 不可忽視
明顯愈來愈多人信Bitcoin，不止只是年輕人，情况已開始「機構化」，更已洐生出不少ETFs和其他相關投資工具。今年Bitcoin已升了超過90%，市值超越了1萬億美元，按某些人計算，已成為全球第五大貨幣。當然加密貨幣何止一隻，第二位的以太幣（Ethereum）今年升了更多的3倍；狗狗幣（Dogecoin）靠Tesla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一句戲言，更升了誇張的130倍！加密貨幣總市值已達2萬億美元，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資產類別。

Bitcoin已開始被公認為有一定儲存價值的用途，即已通過貨幣的其中一個定義，但交易實在麻煩，亦缺乏其他「增值服務」（value added services），所以不少人認為以太幣的發展空間更大，正因為它包含所謂「智能合同」（smart contract），可以利用它來發展出很多新的功能和產物，包括數年前的ICO，近月火紅的NFT藝術品，以及最新的DeFi Apps，各種去中心化的金融服務，包括存款、貸款和匯款等等。

虛擬世界漸成生態圈 觸動央行神經
現今虛擬世界的發展很厲害，我真的有朋友買了一些電腦遊戲內的「地產項目」，竟然認為有投資或最少炒賣價值。早前更有一間NFT火星屋的拍賣，以288個以太幣成交，當時折算約50萬美元，現在已升值一倍！虛擬世界已逐漸形成自己的生態圈，感覺有點似Farmville之類遊戲，現在更豐富化，加上一個經濟和金融系統。

如虛擬世界和實體世界保持距離，河水不犯井水，仍較簡單，但當虛擬世界開始滲透進入實體世界，情况變得複雜，尤其觸動各大國政府和央行神經線，必須馬上作出反應。早前有間在美國邁亞密（Miami）的豪宅，以455個Bitcoin成交（當然亦已升值），除相關印花和佣金外，相信買家亦需先付出因Bitcoin上升的高昂資產增值稅，因為美國政府不承認Bitcoin是一種貨幣，只把它當為一種資產，所以就需要打現在的20%增值稅（總統拜登建議增至近40%）。

不止如此，早前更有傳聞財長耶倫有計劃新增一項高達80%，針對加密貨幣的增值稅。中國更早已禁止所有境內的加密貨幣交易，但仍無法阻止超過一半的Bitcoin和以太幣挖礦活動仍在中國進行，而其中約一半在新疆，亦因此早前有些外國人呼籲杯葛從新疆挖出來的「Blood Bitcoin」。此舉不止荒謬，如能做到，豈不是證明Bitcoin並非完全保密，最少能知道每個幣的來源地。

各國監管封殺虛擬貨幣
當虛擬貨幣挑戰實體世界中，各國對操控貨幣和金融系統的專利權時，必有反應，由調查到監管，甚至封殺都有可能。最初在中國成立的Binance公司是個好例子，開始時做挖礦，後來成為交易所，現在更發行自己的加密貨幣，更開始提供一些與股票掛鈎的交易服務，因此導致德國和英國監管機構進行調查，而公司總部已全球搬遷多次，由中國內地搬至日本，然後台灣，再之後去了馬爾他，後來又去了百慕達。一聽就知不妥，情况有如一些非法賭博、色情或盜版視頻網站。

發行貨幣是每個國家的基本獨家權利，貨幣政策更是重要的調控手段。尤其對擁有美元「exorbitant privilege」（高昂專權）的美國而言，不論挑戰者是中國人民幣，還是Bitcoin，都絕不會輕易拱手相讓給任何人。但不少國家為免被新文化淘汰，亦明白新技術確有一些優點，所以爭相研究發行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主權數碼貨幣），其中領先表表者之一當然就是中國的「數字人民幣」（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EP）。

Bitcoin的誕生可說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對各國政府和尤其是美國聯儲局推出QE印鈔政策的一種反抗。不少歷史學家認為羅馬帝國的沒落，其中一個主因就是濫發貨幣，連金幣的含金量都逐漸下降，直至國民失去信心，導致超級通脹，交易回歸到以物易物制度。但過去十多年，QE並未帶來超級消費品通脹，只有帶來資產通脹，後果稍有不同，老百姓幸而未有受到百物騰貴而捱餓，但貧富懸殊差距不停拉闊，導致社會矛盾加深，世界各地出現大小規模動亂。

QE亂象 Bitcoin判對症惟下錯藥
所以可說Bitcoin是判對了症，但下錯了藥，因為無論改用Bitcoin為儲備貨幣，或回歸到黃金本位，都是不切實際，缺乏適應經濟增長經常變速的彈性，更極可能出現嚴重通縮問題，比通脹更棘手。

以太幣的生態圈比Bitcoin豐富得多，但發展仍未成熟。感覺上「智能合同」有機會可被用作一種高科技的「以物易物」的平台，有沒有可能成為未來超越資本和社會主義之爭的一種嶄新經濟制度的雛形呢？ 我沒有答案，大家只可以拭目以待。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20329282302&issue=20210507

#八百回合經濟談
〔#鈔票能說印就印嗎？#匯率制度大解析〕

各位壯士都領到振興券了嗎？近期各國的振興措施依舊吵得沸沸揚揚。究竟如何在疫情較為趨緩的情況下協助經濟復甦，便是政府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了。

而到底是消費券好、還是發現金好，仍然沒有一個定論。許多人都想要政府印鈔發鈔，但是，鈔票能說印就印嗎？今天政經八百就帶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


▌ 首先要來談談，中央銀行在幹嘛？

中央銀行簡單來說，就是「銀行的銀行」。

根據我國的中央銀行法規定，央行的經營目標之一，為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

也就是說，央行可以運用手中的工具「印鈔票」（調整貨幣供給）、「調利率」（設定銀行向央行借款的利率），進而對內穩定物價、對外穩定幣值。 


▌ 匯率制度大解析

貨幣的起源估計追溯到中國宋朝時所出現的「交子」，各國貨幣的演變歷史都不太一樣。

一路走到現在二十一世紀了，貿易的興起產生了對他國貨幣的需求，發展出了以下兩種最極端的匯率制度。


▌ 浮動匯率制

匯率就像雲霄飛車一樣不受央行控制，由市場的貨幣供給與需求決定，例如美國、日本、英國。

⭕️ 優點：因為匯率按照市場供需決定，在市場過於混亂的時候會有自動穩定的效果，並允許央行採取獨立的貨幣政策，以減少實質經濟衝擊所帶來的影響。

❌ 壞處：匯率波動風險較大、影響跨國企業的獲利與生產的決策。


▌ 固定匯率制

匯率就像漂漂河一樣幾乎不起伏，由央行管制或干預外匯市場，使匯率維持固定。

⭕️ 優點：減少未知的匯率波動風險、國際間價格較穩定。

❌ 壞處：央行缺乏貨幣自主權、因為人性而濫印鈔票容易引發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變成匯率政策的附屬品


當然，除了以上兩種匯率制度外，還有許多國家採用的是在兩者之間模糊地帶的匯率制度，例如管理浮動匯率制、目標區匯率制等等，之後如果有機會會再向壯士們一一介紹！


▌ 匯率制度抉擇的三難

一國要採用放任式的浮動匯率制，或是選擇「住海邊管到底」的固定匯率制，說到底都在思考要如何達成以下三種條件：

📌 穩定的匯率：可以降低許多匯率風險，做決策也比較容易。

📌 獨立的貨幣政策：央行可以獨立控制貨幣供給及利率，藉以控制通貨膨脹及穩定國內經濟。

📌 資本自由流通：若資本能自由流通，則可以增加國內對外投資的多樣性、同時吸引國外投資。

然而，有趣的是，以上三者是無法兼得的！




例如美國，選擇了獨立的貨幣政策及資本自由流通，便沒辦法使匯率穩定。

中國，選擇了穩定的匯率及獨立的貨幣政策，便無法達成資本自由流通，必須進行資本管制。

而如 #驚濤駭浪時的避風港 提到的金本位制度，就擁有穩定的匯率及自由流通的資本，自然而然就得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囉！


▌ 結語

總而言之，各種匯率制度都有利有弊。

中央銀行會在匯率制度底下決定何時印鈔票、印多少鈔票，央行越不受執政政府干預、越獨立進行判斷，該國的貨幣也會越有信用，貨幣也會越有價值呦！

今天政經八百介紹了中央銀行的職責、簡單的匯率制度，以及匯率制度的三難，各位壯士們有沒有都學起來呢？

接下來有機會的話，會向大家介紹更細節的匯率制度還有傳說中「香港的貨幣局」，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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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憲改？憲法如何影響我？講授於李登輝基金會主辦「憲改青獅營」，淡水，台灣綜合研究院，2017/3/11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及發展學系教授

憲政改造的正當性及必要性
不管是從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還是民主化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所面對的課題有三，也就是國家肇建（state-making）、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國家肇建涉及如何確立國家主權的獨立，民族塑造關心如何凝聚住民的民族認同，而國家打造所進行的是政治制度的擘建。一般而言，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包含憲政體制、政黨體系、以及選舉制度；除了說政黨體系大致會反映社會結構以外，憲政體制、以及選舉制度是比較可以直接透過社會工程的方式來建構。
『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戰後移入台灣所帶來的，並非台灣人自己加以選擇的。在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先後進行六次憲改，重點在如何從事民主轉型特別是國會的全面改選（1991）、以及總統直接選舉（1992），真正牽涉到中央政府體制調整的部份，是將憲法文本中的內閣制特色逐一割除，包括取消閣揆（行政院長）對於總統人事令的副署權（1994）、以及廢除立法院對於閣揆的人事同意權（1997）。民進黨執政後所主導的第七次憲改（2005），重點在國會減半（由225席減為113席）、區域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廢除國大、以及公投復決（憲法修正案、及領土變更案）。不過，由於目前的「九七修憲體制」仍有尚未割除的盲腸，也就是沒有民意基礎、由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必須「對立法院負責」，造成民選的總統不能享有充分的權力、卻必須負所有的政治責任，有違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權責相當／課責」的精神。
有關於台灣制定新憲法，大致可以從其正當性、以及必要性（可欲性）兩個層面來看。就正當性而言，『中華民國憲法』是戰後前來的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硬塞給台灣人的，因此，不管實質內涵是否適合當前台灣民主體制運作，總是不符Westphalia 條約（1648）以來的普世價值，國家主權屬於老百姓、必須經過「人民同意」，也就是「人民主權／主權在民」，是將人民由君王的臣民提昇為國家的公民，用來掙脫決對王朝加在百姓身上的枷鎖，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先聲。
不過，人民主權雖然也有對外宣示的作用，也就是主權國家平等的意思，出發點是挑戰君主王朝對於國家主權的所有權。一直要等到「民族自決權」的理念在19世紀出現，也就是所有民族都有權利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安排，以擺脫外族的殖民、統治、或是支配。在過去，移植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無法回去祖國的失根政權；現在，雖然經過前總統李登輝的本土化、以及意欲將中華民國體制馴化的民進黨的陳水扁政府，畢竟還是借殼上市，而制定台灣新憲法就是台灣人向世人展現行使自決權決心的最便捷的指標。
再來，就新憲的必要性而言，如果我們要將人民主權、以及民族自決權具體實現，必須透過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構，將憲法作為台灣所有住民團結的象徵，也就是以憲法來凝聚我們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此時，制憲必須超越對外宣示的階段，還必須兼顧對內多元族群的整合，因此，要同時考量制憲的程序、以及內容能否被大家接受。如此以來，除了傳統的「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原則以外，也就是以憲法來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被國家／政府壓制，還必須強調「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精神如何具體反映在憲法裡頭，也就是承認彼此在認同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揭櫫「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也就是在制定新憲的過程，作為公民的每一個人，應該有義務參與新憲法的制定，如此進行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才能避免民主淪為投票主義、或是讓少數族群擔憂多數暴力。真正能把上述制定新憲的正當性（人民主權、民族自決權）、以及必要性（憲政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共和主義）結合的（圖1），就是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住民是否想要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之下？台灣新憲將是回答這個問題的試金石。

憲政體制的分類
憲政體制主要分為中央政府體制、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定位，也就是聯邦制、以及單一制的分野，而中央政府體制又可以分為總統制、內閣制、以及所謂的雙首長制三大類別；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憲政體制，就是政治人物所謂的中央政府體制。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最大差別，在於行政權與立法權之間究竟是分、還是合。
在總統制之下（圖2），選民有兩張選票，分別選出總統、以及國會議員；總統、以及國會議員有固定的任期，總統不能解散國會，而國會即使再怎麼不滿意總統，也不能進行倒閣，因為，總統是直接對選民負責、而非對國會負責；為了確保彼此的人員分離，國會議員不能擔任部會首長，除非先辭去議員身分。為了要讓避免權力集中，總統除了擁有行政權，也有一些立法權（否決權）、以及司法權（提名權），同樣地，國會除了擁有立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同意權、罷免權）、以及司法權（同意權），最高法院除了擁有司法權，也有一些行政權（彈劾權）、以及立法權（違憲審查權）；總之，除了說是要維持司法部門的獨立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透過彼此之間的相互牽制，以便達到相互平衡的目的。

在內閣制之下（圖3），選民只有一張票來選國會議員，再由國會議員推舉總理／首相；經過虛尊的國家元首（君王、或是總統）任命之後，最為最高行政首長的總理銜命組閣。此時，總理以兩種方式對國會負責：就形式上而言，總理所領導的政黨必須在國會獲得過半以上的席次，要不然，就必須籌組聯合內閣；就程序上而言，如果國會對於政府不滿意，可以發動不信任案，要求總理下台；不過，總理也可以訴之民意，動手解散桀傲不馴的國會，要求重新舉行國會議員改選。由於是權力合一，國會的主導權在於執政黨所操控的內閣，在野黨只能祈求下回大選增加席次；為了要確保行政權與立法權合一，部會首長必須先具備有國會議員的身分，否則，必須透過補選取得。
在雙首長制之下（圖4），選民有兩張票，除了可以選舉國會議員，另一方面，又可以選舉總統；比較特別的是總理的產生方式，除了說是由國會議員推舉，還必須由總統來任命。雙首長制在學術上稱為「半總統制」，意思是說比較傾向於總統制；端賴各國的憲政傳統、以及總統所署的政黨在國會席次，雙首長制的總統在運作上可能是具有強勢的支配性（法、俄）、必須與總理分享權力（芬、葡）、或是淪為弱勢的虛尊元首（奧、愛）（圖5）。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總統制與內閣制有「雙元正當性」、以及「單元正當性」的差別，不過，兩者至少還有一個共同點，也就是「單一行政權」；然而，在雙首長制之下，在制度設計的精神上就有「雙元行政」的本質，也就是說，政黨體系、以及政黨組織會影響行政權的分配。以目前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憲政體制來看（圖5），首先，總統權力的多寡端賴執政黨是否能掌有國會的優勢，如果是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到目前為止的做法，是由總統任命國會最大黨的黨魁為總理，也就是所為的「左右共治」，也有人稱之為「自動換軌制」。即使執政黨是國會最大的黨、卻沒有取得過半席次，此時，總統必須找自己的人馬組聯合內閣：如果執政聯盟的夥伴勢均力敵，也就是所謂的「對稱結盟」，總統對於內閣中的友黨比較能言聽計從；相對地，如果聯合內閣的小老弟只有少許席次，也就是「不對稱結盟」，總統比較膽敢強勢主導。即使總統能因為衣尾效果而讓執政黨取得國會過半席次，他的實質權力還要看黨內是否派系傾軋、還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由此可見，雙首長制的最大特色是雙元行政的權力歸屬不確定，還必須決定於外在的非制度性因素，不像總統制的行政權歸總統、或是內閣制的行政權歸總理，沒有一點模糊的空間。

憲政體制的選擇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似乎是內閣制比較適合民主發展，而總統制則比較容易走向威權、或是獨裁政權。乍看之下，這樣的印象式論斷好像言之成理，特別是由國人熟悉的民主國家來看，採取總統制的國家只有美國，採取內閣制的國家至少有英國、德國、以及日本，而採取雙首長制的國家只有法國。儘管如此，實證上未必獲得同樣的支持，以三波民主化的憲政發展軌跡來看，三種憲政體制被青睞的機率幾乎是不相上下；我們甚至於可以說，除了君主立憲國家（西歐、北歐）、以及前英國的殖民地（非、亞、加勒比海）以外，選擇總統制、或是雙首長制的國家遠超過內閣制，特別是在東歐民主化的過程，至少有一半的國家採行不同形式的雙首長制；在這節骨眼，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學理上的解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的憲政體制選擇。
在政治學裡頭有關民主化的文獻，對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優劣，有過兩波激烈的辯論。Linz與Valenzuela（1994）認為，總統制除了有「雙元民主正當性」、以及「贏者全拿」的特色以外，由於任期固定而造成體制僵硬，如果總統因為政黨體系零碎而無法掌控國會的情況下，尤其是出現所謂的「分裂政府」之際，朝野之間的角力反映在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拉鋸戰、甚至於總統動彈不得，在相互推諉下，選民不知要找誰負責，又因為缺乏解散國會／倒閣等機制作為解套的安全閥只有訴諸於體制外的力量來打破政治僵局，譬如軍事政變；而拉丁美洲國家在1970年代的民主政權崩潰，往往被視為總統制運作失敗的例子，特別是阿葉徳（Salvador Allende）擔任總統之下的智利。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則認為，由於除了貝里斯是前英國屬地以外，拉丁美洲國家並沒有其他採取內閣制的例子，因此，沒有辦法證明究竟是總統制的制度性缺陷，導致這些國家在1960、1970年代的動亂；事實上，在同一時期，採取內閣制的國家也有希臘、以及土耳其的民主崩潰，而西班牙要到1970年代末期才回復民主，更不用說民主政治曇花一現的緬甸、肯亞、以及索馬利亞在獨立後都採行內閣制；如果把考察的時間往前推移，在1920、1930年代出現民主崩潰的歐洲國家，除了德國以外，諸如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都是採行內閣制。他們懷疑，即使當年智利採取內閣制，聯合政府也未必能幫阿葉徳逃過一劫。再者，他們認為研究者如果沒有辦法抽離其他「背景條件」對民主的影響，譬如所得水準、人口多少／族群組成單純、以及英國殖民傳統（憲政體制以外的政治制度、文官體制、以及地主是否掌控國家機器），那麼，所謂內閣制比較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因果關係是假性的。
Shugart與Mainwaring（1997）甚至於認為這些所謂總統制的缺陷，其實就是總統制的優點。首先，他們認為在總統制之下，選民有兩張票，分別選總統、以及國會議員，可以說有多一種選擇的機會，尤其是萬一擔心行政權獨大之際，可以進行分裂投票。再來，由於選民直接票選總統，由根據政績來決定是否賦予連任，責任清楚，不像在內閣制之下，選民只選國會議員，對於總理沒有約束力，尤其是在選後組成聯合政府，政策妥協未必符合支持者的授權。此外，由於國會議員選舉並不完全決定於總統的母雞帶小雞效應，國會議員在立法上可以有較大的自由度，國會才有可能制衡總統。儘管總統制因為總統任期固定、總統無法像總理可以解散國會、可能造成政治僵局，或是因為總統無法順利取得多數立法聯盟、容易出現弱勢行政，然而，即使面對在野黨在國會的牽制，政局至少還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尤其是民心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領導者之際，不用擔心因為政府更替頻仍而造成人去政亡。至於「整碗捧去」的指控，其實，在內閣制之下，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佔有優勢、不用仰賴友黨的奧援，根本就不用作任何妥協性的分配，特別是在黨紀堅強之際；相對地，一個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他可以壓制黨內的異議，以超越黨派的人事、或是資源分享來形成執政聯盟。
總之，決定民主制度出現、以及其維持、或是崩潰的因素，包含制度性、以及非制度性因素（Frye, 2002）`；而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間，彼此也有可能相互影響（圖6）。因此，當我們在從事憲政體制選擇之際，必須考察，究竟民主體制的出現，是否完全決定於憲政體制的差別；同時，民主體制的崩解，是否肇因於結構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考察，究竟憲政體制的選擇，是否有助於其他目標的追求，特別是國家定位的確立、以及族群分歧的化解，也就是說，在思考如何進行國家制度打造之際，必須同時考慮是否能有助於國家的肇建、以及民族的塑造。

憲改的展望
由1980年代到在二十世紀，海外到島內興起第一波制憲運動，應該有二十部上下台灣憲法草案，百花齊放，包括總統制、及內閣制都有；鄭南榕就是因為刊登許世楷的台灣憲草，最後引火自焚。民進黨執政期間，陳水扁總統在2003年誓言2006年催生台灣新憲，連任後積極推動，相關部會配合研議專章，民進黨政策會銜命推出總統制、及內閣制兩個版本，號稱中華民國「第三共和」。另外，民間的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經過一年半的研議，也提出兩個版本供選擇，代表由下而上的參與。
如果暫且不提憲改的方式，我們有三項基本課題。首先是菁英們必須相互說服，到底目前的憲法出在哪裡，特別是窒礙難行到必須通盤翻修、而非補破網就好。對於本土派而言，制訂新憲的最大共識是中華民國憲法並非我們自己定的，這樣的理由畢竟不夠充分，畢竟，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民主化過程，已經透過七次增修條文的方式進行漸進式的調整，當時一定有其特定的時空、以及政治角力及結盟。此番，昨是今非，到底是要擘劃一部可以適合民主鞏固、還是民主轉型的憲法，恐怕還是必須經過一番辯證。
換句話說，到底是車子不好（憲政體制）、駕駛技術太菜（新手上路）、路況顛簸（國民黨黨產）、還是天候不佳（政治素養），必須先有正確的問診，接著是合理的病理分析，最後才有可能提出有效的藥方。坦誠而言，我們目前看到的改革不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於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沒有藥到命除，已屬萬幸。或許，政治菁英爾虞我詐，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然而，學界未能本著專業良心、投懷送抱，把自己當作熱炒一百店的炒手，也是不可原諒的幫兇。總之，果真老車破舊不堪，我們也要回答一個基本的問題，究竟這部新車是市區上下班、跑新竹科學園區通勤、還是週末家人出去遊山玩水用的？
接著是憲法的文本，基本上包括憲政體制、以及人民權利兩大部分。就憲政體制而言，除了中央政府體制，我們多年來只著重行政區域重劃，拼拼湊湊，往往忽略到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就是到底現有的單一體制就好、還是有採取聯邦制的必要性？透天厝、公寓、大廈、還是別墅，功能不同，把大方向決定了，接下來才知道要用鋼樑、還是傳統的鋼筋就好。如果不能先釐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只是籠統的宣示地方自治，當然會頭重腳輕、諸侯爭霸，大家為統籌款吵半天，只看到「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馬太效應肆虐，更不用談合理的國土規劃。
就中央政府體制而言，由於1997年的增修條款，閣揆的任命不再需要國會同意，因此遠離雙首長制。儘管如此，由於國會缺乏調查權，加上預算及立法功能不彰，根本無力制衡總統，因此，與其說目前憲政安排為所謂的超級大總統制，倒不如說國會過於積弱，不算是真正的總統制；表面上，立法院被譏為令人生厭的憲政大怪獸，其實，只不過是藉著質詢權修理政務官的紙老虎，很容易被肉桶法案收買。我們必須指出，朝野政黨對於究竟要採取怎麼樣的憲政體制，卻又相當程度的共通點，就是執政的時候贊成總統制、在野之際支持內閣制，都是本位主義，未能替國家的長治久安著想。
如前所述，自從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國際上對於憲政體制至少有兩波實踐，先是1980年代的南歐、及中南美洲，再來是1990年代的中、東歐，學界已經累積相當的文獻，可惜，不管是閉門討論、還是公開的辯論，國內的爭辯多半停留在常識性層次，不能汲取他山之石、也未能作有意義的對話，當然就不會有整合。我們以為，憲法應當是為當代所用、而不是要交給後代子孫，因此，政治菁英此刻應該決定總統制、內閣制、還是雙首長制；如果本身都沒有辦法相互說服，把責任丟給一般的老百姓，那是問道於盲，也是不負責任的作法。這時候，我們也必須同步思考選舉制度、以及相關的政黨體系，看要如何與中央政府體制搭配，學理及實務的文獻相當豐富，必須找專家來幫忙整理分享，不是用常識作想當然爾的思考。在三月太陽花學運結束後，公民團體喊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為這回的憲政改造現出第一道曙光。
如果暫且不提制憲，目前各種憲改的看法包括國家定位、憲政體制、選舉制度、以及人民權利。就憲政體制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議是九七體制把行政院長當作幕僚長，國會對於總統莫可奈何，因此有不少人主張恢復閣揆的同意權，也就是所謂的「權責相符」，實質上回到雙首長制。姑且不論雙首長的優缺點，當年就有人以這樣的安排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內閣制，必須有更多的辯論輿論述。
中華民國把舉選制度置於憲法規範，莫可奈何。由於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的2005年修憲，區域選舉由複數選區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並讓選民自行投政黨票（單一選區兩票制），實質的影響就是壓縮小黨的參政空間，特別是台聯、以及親民黨。近年來，包括公民團體在內，主流的看法是將目前的日本式並立制調整為德國式的聯立制、同時將分配政黨比例的門檻由5%降為3%。就目前的社會氛圍來看，大黨為了取得小黨的背書，應該會釋出善意。
相關的配套是適度增加國會的席次。上回修憲將國會席次由225減為113席，經過將近十年的實際經驗，不管是委員會的運作、還是選民服務，大家應該都有立委粥少僧多、疲於奔命的感覺。然而，由於民間普遍對於立委的表現不好，直覺上反對增加席次；同樣地思維也出現在監察權併入國會，似乎未能獲得民意支持。其實，如果國會職權不變，增加席次是降低每個立委的權力；同樣地，如果要讓國會有效制衡總統，監察權是應該放在立法院，至於立委的素質，應該是把重點在選前提名、以及選後監督，而非削弱國會的職權。
可惜，我們目前看到的說法是為了配合走向內閣制、一些立委必須同時入閣擔任部會首長，因此必須增加酌予增加國會席次。人家是買菜送蔥，現在卻是為了送蔥只好買菜，本末倒置。其實，不管是何種憲政體制，國會的席次不外考慮運作效率、以及選民代表，政治學者的實證歸納是人口數的三次方根，以台灣2,300萬人口來看，應該是可以有285席。只不過，當年「國會減半運動」轟轟烈烈，敗腎割腰子，昨是今非，好像沒有人拉得下這個臉。
一般而言，憲政變遷要能成功，關鍵在於朝野政黨聯手。國民黨在潰敗之際高喊內閣制，是真是假？士氣正旺的民進黨沒有必要接招，「憲改會議」是虛與委蛇；只不過，萬一弄假成真，人民能接受沒有實權的民選總統嗎？至於由公民團體主張「兩步到位」、在2018年完成「全面憲改」，應該是著眼國會搶灘。整體來看，即使這次修憲有成果，大體還是「白牌車趴趴走」的憲政體制，且戰且走。
我們以為，如果只是純粹站在制憲運動的立場來看，為了要突顯對外的國家定位立場、強調人民主權，也就是以新憲的制定來展現來灣人實踐民族自決權的決心，或許可以不去關心憲政體制的選擇。然而，如果大費周章所獲得的新憲只是舊酒新瓶、未能跳脫現有體制的窠臼，既不能處理當前的治理困境、又不能有助於族群分歧的管理，作為社會運動者，豈不是淪為欺騙社會大眾的廉價代理商？如果政治菁英、以及專家學者都認為老百姓對於憲政體制的選擇缺乏興趣、或是無力判斷，那麼，又如何透過討論來培養負責的公民、以及彼此休戚與共的意識？
自來，台灣人民制憲運動主張總統制，其實，就是認為民選總統可以向世人彰顯台灣人獨立建國的意志力；此外，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具有民意基礎的強勢總統，可以抵制黨同伐異、族群分歧、或是階級鬥爭。在摸索民主鞏固的階段，如果讓行政權決定於國會內部的政治結盟，也就是採行內閣制，那麼，缺乏總統與國會之間的制衡，政治運作不過反應如何收買國會議員，也就是以國家資源來交換議員選區服務的業績，此時，總理將只不過是廉價的零售商罷了，不會有領導群倫的政治家出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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